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羚口述融进清新自然中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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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剧院的态度就是谁借都不放，越借越不放！

但偏偏碰上王君正导演是个特别执著的人，她有绝招，干脆跑到我们院里党组书记蓝光家里“上班”去了，天天自带干粮堵到书记家里去磨，最后把她爱人、孩子甚至保姆的工作全做通了，家里人帮着她说服了书记。

　　说老实话，接演《苗苗》时我没有压力，心里除了特别高兴，剩下的就是“不知道了”。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好玩儿的是，我真正闹明白拍电影是怎么回事时影片已经拍了200多个镜头了。

那天拍的是苗苗因为和学生逞强从礁石上跳下来，把脚扭伤了，结果第二天见到校长时很不好意思的一场戏。

在这场戏之前，其实我根本没懂电影的拍摄基本状态，但我拍之前的200多个镜头时都以为自己懂了。

结果在拍这场戏时，剧本提供的表演状态是“苗苗见到校长后，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我就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动作――除了低下头，还不停地在地上蹭着扭伤的脚。

因为我想这在舞台上表演时，要让观众读懂苗苗的不好意思。

可实拍的时候，一条下来，导演就说了：

“这条再来一遍，怎么李羚的脚好像老在动啊？

”再来一遍，我还是这么演。

导演就问我为什么老蹭脚？

我说：

我觉得加上蹭脚的动作更能表现不好意思的感觉啊！

导演说：

“咳！

别蹭啦，看不见！

”我纳闷了，怎么会看不见呢？

那个摄影师离我那么远拍摄，怎么会看不见脚呢？

导演怎么讲我也不明白。

最后导演说你到摄像机这边来，我一看，人家用的“长焦”，是个很大的上半身近景！

我的天，拍了200多个镜头以后我才明白电影还分远景、中景、近景等等，里边有这么大的学问，可我已经懵里懵懂地拍了200多个镜头了！

难怪每次看样片时我心里老犯嘀咕觉得和我现场表演不太一样呢！

也才恍然大悟看剧本时前边标着“近景、远景”是什么意思。

我就找到影片的艺术顾问陈怀皑导演，要求重拍前边的镜头。

陈导演说：

“电影就是遗憾的艺术，不可能重拍了。

”所以《苗苗》成了我心里永远的最遗憾！

　　母亲让我找到了“苗苗”

　　接戏时我没觉得演这个角色很难，因为我妈妈就是学校的教导处主任，对于苗苗应该说我不陌生，我们家是长期聚集着一群各式各样孩子的。

不论是听话的，还是调皮的，我妈妈看他们的那种眼神总是那么的慈祥、那么的严厉、那么的充满了一种说不清的情感。

我现在才懂得，那份情感叫爱！

天底下除了父母的爱，就是老师的爱最无私，因为这爱的全部内容只有希望、奉献，而不索求回报。

现在想起来就是妈妈当年的目光让我找到了苗苗。

可是也有因不懂而占了便宜的事。

恰恰因为我不懂拍电影的奥妙，也少了胆怯和顾虑，加上我天性又比较善良、真诚，因为年轻也带着点孩子气、清纯自然，反倒与孩子们融为了一体，演到了一块。

我几乎和他们一样地不懂表演、不懂设计、在镜头前不会做作。

我无论戏里戏外真正是个孩子头儿。

　　有一场哭戏我记得是最难拍的。

剧本提示是重场戏，杨小亮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父母突然回来了，这个很少有人关心管教的孩子见到久未谋面的父母后大声叫着“爸爸，妈妈”扑了过去，这时苗苗心里很欣慰也很感动，剧本提示是“喜怒哀乐从苗苗的眼前一闪而过”。

这怎么演呢？

我完全懵啦！

而之前几天导演就告诉我要好好准备这场重场戏。

我苦恼极了，心里负担很大。

结果拍摄当天到了现场一看，心里更没谱了！

在实拍的小院门口安了个发电车在那儿“嘟嘟嘟”发着电，围着好多观众呵。

那时拍电影可不像现在，现在人们都司空见惯了，你拍你的我忙我的。

当年在青岛拍《苗苗》时只要出外景，我们都要架两台摄影机，一台真的在拍戏，另一台是虚晃着拍――为了把围观的群众吸引开。

那天就是在这么个状态下，一旁发电机“嘟嘟”着，现场围满了观众。

开拍了。

头两遍还比较顺利地拍下来了，可是导演总觉得不太满意，希望我表演得激动感再复杂些。

　　我也很发愁，在现场一个人躲到一边较劲儿，想办法调动感情，想着想着就想到了“文革”期间我父母亲挨整，我一个人在家也是没人管我，十一二岁长年见不到父母，于是自己学会了做饭、炒菜，照顾自己。

