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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街头巷尾贪读公仔书的朋友们,应该都是这种类型的读书人。
的确,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娱乐。
文体轻松的书,插图多的书,读熟了自己喜欢的书,版本好、装潢精美的书,研究有素而资料丰富的书……,在工作的闲暇,读起采的确可以使人忘却疲劳而增进生活乐趣。
当然,这是应该有限制的。
书本种类繁多,质素不一,必须加以选择。
滥读一些无病呻吟,而又对身心有害的读物,反而会得不偿失,弄巧反拙。
我拉杂地写了这些,不愿再从这儿总结出教条来,请读者们自己去吸取吧。
蔡元培
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
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
然而我没有什么成就,这是读书不得法的缘故。
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写出来,可以作前车之鉴。
我的不得法,第一是不能专心。
我初读书的时候,读的都是旧书,不外乎考据、词章两类。
我的嗜好,在考据方面,是偏于诂训及哲理的,对于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烦的;
在词章上,是偏于散文的,对于骈文及诗词,是不大热心的。
然而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
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都没有读通。
所以我曾经想编一部《说文声系义证》,又想编一本《公羊春秋大义》,都没有成书。
所为文辞,不但骈文、诗词,没有一首可存的,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
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开始学德文,后来又学法文,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剥的看书,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作一回短期的演说。
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读起来了。
后来虽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
然而这类的书终不能割爱,所以想译一本美学,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也都没有成书。
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勤笔。
我的读书,本来抱一种利己主义,就是书里面的短处,我不大去搜寻他,我只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
这本来不算坏。
但是我的坏处,就是我虽读的时候注意于这几点,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
若是有时候想起来,除了德文书检目特详,尚易检寻外,其他的书,几乎不容易寻到了。
我国现在有人编“索引”、“引得”等等。
又专门的辞典,也逐渐增加,寻检较易。
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点,普通的检目,断不能如自己记别的方便。
我尝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出门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
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
我记得有一部笔记,说王渔洋读书时,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书斋壁上,时时览读,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
所以他记得很多。
这虽是文学上的把戏,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作呢?
我因为从来懒得动笔,所以没有成就。
我的读书的短处,我已经经验了许多的不方便,特地写出来,望读者鉴于我的短处,第一能专心,第二能勤笔。
这一定有许多成效。
冯友兰
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八十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
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
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
(1)精其选,
(2)解其言,(3)知其意,(4)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
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
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仅供翻阅的。
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
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
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
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朗诵。
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天也念不完。
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
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
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
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
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
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
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
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
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所作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
现在我们所称谓“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
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
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它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
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须要精读的书。
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读,所以在一个时间内只能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
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
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
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
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
就中国的汉语笼统地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统称为古文。
详细地说,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两汉的古文,有魏晋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
中国汉族的古书,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
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汉字写的,但是仅只认识汉字还不行。
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古人也不会看懂我们现在的《人民日报》。
这叫语言文字关。
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是不行的。
我所说的解其言。
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
