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如何创造的为何古代少年才子神童层出不穷 有何优越性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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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之所以成为汉字,是以它冲破了象形文字的束缚能够完整记录语言及各种抽象事物为标志的。
从汉字的发生、发展到大规模创立的过程看,如果没有中国哲学方法作为指导方法,它是难以冲破象形文字的束缚的。
从中国哲学方法形成的年代看,它早于汉字大规模创立的年代,这是其一;
其二,汉字的大规模创立是在有了“六书”的造字方法后才得以实现,而从“六书”的内涵中又可以看到,它是在把握了语言和文字的宏观后产生的,对一事物从宏观上加以把握是中国哲学方法的灵魂,这又证明了汉字的大规模创立与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无此,便说不清汉字的独特性。
说汉字的大规模创立,主要是指汉字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六书”具备的文字的发展过程,最早可以称为汉字的是甲骨文。
因此,在汉字即甲骨文之前还应有一个象形文字阶段。
而这个象形文字阶段长期没有被发现,以致于世界文字界一直把甲骨文当作最早的中国文字,直到1994年,甲骨文之前的象形文字才被考古发现,证明了在甲骨文之前的确存在有象形文字阶段。
在6000年前汉字确有一象形文字阶段,在这个阶段有关中国哲学方法已经形成,《易经》中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数字卦和古人对龙向上精神的推崇等等,也是这个阶段的产物。
这个阶段正好和相传的伏羲时代相符合,文字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已有了大量的象形文字。
6000年前的这些象形文字,证明了汉字在大规模创立之前,的确有一个准备阶段即象形文字阶段。
所谓象形文字,是说它还无法记录和表达抽象的、情感上的、无形可状的语言和认识,是属于还无法完整记录语言、但是可以表达简单事物的文字阶段。
象形文字的数量是有限的,被认为是世界最古老的居住在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其数量也只有二百多个,宜昌象形文字的被发现,世界最古老的文字头衔应让位给中国了。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人类语言早已存在有百万年以上了。
迄今最早的象形文字是在宜昌杨家湾发现的距今约6000年前人类使用的陶器上,有170余种象形文字刻划符号。
可见从语言的产生到象形文字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160万年,而此时的文字还不是可以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说明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其创立是多么的艰难。
而在6000余年前,影响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中国哲学方法已经形成,并已应用渗透于文明创建阶段的各个方面,在这个时期里发现的许多刻划符号中,还有记数的纯数字刻符和属于无字《易经》的刻划符号--数字卦刻符。
在距今约6000年的时期,汉字大规模创立的所有条件均已具备,因而在2000余年后的商代,汉字终于冲破象形文字的束缚被大规模创立了,这就是甲骨文。
此时汉字的结构即造字方法上,已经是“六书”具备了。
但是,语言能够表达的抽象事物,象形文字是无法将它记录下来的,当社会发展到必须用文字记录或表达抽象事物时,即哲学方法得以形成之后,象形文字就不能适应这种状态,必然要向前发展成为能够与人类思维能力相符和的文字。
同时,语言也在扩展,因为它也要表达思维所产生的各种想法和意图。
有了哲学方法,又有了象形文字,加上语言的不断扩展,就为汉字的大规模创立准备好了条件。
当古人运用中国哲学方法在语言和文字的长期使用和发展中,逐步把握到了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宏观--即表意的要求,“六书”这个区别于象形文字单一造字法的宏观造字法应运而生,汉字终于冲破象形文字的束缚,得以大规模创立,成为今日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与象形文字一脉相承又高于象形文字的、形声意三者兼备的优秀文字。
由此,对汉字创立的过程可以总结为“由象形始,到六书归”。
哲学方法与语言、文字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中国文化中更显出其特殊性。
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了汉字的大规模创立这一事件的确是要大书特书的。
因为在此之前,对汉字的研究均仅仅局限在字形的继承上,而忽视了对汉字的宏观认识。
既然文字界将象形文字等同于表意文字,那么,就应该在汉字的表意功能上做文章,真正找出汉字为什么能由象形文字得以大规模创立的原因。
对此,古人是十分清楚的。
而今人却由于受西方哲学方法与文化的影响,非但没有从汉字的表意功能入手去找它大规模创立的原因,有些学者反而一味追求将汉字改换成拼音文字,并认为汉字只有走拼音文字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才是文字发展的必然规律,其论:
“拼音文字要比非拼音文字优越的多,特别是音位字母文字更好,它的字母数目有限(一般只有二三十个),只要掌握了字母和拼音规则,一般说来,听到(或想到)一个词就可以写下来,看到一个字就可以念出来,因而学起来比较容易。
”这个结论的确将汉字研究引向了歧途,如果按此观点走下去,中国文化将被破坏致尽。
文字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但绝不是只有拼音文字一条路,否则汉字就不会到今日还在被使用。
将拼音字母的数目与汉字的数目来相比,当然汉字的要多的多,但是,这种比较是错误的,并偷换了概念。
拼音字母只能与汉字的笔划相比,它们才是平等的!
