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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史学家对档案史料进行研究形成的史料书等,有的总结了经验,有的得出了结论,有的指明了事物的发展趋势,便于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性。
而史料文献往往是根据现实的需要编纂而成,主要目的是为现实服务。
10、记注即皇帝言行及朝廷行为的原始记录,也就是档案。
档案的最大特色是原始性、真实性。
它可以作为凭证,有着法律效力。
档案材料就其整体而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各个角度利用它。
档案材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潜在价值。
11、史意指历史撰述中寓含的思想和宗旨,其内容包括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史学的认识,主要表现为史家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
章氏史学中对“史意”尤为推重。
“史所贵者意也”。
他认为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具有“意”或称为“史意”。
史意乃是史学宗旨的核心,是指史学的思想和理论内涵。
12、史德,章学诚在其史德篇中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和解释。
他定义为“著书者之心术”,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是说不能掺进“违理以自用”、“性以自咨”的主观情绪,也就是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论断是否公正的一种品德。
他认为“史德”更重要的还在于分清史家主观与历史客观,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尽可能地如实反映客观史实,尊重历史真相。
13、新史学最初专指针对具“四弊二病”之旧史学而言的“新史学”,其后含义逐渐扩大,一指经何炳松引进的美国史家鲁滨逊的《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
二指以唯物史观为中心的史学,1930年出版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称为“新史学的曙光”。
大约从20世纪40年代起,“新史学”逐渐转指有别于旧史学的新兴史学,既包括20世纪初提出的“新史学”,又包括后来形成的唯物史观史学,但不包括国外传入的历史学派。
50年代以后,当唯物史观史学成为史学主流之后,“新史学”概念逐渐变得单一起来,专指20世纪初的“新史学”(包括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不再包含唯物史观史学了。
80年代以来,“新史学”的概念又转而用来指20世纪初的“新史学”、国外各种历史观与历史学派,或包括唯物史观史学,或不包括唯物史观史学。
14、二重证据法
1925年,由王国维提倡,“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13历史演进法
历史演进法最初是由胡适明确提出的,但其根源则是顾颉刚提出的“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观,即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是有神性的,都是从神演化为人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的。
之后胡适在其《古史讨论读后感》中概括成为历史演进法,即探究某一古史最初的形态及其后来的演进发展。
15、中国文化二周说
雷海宗认为一切过去的伟大文化都曾经过一度的发展、兴盛、衰败而最后灭亡。
唯有中国文化独具两个生命周期,得出了中国文化两周的理论,这是其文化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
他认为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可分为两大周,从殷商时代至五胡乱华走完了文化的第一周,但其后由于受了外来思想的刺激,再从南北朝隋唐五代起至清末以下创造了文化的第二周,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中国人既然走完第一周后还能创造第二周,那么我们也有信心创造第三周的文化。
第一周之末有淝水之战,那一战中国若失败,恐怕后来就没有第二周了。
此次抗战就是又一次淝水之战,甚至比淝水之战更重要,中国文化能否重获新生,顺利进入第三周,成败利钝全系于此次抗战,实在不能稍有懈怠,而致纵失良机。
16、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是指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
“五朵金花”的意识形态使命
古史分期问题:
“战国封建说”、“西周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等。
关注的是“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和社会形态学说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历史,并由此说明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前途问题。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主要说明即使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能发展到资本主义去,即中国历史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所规定的路线前进,这一理论具有普世性。
农民战争问题:
主要目的是为历史上的造反者翻案,论证农民在当前革命中的地位。
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问题也承担着同样的意识形态使命。
“五朵金花”的共同特点:
“以论带史”,用中国的史料与事实来印证西方历史模式或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的某些论断,将西方模式视为不证自明的前提,而将中国历史和史料置于被动、消极乃至从属的地位。
“五朵金花”虽然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并承担了相应的使命,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们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17、史学革命
1958年,随着经济“大跃进”的发展,史学界也提出了“大跃进”的要求。
“史学革命”应运而生。
1958年3月10日,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厚今薄古”的口号,是“史学革命”的导火线。
史学革命”是学生对老师、晚辈对前辈、政工人员对专业人员的“教育”运动。
1958年的“史学革命”是“片面反封建”倾向的恶性复活,历史主义原则在这时丧失了任何约束力。
它是打破王朝体系,建立人民史体系的“革命”。
它埋下了此后史学界所有冲突的根,导致史学界上层的深刻分化。
18、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的核心口号是“如果不懂得过去,就不能理解现在”。
