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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农历10月24日,大姐出生。
年轻的母亲还不知道怎样抚养小孩,6个月之后,那个还没来得及取名的大姐不幸夭折。
母亲为此郁郁寡欢。
外婆怕母亲悲伤过度,又从康家岭村抱养一个女孩来。
女孩取名福云,与早夭的姐姐同日出生。
1965年农历10月2日,外婆去世。
母亲呼天抢地,外婆抛下了4个无依无靠的未成年儿女。
这年腊月阿姨与舅舅们来我们家,从此成为一家人。
家中人口遽增至8口。
“宁可堂上添一斗,莫在灶下添一口。
”在那个发烧的岁月,年轻的父母亲不得不每天都思考着用什么来填饱全家人的肚皮。
我曾反复问母亲,我们家最困难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母亲似乎变得木讷,反反复复回答那句话:
自从阿姨舅舅们进了家门,我们家就陷入了最困难的时候。
1966年农历9月26日,慧云二姐出生。
在慧云快满月之时,爷爷不幸辞世。
父母亲唯一的帮手也走了,欲哭无泪。
这时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之火已经烧到农村,人们疯狂地相互挤兑斗殴,而没有什么人真正关心农业大生产。
农村经济几近崩溃。
1967年农历11月18日,大姨出嫁,嫁给团林乡康家岭的康胜利——一个踏实本分的农民小伙子。
贫穷夫妻百事哀,每每年轻的大姨受委屈回娘家,都是进我们家门。
母亲总是充当外婆的角色,析事说理,好言相劝。
从大姨出嫁的那一刻开始,母亲就身兼两种母亲的身份。
1968年农历10月6日,爱云三姐出生。
爱云姐出生时体型较一般人要大,父亲很喜欢,可是母亲有一点不开心,因为她还没有生一个儿子。
1970年10月,二姨出嫁。
二姨嫁到秀才岭中学背后的村庄——汪家洲的一户贫穷人家。
姨父兄弟五人,他是大哥。
我的初中读了5年,全部在秀才岭。
每次回家都要经过汪家洲,甚至可以从二姨妈家门前走过。
如果遇到雨天,或者其它更大的困难,我就会向他们求助。
在我的印象中姨父比姨妈还要好很多,或许是因为姨妈更加深味做母亲的艰难。
1970年11月开始的冬季改造水利设施运动——挑红星水库,如火如荼。
父亲是生产队会计,凡事积极,不顾母亲身怀六甲,要求母亲像没事人一样劳作。
母亲做事一向速度很快,也从来都不甘落后。
于是高强度的劳作,催生了我的提前降临人世。
农历的1970年快结束时,腊月廿六丑时,仅七个月的我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猫一样躺在母亲怀里。
母亲担心养不活她的头胎男孩,忍不住偷偷地哭泣。
天亮之后全村人都来看望母亲,一半人认为七个月的孩子可以养大。
次日父亲的舅舅们也从虎山村划船来看望母亲,大家都很开心,因为我是男孩。
在我满月时,家里摆了几桌粗茶淡饭酒,几乎请遍了全村人。
在那个艰难的岁月,快乐是如此稀有。
未足月的孩子是很难养活的,而我对母亲来说如此重要。
于是好心的村里人几乎一致赞成让母亲休假6个月,专心抚养我。
那时其他人请假一天都会罚没三天的工分。
许多人都难以理解我为什么几番从沿海发达地区回到贫穷落后的故乡从教,就因为我承受了父老乡亲们的厚爱,无所回报。
1973年夏季鄱阳湖发大水,农历5月22日寅时美云妹妹降生。
5天后大水进厅堂。
父亲用凳子搭起木板、床板,一家人就生活在清凉的水上。
因为人太小,我和二姐时不时就掉到水中。
母亲很担心,劝父亲搬家至虎山村,向他的舅舅们求助。
舅公们都不乐意接受产妇,怕于家不利。
于是父亲带着全家人借住在虎山村村口的公房中——水边的茅草屋。
没想到的是当晚东风东雨势不可挡,茅草被掀走,草屋内少有箩筐大的干爽地。
母亲戴着斗笠坐在床板上哭了一夜。
今天母亲还说,那次避难让她落下了毛病,以前母亲从不怕热,打那以后母亲就经不起热天。
一夜大雨,湖水暴涨。
次日天蒙蒙亮,大水已闯进了厅堂。
父母亲带着大大小小9口又要搬家,可是进退无所。
虎山村有人站出来责备舅公们:
他们一家人逃难到这里,你们竟然这样冷面无情,怎么对得起你们的姐姐!
