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企业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浅析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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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全球来看,目前电动汽车还处于推广应用初期,且各国政府都给予了丰厚的补贴等鼓励政策,困扰电动汽车发展的电池续航能力、充电速度、电池寿命以及电池报废处理等重大问题,还有待于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2019年末,全球汽车拥有量为14亿辆,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20亿辆,完全转变为电动汽车和处于萌芽期的氢能源汽车不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极度不平衡。
2019年,中南美洲和非洲占全球石油消费的比重仅分别为6%和4.2%,经合组织(OECD)国家占比高达46.6%。
同时,2008-2018年,经合组织国家石油消费年均下降0.3%,欧洲下降0.9%,非洲则保持了年均2.2%的增长,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亚太地区石油消费年均增长率为3.2%,中国年均增长5.4%。
在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成本降到足够低之前,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非洲等地区难以直接跨越到电气化时代,石油仍将是其经济社会发展最为依赖的能源产品,将成为全球石油消费新的增长点。
既使石油消费达到峰值,也不意味着世界不再需要石油,只是意味着石油消费在能源领域的消耗将逐渐减少,其作为航空燃料和远洋运输船燃料的主导地位短期内难以被撼动,海空运输对可持续航行能力的要求,决定了其燃料不可能快速被电驱动所替代,这将使在能源领域的石油消费面临结构性不平衡的矛盾。
随着经济的发展,石油作为重要化工原料的地位将愈加突出,特别是石油直接裂解制乙烯等技术的创新、发展和成熟,将大大降低作为交通燃料的成品油收率,大幅度提升化工产品收率,使石油的用途发生根本性改变,形成化工产品为主、成品油为辅的新格局,为石油工业开辟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
如何认识石油企业转型发展的动力
如何认识石油企业转型发展的动力,这是石油企业转型发展决策的重要基础。
一般情况下,企业发展具有较强的线性和惯性,除非存在足够的外力,难以对发展的轨迹进行调整,从熟悉的业务领域转向一个全新的业务领域。
综合分析石油工业发展面临的形势,转型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近年来,碳排放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话题,主要经济体和国家相继出台了实现巴黎气候会议达成的减排目标的法律法规。
同时,国际绿色和平等国际环境保护组织采取各种方式干扰油气田设施的正常运营,并依据相关国家的环境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法律法规对石油企业发起法律诉讼。
这使得绿色发展被广泛认同,并使石油生产过程中和所生产的石油产品在消费过程中均产生大量碳排放的石油企业背负了沉重的“道德包袱”。
对此,石油企业开始每年度公布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自身在环境保护和减少碳排放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效果。
随着社会关注度的逐步提升,石油企业越来越认识到所肩负的碳减排的社会责任重大。
二是所肩负的受托责任。
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下,形成了投资者和债权人对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层需要履行忠实、尽职的受托责任,以按时足额偿还债权人本息和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就当前而言,资本市场已经高度关注石油公司所履行的碳减排社会责任状况,继挪威国家财富基金于2019年宣布不再投资主要从事碳氢化合物能源业务的公司后,美国黑石公司于2020年年初宣布对其贷款组合进行“脱碳”,资本市场上的绿色债券受到投资者青睐,越来越多的投资银行、社保基金、公募基金等投资人关注债券发行是否包含绿色发展条款,以及发行人所筹集资金是否用于高碳业务。
如果石油公司不能契合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受托责任,在推高公司融资成本的同时,将增加公司融资难度,这将难以满足公司对高额资本投入的持续性需求,对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三是所肩负的经济责任。
保持持续的盈利能力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
石油行业所具有的高投入、高风险以及产量自然递减等特点和规律,使其对持续的资本投入具有非常强的依赖性。
而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的最终投向。
自2014年开始,国际原油价格告别持续了10多年的高油价时代,特别是2020年所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石油价格战所导致的低油价,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使经济恢复陷入困境的现实,石油公司实现净利润和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入随着油价变化出现剧烈波动(见图3、图4)。
