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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模式,“在时空世界中的无限多样的物体的共存本身是一种数学的理性的共存。
”因此,讲究普适性、规范性的理性思维,原则上不承认什么独一无二的东西。
对它来说,任何事物都可以在形式上还原化约,并能依据自明的公理和规则在量上精确地加以运演计算。
所谓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从根本上讲,就是这样一种将自然数学化的努力由科学领域向技术、经济、政治、法律及日常生活等广泛的社会领域全方位移植。
2.预测和控制外部对象的基本旨趣
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着名口号,表露了作为一般进步潮流的启蒙精神的工具理性取向。
这个取向由两个旨趣锁合而成。
其一,就对自然的认知来说,启蒙理性诉诸科学而不是巫术。
它通过抽象还原和定量计算,将自然对象转变为在数学等式中可理解的东西。
“人们一旦掌握了公式,就能对具体的实际的直观的生活世界中的事件作出实践上所需要的,且具有确定性的预言。
”只有紧紧依靠这种确定性预言,才能合理地设计出现实可行的操作目标。
其二,就对自然的控制来说,启蒙理性诉诸标准化技术而不是传统的个人技艺。
因为,“如果从其特殊的方面来看待现象的话,那么每一事件就会永远是新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
而反之,……如果我们希望去预测和控制,那么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重复的要素上’,每一个实例必须被看作是某一规律或规则性的一个指标……。
一旦现象以这种方式被简化为秩序,一旦它们被简化为一种共同的单位,它们就变成可驾驭的了。
”由于标准化技术的运用不仅严格遵循科学认知的一般原则,而且还在控制自然的努力中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效率优势,因此,在成功经验的诱导和激励下,它必定会向经济、政治及其他社会领域迅速扩散。
3.追求最优方案、最佳手段、最高效率的有效性思维
工具理性主导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根本说来与道德理想追求无涉,而与一种或公开、或隐蔽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发生着密切关联。
在这个问题上,休谟主张烧掉不含有数量方面的抽象推论和实在事实方面的经验推论的神学着作与哲学着作,可视为一个象征口号,它喻示着,讲究实证有效的工具理性在本质上拒斥任何形式的非理性追求——不仅包括神话巫术和传统习惯,而且也包括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和浪漫主义的情感冲动。
对它来说,所有问题都是“技术性的”,而理性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在具体境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功用和效果。
因此,一方面不是从道义理想而是从科学预测出发,权衡利害,合理地设计行动目标;
另一方面不是从情感和良知而是从功能与形式出发,以少求多,合理地选择最佳手段和最佳途径,构成了工具理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取向。
“它强调功能关系和数量。
它的行动目标是效率和最佳标准。
”服从于这一标准,将不仅把自然物,而且也会把人本身还原为可通约、可置换、可计量的职能角色,像机器部件一样来组织、协调、控制和管理。
4.人类物质需求相对于其他需求的绝对优先性
工具理性是一种效率逻辑;
而所谓效率,归根到底是以旨在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为落脚点的。
在这个意义上,工具理性与世俗功利趣味有着本质的契合。
一方面,市场经济体系对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给予有力驱动;
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又为最合理地利用资源提供了科学技巧。
这种技巧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能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从而使经济生活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比赛”,而在某种程度上使“每个人最终都可能成为胜利者,尽管收获有所不同。
”这就以极其诱人的丰裕前景强化了财富增长相对于人类其他需求,包括情感需求和精神需求的不可倒置的优先权。
结果就是,人类不仅把自己的才华大规模地投入技术-经济体系,而且所有的社会组织与安排都必须适应和服务于这个体系,以保障它不断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和越来越高的生产率。
今天,实行科学决策,合理配置资源,维护和保障技术-经济体系的高效运作,甚至成了毋容置疑的合法性论据。
“经济是逻辑的母体”
论及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有必要提及熊彼特的着名论断:
“经济是逻辑的母体”。
