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原因十年研究综述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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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2]。

但在探讨什么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学者们见仁见智，有理论滞后说，有经济发展落后说，有政治体制僵化说，有苏共蜕变说，有民族冲突说，还有西方和平演变说，戈氏改革失败说等等。

其中，多数学者倾向于从历史根源上去寻找答案，认为“苏联传统体制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进入了死胡同”[3]，“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总体来说是几十年不断积累下来，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化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

”[4]这些传统体制和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思想理论滞后。

这主要是指苏共在思想理论战线上长期的教条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理论的严重滞后与匮乏，导致其决策的频频失误，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就不会有正确的实践。

苏联的历史证明，“苏联经济的发展或停滞，政局的稳定或动荡，人民情绪的高涨或低落，党的兴旺或失败，凡此等等，皆依赖于苏共的指导思想是否正确。

”[5]而长期以来，“苏联政界、理论界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经验修正和发展马列主义，而是把科学的生气勃勃的马列主义变成封闭的僵死的脱离实践的同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教条。

这是导致最终丧失社会主义阵地、马列主义阵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6]有人甚至认为“苏联剧变有多方面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是苏联领导思想僵化，长期陷于严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

”[7]有学者进而指出，苏共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三大问题上。

第一，苏联一直存在着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定位不准的问题，这导致了政治上的唯意志论。

第二，苏联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世界形势作出恰当的估计，结果造成自我封闭、自我禁锢的局面。

第三，苏联长期把斯大林体制法律化、凝固化、模式化，违背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造成物质需求大大落后于时代[8]。

　　也有学者认为：

苏共在社会的矛盾和斗争理论方面，夸大了社会矛盾，扩大了阶级斗争的范畴，特别是“革命愈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的政治口号和实践留下了灾难性的后果，化解了国家统一的聚合力。

同时，僵化的教条主义与理论禁区也严重阻碍了改革的深度、力度和进程，导致了意识形态毫无战斗力，社会基础越来越薄弱[9]。

还有学者认为：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苏共没有一个坚实的科学的理论基础。

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领导人经历了七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建设各有各的一套。

苏共始终未能掌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甚至对“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未能真正搞清楚[10]。

还有学者认为苏共没有完成对人民大众尤其是农民的意识形态的改造。

苏联虽建设成了一个工业国，但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识仍相当落后，农民习气浓厚；

虽然长期起劲宣传建成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实则虚张声势，不过是大地震前的沉寂[11]。

（二）经济发展落后。

这主要是指苏联在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

有人把它视为众因之根，认为“政治的因素和其他上层建筑的因素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12]。

有人把它视为众因之一，认为经济没有搞好与苏联政局剧变之间“不是一种直接的、决定性的因果关系”，“不能把苏联演变的因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没有搞好”[13]。

　　总的来说，多数学者都认为斯大林模式给苏联带来了许多矛盾和问题。

它反映到经济发展模式上，产生了备战性和准战时性特点，即经济发展的粗放性，经济结构的超重性，经济体制的集中计划性和对外关系的封闭性。

这些特点造成了以下弊端：

（1）经济发展缺乏内在的动力机制；

（2）人作为生产力第一要素不能充分解放；

（3）抑制科技发展进步；

（4）经济规模大浪费大，高消耗低效益；

（5）与世界脱节。

而斯大林之后的多次改革都没有跳出这一模式，结果导致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日趋僵化，权力过度集中于中央，束缚了地方、企业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整个经济缺乏内在的动力和活力，最终衍化为苏联解体的主导性因素[14]。

有学者提出：

苏联解体是各种矛盾由积累到爆发的结果，而经济方面的矛盾至少造成了以下结果：

（1）经济危机加剧了民族矛盾；

（2）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扩大；

（3）人民得不到经济实惠，滋长了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和信心危机；

（4）经济体制僵化使社会主义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5）军事化经济极大地耗费了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15]。

