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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标志资产阶级革命新高潮的开始。
孙中山在阐述同盟会纲领时,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纲领,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理念。
为了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学说,唤起人民群众投身于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康有为等改良派进行了激烈论战,全面论述了要救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深刻道理,推动民主革命运动不断深入,终于形成历史进步的洪流,为20世纪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民主的宏伟目标指明了方向。
孙中山关于民主革命的思想,核心就是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根据中国民族危机的现实和社会进步的要求而提出的,是将反对列强侵略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民主革命合而为一的政治纲领。
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主张,必须唤起民众,拯救中华,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压迫,废除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恢复中华民族的完整主权,进而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平等之地位而努力。
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主张,必须发动革命运动,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让各族人民享有广泛的、平等的民主权利。
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主张,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措施,实行社会和经济改革,推动社会结构变革,使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等各方面有所发展、有所依托,享受到社会革命的成果,从而实现经济进步、人民安康、国家富强的目标。
正如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演说中所说: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
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
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
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
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1](P329)历史证明,争取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也好,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也好,都依赖于结束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革命的完成。
因此说,三民主义中最核心的应该是民权主义。
二、孙中山是脚踏实地的践行者
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风险和困苦。
孙中山和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英勇的献身精神、顽强的革命毅力,百折不挠,谱写了许多可贵的、动人的篇章。
孙中山本人在长期奔走海内外,宣传革命,联络同志,筹集钱款的过程中,经历了数不清的苦难和风险。
其中,1896年在伦敦蒙难,险些受到生命威胁。
在孙中山等人领导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之前的多年中,发动了多次起义,其中有重要影响的起义就有10余次。
许多革命先烈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抛头颅洒热血,甘愿付出一切。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各省相继响应,一场掀落皇冠的革命迅速席卷全国。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历史揭开崭新的一页。
但是,历史是曲折的,形势是复杂的。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初期的各种矛盾和各种斗争表现得十分尖锐复杂。
当时的不同政治势力——革命派、立宪派、北洋派、清政府、外国列强都在积极活动。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孙中山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以求得在比较少的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完成政治革命。
可是孙中山并没有放弃对于民国发展方向的把握。
这期间,孙中山要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作一些政治较量,还要尽量化解革命党内部涣散、猜忌、畏缩的情绪,以求保证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
当袁世凯背叛中华民国,实行专制反动统治的嘴脸暴露后,孙中山又发起二次革命,力求维护中华民国的体制。
此后,不管是流亡海外,还是偏居广东,孙中山不断地同各派反动军阀斗争,始终致力于维护中华民国的国体和统一。
其间,又遭受1922年陈炯明叛变的不幸事件,孙中山险些受到生命威胁。
在多年艰苦努力屡遭挫折的情况下,孙中山晚年在思想上达到新的飞跃,认识到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人和苏俄合作,创建了革命统一战线,实现了国民革命的良好开端。
这一切表明,孙中山是一位与时俱进、志向超凡的伟人。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北方的形势出现一线转机。
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人邀请抱病北上,以求共商国是,造福于民。
最后因疲病交困,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走完了伟人的辉煌人生。
在国事遗嘱中,孙中山仍念念不忘其毕生的理想和宏志。
告诫国人和党人: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三、孙中山对民国政治体制的设想
孙中山在长期致力于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一方面游历世界各地宣传革命的道理,同时对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从而形成对于中国民主共和政体模式的理性思考。
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是他的“五权宪政”思想。
早在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法意》一书中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把三权分立作为国家政体的基本形式,使之成为国际公认的一种制度。
三权分立的学说及其实践,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这一点人们一般是认同的。
但是,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模式,无论具有怎样的普遍性意义,也不能将其视为适应任何国家的万应灵丹。
因为,具体到一个国家和民族,它的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心理、民众素质等许多方面都存在自身的特殊性。