这种“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起点崇拜”。
学术界很多号称理论和思想性的著作,有大部分篇幅是在回顾历史。
以为把问题的历史描述好了,对问题本身就解释好了。
这是一种诡辩。
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里,我们有一种对历史的崇拜。
西方将古代社会称为“黄金时代”,接着是“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认为一个时代不如一个时代。
这里也有一种对原始起点的崇拜,是一种追求起点,退回到起点的历史主义情趣。
“历史主义”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对过程的崇拜。
我们总是不断地追溯着过程,历史上也确实有些哲学家非常重视过程。
但在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中,全部的兴趣就是把历史的过程一步步描述展开。
将以上两点结合起来,历史主义可以说是不停地追溯历史的起点和过程,但对当代却缺乏研究。
这样的“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不仅是在历史研究中,在哲学研究中都不断地体现出来。
19、影射史学
影射史学的意思就是在文章或影视戏剧作品中,表面上说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或是古为今用,说的和历史上的那个事件是同一个问题,同一个实质。
这是一些对社会现实不满的人士、主要是历史学家,对抗现实社会所采取的一种手段。
20、历史认识主体:
具有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
主体的根本属性为主观性,主观性有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自我性,即主体由自己的意识、思想出发的由己性,它始终以主体自身需求、自我行为尺度为基础去评价、解构客体,这种自我性,是对客观性的否定、背离。
二是超越性,即认识作为一种反映,不是机械的、照镜子似的反映,而是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这种创造性、超越性并非天马行空。
历史认识是认识主体在研究中感性直观和理性思维统一的过程,是历史认识主体充分发挥科学认识创造性功能的过程。
历史主体是在历史认识中起主导作用的能动因素,历史认识是在史学主体的发动下进行和完成的,主体的能动作用表现在对史料的选择、理解和解释上。
创造性表现在历史认识的全部过程中。
21、历史认识客体:
历史认识的客体,又称历史研究的客体,是历史认识主体的研究对象,即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全部内容中,被历史学家所设定、选择和研究的那一部分。
具有客观性、不可重复。
历史客体是过去人类的历史活动,既不会重现又不会重演,也不以历史学家的好恶而改变。
22、客观主义:
将史料等同于历史认识客体,否认历史认识主体主动参与的可能,强调建立纯客观的史学。
没有将三极视为一个能动统一的结构。
相对主义:
将历史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视为历史认识的决定作用,否认史料的客观性,怀疑人类重建客观历史的能力。
23、主体意识结构
主体意识结构的构成包括主体的哲学观点、政治态度、知识基础、生活经验、情感、性格气质等。
哲学观点包括认识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等,是认识主体对整个世界、社会、人生的全部看法的总和,是主体意识的灵魂。
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是历史学家的社会属性,历史学家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对现实政治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是其认识历史的一种重要的中介条件。
知识基础是史学家以往接受全部文化教育所获得的知识的总和。
它包括知识水平、知识结构以及以此为基础所获得的思维方式、认识能力等。
哲学观点、政治立场两种因素,主要是规定着主体认识活动的方向;
而知识基础的作用,则决定着主体的认识活动所可能达到的真理性程度。
情感,是主体意识结构中非理性因素的一个方面。
性格气质是主体意识结构中最能显示主体个性差异的心理素质,因而也是造成不同主体意识结构个性特征的最顽强的因素。
24、陈垣“校法四例”:
对校法:
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
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
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
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
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本校法:
即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
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
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之前,最宜用之。
他校法:
即以他书校本书。
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还可用出土的文字资料相校)。
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丁国均之《晋书校文》,岑刻之《旧唐书校勘记》,皆此法也。
理校法:
段玉裁曰:
“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
”所谓理校法也。
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
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
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22、司马迁
字子长,西汉夏阳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
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司马迁实现了从史官到史家角色意识的时代转变,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观点。
23、班固
东汉史学家、文学家,扶风安陵人。
主要的史学成就是《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史书。
书中体现了皇朝正统观点。
24、刘知几的《史通》
刘知几唐代著名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人。
撰有《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奠定了中国史学理论的基础。
《史通》内篇讨论历史的编撰学,外篇讨论史学源流。
提出五志三科的史书内容范围和慎于采撰的撰史原则。
赞美断代史贬抑通史,并提出史家三长说,提倡“直书”反对“曲笔”。
25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章学诚,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学理论家,著有《文史通义》。