熊彼特对自己的这句警言甚为得意。
他形象地评论说,假定某个“原始人”得心应手的工具,比如一根棍子,在他手里断成了两撅。
如果他背诵一个巫术咒语,指望念到第九遍时两段断根会重新接上,那么,他就处在前合理化的思路与行为水平。
倘若他不是念咒,而是去摸索接上断棍或再取得一根棍子的可行办法,则他就开始了由前合理化水平向合理化水平的重大跳跃。
两种态度都是可能的。
但熊彼特强调,这个例子表明,在经济行为中巫术咒语的失败,要比在恋爱中渴望幸福或从良心上消除负罪感的巫咒语的失败明显得多。
因此,正是经济行为的铁面无情的明确性和得化特征,迫使人们不得不尝试以合理化的方式去处理问题。
“合理的态度大体上首先是由于经济必要性而强加于人类心灵的。
正是日常经济事务,才使我们作为一个族类获得了合理思想和合理行为的初步训练。
”而一当合理的习惯确定下来,由于有利经验的熏陶,它就会散布到经济以外的诸领域。
在这个意义上,合理化逻辑及其扩张,根本说来发端于经济模式。
由于经济活动几乎和人类文明史一样的久长,因此,合理思想与合理行为的初步训练也就先于资本主义时代。
然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合理思想与合理行为只是一种特殊的、孤立的和无系统的现象,而且作为这样一种现象,它通常附属于一个总体上处于前合理化水平的主导性社会文化结构。
仅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开始按照自己的品格塑造全社会,从而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主导结构本身。
因此,历史地看问题,只有联系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够对合理思想与合理行为由原始形式到成熟形式的根本性跳跃予以恰当的把握。
其关节点可以概括为相互贯通的三个方面:
首先是价值秩序的倒转。
在传统时代,社会是一个讲究血统和身份的等级体系。
价值评判依据“先赋”原则,地位升迁受到极大的限制。
即使在垂直社会流动方面保有某种回旋空间,也优先对征战卫国、献身教会一类富有超个人意义的活动开放。
同这些伟大、热烈、神圣的活动相对照,以功利计算为特征的私人经济活动,乃是大受鄙视的一个分支,它没有,也不可能挣得足以与高贵等级并肩的身份地位。
[10]按照熊彼特的看法,资本主义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以开放、流动的商品经济破坏凝固的封建等级结构,并借助财富增长的诱人前景不断强化了人类物质需求相对于其他需求的价值优先性。
这样,它既为“屹立在经济领域的个人成就上的一个新阶级”开辟广阔天地,又反过来把“具有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智力的人”吸引到了这个领域之中。
经济活动于是取代贵族血统和教会阶梯而成为飞黄腾达的便捷通道。
在熊彼特看来,由于资本主义拉走大多数善于管理、经营、筹划和计算的精英人才,它也就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为“合理主义”的发动机注入了巨大的蒸汽能量。
[11]
其次是市场机制的调节。
虽然谋利冲动古来就有,但资本主义在交换价值这一可感觉又超感觉的抽象形式上使之获得了可以无限伸展的纯粹形态。
熊彼特因此把资本主义称为一个“按照纯粹的模型”塑造出来的社会。
“它的地基、梁和了望台完全是用经济材料做成的。
”[12]在市场机制的主导下,获利的无穷诱惑和竞争的外部压力,给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确定了一个比以往任何经济形式都更加严酷无情的灰暗色调。
在这里,成功与失败被简洁明了地归结为赚钱和赔本,两者都不可能用闲谈和幻想来打发。
因此,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将迫使任何进入经济领域的人不得不运用他精明的头脑,对成本一利润进行严格核算,并尽可能地把合理、高效的科学手段、技术手段及管理手段融入他的企业经营。
最后是计算单位的统一。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发育成熟,市场逻辑不仅以失败的经常威胁把一种合理化的态度强加给人类心灵,而且还为合理谋划提供了一个标准的计算尺度。
这就是交换价值及其符号化身――货币。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
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有量的差别。
”[13]在交换价值及其货币符号的同质形式上,商品成为“天生的平等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同任何别的商品交换,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奈斯还丑”;
[14]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被还原为肌肉神经的一般运作,因此可以在量上去计算它耗费的大小或多少;
各式各样的行业或职业受同一种商品经济结构的“普照之光”的照耀,它们原则上可以通过交易达成共识,因而所有的虔诚、血性、温柔、怜悯和庄严统统淹没于功利谋划的冰冷之水;
如此等等。
总之,就像把自然数学化的科学进步一样,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也把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数学化,最后在交换价值及其货币符号的标准形式上完成了对所有人类行为的还原与通约。