还有学者专门对苏联军事化经济作了分析，认为苏联出于称雄世界和军备竞赛的目的，加之长期的冷战和到处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而形成了一种高度军事化的经济，它实质上是一种“为生产而生产”的自我消耗性经济，结果导致苏联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矛盾尖锐化，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最突出的就是“国强民不富”，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低速，苏联社会走向停滞和衰落[16]。

　　有学者认为苏联经济是一种自我封闭型经济。

在斯大林“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指导下，经济长期局限于“社会主义大家庭”，从而丧失了与世界经济接轨、赶上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机会。

并提出现代科技革命与计划体制的错位与悖反可能是苏联解体的直接或间接原因[17]。

也有学者提出：

十月革命前俄国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入口”，革命后的俄国仍是农业国，虽经多年的快速发展，但并未使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具体表现为：

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工业落后，经营管理体制僵化，而历次改革都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

积久成弊，百苛成疾，失败在所难免[18]。

还有学者提出：

苏维埃政权得之于农民，又在一定程度上失之于农民。

一方面苏联没有超越农民国家的局限性，农民意识习俗广泛存在，使苏联无力承担超级大国的重负，更不能适应现代化社会的要求；

另一方面苏联模式又离开了苏联是个农民国家这个根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犯了一系列错误，损害了农民利益，削弱了国家的向心力[19]。

　　（三）政治体制僵化。

这主要是指执政党自身建设和国家建设问题严重，长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中央高度集权，个人专权现象严重，政治体制日趋僵化。

不少学者把它视为最根本的、最深刻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

斯大林模式反映到政治体制上的主要弊端是：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苏维埃成了空架子，政府形同虚设，从而逐渐丧失了治理和应变能力；

而在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方面又过于强调集中，忽视民主，甚至无视民主，这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削弱了政权基础。

[20]不少学者指出：

苏共失败的重要因素在于苏共本身，苏共已经蜕化变质。

其表现之一是党的领导制度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

长期以党代政、中央集权而形成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干部任命制，一方面造成了个人崇拜泛滥成灾，以人治替法制；

另一方面，不受约束的权力又滋养了党政干部的特殊待遇和腐败问题，在党内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且愈演愈烈，最终成为苏共肌体内的一大毒瘤。

表现之二是党内民主没有保障，斗争方法不正常，削弱了苏共的社会基础。

苏共长期存在把分歧和意见视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从组织上开除，甚至肉体上消灭，尤其是30年代的大清洗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无穷的后患。

表现之三是苏共作为一个先进的政治机体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

苏共长期忽视党建工作，忽视党群关系，党的队伍日益行政化、官僚化，上层与下层严重脱节。

苏共进取心泯退，失信于民，逐渐蜕变成一个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党，从而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最终为人民所唾弃。

[21]有的学者还专门分析了苏共在党建模式上存在着的代代相因的积弊，包括在党的战略思想转移中，重政治、轻经济；

在党建体制上，重集中、轻民主；

在党自身的建设上，重形式、轻内容。

[22]还有学者提出：

“苏联的崩溃，主要是对内政策造成的，但对外政策的失误，加重了对内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困难，是苏联最后走向崩溃的催化剂。

”关于此点，突出表现在苏联长期推行大国霸权主义和扩军备战上，这既使苏联自己在国际上长期陷于孤立，又耗尽了国力，加深了国内的困难，从而加速了解体[23]。

　　（四）民族问题严重。

从这方面分析苏联的论著很多，都认为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的失误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实际上，最后对苏联存亡起决定作用的正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态度，而这又与民族问题直接相关。

”[24]这些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列宁之后，历届苏联领导人都缺乏科学的民族理论来指导民族问题的解决。

他们信奉庸俗的国际主义，对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简单地把民族矛盾等同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民族进程与社会进程看作是同步的，结果脱离了实际，欲速则不达。