提出了“六经皆史”说,认为通史优于断代。
他将古今著述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
指出史家仅有“才、学、识”修养还不够,进而提出史德,并提出史意,认为“作史贵知其意”。
章学诚也是清代著名的方志学大师,所编和州、永清、亳州诸志,深受后世推重。
26、顾颉刚
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
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
推崇“历史演进的方法”和“用证据去修改假设的方法”。
著有《古史辨》、《汉代学术史略》等。
27、王国维
号观堂,近现代国学大师,也是新历史考证学的开山之人,史学基本思想有:
“兼通世界之学术”,打破中西古今之隔;
倡导“自由研究”,打破正统观念和门户之见;
“视学问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
强调“以事实决事实”。
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
提出“二重证据法”,对后世史学研究影响深远。
《史记》:
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1)从史官到史家:
角色意识的时代转变。
“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史记太•史公自序》。
(2)“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史通》:
是我国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史通》是唐朝以前中国史学各个源流从内容到体例比较全面的总结。
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进步的史学观,具体阐述了“史才、”“史学”、“史识”。
《史通》的结构:
原为52篇,佚失3篇,现存49篇,共20卷。
前10卷为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有关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达要求、撰史原则和史学功用等,其中以评论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居多。
后10卷为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历史的见解。
刘知几:
唐代史学家。
永隆年间(680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着作佐郎、中书舍人、着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馀年。
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
开元九年,六十岁时因营救长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不久去世。
有《史通》传世,对中国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评,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着。
《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
它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该书有三大意图:
首先他把阐发史意作为《文史通义》一书的最高宗旨;
其次是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
其三是为了经世致用。
二、简答题
一、简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主要发展阶段。
1、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产生:
先秦、秦汉
这一时期提出了事、文、义等史学的基本范畴;
提出了“成一家之言”的庄严目标;
重视史书的结构和文辞以及史家对史事的评价;
推崇“书法不隐”的秉笔直书精神;
提出了史学发展同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关于历史撰述的社会条件、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的认识。
2、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隋唐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刘勰、刘知幾、韩愈、柳宗元,主要著作则包括《隋书·
经籍志》和《史通》。
其中刘勰提出了一些撰史的基本要求,即信史;
提出了一些史学批评原则,如详实、准当、文质辨洽、审正得序、约举为能等;
刘知幾在其《史通》一书中将史书内容的范围定为五志三科,还提出了慎于采撰的撰史原则,关于史家作史态度,提倡“直书”,反对“曲笔”,关于史家修养,则主张“史家三长说”,即史学、史才、史识。
3、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
宋辽金元
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及著作有《册府元龟》、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吴缜与《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曾巩、叶适、朱熹、郑樵以及马端临。
其中吴缜在他的《新唐书纠谬》中纠《新唐书》谬误20门,他还提出了史学批评的标准,即事实、褒贬、文采。
曾巩以其史学批评见长,提出史家应撰“良史”。
叶适之论,其所涉及的问题:
一是史家之史笔或曰书法,二是史书内容之真伪,三是史书之体裁,四是史家褒贬之尺度,五是史家应否有独立之见解。
朱熹认为《春秋》写出了大伦理,《史记》写出了大治乱得失,它和《后汉书》、《三国志》写出了大机会。
郑樵主要论“会通之义”,他认为这“会通知义”一是重视古今“相因之义”,意在贯通历史的联系;
一是重视历代损益,意在揭示“古今之变”。
而在文献学上,则强调“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
”马端临主张“会通因仍之道”。
4、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
明清
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思想:
①王世贞的国史、野史、家史之论;
②李贽的历史是非观和历史人物论:
他将帝王之外的历史人物分为八类:
大臣、名臣、儒臣、武臣、贼臣、亲臣、近臣、外臣。
每类又分若干门,如大臣分五门:
因时、忍辱、结主、容人、忠诚。
名臣分八门:
经世、强主、富国、讽谏、循良、才力、智谋、直节。
这种分类其实已经包含了李贽的历史评价;
③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包括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黄宗羲的历史批判精神,王夫之发展进化的历史观,以史经世的致用论。
④乾嘉学派的历史考证,以赵翼、王鸣盛、钱大昕、崔述、阮元等为代表;
⑤章学诚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说,推崇史学家法和通史家风,强调史家当有会通意识,具备对历史发展通观全局的素养,强调史家必具别识心裁,凸显撰述宗旨。