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作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
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
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罗嗦。
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
只要他不怕罗嗦就可以了。
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罗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
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有法子克服了。
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
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
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
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
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
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罗嗦他也说不出来的,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
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
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
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
这就是知其意。
司马迁说过:
“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
”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
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
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
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
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
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
理是客观的道理;
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
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
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
他的主观上的反映、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
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
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
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
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
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
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
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
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
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
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
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
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
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从前有人说过: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
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
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
梁实秋
纪律与兴趣
高中与大学一、二年级,是读书求学的一个很重要阶段。
现在所谓读书,和从前所谓“读圣贤书”意义不同,所读之书范围较广,学有各门各科,书有各种各类。
但是国、英、算,是基本学科,这三门不读好,以后荆棘丛生,一无是处。
而这三门课,全无速成之方,必须按部就班,耐着性子苦熬。
读书是一种纪律,谈不到什么兴趣。
梁启超先生是我所敬仰的一位学者,他的一篇《学问与兴趣》广受大众欢迎,很多人读书凭兴趣,无形中受了此文的影响。
我也是他所影响到的一个。
我在清华读书,窃自比附于“少小爱文辞”之列,对於数学不屑一顾,以为性情不近,自甘暴弃,勉强及格而已。
留学国外,学校当局强迫我补修立体几何及三角二课。
我这才知道发愤补修。
可巧我所遇到的数学老师,是真正循循善诱的一个人,他讲解一条定律一项原理,不厌其详,远譬近喻的要学生彻底理解而后已。
因此我在这两门课中居然培养出兴趣,得到优异的成绩,蒙准免予参加期终考试。
我举这一个例,为的说明一件事,吾人读书上课,无所谓性情近与不近,无所谓有无兴趣。
读书上课就是纪律,越是自己不喜欢的学科,越要加倍鞭策自己努力钻研。
克制自己欲望的这一套功夫,要从小时候开始锻炼。
读书求学,自有一条正路可循,由不得自己任性。
梁启超先生所倡导趣味之说,是对有志研究学问的人士说教,不是对读书求学的青年致词。
一般人称大学为最高学府,易令人滋生误解,大学只是又一读书求学的阶段,直到毕业之日,才可称之为做学问的“开始”。
大学仍然是一个准备阶段。
大学所讲授的仍然是基本知识。
所以大学生在读书方面,没有多少选择的自由,凡是课程规定的,以及教师指定的读物,都是必须读的。
青年人常有反抗的心理,越是规定必须读的,越是不愿去读,宁愿自己去海阔天空的穷搜冥讨。
到头来是枉费精力,自己吃亏。
五四时代我还是个学生,求知欲很盛,反抗的情绪很强,亦曾有志于读书而不知所从。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不足以餍所望。
有一天几个同学和我,以《清华周刊》记者的名义,进城去就教于北大的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慨允为我们开一个最低的国学必读书目,后来就发表在《清华周刊》上。
内容非常充实,名为最低,实则庞大得惊人。
梁启超先生看到了,凭他渊博的学识开了一个更详细的书目。
没有人能按图索骥的去读,能约略翻阅一遍认识其中较重要的人名书名就很不错了。
吴稚晖先生看到这两个书目,气得发出一切线装书都该丢进茅坑里去的名言!
现在想想,我们当时惹出来的这个书目风波,倒也不是什坏事,只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罢了。
我们的举动,表示我们不肯枯守学校规定的读书纪律,而对于更广泛更自由的读书的要求,开始展露了天真的兴趣。
书到用时方恨少
我到三十岁左右开始以教书为业的时候,发现自己学识不足,读书太少,应该确有把握的题目,东一个窟窿、西一个缺口,自己没有全部搞通,如何可以教人?
既已荒疏于前,只好恶补于后,而恶补亦非易易。
我忘记是谁写的一副对联:
“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
”很有意思,下句好像是司马光的,上句不知是谁的。
这副对联表面上语气很谦逊,细味之则自视甚高。
以上句而论,天下之书浩如烟海,当然无法遍读,而居然发现自己尚有未曾读过之书,则其已经读过之书,必已不在少数,这口气何等狂傲!
我爱这句话,不是因为我也感染了几分狂傲,而是因为我确实知道自己的简陋,许多该读而未读的书太多,故此时时记挂着这句名言,勉励自己用功。
我自三十岁才知道自动的读书恶补。
恶补之道首要的是先开列书目,何者宜优先研读,何者宜稍加参阅,版本问题也是非常重要。
此时我因兼任一个大学的图书馆长,一切均在草创,经费甚为充足,除了国文系以外各系申请购书并不踊跃,我乃利用机会在英国文学图书方面广事购储。
标准版本的重要典籍以及参考用书乃大致齐全。
有了书并不等于问题解决,要逐步一本一本的看。
我那里有充分时间读书?
我当时最羡慕英国诗人米尔顿,他在大举卒业之后听从他父亲的安排,到郝尔顿乡下别墅,下帷读书五年之久,大有董仲舒三年不窥园之概,然后他才出而问世。
我的父亲也曾经对我有过类似的愿望,愿我苦读几年书,但是格于环境,事与愿违。
我一面教书,一面恶补有关的图书,真所谓是困而后学。
例如莎士比亚剧本,我当时熟悉的不超过三分之一;
例如米尔顿,我只读过前六卷。
这重大的缺失,以后才得慢慢弥补过来。
至于国学方面更是多少年来茫然不知如何下手。
读书乐
读书好像是苦事,小时嬉戏,谁爱读书?