（2）错误的民族政策埋下了民族矛盾激化的祸根。

从斯大林时代开始，民族平等和友好原则就遭到了践踏，大俄罗斯主义盛行，强力推行一体化，强迫少数民族迁徙，不关心和尊重各个民族的价值，而注重怎样消灭差异。

结果，伤害了一些民族的感情，种下了民族矛盾和冲突的祸根。

而苏共领导又长期视而不见或自欺欺人地粉饰太平，致使民族矛盾愈积愈多。

最终民族问题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推动下，以民族矛盾的形式爆发出来，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走向崩溃。

（3）苏联领导人由于理论上的贫乏和不成熟，导致他们长期没有认识到国家建制上存在的巨大缺陷。

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承认各民族有权建立自主管理本民族事物的机构，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脱离苏联。

实际上，苏联是一个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

但怎样才能使各加盟共和国自愿留在联盟内，并保证他们

行使自己的主权，苏共领导是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认真加以解决的。

这无疑为联盟的解体预留了一颗定时炸弹[25]。

　　也有学者提出：

长期以来，苏共在宗教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粗暴地用行政手段开展反宗教运动，对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采取过火的政策。

而宗教问题往往又和民族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错误的宗教政策把宗教组织推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各民族地区对联盟中央的不信任感。

[26]还有学者从民族本位主义进行分析，认为苏联解体是同社会制度的演变和民族斗争同步进行的，作为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民族，对各民族独立持支持态度。

其原因是俄罗斯民族经过反思，文化思想上的回归主义，对外事务的民族独立主义和民族自立主义融合而成的民族本位主义起了核心作用。

[27]同样地，这种民族本位主义也导致其他各加盟共和国民族自我意识膨胀，而苏共错误的民族政策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民族自立潮流一浪高过一浪，直至决联盟之堤而去[28]。

二　直接原因

　　学者们在深入地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根源时，也比较重视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所造成的政治形势对苏联解体的影响，普遍认为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改革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是解体的直接诱发因素[29]。

但对这个直接原因的定性，理论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提出并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苏联演变的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30]。

另一种观点认为，以戈氏为首的苏共错误的改革理论和路线对苏联解体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历史遗留的隐患太多，包袱太重，危机太深。

历史的因素无疑是演变的基础，而现实是表象，是浅层次的，属于导因性质，况且现实的因素也是历史造成的[31]。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以戈氏为首的苏联当局所犯的错误，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观原因。

这种主观原因是在客观原因基础上产生的，反过来，又影响着客观因素。

正是在这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苏联走向了崩溃。

“没有客观原因，也就没有主观原因；

没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也就发挥不了作用。

”[32]

　　与上述分歧相对应的另一个问题，即苏联解体是否具有必然性，理论界也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

“苏联政治体制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作为一种制度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的剧变是有其必然性的。

”[33]第二种说法：

“如果戈尔巴乔夫当年在改革的关键时期能够接受良策，采取果断措施，避免或者及时纠正一系列根本性错误，事情决不会糟糕到后来那样的地步。

也就是说，苏联剧变并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34]第三种说法：

有两个必然，两个不必然。

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社会的转轨是必然的，但社会主义制度瓦解不能说是必然的；

苏联原来那种名义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单一制状况的重大改变是必然的，但是苏联崩裂成15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则不是必然的[35]。

　　而对于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认识。

　　第一，有的学者认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在经济领域中所推行的许多决策是不适用的、不及时的，在有些方面是有害的。

这些错误决策有：

（1）改革的重点选错了；

（2）不重视农业改革；

（3）对商品经济、市场关系态度摇摆，前后矛盾；

（4）盲目进口与盲目投资；

（5）反酗酒运动得不偿失；

（6）军转民太晚。

正是这些经济方面的决策失误，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苏联经济的崩溃以及苏联剧变的发生[36]。

　　第二，有些学者对上一种看法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戈氏改革失败，最主要的问题不在改革具体措施和步骤的错误，而在于改革的政治方向。