2、简述司马迁的“就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1、究天人之际:
所谓"
究天人之际"
就是要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继承了先秦以来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传统,他反对以天道干预人事,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天是天,人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与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种观点与汉武帝所提倡的儒学正宗的所谓"
天人感应"
学说相对立。
2、通古今之变:
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
①历史进化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的历史观与董仲舒"
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历史是通过各种改革向前演进的.因此他对于历史上出现的政治改革,总是采取称赞的态度,如对战国时期吴起的改革,商鞅的变法促进历史前进的作用是有一定认识的.说吴起改革的政绩是"
诸侯患楚之强"
;
商鞅变法的政绩是"
行五年,秦人富强"
"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对秦始皇的问题也是如此,司马迁曾称"
秦为暴秦"
无道秦"
虎狼之秦"
但对秦始皇实行改革的功绩还是肯定的,"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
.反映出一种厚今博古的思想和一个历史家"
通古今之变"
的眼光。
②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辩证思想: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就是透过一些历史现象,来观察一个时代或一项具体制度由盛而衰之理.历史的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迹可寻的,而且往往"
盛"
中包含了"
衰"
的因素.如《平淮书》中记述武帝盛世太平,但孕育着衰败的因素——富贵者役财骄溢,争于奢侈,"
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说明司马迁在研究历史时,注意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注意说明历史的转化,带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3,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
就是借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他的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某些社会,政治思想.《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己成为第二个孔子.当时人们普遍这样认为,孔子"
因史记(鲁史)作《春秋》,以当王法"
这部王法"
记天下之得失,而见其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
它"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
孔子之所以借历史来寄寓理想,是因为孔子说过:
"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
司马迁写《史记》,窃比《春秋》也是寄寓理想于其中的,而他的理想也是靠历史事实的叙述来体现的。
三、简述《隋书·
经籍志》的史书分类
《隋书·
经籍志》中把史书分成13类:
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所收图书按经、史、子、集分为四部四十类。
共著录存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计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
佚书一千零六十四部,计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九卷。
后附佛、道两录。
全书有总序、大序、小序四十八篇。
总序一篇,置于卷首;
四部之后有大序四篇,四十类各有小序一篇。
另外,佛、道两类各有一序,未有后序一篇。
《隋书·
经籍志》不仅对确定四部分类法起了主导作用,而且标明经、史、子、集四部名称,自此而后,图书目录几乎都依此法而编制。
经籍志》的历史地位,与《汉书·
艺文志》可谓齐肩并重。
四、简述《史通》的史学成就。
史通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史学评论巨著。
1、《史通》一书中总结了唐代以前史学发展。
如在“六家”、“杂述”、“二体”等篇总结了历史著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
在史官建置、核才、辨职、忤时等篇总结了设官修史的教训;
在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断限、编次、载言、载文、书事、烦省等篇总结了纪传史与编年史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等等。
各项总结里都分别指出其得失利害,对促进史学发展,实有重要作用。
2、书中提倡直书、实录,斥责歪曲和捏造历史的人。
这观点与唐以前社会环境有莫大关系,盖因唐以前是魏晋南北朝年代,常经历改朝换代,篡位者又往往要史家对本朝饰善讳恶,对敌国则诬陷诋毁。
3、提倡疑古、惑经,启后世考证辨伪之风,此于史学之贡献极大。
4、提出合理的史学方法。
史通一书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史学方法的讨论。
刘氏所提出的史学方法,甚有系统和全面,从史料的范围、史料的采辑、史料的鉴别、史料的区分,到编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断人物的评论、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饰等,都有创造性的研究和规划,例如载言、编次、称谓、采撰等篇,都是讨论史学方法的。
刘氏所提出的史学方法,对后世史家有很大的影响,把史学又向前推进一步。
5、提出史家必须具备的条件。
书中畅论史家必须具备“三长”,即才、学、识三个条件,所写的历史才能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
他说: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才少也。
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
”史才,主要是指史家的才干;
史学主要是指史家的知识学问;
至于史识,主要是指史家的史观和笔法,也就是“善恶必书”的“直笔论”,刘氏强调“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开辟史评的道路。
史评包括两种,一是对史事的评论,一是对史书的评论,评事产生很早,有史书即有对史事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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