拼音文字是拼字母,汉字是拼笔划。
一般拼音文字国家的儿童,至少要背会五千至一万个单词才能进行交流,而学习汉语,认识五千个汉字就可以无书不读了。
说拼音文字,“听到一个词就可以写下来,看到一个字就可以念出来”,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是否就能知道其意呢?
回答是否定的。
要知其意就必须死记硬背此词此字的意思,这与学习汉字与汉语就有了天壤之别。
汉字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到大规模创立,是有其深厚的文化与哲学根源的。
汉字是怎样在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下大规模创立的,这在文字界、哲学界还是个空白,这个问题不讲清楚,汉字以及中国文化的前途的确令人十分担忧,在中国哲学方法的内涵被揭示出来后,对以它为指导方法创立的中华文明中的各个学科进行详细阐述,是必不可少和十分重要的。
文字不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它有完善和提高语言的表达能力和促进思维活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功能,如果仅仅将文字视作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就容易陷入极端的泥潭,就无法看到文字对语言与思维的促进作用。
在距今6000年左右,汉字已发展到象形文字阶段。
到了这个阶段,可以说,文字已经能清楚的记录和表达一些简单的事物了。
汉字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表意,在象形文字阶段,虽已有了简单的表意,但仍属于直观的、一对一的,如花就是花,树就是树,这种直观的、一对一的表意,是不能够说明汉字的表意功能的,它也不能完整记录语言和表达情感。
在距今6000年仰韶文化时期,与象形文字同时存在的是天文学和《易经》以及中国哲学方法。
就青龙、白虎的形象而言,它们是天文学中对廿八宿分为四方中的东、西方的形象化表述,以龙虎的形象表述东西方,这是对中国哲学方法之思维方式中形象化方法的应用和体现,形象化方法是高于形象的方法,它把抽象出的冷冰冰的物的概念还原成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抽象的形象,虽然青龙、白虎是天文学上的内容,但以龙虎的形象作为天文上有关方位的象征,既是对中国哲学方法的应用,也是汉字六书中会意、指事和假借等方法最早的应用了。
如,青龙代表东方、春天、向上运动等等,均是会意、指事和假借等方法所具备的内涵;
由天文学而出的《易经》,此时也已诞生,由它而出的中国哲学方法已经在此时把握到了地球万物的宏观--阴阳五行,青龙、白虎的形象,是古人把握到阴阳五行的证据。
在象形文字阶段的同期,与它同时应用的数字卦卦画以及天文学中的青龙、白虎形象,已经含有了“六书”中的会意、指事和假借等方法了,加上象形文字本身的象形一书,可以说,“六书”中的大部分组字方法已经在此时得到应用。
而天文学及《易经》也是中国哲学方法形成的主要根据,当中国古人有了相当数量的象形文字以及有了与思维相适应的会意、假借和指事等纯属形而上内涵的造字方法后,中国哲学方法中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方法,已经潜移默化地在进行着指导汉字大规模的创立了。
而形象化方法对汉字“六书”方法的形成有着最直接的作用。
从宏观上把握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是汉字得以大规模创立的关键,即成熟的文字应能够表达具体的和抽象的一切事物。
而象形文字则无法记录和表达抽象的事物,因为象形文字只是对具体事物的照搬,不具备表达抽象意义的功能,所以说象形文字是简单的文字。