这其中固然有油价变化的直接影响,但也与油气业务对长期持久的投资具有较强依赖性有关,一般情况下,油价预期增长时,石油公司投资也表现出较快增长。
另一方面,在会计核算上,出于遵守谨慎性原则的考虑,一旦油价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并形成下跌趋势,石油公司需要按现行的低油价对油气资产进行重新评估,从而出现大规模的资产减值,计入当期收益后,使实现利润状况恶化,出现巨额亏损。
例如,2020年上半年,BP、壳牌等石油公司相继计提大规模资产减值,造成其分别亏损212亿美元和182亿美元,而没有计提高额资产减值的埃克森美孚公司仅亏损16.9亿美元。
油气业务投资和经营利润对于原油价格的依赖,在近年和当前全球能源发展转型的背景下,都影响了石油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石油公司承受了经济责任方面的转型压力。
鉴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进入了持续反复期,除中国之外的其他主要经济体和国家经济增长均保持负增长,大大减低了石油需求恢复的进程。
按照维也纳减产联盟达成的原油减产协议,2021年将进入第三阶段的减产,减产规模继续下降,这意味着全球石油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将不会改变,且随着主要产油国财政状况恶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猜测沙特阿拉伯是否会发起新的石油价格战。
这些因素导致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不再看好油价回升和石油企业盈利能力的大幅改善,对投资石油行业持谨慎态度。
如何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给予投资者足够的盈利预期、股息收益和股价变动收益预期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认识石油企业转型发展的优势
如何认识石油企业转型发展的优势,这是石油企业坚定转型发展信心的重要根基。
从目前国际石油公司转型的实际情况看,推进实施转型发展并不是完全新建一种业务模式,而是对企业现有业务模式和组织运行方式所进行的调整,也不是在短期内完全放弃现有的油气业务,彻底向新能源转型,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因此,做好转型发展,需要对企业目前的业务现状、管理能力与经验、人才储备以及公司运营模式等多方面的现实状况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判断,并对拟转型发展的新能源业务进行综合分析,寻找自身在转型发展中存在的优势,以有利于促进降低转型过程的阵痛感,使新业务尽快步入正轨,实现新旧业务的协同发展。
总体上看,石油企业转型发展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优势。
首先,石油企业转型发展与社会公众期待高度一致。
目前,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
就石油企业而言,在业务开展和产品使用过程中都面临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使命,受到政府监管和社会公众的高度期待。
这意味着,石油企业必须通过实施科技创新,不仅要有效降低业务开展和企业发展中的碳排放强度,更要积极推进企业产品服务社会发展过程不断降低碳排放水平。
因此,石油企业由高碳业务向低碳业务甚至无碳业务的转型发展,与政府监管、社会公众的期待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保持了高度一致,这必将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使推进实施转型发展具有较好的外部环境,更加顺畅地处理好与政府监管、社会公众、投资者、消费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提升转型发展的成功率。
其次,石油企业转型发展与传统业务具有较强的协同效应。
随着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程度的不断增强,新的油气业务越来越向荒漠无人区和深海等基础设施条件严重缺乏的地区发展,面临较为严重的交通运输以及所需燃油、电力等能源连续有效供应的瓶颈。
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业务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可能的高效解决方案。
石油企业可以在油气田勘探开发规划中,同步规划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分布式能源,并通过采取高效的储能方案,满足油气田开发全生命周期的基本能源需求,且可以实现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区块土地资源的综合利用,新旧业务的协同性发展有利于系统性降低油气开发的成本和碳排放强度。
再次,石油企业良好的市场信誉和融资能力为转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定程度上,转型发展是一个需要提升投资强度、大量消耗资本的过程,这与油气业务发展对持续不断的资本高强度投入具有相同的特点。