直到有一天父母回家探望我时吃上了我给他们炒的菜，可是他们也才发现我那时根本不知道炒菜还要放油！

我一个人吃了十个月不放油的炒菜自己生活了下来。

想到这些我特别难过，一下子百感交集，带着这样的情绪总算完成了这场拍摄。

但这场戏给我的触动很大，深深感觉到自己的表演功力不足。

一个人仅有感受是不行的，因为人人都有经历和感受，但演员除了感受还必须有演技，因为不是你遇到的每个人物的经历都能在自己的生命轨迹中找到相似的感觉，这就必须靠高超的演技来表现。

　　时代成就了《苗苗》

　　坦率地讲，拍《苗苗》时我没有本事，我的演技够不到出色演员的标准。

直到现在还有人夸我的苗苗演的好，可我即便在当时，都很清醒地认识到，在《苗苗》里，我的表演有着太多遗憾。

　　《苗苗》公映后，反响太热烈了。

很多学校都包场组织学生去看，赞誉之声雀起，观众给我写很多很多的信，好多小朋友写信要到我教书的学校上学等等。

我跟着话剧院到外地演出，有我照片的演出海报被热情的观众抠成了麻点，就为了要把我的照片抠走。

走在大街上，孩子们一见到我就大喊着“苗苗老师”扑过来。

我真的愕然！

我纳闷我演得那么不好、我自己非常遗憾的一部戏、我觉得镜头上那么难看的形象，怎么这个苗苗这么惹人喜爱啊？

！

　　这得说到那个年代的特点了。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而教育领域算得上最早打开的一扇改革开放之窗了。

“文革”期间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而浩劫过去之后，人们都急切地渴望教育的春天早日到来。

正在这个时候《苗苗》拍出来了，这部电影反映的内涵很丰富，可不仅仅只是讲述了一个年轻女老师的故事，它有对过去的巧妙反思，有对人性的挖掘，有对新时期教育观的思考，更有对一个个鲜活个体的深切关注。

我很幸运地赶上了一个恰当的时期接下了一个适合当时受众心里需求的好剧本，又遇上了一个惹人喜爱的好角色，所以一部作品就让我成功地敲开了电影之门。

　　有一封观众来信这样写：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一部《乡村女教师》影响了一代青年人励志从事教育工作，八十年代一部《苗苗》让很多人重新记起教师职业的崇高。

”当然，我们的《苗苗》跟前苏联的《乡村女教师》无论在艺术的完整性、演员的表演等等方面都没法比，但毕竟是浩劫之后的一股新鲜气息，它所带来的强大的感染力远远超过了艺术本身。

其实《苗苗》就是当年的一部成功的励志电影代表作。

　　1981年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奖时，因为《苗苗》的属性还很让夏衍公费了心思，因为它不能算完全的儿童片，而不算儿童片参评又显然吃亏，最后给我们特设了一个特别奖，也是夏公不愿放弃。

这很让我们感动。

于是第一届“金鸡奖”我就站到了领奖台上。

　　这部电影当年还被送到印度参加印度国际儿童电影节，得到了最佳故事片奖，我们全剧组没有一个人参加，结果是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官员替我们领的奖。

人家后来告诉我们，这部电影评选时所有的儿童评委全票通过，他们都喜欢这个苗苗。

　　汪洋厂长让我成了“贼”

　　拍完《苗苗》之后，整个1981年我没有接戏，因为找我的剧组太多了，而且人家都是冲着苗苗来的，剧本几乎清一色都是演老师的，角色从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到中学老师都齐了！