戈氏的改革实际上完全否定和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按照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来改造整个社会。

由于改革的政治方向不对，不管具体措施是否得当，改革注定失败[37]。

　　第三，也有学者认为：

改革失败的关键在于苏共整个机体陷入了瘫痪状态，在自行消亡中解体。

横向看，苏共从自我否定到逐渐退出权力中心再到自我改变性质，是自行消亡的过程，叶利钦的命令只是以非常手段给它划上了休止符；

纵向看，苏共指导思想的改变造成了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的混乱，而联邦化又使各国共产党和苏共拉开了距离，离心力增大。

总之，在改革进程中，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危机不断加深，最终主动放弃执政地位，将社会主义苏联推上死路[38]。

　　第四，还有学者认为：

长期以来，苏联的改革都未能摆脱传统体制的束缚，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依然如此。

由于苏共对旧体制的基本矛盾缺乏深刻的总体认识，改革长期停留在运行机制的浅层次上。

未能从根本上突破旧的条条框框，改革迟早都要归于失败[39]。

三　个人因素及其他

　　不可否认，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个人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因为“苏联实行的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因此，个人特别是作为最高领导者在苏联的历次体制改革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40]在探讨个人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时，我国理论界更多地集中于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

　　关于斯大林，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斯大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是苏联演变的潜在因素。

前者主要表现在：

（1）不承认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相信自动适应原则；

（2）阶级斗争扩大化；

（3）教条主义。

后者主要表现在：

经济建设上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

政体和政权建设方面排斥民主原则，搞个人崇拜。

总之，斯大林模式及斯大林体制严重腐蚀了苏联的社会机体，久病不治，终成绝症[41]。

另一种观点认为：

在历史上，斯大林模式也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也曾大大促进过苏联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只是随着苏联国内外条件的变化，这一模式的长处和优点才变成短处和弱点。

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误和弊病是在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这一层次上产生的”，故决不能因为这一层次存在问题就基本否定、甚至全盘否定整个斯大林模式，“对斯大林模式中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必须充分肯定”[42]。

　　对于戈尔巴乔夫，理论界颇多争议。

一部分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

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就不会演变，是戈氏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葬送了苏联。

戈尔巴乔夫是马列主义的叛徒，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者[43]。

另一部分人不同意前一种看法，认为戈氏在苏联解体中的确负有责任，但这不是他个人的过错，而是历史发展的显示。

苏联解体和戈尔巴乔夫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而且作为演变的具体实施者之一，戈氏恰恰被历史选中。

苏联解体是作为长期历史积累的结果，戈氏的作用至多表现为加速或延缓演变，而不表现在是否演变方面[44]。

　　在个人因素方面，除了上述二人外，国内学者从列宁到叶利钦都有涉猎。

部分人认为列宁、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对苏联解体都负有间接责任。

列宁的一些过“左”理论是苏联“左”倾教条主义的源头之一，赫鲁晓夫的改革理论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主要理论来源，而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是苏联走向衰亡的关键性转折时期。

还有部分学者提出，要注意地方精英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苏联解体最主要的干将是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

正是他们，成了苏联的掘墓人。

叶利钦便是他们中间最典型的代表。

　　在内外因问题上，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45]。

前面所谈的历史根源、直接原因、个人因素等基本上就属于内因。

而对外因的作用，学术界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40年的冷战和军备竞赛，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延缓了变革的进程，拖垮了苏联的经济，阻碍了民主建设，削弱了苏联国力[46]。

（2）最主要的外因体现在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上。

这种战略主要是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科技等的压力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变质。

大量的事实证明，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确在苏联的演变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47]。

（3）作为外部条件，东欧剧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东欧和苏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戈氏的新思维是东欧剧变的重要诱因，而东欧剧变又产生了强烈的反弹效应，从而加速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48]。

　　在分析“左”和“右”对苏联解体所起的作用时，国内学者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部分人认为：