为了使象形文字能适应人类思维发展的状况,达到语言与文字的宏观上的要求,就要使之有会意、指事的功能,当具有了会意、指事和假借等造字方法,这是象形文字走向成熟的标志,但这也是极难冲破的一个关口,像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圣书字就均未冲破这个关口,而沦落到消亡的命运。
只有汉字,因为它有中国哲学方法作为指导方法,在经过象形文字阶段到甲骨文时代的两千余年的实践中,才真正冲破了象形文字的束缚,以“六书”方法为标志使汉字得以大规模创立。
“六书”具备的汉字的被创立,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
因为汉字与拼音文字均是起源于象形文字,但以象形文字为本向前发展的则只有汉字一家,古人为之甚感骄傲,在古代的传说中也抑制不住骄傲和喜悦之情,古谚有“苍吉造字,夜有鬼哭。
”不正是在说当汉字大规模创立之时,连鬼也自叹不如而哭泣吗?
对汉字的大规模创立,是不能仅仅从具体的字形发展过程去推理的,而要沿着中国哲学方法所推崇的形而上的高度去认识。
整个中华文明的各个内容,可以说均是以哲学方法之形而上高度的要求去创立的,也就是在哲学方法的指导下创立的,汉字也是如此。
古人之所以崇拜龙,并不是什麽图腾的因素使然,而是有关龙的形而上内涵的缘故。
龙的内涵主要来自天文,它包含有东方、春季和向上运动等等诸多内涵。
我们祖先早在6000年前就已经懂得了向上的积极涵意,推崇龙是喻指本部落或本民族永远向上永不衰败的意愿,并且要求从每一个人做起,“君子以果行育德”即是此意。
从6000年前龙的形象在各地被发现的事实,可以断言,当时中国哲学方法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并且已渗透于中华文明之中了,中国哲学方法在各地的传播,已经为汉字的大规模创立做了思想准备。
由于虎的形象代表的是西方,西方在五行中有下降和肃杀的内涵,故虎的形象成为军事与战将的隐喻,更进一步说明了古人推崇龙是为了取其向上不落的内涵。
在中华民族思想中有了中国哲学方法的成份后,汉字也就得以此方法进行了大规模创立的实践,故在甲骨文中,许多字是多形的,虽然一字多形,但均体现了“六书”方法的造字功能和原则。
一字多形正说明汉字不是一地或一人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各地的应用者运用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共同创立的证明。
但一字多形会造成用字的混乱,历史上秦始皇统一文字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混乱而实行的政令。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哲学方法对汉字大规模创立的指导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故不要死板地认为中国哲学方法是独立于文明的具体形态存在的,应看到它是渗透于中华文明的各个学科之中,是古人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的指导方法。
例如在象形文字、数字卦,以及天文学中青龙、白虎形象中,都体现有中国哲学方法不露痕迹的指导着人们对汉字应用和创立的实践,进而逐步把握了语言与文字的共性即“六书”,使汉字能够冲破象形文字的束缚,从而一步一步由简单的象形文字发展到“六书”具备的汉字。
只有在此时,才能称得上汉字的大规模创立,因为这时的汉字已经能够记录和表达具体的和抽象的一切事物了。
“六书”是由中国哲学方法把握到的语言和文字的共性,才使汉字得以大规模创立。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成为万物之灵,主要是人类具有高级的抽象思维能力。
恰恰是这个抽象思维能力,使人类的发展越来越迅速,现代科技的进步,不正说明了人类抽象思维的功绩吗?