或许没有别的什么比这种还原与通约能够更加有力地驱动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了。
因为这个缘故,古典经济学家确立“经济人”的基本假定,并试图运用科学方法来分析“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实际上,即便没有理论家指点迷津,营业公房里的大小老板也自会在“看不见的手”的调教下拨动他们的算盘珠。
他们没有超凡的人格魅力,但却在收支等式与数字表格中实践和散播了给现代文明打上深刻各印的合理化逻辑。
随着交易网络的扩张和财务数据的日超复杂,以计算、审核为主要任务的会计工作,在市场经济时代盛行起来,并且逐步演化成了一种具有知识权力意味的规训制度。
[15]熊彼特于是发出感慨:
“资本主义实践将货币单位转换成为合理的成本-利润计算的工具,复式簿记是它的高耸的纪念塔。
”[16]
按照熊彼特的分析,会计作为一种财务审核与管理的知识技术,原本是经济行为合理化要求的产物;
但它的日渐完善,却又反过来借数字上的精确化而有力地推动了现代企业逻辑的定型。
投入与产出、成本与利润、资本与收益、存量与流量、循环与周转等等,都因会计工作而变得简洁化、条理化,以致可以说,现代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数字管理式的经济。
由于这种经济模式的运行极其规范,且能带来高效率,因此,在成功经验的激励下,讲究精确计量和严格评估的合理化逻辑也就随之“开始了它的征服者的生涯”。
[17]它不仅要为各类机构和组织定基调,而且试图按照自己的模式来规训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
正因如此,一些思想家将数字化的货币经济看作透视现代性的典型样本,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
布罗代尔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货币并不仅仅简单地充当交换媒介,它毋宁是一种人人都必须学会和使用的“统一的语言”。
[18]这种语言的基本词汇是数字。
一个人可以不会读书、写文章,因为那是具有高等文化的象征;
但他若是不会数数,那就意味着基本生活技能的缺乏。
齐美尔分析说,由于数字化的货币经济发生着强势影响,理智遂成为现代人心理能量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人们惯于用“脑”而不是用“心”来作出反应,于是养成了一种计算型性格。
[19]这种性格在待人接物方面表现出一种冷静态度。
它将特定的、个别的、品质的东西,统统化约为多的或少的、大的或小的、长的或短的、宽的或窄的一类仅能用数字表示的因素,而余下的全部问题,就在于依据这些毫无色彩的冰冷数字进行精细的利害权衡。
凡是不能用数量计算加以透彻把握的事务或关系,它都不感兴趣。
在它眼里,对待人亦如同对付数码一般。
齐美尔将这称为一种贬损品质抬升数量,或者使品质消融于数量的生活倾向。
货币经济通过给这种倾向施以强烈刺激而推动它一步一步地达到了顶峰。
这便是现代生活的数学化。
齐美尔指出:
“由货币经济导致的实际生活的计算性,符合自然科学的理想。
它把世界转化成一道数学题,根据数学公式将世界的每一部分连结起来。
”[20]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给神话巫术留有余地,也不需要浪漫的激情冲动。
刀剑的挥舞和肉体的勇敢同样派不上用场。
对它来说,还原化约、定量计算、精确评估和理性选择才是问题的根本。
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认为,以商品经济为母体的合理化进程,就本质而言是反神秘主义、反英雄主义和反浪漫主义的。
“资本主义过程合理化了行为和观念,由于它这样做,它从我们心中赶走了形而上学的信仰,也赶走了各式各样的神秘的和浪漫的观念。
这样,它不仅改造了我们达到目的的方法,也改造了最终目的本身。
”[21]
效率原则制导下的技术合理性
商品经济之所以作为母体孕育工具理性并为其社会蔓延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破坏以超验信仰和灵魂拯救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规范,把谋利活动提升为优选追求,并使效率获得了效益这一特定的历史表现形式。
贝尔将这一形式的合理化取向概括为节俭。
“从体质上说,节俭就是效益,即以最小的成本换回最大的收益。
”[22]
倘说对利润的无限渴求以及利润在货币形式上的可计算性构成效益原则的本质,那么很显然,要达到少投入多产出的目的,就必须在工具、手段、途径诸方面谋求最佳选择。
这种最佳选择,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首先表现为生产程序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
因此,历史地看,只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科学技术才得到大规模的生产应用,这是顺理成章的。
马克思提出,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18世纪还称为秘诀,只有个别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
这是一种本质上保守的和不合理的传统生产方式。