既读书,还要经过无数次的考试,面临威胁,担惊害怕。
长大就业之后,不想奋发精进则已,否则仍然要继续读书。
我从前认识一位银行家,整日价筹画盈虚,但是他床头摆着一套英译法朗士全集,每晚翻阅几页,日久读毕全书,引以为乐。
宦场中、商场中有不少可敬的人物,品味很高,嗜读不倦,可见到处都有读书种子,以读书为乐,并非全是只知道争权夺利之辈。
我们中国自古就重视读书,据说秦始皇日读一百二十斤重的竹简公文才就寝。
《鹤林玉露》载:
“唐张参为国子司业,手写九经,每言读书不如写书。
高宗以万乘之尊,万畿之繁,乃亦亲洒宸翰,遍写九经,云章烂然,始终如一,自古帝王所未有也。
”从前没有印刷的时候讲究抄书,抄书一遍比读书一遍远要受用。
如今印刷发达,得书容易,又有缩印影印之术,无辗转抄写之烦,读书之乐乃大为增加。
想想从前所谓“学富五车”,是指以牛车载竹简,仅等于今之十万字弱。
纪元前一千年以羊皮纸抄写一部圣经,需要三百只羊皮;
那时候图书馆里的书是用铁链锁在桌上的!
《听雨纪谈》有一段话:
苏文忠公作《李氏山房藏书记》曰:
“予犹及见老儒先生言其少时,《史记》、《汉书》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
近岁,诸子百家,转相摹刻,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其文辞学术当培蓰昔人。
而后学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苏公此言切中今时学者之病,盖古人书籍既少,凡有藏者率皆手录。
盖以其得之之难故,其读亦不苟。
至唐世始有版刻,至宋而益盛,虽云便于学者,然以其得之之易,遂有蓄之而不读,或读之而不灭裂,则以有刻版之故。
无怪乎今之不如古也。
其言虽似言之成理,但其结论:
“今不如古”则非事实。
今日书多易得,有便于学子,读书之乐岂古人之所能想象?
今之读书人所面临之一大问题,乃图书之选择。
开卷有益,实未必然,即有益之书其价值亦大有差别,罗斯金说得好:
“所有的书可分为两大类:
风行一时的书与永久不朽的书。
”我们的时间有限,读书当有选择。
各人志趣不同,当读之书自然亦异,惟有一共同标准可适用于我们全体国人。
凡是中国人皆应熟读我国之经典,如《诗》、《书》、《礼》,以及《论语》、《孟子》,再如《春秋左氏传》、《史记》、《汉书》以及《资治通鉴》或近人所著通史,这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之所寄。
如谓文字艰深,则多有今注今译之版本在。
其他如子集之类,则各随所愿。
人生苦短,而应读之书太多。
人生到了一个境界,读书不是为了应付外界需求,不是为人,是为己,是为了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吾故曰:
读书乐。
我想起英国十八世纪诗人一句诗:
“stuffthehead
withallsuchreadingaswasneverread.”
大意是:
“把从未读过的书籍,赶快塞进脑袋里去。
”
黄永玉
我从小不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
幸好当时的先生颇为开通,硬灌了一些四书五经和其他文学历史基础知识,并经常带我们到郊外检验自然界和书本记载间的距离,提高了兴趣。
自然,我们那儿的老人和孩子对一切事物都有好奇的兴趣,性格既幽默且开朗,行为标准认真而对人却极宽容大度,使我们这些在外面混生活的人先天得到一些方便。
一上中学就碰到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
幼小的年龄加上远离故乡形成的孤凄性格,使我很快地离开了正式的学校。
以后的年月只能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两方面自己照顾自己。
如果说我一生有什么收获和心得的话,那么,一,碰到许许多多的好人;
二,在颠沛的生活中一直靠书本支持信念。
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给了我不少启发,“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
他的意义我那时即使年轻也还是懂得的。
他的修养本身就证明不会教人完全不理会中国书本。
他曾经说过,“少读中国书不过不能为文而已”。
何况中国书中除了为文的用处之外,还有影响人做坏事、落后的方面与教人通情达理做好事、培养智慧的方面。
我还是读了不少翻译家们介绍过来的外国书。
和一个人要搞一点体育活动一样,打打球,游游泳,跳跳舞,能使人的行为有节奏的美感,读书能使人的思想有节奏感,有灵活性。
不那么干巴巴,使尽了力气还拐不过弯来。