(舅公们父母亲去世早,差不多是我奶奶一把手将他们拉扯大。
)大舅公被村里人说得无地自容,终于开口将我们一家人安排住进他家的多用途的宽大厨房。
父母亲在大舅公的厨房中生活了20多日,感觉实在不方便,于是不等大水退却,就急匆匆搬回内青。
那时大水仍赖在厅堂。
父亲从舅公家里回来以后就不曾踏上过虎山村的泥土。
十多年后舅公们陆陆续续去世,父亲一个都没有去送葬。
逢年过节,都是我带着弟弟妹妹们去走亲戚,直到我上大学。
父亲的表兄们知道父亲受了委屈,一再来向父亲劝解。
父亲不为所动。
永德表伯父与父亲私人感情深厚,他们倆经常在我们家喝醉酒,但是父亲就是不同意将美云嫁给他的儿子。
1975年农历8月10日巳时,大弟弟海胜出生。
海胜的几次人生险境见证了母亲的神奇与伟大:
海胜出生后不久的一个沉闷下午,天正要下雨,哥哥姐姐们在厅堂打闹,在嘈杂的打闹声中,大姐和大人们一样忙着收衣被,没有人注意到房间满床的被子下压着刚出生的海胜发出的微弱的哭声,正是母亲连心的感应,感觉到了这常人无法听到的微弱哭声,当母亲将所有被子搬开将海胜抱起时,海胜已面色发紫,为此,母亲将大姐狠揍了一顿;
六岁时海胜患脑膜炎,在珠湖卫生院抢救,母亲日夜守护,心急如焚,因为那个年代因患脑膜炎致痴呆的大有人在,尽管此次生病最终有惊无险,但因大量用药,海胜的身体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海胜读初三那年,深知家庭条件差,学习很刻苦,但莫明其妙的持续低烧让他有点力不从心,回到村里后,母亲叫来村里的医生给海胜打针服药,很快烧就退了,当海胜准备返校时,母亲却坚持要带他去珠湖乡的康医生(十里八村最好的医生)那儿去看看,既然病“好”了,还要带去别的医生那儿去看,既是对原来医生的不尊重,也让人费解,毕竟那时农村都很穷,但经过康医生的细心检查,查出海胜染上了肺结核,经过康医,持续半年的细心治疗,海胜的结核病好了,海胜又逃过了一次大难!
1977年农历9月25日戌时小弟弟华胜出生。
当天上午母亲还在田里割稻子,中午胎动,下午母亲在田塍上捆扎稻草,晚上华胜降临。
华胜出生后母亲响应国家政策,做了上环手术。
母亲一生生育了七个子女,在那个不能解决温饱的年代。
感激母亲赐予我们生命。
(四)母亲行善
1978年正月初十,母亲接到太公(母亲的叔外公)的口信,去康家岭村接他来养老。
太公是个篾匠,每年都会挑着箩筐寻生活。
他疼爱母亲,经常来我们家小住,也接济我们。
此时的太公已经68岁,他似乎知道自己大限将临,他没有旁的亲人,于是将自己的最后时光托付给母亲。
太公在我们家住了59天,溘然长逝。
那天母亲从田间劳作回来,习惯性地去问候太公,发现太公走了。
几年以后母亲又服侍了瘫痪在床的伦叔公。
伦叔公在外公去世前后,与外婆有私情,且育有一子。
母亲对外婆的行为不是很赞同,因而也很不满意伦叔公。
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伦叔公对母亲也不很友好,对我们家少有帮扶甚至偶尔有些排斥。
伦叔公年老独居,突然发病瘫痪,无人照料,生死难料。
母亲见状尽弃前嫌,亲自照料。
我记得那时曾去看望过伦叔公,印象最深的是房间的气味,实在熏人。
母亲有时由于太忙无法抽身,让我们去照看一下,我们都以各种借口推脱。
母亲白天为了养活儿女拼命劳作;
傍晚回来为伦叔公端茶送水,梳头洗脚,擦背按摩;
晚上要照顾我们这些孩子,嘘寒问暖,摸头捏脚,个个照顾周全;
等我们睡着了母亲还要就着昏暗的油灯缝衣纳鞋,织布织鱼网。
伦叔公瘫痪在床三年整,母亲像亲生女儿一样服侍了三年整。
伦叔公去世,母亲又像女儿一样为伦叔公送葬。
我们村庄周边方圆十几里的人,都赞美母亲的德性好。
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直到今天,爱人都说我只听母亲的话。