石油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与各类资本市场主体建立了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加之石油企业转型发展广受社会期待和接受,这无疑将更有利于石油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融资操作,筹集转型发展所需资金。
如何认识石油企业转型发展面临的挑战
如何认识石油企业转型发展面临的挑战,这是石油企业推进转型发展实施的必要思想准备。
转型发展的本质就是要进入一个全新的业务领域,一般情况下,在进入初期会对新业务充满期待,保持着足够高的热情。
随着进入新业务程度的逐渐加深,将会遇到诸多新情况、新问题,甚至可能会严重打击继续开展新业务的决心和信心。
因此,充分认识和评估转型发展过程可能面对的挑战,将有利于在企业内部达成更加广泛的共识,增强面对困难的信心,强化有效应对,避免走回头路。
目前来看,石油企业转型发展至少需要对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做好充足的认识和思想准备。
一是做好长期高额亏损的思想准备。
企业是一个盈利性的社会组织。
企业的股东追求稳定增长的股息回报或股票交易价差收益;
以各种方式向企业提供融资的资金提供者,追求稳定可靠的利息收益。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投资者不能承受企业长期高额亏损,一旦企业经营情况恶化,这些资本提供者将受利益驱使而逐渐疏远,这将对企业决策层和管理层形成巨大的压力。
一方面,企业进入新业务领域需要有一个投资积累和建立学习曲线的过程,较难在进入初期就实现稳定盈利;
另一方面,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业务对政府补贴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缺乏稳定的盈利模式;
加之当前的低油价已经削弱了石油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面临较强的投资者压力。
如果转型发展保持快节奏,很可能出现传统油气业务盈利没有改善和新业务没有稳定盈利预期的局面,这将进一步加大企业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压力。
二是做好管理理念冲突的思想准备。
企业管理是伴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
从根本上说,企业管理需要不断地适应生产技术的改变和发展,而不是相反。
石油企业向新能源业务转型发展,意味着采取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产技术,尽管这种技术已经被从事新能源业务的其他企业所掌握,并建立起了与之相适应的管理组织架构和管理方式,甚至形成了相应的管理文化,但对石油企业而言是一种新的技术,需要在组织架构、管理方式、管理理念等多方面做出相应调整。
在调整的过程中,如果采用原有的管理团队,必将面临一场自我革命,摒弃原有不适应的管理理念、方法和工具;
如果组建全新的管理团队,这将有助于提升新业务的管理效能,却可能产生业务认识和管理理念的冲突,影响业务协同和决策效果,危及新业务的健康发展。
三是做好技术迭代发展的思想准备。
无论是风电、太阳能发电,还是被寄予厚望的氢能源,都面临技术创新迭代发展的瓶颈。
特别是氢能源,总体上处于技术探索的初期,如何完成从“灰氢”到“蓝氢”再到“绿氢”的过渡与转换,更有赖于技术的发展和成熟。
需要对可选取的技术路线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是采用现有的成熟技术路线,还是采用目前不成熟但可能是发展方向的技术路线。
无论采取哪种技术路线,都可能面临技术创新迭代的挑战,意味着存在原有投资低效或沉没的风险,以及采取新技术路线需要加大投资的风险。
这也对石油企业跟踪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建立自身的技术优势,以及加快提高新能源业务产能效率和投资回收提出了新的挑战。
如何认识石油企业转型发展的路径
如何认识石油企业转型发展的路径,这是石油企业确定转型发展路径的重要指南。
在转型发展方向上,国际石油公司的表现不尽一致,总体上表现出欧洲公司积极转型、美国公司探索生物质能源、其他公司起步的基本特征。
这充分体现了国际石油公司总部所在地政府能源监管政策环境和推进能源转型发展政策取向的差异,政府推进能源转型的决心越大,监管越严格,石油公司推进转型的决心就越大,节奏就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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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石油公司积极转型
欧洲是推进能源转型步伐最快、监管最严的地区。
《巴黎协定》签署以来,欧盟及德国、法国等成员国相继制定了新能源发展的愿景目标,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新能源业务发展和限制高碳业务,积极推进新能源业务的布局和发展,2020年以来再度提高了降低碳排放的目标。
BP公司在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事故中遭受了高达500亿美元左右的损失后,挪威国家财富基金已经不再投资碳氢化合物业务。
实施绿色发展已经成为2020年欧洲各大石油公司股东大会的重要关注点,公司重要股东对公司制定明确的减碳目标施加了巨大压力,使得总部位于欧洲的石油公司普遍在2020年上半年公布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加大在低碳的天然气业务领域和零碳的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等新能源业务领域的布局,对传统石油资产采取出售、处置等业务重组方式,加大对新能源业务投资的力度,力求开展新能源业务减少的碳排放与从事传统石油业务产生的碳排放总量中和,最终推动净零碳排放目标的实现。