在中国古代,人们已十分明确地懂得,有了哲学方法的指导,对各个事物从宏观上把握是认识事物的关键,有了对各个事物的宏观认识,就能使各个事物为我所用,这对文明的创立是事关重大的。
在人类创造文明的过程中,哲学方法是溶入其中不易被分辨的,也不是人人都十分明了的,古人对此总结为“百姓日用而不知”,说明古人是相当明白哲学方法是溶在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之中的。
“六书”所表示的六种造字方法,均说明“六书”方法是与中国哲学方法相溶的,致使在中国哲学方法失落的今天,许多学者也均未看出“六书”方法与中国哲学方法的关系。
“六书”的具体内容是: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这六种方法正是语言与文字之间最重要的因素,是对二者的宏观和共性--表意--的具体实现。
无此,汉字的表意功能就无法实现,而表意恰恰是与思维、语言一脉相承的。
六种组字法中,只有象形“一书”表意的内涵淡薄一些,其余“五书”,均直接告诉人们它们是表意的。
“六书”是汉字的造字方法,它是从象形文字而来,故谓由象形始。
由象形文字再造字,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将其字意和字数扩大,是“六书”方法冲破象形文字束缚的成果。
如果没有象形文字阶段,汉字也是不可能被大规模创立的。
从宏观上把握事物后,对宏观的如何表述是中国哲学方法中一个最独特的方法。
对宏观的表述,古人创造性地运用了形象化方法,使对宏观,这个只能由思维把握的事物,得以非常准确地由语言和文字表述出来。
当把握了语言与文字的宏观后,“六书”是形象整体思维中的形象化方法的具体实施。
因为有了形象化方法,才能将有数的象形文字脱离具体的一对一的形,使字意扩展,成为表意的形;
使之字形变化增多,达到以形表意;
在字的形与意的变化中用声来固定字形,以达到形声意三者无一偏废。
在“六书”方法中,除了象形“一书”的意是一对一的外,其余“五书”则均是由此扩展而来的,表意的内涵更加深广,故谓,到“六书”归。
有些学者将“六书”拆为“四体二用”,认为转注与假借不是造字方法,只是用字方法,因为它们不造新字即无字形变化。
这个观点是片面的,错在把具体字形变化的造字与字意扩展或字意改变的造字截然分开,所以,“六书”是不分体和用的,对字形的变化和不变化均认为是造字方法,它注重的是字意的改变和扩展,字形是为了表意的,任何方法均以表意为目的。
在汉字中,字形的笔划稍有变化,其字意和字音就会不同,说明形是为表意服务的,当把握了语言与文字的宏观是表意后,再来看有关汉字“六书”造字方法就不会有体用相分的结论了。
中国地广人多,各地方言可谓音调无所不有,从北方到南方,从西方到东方,方言是不同的,如果到了浙江的温州和广东的潮州,不懂当地方言简直就像到了外国一样。
在这样方言众多的中国,居然能以一种文字流行数千年而不断,成为人类文字使用中的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正是汉字所具备的以表意为宏观为核心的内涵所带来的、是其它文字无法与之相比的优越性所在。
使用汉字的国家也同样如此。
像日本、朝鲜、韩国和越南,历史上均使用汉字,汉字读音变化了,但其字意未变,证明了从字意上理解文字,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民族均可使用,并且不会影响到本民族的语言习惯,说明由中国哲学方法把握了的语言与文字的宏观--“六书”,即它的表意造字方法创立的汉字,是不同方言和不同语音均可使用的文字,在这点上汉字具有世界文字的意义。
这个优越性,就是“六书”这个表意造字方法为内涵对汉字大规模创立应用中体现出来的,也是中国哲学方法注重对形而上意义在汉字创立上的具体实行而带来的。
汉字的形而上意义实质上就是表意,它是象形文字与中国哲学方法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哲学方法中形象化方法具体应用的体现。
汉字与中国哲学方法是相辅相成的,思维需要语言,二者是相互促进发展的;
语言需要文字,二者也是相互促进发展的。