苏联解体，表面原因是“右”，但更深层的是苏联领导集团长期推行“左”的路线政策。

正是以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基础的长期“左”的错误，拖垮和葬送了社会主义，“右”只是充当送葬人的角色[49]。

另一部分人认为：

“左”倾教条主义是引起苏联改革的原因，不是苏联剧变的原因。

“左”和“右”之间并非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苏联剧变的本质原因不是“左”的错误，而是戈氏推行的一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50]。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

是“左”和“右”共同毁掉了苏联，苏共党犯了先“左”后“右”的严重错误。

改革前主要表现为“左”，而改革时期则主要表现为“右”，故单纯强调哪一方面都不客观[51]。

四　研究特点

　　随着研究的节节深入，理论界有人尝试从新的视角、新的领域和采用新的方法来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并卓有成效。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我国理论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领域日益宽广。

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故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其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拓宽。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意识形态、科技革命等多个领域都涌现出了大量有价值的著文，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空白点也逐渐得到了填补。

这些新尝试包括最高决策机制、国家结构形式、全球化进程、思想文化模式、社会情绪和社会结构变化甚至涉及到人的自由发展、舆论媒体的作用、俄罗斯的民族特性、民族心理、民族宗教及历史的传统影响等多方面的内容。

比如，现在有人主张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苏联在马克思关于宗教理论理解上的偏差和实践中宗教政策上的失误对苏联解体的影响，从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第二，研究方法日益多样。

在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中，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对历史事件深层次的认识和研究。

在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上，学者们从最初的纯历史事件的就事论事的研究，到开始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和探讨，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比如关于苏联解体的民族原因，研究的虽然比较多，但是一般都是从苏联的民族政策的失误或者是大俄罗斯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矛盾来研究。

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开始运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从研究民族心理的角度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和研究，有的学者还提出了“60年代人”的概念。

这表明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由于不同学科方法的介入而使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已经认识到并且提出：

“需要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研究苏联74年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剧变”，“把它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和一个被事实证明为不成功的实验，把它放在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世界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和实际发展的坐标上，来进行一番分析和研究，也许可以把某些主要问题看得更加清楚。

”[52]

　　第三，研究结论日趋客观。

苏联解体的初期，国内学者在研究其原因时，大多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研究结论也有失偏颇。

如单纯强调经济决定论或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决定因素。

但经过十年来的不断深入探讨，随着研究领域的日益拓宽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与运用，而今，绝大多数研究者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态度及得出的结论都日渐趋向客观。

他们不再感情用事，而是把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对每一种因素都加以关注，并注重对它们进行综合分析。

例如，对于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个人在苏联解体中所起作用这一问题的认识转变过程，就是我国研究者的心态和结论日趋客观的明证。

最初，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苏联解体是由戈尔巴乔夫个人直接造成的，戈氏是社会主义的叛徒。

随着研究的深化，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大部分人主张，评价戈尔巴乔夫应该把他放在苏联历史发展的长河和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去进行分析，从而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变化是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

从他最初的主观愿望来讲，其目的是想搞好苏联的。

只是到了后来，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模糊和歪曲，他才走上了葬送社会主义的不归路。

无疑，这些研究成果更接近或符合于历史事实，对于深化人们对戈尔巴乔夫的认识大有裨益。

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苏联解体之所以发生，并不是某一种或几个原因造成的，而是历史的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是目前苏联解体问题研究的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是继续深入研究的起点。

　　毋庸讳言，在取得以上这些成绩的同时由于受资料不足等多方面的限制，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进一步发展的地方：

　　其一，研究的深度还有待加强。

十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对有些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却明显不足。

比如，在对苏联解体中的民族原因的研究上，国内学者大部分都集中在对民族政策的研究上，而对民族主义、民族心理的研究就有所不足，相关的文章或著作很少。

　　其二，研究的视角仍有待拓宽。

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