BP将大幅增加包括可再生能源、生物能源、氢能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在内的低碳能源业务;
加快对油气资产和炼化资产的处置,加大低碳领域投资,从每年约5亿美元增加到约50亿美元。
壳牌是能源领域业务最多元化的公司,参与了包括储能、光伏发电、陆上风电、海上风电和生物质能等各类可再生能源业务,并将实行项目重塑计划,将专注于墨西哥湾、北海和尼日利亚等几个核心地区,计划在21世纪30年代初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力公司。
道达尔每年将投资20亿美元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到2025年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5吉瓦,并承诺到2030年拥有20%的可再生能源资产。
埃尼将从2025年起减少石油产量,并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80%,计划在未来10年内退出传统的炼油活动。
雷普索尔将在2050年前投资约53亿美元,实现从油气开采到终端产品整条产业链的零碳排放。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将以2005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基准,到2030年上游油气勘探、生产领域减排二氧化碳约40%,直至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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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石油公司探索生物质能源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其能源政策以促进页岩油气发展为主,没有提出明确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这一方面是基于美国页岩油气革命以来,油气业务是美国新增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油气消费在美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高达71%,短期内难以实现由新能源产品替代,美国要实现梦寐以求的能源独立,仍然首选提高国内油气产量,降低对外依存度。
石油工业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
因此,总部位于美国的石油公司并没有充足的动力推进能源转型,大多将重心放在碳捕集、封存和利用,以及发展天然气和生物质能源等方面,没有像欧洲大型石油公司那样制定和公布降低碳排放的具体控制目标。
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等新能源业务由新能源公司独立开展。
这与欧洲石油公司形成了鲜明对比。
埃克森美孚10多年前就与独角兽生物技术初创公司SyntheticGenomicsInc.合作,成功进入藻类生物燃料领域,已累计投资约2.5亿美元用于生物燃料研究。
目前,埃克森美孚仍是致力于开发藻类生物燃料的油气巨头,计划在2025年之前每天生产1万桶藻类生物燃料。
雪佛龙虽然已经启动未来能源基金,但仅拨出1亿美元投资于“可降低碳排放的突破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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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的石油公司处于中间地带
其他地区的石油公司走在了欧洲和美国石油公司的中间地带,既没有如美国石油公司那样坚持发展油气业务,也没有如欧洲石油公司那样明确推进新能源业务转型发展,大多是处于尝试阶段,新能源在整个公司业务和资产中的比重都较小。
例如,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2019年4月以3.9亿美元收购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分布式光伏发电运营商Amplus;
日本国际石油开发株式会社(INPEX)计划在204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在总资产中的比重提升到10%;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拟将可再生能源收益占比提升到10%。
在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家虽然相继提出了太阳能发电发展规划,但主要着眼于降低国家经济发展对石油工业的严重依赖,从而推进国家经济转型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并没有触及其国家石油公司的转型发展。
中国的石油企业主要将转型发展的重心放在力求实现勘探开发技术优势与现有业务的协同发展方面,积极布局地热能开发利用,探索氢能开发利用,以及尝试性布局分布式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等业务。
如何认识石油企业转型发展的前景
如何认识石油企业转型发展的前景,这将为石油企业转型发展建立起积极稳定的预期。
石油企业当前转型发展的路径,总体上就是从熟悉的油气勘探开发业务领域向处于发展中的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等业务领域转变。
尽管监管方、投资者和政策层面都给予了石油公司不同的转型发展压力,但在根本上,石油公司仍然需要考虑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如何塑造市场竞争力、保持盈利能力和满足股东回报诉求等基本问题。