可是当时的一位朋友给我了一个忠告，就为这句话我一生都感谢他。

他说：

“李羚，你的第一部电影无论因为什么原因能达到这个高度已经很难得了。

这个时候，应该让自己沉淀一下。

要耐得住寂寞，这是一个人在生活中最重要的素质，也是成功必备的素质。

”我是一个历来听人劝的人，因为朋友的话，我“寂寞”了一年。

　　一年之后，我去参加首届“金鸡奖”颁奖典礼，为《苗苗》领奖。

我是个小字辈，又是个只演了一部电影的话剧院学员，年龄也小，还跟在大演员后边追着人家帮我集邮的哥哥索要签名呢。

参加什么活动我都缩在后边，合影时也躲在最边上。

北影厂的汪洋厂长注意到了我，他看着我说：

“这个李羚怎么跟苗苗的性格这么不像呵！

银幕底下这么安静内向呀。

要是这样的话，北影正好有一部戏合适她，回去就跟导演许雷说。

”一来人家导演本来想请另外一位名气更大的演员来演，二来导演觉得苗苗和他们要找的失足女青年的性格与我反差太大，人家挺犹豫。

可是汪洋厂长却说了这么段话：

“第一，李羚本人不是苗苗的性格，她安静而内向。

第二，你让李羚演这个失足女青年她充其量就是个小贼，她要彻底改过自新人家观众能相信；

可是如果你要是让别人来演，搞不好会演成个大贼，可不是那么容易悔过自新的，观众容易产生怀疑！

”一番话把导演说乐了也说服了，许雷导演笑着表示：

“那您这么说，我就先会会这个‘小贼’吧。

”一见面，他发现我挺斯文，心里想起汪洋厂长的话暗笑：

嗯，这个小贼是容易改好。

就这么偶然，我等来了《陌生的朋友》。

　　《陌生的朋友》最考验我的是长达五十分钟的默片表演，这对于刚刚学会了点话剧表演，刚刚学会了一点电影表演的我来说，太难了。

它把我从话剧舞台上懂得的一点调度技巧和一点电影台词的技巧去掉了，在长达五十分钟的时间里她就那么安静地坐在火车上，没有语言没有形体动作，而剧本提示也就只有“姑娘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姑娘看了他一眼，又把头扭向了窗外”……总之，这五十分钟里，这位姑娘不是抬头就是低头、扭头。

这也是许雷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拍得他自己都嘀咕：

行吗？

这要是不注明，这些镜头完全都是可以同用的！

但我必须要演出不一样来。

研读剧本时这场戏我下了很大功夫，最后把这场戏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刚上车时，她充满了戒备和防范，我让她的眼神里更多包含着惊恐和紧张；

第二阶段：

火车开出了很远，周围的人也打起了嗑睡，姑娘的心情放松了下来，我的眼神也表现得轻松坦然还有些迷茫；

第三阶段，她内心的不自信再次让她警觉和紧张起来，我在姑娘的眼神里赋予了从怀疑到紧张再到恐惧的变化。

三个阶段的分解，让我在表演时心里有了底，所以最后剪辑出来的效果很清晰很有层次。

　　片子拍完后，北影厂请很多专家观摩。

放映结束后，好多老师居然没发现电影里这个失足女青年就是那个孩子头苗苗！

于蓝老师问：

“这个女孩子是谁啊？

”导演说：

“她不就是那个苗苗嘛。

”于蓝老师很惊讶：

“太不像啦！

”我听到她这么惊讶，心里别提多高兴啦！

这是对我表演能力的最好评价，我一直在心里默默感谢着前辈们对我的鼓励。

　　因为五十分钟的默片，这部电影后来被杜?

约克先生看好，认为是电影语言非常出色的作品选中参加了西柏林电影节。

因为这又是一部“小人小马小刀枪”的小制作影片，北影厂也没派人参加电影节。

到了快放映的时候，出任电影节评委的黄宗江老师才发现还有一部中国的电影参加，他好着急地打电话到北影厂：

“怎么也没有提前做些宣传呢？

早知道有我们的影片参加应该好好推介一下呵！

”结果《陌生的朋友》还真得到了评委们的欣赏，五十分钟的默片很受肯定，给了一个特别奖，黄宗江老师上台帮着领了奖。

　　张圆、于彦夫导演让我挑角色

　　1982年长影厂导演张圆、于彦夫拍摄《十六号病房》，满怀诚意地请我加入剧组，并且把四个女主角都摆在了我的面前：

“戏里的四个女主角，首先请你选角色，四个人物你随便挑！

”