当中国的哲学方法形成后,思维、语言、文字就成为三位一体不可分离的了,然,思维和语言是超前于文字发展的,尤其在象形文字阶段,文字要将人想表达的意思记录出来,尤其要将思维和语言中形而上涵意记录和表达出来,简单的象形文字已无法胜任。
如何使文字与思维和语言达到同步的水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给中国哲学方法提出的一个艰巨又具体的难题,也是对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具有大智慧民族的考验。
事实证明,问题的解决是成功的,中国人没有抛弃象形文字,而是以中国哲学方法为指导,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使之发展成为汉字,使汉字既不脱离象形文字又获得了“六书”这个汉字的造字方法,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说汉字的大规模创立是中国哲学方法指导的结果,一点也不牵强,并且是有充分证据给以证明的。
六书”方法完成了汉字由象形文字阶段向汉字的大规模创立的使命,虽然“六书”在汉字中仍不失其应有的地位,但由于文字、语言与思维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文字、语言是为思维的提高、人际的交往、社会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服务的,是对人而言的。
人在进行思维时需要语言、文字;
在进行交往和交流时需要语言、文字,这一切又均是与人体的器官相适应的。
在把握人与语言、文字的宏观上,人的思维是第一位的,故文字的主要内涵是表意。
人在读书时,是思维与视觉功能同时并用的;
在与人交往时,则是思维与听觉功能同时并用的。
语言是与听觉功能相适应的,文字是与视觉功能相适应的,这二功能均能对人的思维起到促进和增强的作用。
人在读拼音文字时,由视觉功能看到字后,并不能立刻理解其意,而是在头脑中还要进行一次由形到声的转化后才能完成由字到意的理解。
形声字恰恰是对听觉功能与视觉功能的最直接的应用:
形是为视觉功能所适用的,以形表意,对思维有着最直接的作用;
声是为听觉功能所适用的,以音表意,也同样对思维有着直接的作用。
故形声字的大量出现和使用的趋向,是符合人体的视觉和听觉功能的。
在文字中,充分利用人体的这两个功能,是最大的简化,是顺应语言、文字与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
所以,当今汉字形声字的大量被使用和以形声方法造新字,是与人体视觉与听觉功能分不开的。
因而不能以形声方法的大量被应用而否定“六书”的作用。
由于汉字是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大规模创立的,故汉字本身也成为中国哲学方法的载体。
汉字的主要特征,具备了中国哲学方法所要求达到的形而上境界。
以形表意的意正是文字的形而上境界的体现。
汉语中聪明一词可拆为耳聪目明,意思就是指人的聪明首先就是耳目二功能的健全和有效,说明此二功能对人的思维的促进作用是重要的,同时,也只有此二功能的健全,才能从汉语和汉字中领悟到中国哲学方法的要领,因而能提高人的智力与智商。
据古书记载,“古时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教国子,教之六书。
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在许慎的《说文解字·
叙》中,对此也有所论述;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说明,在古代即从周代开始,对儿童的教育就先以“六书”教认汉字开始,这对儿童来说,是非常有用和重要的,因为这样来认字,既可以获得有关字的知识,又可以懂得字的来源,并可提高语文文字水平。
在学认字的同时,中国哲学方法也被潜移默化地溶入了儿童的思想之中。
