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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此背景,本文在探讨和比较新古典与演化经济学两种经济政策分析范式若干主要命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这两种经济政策分析范式间弥合的关系问题,相关分析结论及其所蕴含的经济政策原理对当前金融危机下反思传统的经济政策以及如何构建我国自主创新约束下的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经济政策分析的新古典范式
经济政策分析的新古典范式,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基本理论假设、理论“硬核”及其一系列推论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政策观,其政策分析以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进行政策最优组合设计与最优的制度安排。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在很多场合下不能导致资源有效配置最优,从而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所谓“市场失灵”,从而需要有相应的微观经济政策。
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经济政策的作用在于纠正市场失灵,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致力于研究经济政策的何种形式有利于实现帕累托最优,其研究成果表现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不过,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与宏观分析是分离的,这些政策建议最初是在宏观经济学的背景下形成的,并且大多集中在如价格管理、投资或储蓄政策、减税或增税、利息率的调整、货币量的供给等数量性政策。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政策注重规范性和工具性分析,可以将之描述为决策导向的“目标+手段-分析”,或者称为“手段-目的”二分法,即根据经济系统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政策制定者有能力自主决定目标,并且根据具有解释性的经济理论采取相应的手段。
②
新古典经济学“目标+手段-分析”分析的基本假设是政策制定者在制定过程中拥有充足的知识和科层掌控能力,政策工具和制度设计经常被自觉地作为外生变量来看待,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对政策制定者及其过程进行深入分析,因而在其政策分析中公共或政治学领域与私人或经济学领域之间是分离的。
20世纪50-70年代发展起来的以公共选择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政府决策方式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这方面的研究缺陷。
该理论仍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
①野家起一.库恩范式[M].毕小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70.
②JanNill,René
Kemp,Evolutionaryapproachesforsustainableinnovationpolicies:
Fromnichetoparadigm?
ResearchPolicy38(2009)668–680.
具,研究和刻画了政治市场中主体的行为及政治市场的运行,并没有超越新古典的分析框架。
它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利己主义对政治行为的控制不亚于其对经济行为的控制,其实质是在既定的宪法和司法约束下,政策制定过程与在政府内外追求既得利益的政治过程联系起来,追求个人私利的假设因此使新古典范式下的政策分析认为存在“政府失灵”。
③政府失灵的存在使公共选择理论提出“没有理由认为市场和企业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政府干预就是必要的”。
④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融合了新制度经济学,将新古典的经济政策分析范式中的完全理性假设修正为有限理性假设,沿用新古典的“边际+最优-分析”方法,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历史传承中进行理性决策研究⑤,并针对全球化发展导致的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边界扩张的现实,试图将经济学家们的政策分析能力扩展到需要某些新的工具才能进行经济和政治决策分析的问题上。
⑥其中,所谓新的经济政策分析工具主要包括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及实验经济学等。
因此,新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政策分析依然是在新古典范式设定的框架下展开的,是对新古典范式进行的一系列修正和补充,它更加关注对经济决策的政治性质以及社会中的政治行为如何影响经济选择的分析。
就制度性经济政策而言,新政治经济学并未放弃对最优制度或核心制度的追求,仅仅是将制度形成的“利益驱动说”叠加于“效率驱动说”之上。
不过,其间经济政策分析的核心,从新古典范式纯粹的要素配置效率到选举、寻租、管制、立宪等政策形成过程,再到权力与权威、交易成本与产权、制度与路径依赖、认知与意识形态等包含了社会矛盾、摩擦与冲突内容的政治行为与经济利益互动,新古典范式的经济政策分析的发展基本体现出了一种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趋势。
对新古典范式经济政策分析的信念、目标及工具等一套最为完整的表述体现为“华盛顿共识”。
其核心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主要是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且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正如Stiglitz所指出的,“华盛顿共识”所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即新古典经济学,其政策分析的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于狭隘的工具上。
⑦他进一步提出了新古典范式的经济政策设计存在几个重大缺陷:
一是当技术不断进步时,市场并不能自发的实现效率,这个动态过程恰恰是发展的关键问题,并且这个动态过程中存在重大的外部性问题,而正是这外部性赋予了政府重大的角色;
二是政策与制度-或制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也未得到恰当的认识,发展中国家被告知要建立好的制度,而且也有好的制度的示范,但对如何创建这些制度却语焉不详;
三是按照新古典思路的要求,国家实施好的政策很容易-仅仅削减预算赤字就行了,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广泛的目标和更多的工具。
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说明新古典范式的“手段-目的”之间存在着混淆,私有化和自由化常被视为目标本身,而非手段。
通过观察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其经济政策分析旨在通过比较政策工具的利弊,为政府提供经济政策建议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其过于简化的“目的-手段”二分的经济政策分析范式大致有以下缺陷:
○1.尽管通过对有限信息、外部性、市场失灵、不完全竞争市场等来认知和概括与理论模型相对立的现实非最优化特征,但政策分析的目标却是接近所其假定的理想模型,从而使其经济政策分析表现为一组理论逻辑抽象变为政策规范推理的过程,理想化模型从分析工具成为经济政策的实际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
○2新古典的
③UlrichWitt,Economicpolicymakinginevolutionaryperspective.JournalofEvolutionaryEconomics(2003)13:
77–94
④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22-23.