　　按照两位导演的设想，希望我演刘春桦，一个给病房带来笑声和阳光的积极进步的女青年形象。

我看了剧本后迟迟没回话，思想斗争挺激烈。

导演也纳闷，找到我问原因，我对张圆导演说：

“我现在很矛盾。

你要让我挑的话，我要告诉你我很喜欢春桦的戏，她很甜美、善良，搁哪位导演一看我也都会认为我合适这个角色，我自己也知道肯定合适，而且我肯定能演好。

但如果您要是信任我的话，我想选常琳，但我没有把握肯定能演好。

因为我以前无论是话剧舞台还是电影银幕上都没有塑造过这个类型的人物，如果我这次演不好的话，以后也不会再有导演给我出演这类角色的机会了。

这是个大青衣的戏，我的形象不可能演她，我是个小少女的戏路。

但是我想挑战自己。

”张圆导演特别着急地说：

“李羚，你演常琳不合适！

你知道吗？

陈荒煤公看完剧本都说‘让李羚演春桦’。

这个角色能让你得奖的！

”我坚决地说：

“这些我都想过了，但我还是想争取这个机会，结果怎样我都不后悔。

”最后导演虽然惋惜，还是尊重了我的选择。

　　开拍之后，导演的观念变了，他们越拍越觉得我的决定是对的。

常琳的思想表达多是用日记来体现，需要大段的独白，我台词功夫很好可以完满地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

编剧乔雪竹也很满意，她一直觉得这个角色不好演，因为她是个大部分时间挺讨人嫌的总是自我怜悯的形象，直到最后才慢慢可爱起来。

但看了我的戏后她很肯定：

“难得你把她内心的复杂情感演绎得那么好，让观众能够理解她的苦闷、古怪和孤癖。

　　这回我的脚总算没白忙活！

　　有了《十六号病房》里的愉快合作，张圆、于彦夫导演跟我有了默契，一直找机会准备着再度合作。

《十六号病房》是四个角色任我选，到了《黄山来的姑娘》期间是五个剧本由我挑。

他们先是前前后后给我寄了四个剧本，都不是很理想。

到了1984年，有一天接到他们的电话：

“李羚，我们又搞了一个剧本，这回你肯定会喜欢。

我们已经到北京了，你先看了剧本再说吧！

”我很吃惊：

怎么他们这么兴奋都直接跑北京来啦！

连夜看完了本子，我激动的不行。

这就得说到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了。

如果为1984年的中国注解一个关键词的话，那就是“保姆热”，改革开放的大潮涌进了农村，最初的打工一族涌入了城市，这批站在最前沿的打工者就是十几万走进城市千家万户的小保姆呵。

冥冥中，这部电影的主题已经提前为它日后的成功铺好了道路。

　　为了演好玲玲我还专门为自己做了个日记本，把保姆日常可能干的工作都拉一张表出来，只要镜头前有一点空隙，只要有我一个不管多远多小多短的镜头，我要让观众看到玲玲始终是在忙活着的，无论她处于什么状态之下，她的手里永远不闲着，或者摘菜、或者擦桌子、或者拖地，总归是干着活的。

而且不知道观众朋友是否留意了，全片里玲玲干的事情没有一件是重复的。

我还专门重新设计了玲玲的台词，把她的无知、不标准的南方普通话通过不准确的断句表现出来。

　　影片公映后的轰动效应我也没料到。

当时北京还没有家政公司，而是叫“三八服务中心”，那时的小保姆也全部来自安徽，《黄山来的姑娘》后来成了“三八服务中心”培训保姆的教材，让那些安徽姑娘跟戏里的我学习当保姆该如何处理和雇主的关系、如何做家务等等。

　　在我的第四部电影《黄山来的姑娘》中，我的脚终于为我在专家评委眼里加了分。

龚玲玲一出场，在北京的大马路上，与同乡的老保姆相遇，高兴得忘了形，我自己设计了一个拿脚在后腿上搭了一下的动作，这个动作很受专家赞赏。

　　《黄山来的姑娘》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我在得奖之后对自己从影以来的四部作品的表演技巧的总结。

假如说我在《苗苗》里的表演是“简单”的“简”字的话，我要说，我在《黄山来的姑娘》里的表演就是个“繁多”的“繁”字。

拍《苗苗》时我对电影表演完全不懂，拍《陌生的朋友》时好不容易懂了点电影表演又长时间没台词，等到《十六号病房》呢几乎整天躲在床上不动弹！

《黄山来的姑娘》终于让我之前积累的舞台和银幕表演经验都能派上用场啦，我有大段的台词、有太多的形体动作，我简直不知道有多么抓狂，恨不得把我学到的东西全使到龚玲玲身上。

事后一反思，觉得劲儿使大了！

我的设计太多太密了，如果我懂得张弛有度、繁简适当，也许龚玲玲就能让我成为表演大家。

虽然我得了“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但我自认火候欠妥。

更优秀更完美的作品才配得上那个奖项。

　　本文图片由李羚与本刊资料室提供

　　责任编辑/翟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