与此相反,大工业则不崇尚什么难以言传的工艺秘密。
它把生产过程“分解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不断以愈益规范、标准的形式,消解建立在个人经验和特殊技艺基础之上从而无法定量评估、准确预测和有效控制的传统成规。
这便是所谓的工艺科学。
[23]
工艺之为科学,从形式特征来看,就是把特殊实例还原成附属于普遍规则的一个可替代性要素。
18世纪末,美国发明家惠特尼革新传统工艺,以互换部件的方式制造枪械,走出了标准化生产的关键一步;
而后来在工厂体系中得到广泛运用的装配线流水作业法,则是标准化生产的最成功范例。
它的技术要求是,任何机器零件的生产都必须精密、标准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能够便捷地安装到同一型号的任何一部机器上面。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样一种讲究齐一性、通用性、可重复性的可置换性的标准化工艺,乃是数学分析模式的技术运用和机械复制;
而这种运用与复制之所以得到迅速推广,则主要是因为它所带来的生产的大批量、高效率和低成本,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的效益原则存在着高度的契合。
于是我们就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科学与技术之间出现了一种不断加速同时也愈显偏狭的双向互动。
一方面,实现标准化生产的技术努力,要以根据数学化原则揭示自然万物之普适性规律的科学知识为效法样板。
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知识构成技术控制的逻辑基础。
“在把特殊例证统摄于普遍性之下并使之服从于普遍性的过程中,思想实现了对种种特殊例证的统治。
它不仅能理解它们,而且能影响它们,控制它们。
”[24]另一方面,在技术运用中,科学不但成为给出现实力量的知识,而且它那以数学化方式对自然现象的设定、理解和计算,仅仅作为推进技术控制的概念工具而发挥效能。
在这个意义上,又可说有效驾驭和操纵对现象的技术要求塑造了科学知识的工具主义品格。
“自然科学是在把自然设想为控制和组织的潜在工具和材料的技术先验论条件下得到发展的。
”[25]
所谓“技术先验论”,若纳入市场经济体系来考察,实质上就是由效益原则制导的效率优先论。
就其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收益的具体表现形式而言,它是倾向于无度扩张的最大功利目标与可以不断改进的最佳技术手段的相互激励。
由此驱动的合理化进程,具有两个鲜明的工具主义取向。
其一是对自然的限定,即把自然限定为必须交付实用价值的质料或材料,并依据这个定势尽其所能地加以技术开发,不计后果。
其二是对人自身的限定,即把技术体系中的人限定为职能角色,并按照标准化模式对其予以组织、管理和规训,而不管他的属人特征。
从传统手工业到分工协作再到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演进,显示出一条清晰的轨迹,循此可以发现,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在非人格的物化或异化之维上究竟达到了怎样的广度和深度。
工厂体系与人的角色还原
卢卡奇分析说,效益原则制导的合理化逻辑,客观上要求对劳动过程进行切割细分,亦即必须放弃以传统经验为基础的无法精确计量和规范控制的生产单位。
[26]因此,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较早阶段――工场手工业阶段,最终制成品也不再是工人劳动过程的直接操作对象。
它被肢解开来,分离起来,尔后再在单个工人的局部活动背后完成它的组织配制。
马克思就此作过这样的说明:
“商品从一个要完成许多种操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的个人产品,变成了不断地只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个手工业者的联合体的社会产品。
”[27]这意味着,传统条件下个人劳动活动那种相对来说的“综合性”,现在转移到了由相互补充的单个工人组成的“总体工人”身上,而单个工人则萎缩成他的机体的某一部分――手或腿,头或肩。
[28]
其所以成为优点,正如斯密所指出的,是因为在局部操作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以后,“劳动者的技艺因业专而进”,而耗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又因日进的技巧而缩短,等等。
[29]倘说这样一种生产程序的机械化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那么在早期的企业管理者以及企业管理的研究者看来,只要能提高效率使应给予充分的认可。
缘此,以祛除巫魅为特征的合理化进程,在渗入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初始阶段,便自然而然地表现为抑制工人的思索和想象。
弗格林就此作了一个一个精当的注脚:
“无知是迷信之母,也是工业之母。
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足活动的习惯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