据历史记载,古人教学的具体方法是让儿童在背诵古诗、古文的同时学认汉字教授“六书”的,逐步在扩大读书的范围和识字量时接受中国哲学方法,随之其思维能力必定会获得大大的提高。
在有了文字及语言的基础后,再去学习有关数学等科技方面的专门知识就相对容易多了,因为此时,学生已有了思维能力,语言文字水平已达到一定层次,已能够进行独立思维,因而领悟新的专门知识的能力也会得到加强。
辜鸿铭先生在其《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对此有精辟的概括:
“在中国,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有一个清楚的划线:
在初等教育阶段,主要是教孩子们使用他们的记忆力,而不注意让他们使用判断能力”,可惜的是,这种极为有效的教育方法,在现时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已经见不到了。
古代之所以少年才子神童层出不穷,与此种先以背诵古诗、古文教认汉字、讲授“六书”是分不开的。
中国古代的初等教育之所以要大量的背诵诗词和古文,还要学习诗词的对仗手法与文言文的写作方法,其主要目的是在训练学生用中国哲学方法思考的思维能力,中国古代对诗词和文言文的创作与写作上,要求是严格的,主要是要求学生能把握所要描写事物的宏观,以及运用汉字会意功能的精炼和概括性。
当学生掌握了写诗词及文言文的概括方法,中国哲学方法就已经潜移默化地开始左右这个学生了,因为中国哲学方法在此书之前,从未有专门讲授它的教科书,古代对哲学方法的教授,就是靠这样的背诵诗词和古文、创作诗词和写文言文为主要方法的。
就是在今日,也不失为一种极好的学习语文、教认汉字、训练思维的好方法。
近几十年来,我国对汉字研究的趋向在拼音化和简化字上,忽视了对汉字与人体功能、与人的思维关系的研究,一味想用拼音化来改换汉字,这是一条把汉字由完善改换到不完善的回头路,即由汉字注重听觉和视觉二功能降为只注重听觉一功能的路。
日本人对汉字的研究则注重了人的思维及人体功能与汉字的关系。
他们没有认为汉字难学、难认,反而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是我国文字工作者应当引为重视的问题:
优秀的汉字不能成为错误认识的牺牲品。
日本人在对儿童教认汉字的研究中发现:
“五岁儿童学认汉字,智商可达110;
四岁儿童学认汉字,智商可达115~120;
三岁儿童学认汉字,智商可达125以上。
”
儿童在学认汉字中使智商大大提高,这在中国有关汉字的研究中却是个空白,说明我国现今的教育界对汉字更深层的研究不重视,致使当今的大学生中文水平不如文革前的高中生甚至初中生的水平。
21世纪初的研究生不如20世纪80年代的本科生,中文水平的低下,必然带来思维能力的低下,这对科技发达的现代来说,将无法有更大的创造力去适应现代科技的要求。
就现今而言,大量的计算机应用书籍问世,但其中许多部分令人看后不解其意,无法依此去操作,就是翻译语文水平或母语水平低的事实。
据报载,“一同学要外出,想留个便条,可‘钥匙’两字不会写,问遍寝室皆不知,最后只好用‘key’代替了事。
这是日前发生在上海市某高校的真实的一幕。
近期由上海市语委办组织的部分高校语言文字规范检查及‘我爱祖国语言美’高校语言文字知识竞赛,也再次印证了时下大学生中文水平低并非是个别现象。
对此,一些教育界及社会人士强烈呼吁,强化大学生中文素质教育已是当务之急。
中文水平低应该是小学或中学的责任,这与汉字的教育有了直接的关系。
教认汉字无须一字一字的教,而要在读文章的同时教认,将生字与有关的字一并写出,讲解其“六书”的归属,就可以得到快速学认汉字和提高语文水平的目的,当今在美国小学教育中,并不强调将各学科分开教授,而是不管哪个学科均要对学生遇到的新单词进行讲解,并且讲解每一字词概念时,凡是与此词有关的字词均毫无遗漏地列出来,并且强调学生的课外阅读,因此虽然是小学生,他们的语文(英语)水平是高的,小学四年级的语文水平比中国英语专业的水平不低。
虽然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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