⑤Alt,JamesA.&
KennethA.Shepsle,1990,edited:
PerspectivesonPositivePolitical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⑥Basely,Timoth(2004):
TheNewPoliticalEconomy,
⑦JosephE.Stiglitz.PostWashingtonConsensus.2005.www.nber.org/workingpaper
经济政策分析范式强调数量型经济政策,如价格管理、投资或储蓄政策、减税或增税、利息率的调整、货币量的供给等,并主张通过这些有限的数量型政策搭配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3因为将政策制定过程排除在分析范畴之外,经济政策分析的新古典范式缺少将政治-经济过程作为一个整体的综合分析;
⑧○4因为一味地主张通过最小化政府角色来纠正“政府失灵”,新古典视角下的经济政策分析并没有认识到政策制定者认知的变化以及社会交流过程中的学习对经济政策的影响;
○5新古典范式的经济政策分析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谋求所谓不同政策工具的科学组合,在其分析框架内没有为政策创新留下空间,因而该范式没有足够关注对促进政策创新的政治企业家精神作为集体行动的内在驱动力在政策创新成功中发挥的作用。
三、经济政策分析的演化范式
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资源数量的历时变化即资源配置不同,演化经济学主要描述与质相关的演化即资源创造过程,认为经济的演化过程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奇”和创造性,并以此为最基本的本体论预设,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政策分析范式。
该范式在数量型经济政策分析的同时更关注如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质量型的经济政策,其政策观主要包括注重政策分析中历史因素与路径依赖,主张政策设计对政策变迁的适应过程、连续性和渐进性最小限度地“打乱”;
以“资源创造”下创新观替代“资源稀缺”下的配置观,政策设计导向新奇的突现、可能的扩散及其由此所导致的已存结构的转变;
在经济政策起始与预先的政策目标不一致的意外后果之间兼容不确定性与意外干扰的非最优政策思路;
主张经济政策的试验性,赋予行为主体以试验的自由,强调多样性的创造活动,而不是诉诸于专家的理性设计或领导的个人权威;
局部经济问题要在与整个经济系统的性质、结构和动态等有关的概念体系中加以阐释,基本的政策理念必须是系统论的。
⑨因此,由于对真实世界中经济体系的本体论预设的不同,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分析最好将政策本身视为一个过程性和系统性问题,而不能缩减为简单的手段-目二分法,因为手段-目二分法包含了两个独立的、相互分离的方面:
一是政策工具及其效应,二是目标及其合法性和适当性;
其中,政策工具一般是由经济学家分析并提供,而目标则由政策制定者实现,手段和目标的分离会使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产生冲突并反馈到政策工具评估中。
实际上,由于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有限理性而非新古典式的完全理性,他们只能感知和分析一些反馈,而忽视另外一些,因此,经济学家最终会发现仅仅将其分析局限于政策工具层面是很困难的,而应该接受政策制定者追求的目标。
Witt(2003)认为在政策分析的演化范式中,手段-目的二分法可以保留,但要改变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通常的信念,将工具性的政策分析视为共同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政策制定者、利益集团、公众和经济学家都应该作为解释者和咨询者参与到其中。
这意味着经济政策分析不能不考虑政治过程的约束,在演化的尤其是新哈耶克式的政策分析中特别强调知识约束(新古典解释为信息不对称),与政治过程相关的约束在其经济政策理论分析中以一种独立的、非规范性的分析得以处理。
⑩不过,按照Nill(2004)的看法,演化的政策分析应超越目标和手段维度,将其置于一个拓展的“问题+目标+手段+约束”的框架中。
他指出,新古典的政策分析范式将目标与问题的联系视为理所当然,但考虑到政治过程约束从而将问题从目标中分离出来是非常普遍的,这可以使得从问题分析中直接得到政策目标的一些特定前提变得非常清晰,因而在演化范式的动态分析框架中,这种联系是怎样的以及可以从某种
⑧Slembeck.T,TheFormationofEconomicPolicy:
ACognitive-EvolutionaryApproachtoPolicy-Making,
ConstitutionalPoliticalEconomy,8,225–254(1997)
⑨贾根良,赵凯.演化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观[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2,137-143.⑩UlrichWitt,Economicpolicymakinginevolutionaryperspective.JournalofEvolutionaryEconomics(2003)13:
77–94
程度上对其进行理论界定都是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Nill&