为此,石油企业应对转型发展的前景进行客观分析和判断,以制定切实可行的转型发展路线图,把握合理节奏,提升实现转型发展目标的成功率。
首先,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已经基本完成学习曲线的构建,进一步大幅度降低成本难度越来越大。
按照全球著名金融和资产公司Lazard对太阳能晶体发电(SolarPV-CrystallineUtilityScale)和风力发电在没有政府补贴情况下的平准成本(LCOE)进行的分析,2009-2020年太阳能晶体发电和风力发电的平准成本分别下降了90%和71%,年均降低幅度分别为19%和11%。
其中,2015-2020年的年均降幅分别为11%和5%,呈现降幅减小的趋势。
无论太阳能晶体发电的成本还是风力发电成本,基本上都经历了快速下降的区间,进入缓慢下降的区间,再进一步大幅度降低成本变得越来越困难。
成本大幅度降低主要归因于太阳能组件和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低利率环境下融资成本下降,以及装机规模扩大所带来的规模效应。
有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光伏组件价格为25元/瓦,系统造价为50元/瓦,到2019年底已经分别降低到2元/瓦和4元/瓦,下降幅度超过90%。
业界普遍认为,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太阳能发电组件和系统成本以及风机生产成本等设备成本继续大幅度下降的空间有限,从而使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成本的降低需依赖于土地、运行维护等非设备成本。
其次,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都面临转换效率瓶颈。
任何一种能源的使用都是能量的转换,从而都面临转换效率的挑战,无论技术怎样发展,最终都存在难以消除的瓶颈,不可能实现100%的能量转换。
就煤电而言,按照美国的统计数据,煤电转换效率在1900年时不到4%,1925年增长到14%,经历25年的发展,1950年增长到24%,1960年超过30%,1975年效率最高的电站首次可达到40%,之后平均转化率趋于平稳进入瓶颈期,2013年仍然不超过34%。
就风力发电而言,风力发电效率存在贝玆理论极限值59.3%的限制,但实际效率平均值仅为22.5%左右,依赖于风机叶片、发电机和控制逆变器的转换效率提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就太阳能发电而言,不同的技术路线具有不同的转换效率。
例如,根据2015年美国国际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公布的太阳能电池最佳转换效率数据,有机光伏电池、钙钛矿型电池和染料敏化电池等新兴技术太阳能电池转化率为10.6%~12.6%;
薄膜太阳能电池为13.6%~23.3%;
晶硅太阳能电池为21.3%~27.6%;
多结太阳能电池为31.6%~44.4%。
然而,实际应用中的转换效率远低于实验室数据,薄膜光伏电池的效率在6%~11%;
晶体硅光伏电池的峰值效率只有20%,需要太阳能电池板、控制器、逆变器和蓄电池等多方面开展系统性的技术改进和升级。
既使按照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2020年4月公布的最新实验结果,其组织研发的单片、串联的“倒置形变”六结太阳能电池,在聚集太阳光照(143倍太阳光照条件)和单个太阳光照的条件下,太阳能转化效率分别高达47.1%和39.2%,创造了两项新的世界纪录,但与2015年多结太阳能电池效率相比并没有显著提高,且多结太阳能电池还没有在实际应用中形成主流。
再次,氢能源处于探索阶段。
氢作为宇宙中最为丰富的元素,具有能量密度高的特性,单位质量氢的热值约是煤炭的4倍、汽油的3.1倍、天然气的2.6倍。
由于不含任何碳元素,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氢被认为是中和碳能源的最佳载体。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制取氢有3条基本路径。
一是由以焦炉煤气、氯碱尾气为代表的工业副产气制取,其制取的氢气被称为“灰氢”;
二是由煤或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制得,并将二氧化碳副产品捕集、利用和封存,从而实现碳中和,其制取的氢气被称为“蓝氢”;
三是通过使用可再生电力或核能电力将水电解之后制取氢气,因为全程无碳,被称为“绿氢”。
从绿色无碳的角度来说,“绿氢”是氢能源最终的发展方向。
但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90%以上的氢来源于煤炭和天然气等化石原料制氢路线,且没有实施有效的碳捕集、封存和利用。
采取水电解的生产路线,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这在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成本降低到合理水平之前,不会有效降低制氢的成本。
从当前来看,氢能使用的方向主要是替代燃油汽车,这如电动汽车一样,需要氢燃料电池技术的成熟及成本快速下降。
按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数据,氢燃料汽车的燃料成本约为16.5美元/千克,汽油成本为3.23美元/千克,氢燃料汽车的效率通常是汽油车的2.5倍,这意味着氢燃料成本需下降到8.08美元/千克以下,即降低50%以上,才能与汽油等价,具备竞争力,这无疑需要制氢技术和氢燃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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