所以一个国家在理性地设计政治模式时,应该在立足于本国现实的基础上,辩证地看待外界的事物,将国际社会的一般性做法与本国具体状况相结合,才能找到最适合本国发展的政治模式。
孙中山在对当时西方一些国家三权分立政体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后认识到,这种政体实际上也有一定不足。
因此,孙中山在三权分立之外提出增加考试权和监察权的主张。
首先,孙中山提出增设考试权的主张,来源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性分析。
具体说,是受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科举制的影响。
孙中山提出增设监察权的主张,是鉴于西方的政治实践中,由于立法机关兼有对行政首脑的弹劾权,往往容易造成挟制行政机关的议院专制现象。
其次,孙中山设立监察权的思想,来源于对中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的借鉴。
孙中山对中国古代的御史监察制度表示肯定,认为“明清两代御史,官品虽小而权重内外,上自君相,下及微职,儆惕惶恐,不敢犯法,”[1](P445)起到了很好的监察作用。
孙中山非常推崇中国的这两项制度,认为,“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但考选制度被恶劣政府所滥用,纠察制度又被长期埋没而不为所用,这是极可痛惜的。
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以使各机关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
[1](P320)这增加的两权的设计,显然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担任公职人员和监督制约官员的行政行为。
孙中山五权宪政思想的基本原则至少包涵以下几方面:
第一,主权在民。
孙中山认为,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必须给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民主权利,人民可以通过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四大权利等途径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
第二,政府有能。
孙中山主张,政府的管理人员应该经过遴选产生,具有比较高的素质和道德水平,这样才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威信和管理的效能。
如果政府管理人员的素质不足,就会导致管理效能低下,甚至出现渎职,就要损害人民的利益,必然为人民所不答应。
第三,分工协作,权力制衡,依法行政。
五权宪政是将政府权力划分为五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各部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需相互配合,又可以相互制约,这有利于促进政府各部门提高效率,廉洁从政,依法行政。
四、孙中山关于民主建设过程和阶段的主张
早在1906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提出“革命程序论”的说法,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建设过程分为依次递进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时期:
“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
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
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
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中华民国之根本胥于是乎在焉。
”[1](P298)这种主张的依据,是基于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传统专制制度和思想的束缚,未经过完全意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启蒙,缺乏符合民主精神的观念和习惯。
也即孙中山所说的,中国人有家族主义、宗族主义,而无国族主义,人民群众的国家观念、公民意识明显不足,客观上必然会制约民主政治的顺利发展。
因此,必须经历一个由专制政治到民主宪政的过渡时期,以培育和养成公民的政治素质。
1914年,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再一次阐述这种主张,认为民国政治发展需要经过军政时期(破坏时期)、训政时期(过渡时期)、宪政时期(建设完成时期)三个阶段。
其中,训政时期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它的任务在于,通过思想教育、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等一系列手段,荡涤封建残余思想,培养公民的政治法律意识,养成公民应有的素质。
孙中山认为,社会的人群一般可分为三种思想状态:
一是先知先觉,二是后知后觉,三是不知不觉。
因此,作为社会变革领导者的所谓先知先觉的人,有责任对不知不觉的一般民众进行教育引导,以促进民众素质的整体提高,从而为社会变革和进步打下坚实的基础。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中指出:
“夫以中国数千年专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国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共和宪治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由速达也。
”“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
”[2](P63)
在完成训政的过渡时期之后,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达到理想要求,具有履行公民职责的能力,行使法律规定的普选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免之权等,才能够进入民主政治的比较高级的程度,即宪政阶段。
孙中山对此有深切的期待,指出:
“夫革命先烈既舍身流血,而为其极艰极险之破坏事业于前矣,我国民宜奋勇继进,以完成此容易安全之建设事业于后也。
国民!
当急起直追,万众一心,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为去旧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设也。
”[2](P67)
五、建设新国家实现民生主义理想
任何革命和社会动荡之后,必然需要一个更新和建设的过程。
孙中山在领导民主革命,追求中国近代化的长期努力过程中,也对未来国家经济建设方面有深刻的思考。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是一部洋洋洒洒的宏论。
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既提出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性原则,又提出具体的目标和步骤,其中包括对国民经济全局的规划。
比如关于交通运输(铁路、公路、航运、港口)、农业、水利工程、矿业、冶金、城市建设、西部开发、生态建设等诸多方面。
孙中山还提出有效利用外国资本的主张,要以开放的心态和措施谋划经济发展。
孙中山提出的建设方案,具体而细致,有切实的可行性和前瞻性,显示出他多方面的才华和智慧。
时光走过百年,今天我们规划和建设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时,仍不免赞叹孙中山当年设想的科学性和远见。
孙中山除了关注经济建设,还特别注意政治和社会建设。
在《建国方略》之三民权初步中,孙中山详细论述了民国的政治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及途径。
孙中山指出,什么是民国?
即“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
什么是民权?
即“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
“民权何由而发达?