Kemp(2009)进一步指出了“问题+目标+手段+约束”框架构成要素使政策分析面临三个亟待解决的挑战:
使政策目标与问题分析相符合;
为政策工具构建适当的和具有实际意义的标准;
在不确定性和政治背景之下处理政治约束。
因此,演化分析范式将“过程约束”作为一个基本而重大的政策分析问题提了出来,主张一种经济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整合分析。
关于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即经济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整合分析问题,演化分析范式基于演化经济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而明确提出了“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术语(Wohlgemuth,2002)11,用以描述研究制度、由制度而产生的微观层面的具体政策以及特定制度产生的宏观政治背景即政治结构等分析框架,强调制制度之间的互补和互动关系,考虑到历史因素、人的主观性、环境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条件下,主张以适应性和多样化的制度性政策分析替代对最优制度或核心制度设计的追求,并通过对政治市场运行、政治过程以及政治行为的细致地分析来展现公共政策的形成机制。
因此,其政策观体现出典型的“过程”分析,集中体现在认知模式在经济政策形成中的作用、经济政策变迁及其动力机制等方面。
关于政策形成过程,演化分析范式认为由于政治主体个体感知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且存在偏见,因此个体行为并不是由“目标”决定,而是由认知模式决定。
认知模式包括个人在学习、经历以及社会化过程中积累的关于自身以及所处环境的所有知识,这在经济政策分析的“政治过程”语境中被称为“协调性信念”,偏好和信念是认知模式或协调性信念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直接导致了政治主体的选择性感知和对信息的片面理解;
政治主体的偏好和信念受社会互动的影响,没有任何人的偏好和信念是固定的,它们将持久地随着政治、经济及其他社会性的交互作用而变化。
12在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这种认知模式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政治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治主体都试图影响其他人的政治偏好和信念,政治主体间的互动过程因此展开,从而会形成共享的认知模式。
13共享认知模式的形成就会促使代表共同偏好的政策建议产生。
这种对认知模式的强调也反映了社会交流、学习过程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
Witt(2003)利用演化经济学的有限认知假设分析了政策形成中产生的议程设置效应,议程设置效应则强调了政治主体之间学习和交流的重要性,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共同学习的过程,政策制定者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学习是一个互动过程,游说在政治学习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14AndreasFreytag&
SimonRenaud(2007)分析了学习过程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以及学习过程对政策规则执行的作用,表明政策改革是主动学习(activelearning)和被动学习(pathologicallearning)这类演化过程的结果。
15关于经济政策变迁及其动力机制的问题,除上述认知模式的作用外,还包括政治企业家(精神)在经济政策形成与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政治企业家精神这一概念否认了外部强制力(如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诉求)催生新的社会规则的观念,而是将集体行动的形成视为内生过程。
政治创新即成功的集体行动并不是外界环境的变化引致的,相反,那些被视为外
11MichaelWohlgemuth.EvolutionaryApproachestoPolitics[J].KYKLOS.2002,Vol.55.223-246.
12Slembeck.T,TheFormationofEconomicPolicy:
13Denzau,AlbertT./North,DouglassC.(1994),‘SharedMentalModels:
IdeologiesandInstitutions’,in
Kyklos,47,3-32.
14UlrichWitt,Economicpolicymakinginevolutionaryperspective.JournalofEvolutionaryEconomics(2003)
13:
15AndreasFreytag&
SimonRenaud,Fromshort-termtolong-termorientation—politicaleconomyofthepolicyreformprocess.JournalofEvolutionaryEconomics(2007)17:
433–449.