读一点书,思考一点什么问题时不那么费力,而且还觉得妙趣横生。
我很佩服一些天分很高的读书人。
20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到朋友家去做客,一进门,两口子各端一本书正在埋头精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各端一本书在埋头精读。
屋子里空荡荡,既无书架,也无字画;
白粉墙连着白粉墙。
书,是图书馆借来的,看完就还,换了再借。
不记笔记,完全储存脑中。
真令人惊奇,他们两口子写这么多的书完全是这种简朴方式习惯的成果。
一次和他俩夫妇在一家饭馆吃饭,他知道我爱打猎,便用菜单背面开了几十本提到打猎的旧书目,标明卷数和大约页数。
我不行,记性和他们差得太远;
尤其是枯燥的书籍,赌咒、发誓、下决心,什么都用过,结局总跟唐吉诃德开始读那篇难懂的文章一样,纠缠而纷扰,如坠五里雾中。
我知道这方面没出息,因此读书的风格自然不高。
我喜欢读书,遇到没听过、没见过的东西便特别高兴,也不怎么特别专心把它记下来,只是知道它在那本书里就行。
等到有朝一日真正用得着的时候,再取出来精读或派点用场。
我不习惯背诵,但有的句子却总是牢牢地跟着我走,用不着害怕跑掉的。
比如说昆明大观楼的那对长联,尤其是那几句“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南翔稿素,北走蜿蜒”;
还有什么李清照的“被翻红浪……”,柳永描写霓虹的句子……读得高兴,便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联想和看法,明知道这是很学究气的东西,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时很为它吃了些苦头。
我有许多值得骄傲的朋友,当人们夸奖他们的时候,我也沾了点愉快的光。
遇在一起,大部分时间谈近来读到的好文章和书,或就这个角度诙谐地论起人来。
听别人说某个朋友小气,书也不肯借人等等;
在我几十年的亲近,却反而觉得这朋友特别大方,肯借书给我。
大概是我借人的书终究会还,而他觉得这朋友要人还书就是小气罢了!
还有个喜欢书、酒和聊天的朋友,他曾告诉我一个梦,说在梦中有人逼他还书,走投无路时他只好说:
“……那么,这样罢!
我下次梦里一定还你。
多少年来,我一直欣赏张岱在他失传了的《夜航船集》中幸存下来的序里的一段故事。
说一艘夜航船载着一些乡人,其中有位年轻秀才,自以为有学问所以多占了一点地盘。
一个老和尚从岸上挤了进来,只好跟那些胆怯的乡人缩在一道。
老和尚问年轻秀才:
“请教,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不看是四个字吗?
当然是两个人!
”年轻秀才回答。
“那么,”老和尚又问:
“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不见是两个字么?
怎么会是两个人?
当然是一个人!
”秀才回答。
这时老和尚自言自语地说:
“哎唷!
这下子我可以松松腿了!
”他把蜷缩的双脚大胆地伸开到年轻秀才那边去了。
这是个很好的教训。
从年轻时代起,我就害怕有一对老和尚的脚伸到我这边来。
我总是处处小心。
如今我也老了,却总是提不起胆量去请教坐在对面的年轻秀才有关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学术问题。
在鲁迅先生杂文集里,我很欣赏鲁迅先生与当时是青年作家的施蛰存先生之间的一场小小论战。
大概是有关于《青年必读书》提到的庄子与文选的问题而引起的吧!
鲁迅先生就是在那篇杂文中说起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的论点的。
施蛰存先生说,既然某某杂志征求的是如何做文章的问题,鲁迅先生说“少读中国书不过不能为文而已”,“可见,要为文终究还是要读中国书”。
(大意)
我很佩服施蛰存先生当年敢碰文坛巨星的胆略和他明晰的逻辑性。
又是年轻的施蛰存先生,他抓住了鲁迅先生引用《颜氏家训》中叫儿子学外文好去服侍公卿的话是颜之推自己的意思时,鲁迅先生承认手边没现成的书而引用错了。
我也很佩服鲁迅先生治学的求实态度。
因为他强大,所以放射着诚实的光芒。
十年浩劫,“四人帮”绞尽脑汁想把知识分子斩尽杀绝,但知识分子大部分活过来了。
那时候,孩子们到处搜寻书本,断页残篇也视如珍宝,读起书来吮吸有声,简直是悲壮之极。
使我想到秦始皇这家伙毕竟是个蠢蛋!
知识,怎么格杀得了呢?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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