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
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
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
[2](P306)于是,孙中山以很大篇幅详细解释了“议事之学”,即国民如何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期待提升国民的政治素质,提高他们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意识和能力。
在《国民政府建设大纲》中,孙中山指出,国民政府实行建设的目标,首先是民生,其次是民权。
而民权建设经过军政、训政的阶段,最后制定并颁布宪法,进入宪政阶段;
届时举行全国大选,以民选政府替代国民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为了进一步宣传革命和建设理论,孙中山1924年1月至8月忍着病痛在广州进行了10余次主题为“三民主义”的演讲,对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的理论、构想、实践作了详细阐述。
今天人们读到这些演讲稿,仍不免赞叹孙中山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原则提出的思想主张,对于国家发展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
孙中山关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政治和社会建设等思想主张,是他实现民生主义纲领,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达到振兴中华之宏伟目标的具体体现。
“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孙中山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怀的表现,是激励几代中国人不懈努力奋斗的号角。
中国人民在追求近代化、现代化的长期过程中,争取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始终是一个具有极大感召力的梦想。
六、推进思想文化的革新
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方面的因素。
与物质文明的进步、制度文明的创新相比较,精神文明即思想文化方面的提升显得更为艰难、更为漫长,也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列宁说过: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
其道理正在于此。
虽然资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初步实现了,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似乎也有一定突破,但是,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是不是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过去的“百姓”、“臣民”是不是已经转变为合格的民国公民,社会的思想文化还应该进一步向什么方向发展,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都需要认真思考和切实解决。
在分析辛亥革命受到挫折的原因的时候,当时不少学者认为,那是因为思想启蒙相对滞后,相对不足,导致社会变动停留在政治权力变革的层面,没有相应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的呼应,因而使得国民性没有达到新时代应有的要求。
1920年6月,《新潮》杂志主编罗家伦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辛亥以来的形势时认为:
“历来各国的革命都可以革得好,何以中国辛亥以来的革命,愈革愈糟呢?
我想这没有别的缘故,乃是因为他国的革命,是大家为主张而战的;
而中国的革命,除了几个领袖人物而外,其余的人都是被金钱收买得来的,权位引诱得来的。
他们原来就没有民主共和的观念,如何可以盼望他们实行民主共和的政体呢?
所以各国的学者,认为改造政治社会,都非先从改造思想下手不可。
”[3](p686)此外,1920年,《解放画报宣言》写道:
“民国建国八年,招牌虽换,内容依然是陈陈相因;
皇帝虽除,人民依然是奴隶根性;
世界潮流虽急,中国人的思想依然没有改变。
”[4](p550)恰恰由于这个原因,当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的时候,社会上竟然有相当多的人随声附和,弄得甚嚣尘上,也就不足为怪了。
同理,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动新文化运动,开展近代最大规模思想启蒙,也就毫无疑问必然得到社会进步势力的广泛认同和响应,成为一场划时代的文化革新运动。
孙中山在改造提升国民素质方面有深刻的思考,有许多积极的主张。
他在《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中写道:
“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
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
”[2](P3)这就是说,思想文化建设是提高社会凝聚力,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途径。
孙中山认为,社会的每个人必须注意修身,养成良好道德,培育良好人格;
当社会全体公民皆有良好人格,国家整体的国格必然随着提高,形成良好的民族精神,这是一个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可宝贵的品质。
孙中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十分推崇,主张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同时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秀部分,积极创新中国文化,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实现社会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
孙中山先生在长期领导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在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思考和比较之后,逐渐形成他的思想和精神。
关于孙中山的思想,主要内容包括:
关于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关于三民主义的理想和纲领、关于民国政治体制的构建、关于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的协调发展、关于政党的性质和作用、关于实现国家统一和振兴中华等方面。
从层次上划分,孙中山的思想包含他的革命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伦理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等要素,内容丰富,表述深刻,可谓博大精深。
关于孙中山的精神,概括地说包括:
高度的爱国主义,为祖国进步、为人民福祉不懈努力奋斗;
志趣高远,有坚定的政治信念,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
与时俱进,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提出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宏图;
慎思明辨,善于分析中西方文化的特点和本质,提出中国文化正确的发展方向;
道德不凡,怀有“博爱”、“天下为公”的高尚情怀。
孙中山的思想和精神是中华民族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我们研究、继承、弘扬孙中山的思想和精神,既有益于正确评价20世纪中国人民英勇奋斗、争取国家独立、民主的斗争历程,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
同时也有助于创造性地开创中国未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崭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和振兴,实现孙中山“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
参考文献
1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
中华书局,1981.
2黄彦.孙文选集.上册.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3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一.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
5“现代五杰”另外四人是:
印度的甘地,土耳其的凯末尔,俄国的列宁,美国的威尔逊。
参见《孙中山先生评论集》,广州,中国国民书局,192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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