生性解释变量的环境因素,恰恰是企业家似的行动的目标。
16正如JeroenC.等(2009)提出的,政策创新的关键点在于政治和经济环境对替代性政治策略施加选择性压力,政治主体则通过试错、学习过程,不断地调整他们的策略使之与环境相适应。
17Witt(2003)认为政治企业家在经济政策制定的演化分析中占据着显著地位,他们致力于拥护或为新政策及其它政策创新寻求支持,是政策形成的民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经济政策变迁或创新之源。
18此外,经济政策分析的演化范式还强调政治企业家在推动经济政策创新过程中对其他主体进行引导和协调、提高共同意识的作用。
例如,政治企业家会根据政治成本-收益分析,寻找集体行动的机会将共享认知模式下的个体组成战略集团,如此一来,战略集团间的竞争环境就不是给定的,而是依赖政治企业家的行动,战略集团在政治观点上的胜利就是对政治企业家创新行动的肯定。
19
四、经济政策分析的新古典范式与演化范式的比较
由以上阐述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政策分析的新古典范式和演化范式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如表1所示):
首先,基本的前提假设不同。
○1新古典范式假设偏好既定,公共物品供给排序以及进行政策选择时的投票规则因而均假定偏好次序确定,且存在稳定的偏好结构。
但现实如演化范式所强调的,偏好在社会交流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抛弃偏好既定和稳定的假设可以为政治学习、游说和控制分析等引入创造空间。
20偏好作为认知模式的组成部分,其变化会对经济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新古典范式中,个人偏好是一种显示出来的信息,政策制定者可以完全掌握这种信息,并对其加以利用;
而在演化范式中,偏好是一种知识,只有对特定的个体而言才有意义,并且要获得关于偏好的知识,只能通过行为主体的认知。
由于信息是客观的,知识是主观的,因此,偏好在两种范式中的性质是不同的。
○2新古典范式采用了完全理性假设,而完全理性与完全信息假设是相对应的,信息完全假设使政策制定者可以掌握所有偏好信息,进而根据政策目标选择最优的政策工具组合。
演化范式则采用了“有限理性”假定,认为经济政策制定所涉及的主体对于可使用的政策工具、手段-目的关系以及政策效应的知识是有限的,并且由于注意力受限以及信息处理能力有限,他们对价值观、目的以及兴趣持有并不完整的观念,这使他们的学习具有选择性,因而有限理性是与选择性的注意力过程以及学习关注的信息是相伴而生的。
其次,分析框架和分析思路不同。
新古典范式是典型的“目标-手段”分析:
由政治家确定政治目标(通常为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而后经济学家将在科学知识和证据的基础上进行政策工具的选择以实现预先确定的目标,经济学家作为咨询者的工作在于设计最优政策,或是汇集一系列替代性政策供政策制定者选择,最后是政策在政治领域的执行。
这种分析模式只能在以下前提条件下才有效:
政策目标固定并可清楚地确定;
可以设计出最优或次优的政策方案;
所有替代性政策的利弊可以清楚地知道;
拟制定的政策与主导意识和信念即认知模式相符。
“目标-手段”分析深受新古典经济学最优、均衡思想的影响,政策决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个“黑箱”。
演化范式同样包括确定目标以及其得以实现的手段,但将政策决策视为一个协商过程,该过程包括政治主体或集团在经济和政
16StephanKuhnert.AnEvolutionaryTheoryofCollectiveAction:
SchumpeterianEntrepreneurshipforthe
CommonGood[J].ConstitutionalPoliticalEconomy,2001,12,13–29.
17JeroenC.&
Kallis.G,EvolutionaryPolicy,PapersonEconomicsandEvolution,#0902,2009
18UlrichWitt,Economicpolicymakinginevolutionaryperspective.JournalofEvolutionaryEconomics(2003)13:
19CarstenHerrmann-Pillath.Anevolutionaryapproachtoendogenouspoliticalconstraintsontransitionin
China[A].InHeberer/Schubert,eds.,RegimeLegitimacyinContemporaryChina[C],Routledge,2009:
129-15220MichaelWohlgemuth.EvolutionaryApproachestoPolitics[J].Kyklos.2002,Vol.55.22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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