因此,在较少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也就最繁荣,所以,可以把工场看成一部机器,而人是机器的各个部分。
”[30]
既然工人只是工场这部大机器的一部分,仅仅扮演着无个性特征的职能角色,那么,“他”不仅可以由具备相同职能的任何别的“他”随时替代,而且原则上可以由更迅速、更准确、更有效地完成这一职能的真正的机器所置换。
这种置换随着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而逐步变成了现实。
在机器生产中,“整个过程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
”[31]因此,机器体系脱离工人而独立运行;
而工人的活动,不论其愿意与否,都必须依附于这一隆隆作响的工业上的永动机。
这个永动机甚至都不表现为工人的工具。
“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
”[32]在这个被科学赋予生命和智慧的机器面前,工人逐渐沦落到充当附属部件的地步。
于是就产生了主客关系的颠倒。
自行运转的机器体系以标准的运动训练出工人动作的整齐划一;
以恒定的节奏使顺从这一节奏的工人变得麻木刻板;
以对“东西”的分配配置把工人也变成了可分解配置的“东西”。
它压抑灵性,摒除想象,只认可一种行为形式:
准确无误、规范高效的的技术操作。
季节变换昼夜流转已不再对它构成限制,时间被均匀间隔,工艺流程因而可以连续进行。
工人的生理局限靠换班来克服,就像更换过度磨损的机械零件一样。
因此,工厂体系愈益合理化的过程,从某种角度看,不外是消解工人的人格特征,将其还原为标准化的机械动作的过程。
穆勒明确地说:
“人的活动可以还原为很简单的一些要素。
他只不过做一些动作罢了。
”[33]随着工人的角色担当在标准动作方面得到通约,对其进行定量评估与合理控制也就有了某种“科学”的基础。
这一点对于工厂管理制度显得特别重要。
马克思指出:
“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
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
”[34]芒图评论道,行使这种职能的工厂主是“真正的工业界巨头”,掌握着如同军队统帅一样的最高指挥权。
[35]当他们竭力实现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利润的目标时候,面对激烈的市场搏杀,“动作管理”和“时间管理”就成了他们最高超的指挥艺术。
他们要把工人训练成“肉体机械”,并使之在动作上尽可能地做到精确、连惯和衔接有序。
工人进入工厂,“就正如进入兵营或监狱一样。
”[36]在这里,严明的组织纪律不容许随意中断或结束工作的情况发生。
工人的生理机能和心理感受按照机器的运转来调节,进厂、出厂都须遵循严格的管理规章,甚至连吃饭也有明确规定的标准钟点。
同这样的“敲钟工厂”相比,传统社会的劳动节奏和管理模式显得太随意、太不规范了。
[37]
“摩登时代”是一个不断趋向标准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钟表的发明和使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位分析家说:
“时钟不仅是一种计时手段,也是协调人类活动的最好方法。
工业社会最关键的机械就是时钟,而不是蒸汽机。
决定能量,确定标准,实行自动化,研究更为精确的计时方法,每种都与钟表有密切关系,都表明钟表是现代技术最了不起的机械产品。
”[38]在大工业时代的工厂体系中,这个了不起的机械产品同企业管理的合理化要求呈现出天然的耦合。
它使时间丧失其在主观体验上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而凝结为均匀间隔的标准刻度。
对企业管理者来说,这些标准刻度实际上是一个填充着物化的单位要素或曰机械动作的连续系统。
于是时间就转化成了“抽象的、可以精确地测量的物理空间。
”[39]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这个空间的填充物是可以同财富划等号的。
因此,那些贪婪的工厂主总要千方百计使自己能够独占的部分放大。
放大的原始办法是延长工时。
[40]但这种办法既易受阻,又不够合理。
所以,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一种注重内涵,即单位时间工作效率的新办法就浮出水面,并逐步取代延长工时的旧办法而成了现代企业管理的较为纯粹的表现形态。
这被泰罗等人称为科学的管理或管理的科学:
管理这门学问注定会具有更富于技术的性质。
那些现在还被认为是精密知识领域的基本因素,很快都会像其他工程的基本因素那样加以标准化,制成表格,被接受和利用。
管理将会像一门技术那样被研习,不再是依靠从个人接触到的少数组织的有限观察中所得到的一些模糊观念,而将是建立在一种被广泛承认、有明确界说和原已经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上。
[41]
在这段着名的文字中,泰罗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管理必须像精密科学那样予以“标准化”。
所谓“标准化”,就其完备程度而言,不仅要按照机器运作的恒定节奏来一般地训练工人的规范操作行为,而且还要根据工艺流程的具体要求对工人进行职能上更为细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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