小时候还记得,每每有来自安徽的逃荒人要饭到门前,母亲从不犹豫。
吃饭时,就挖一大碗饭;
不吃饭时,就挖一大碗米。
虽然我们很难吃饱饭。
母亲说人家更难,要不然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我们能帮就帮人家一把,不论大小。
我上初中时,村里有个老流浪汉回来了。
老人年轻时外出闯荡,挣了很多钱,又被他挥霍了,没有积下家业;
晚年孑然一身返回故乡,贫病交加,亲人不管,住在小学废弃的教室里,几乎不能行动。
母亲隔三岔五请老人来我们家吃一餐热饭,又劝说村里人都伸出援手。
村里人很佩服母亲,也一起帮衬着照顾。
老人离世时对全村人都很感激,特别感激母亲。
儿时看见母亲烧香拜佛敬菩萨,总觉得好笑,甚至会提醒母亲那种行为的迷信的。
如今我不再这么认为,反而觉得这些年我们经历了数次生死险境,最终能够安然无恙,都是母亲行善积德的善果。
(五)舅舅姐姐们的婚事
从1978年开始,我与两个弟弟陆陆续续上学。
而三个姐姐和妹妹则因为家境艰难而从没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
烈日下,我们兄弟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姐姐们要戴草帽到田里去像父母亲那样为家里挣口粮;
阴雨连绵天,我们坐在教室里嫌光线不够时,姐姐们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或插秧或放牛;
冬天我们因为天冷不愿伸出手来写字,姐姐们要早早地去湖边洗衣服,上下午要去田地里积肥,要去参加农田水利建设;
晚上我们上自习时打打闹闹,姐姐们则和母亲一样要围着豆灯光织网剪鞋样纳鞋底。
她们常年要经受风吹雨淋日晒露侵,为了这个家,为了弟弟们在外面穿着体面些,为了让弟弟们有个美好的前程。
1980年正月初八,大舅舅结婚。
大舅舅26岁,妻子17岁。
大舅舅的妻子是我的福云大姐。
村子西边的七妹姑姑喜欢能干的大舅舅,但是家里实在艰难,结婚没有房子,也没有余钱置办结婚用品。
母亲哭着劝了大舅舅一夜,大舅舅要求母亲给他买一件军大衣,然后流着泪接受了这桩旨在传宗接代的婚姻。
大舅舅结婚十年后,从我们家分出来。
分家时大舅舅默默地流泪。
大舅舅小时候下多了冷水,风湿病严重,经常疼痛难忍,呼天抢地。
后来大舅舅出门打工,干苦力活,离开了湖水,风湿病慢慢自愈。
我在南昌读大学时,大舅舅不时地给我寄钱,有时50元,有时100元。
1980年3月,改革春风终于吹到了我们大队,全村人热情高涨地分田到户。
我们家人多田地也多些,但是不足以养家糊口。
于是父亲带领全家人开垦荒地,还像个生产队长样。
在水边自家造田,在荒坡上开辟旱地。
一家人起早摸黑,干劲十足。
遇上风调雨顺的年份,我们一大家子人就能够吃饱饭,尤其是母亲能够吃饱。
我们一家人真正能够吃饱饭的日子是1985年,父亲向珠湖何家村人租种了小岛垄里洲上的10余亩旱地,然后又沿着洲边开垦了4亩多水田。
父亲虽算不上种庄稼的好手,但是田多地广,人手齐备,每年的收成倒也不错。
印象比较深的多人劳动场面:
父亲带着两个舅舅还有准姐夫金星负责扛禾斛,打稻子,担谷子;
母亲带着三个女儿负责将稻子放倒,码整齐;
我们兄弟三个或者拿镰刀割稻子,或者奔波在泥浆中为大人们一抱抱地运送稻子;
大姐则在茅草房中既要照看孩子,又要为我们煮饭烧菜。
女性做的大多是技术活,男性无论大小都干体力活。
慧云姐1985年农历9月28日结婚,嫁给本村年轻人詹金星。
姐夫是个石匠,姐夫做事精益求精,很快就成为方圆几十里很有名气的师傅。
1986年农历10月8日,二舅舅结婚。
二舅母是靠近垄里洲的孤山村人,从珠湖中学到垄里洲,从垄里洲到珠湖中学,孤山村是必经之道。
二舅母父亲去世早,她嫁给二舅舅时,两个哥哥未结婚,两个弟弟未成年,她本人也在儿时受过伤害。
1988年夏季我获得了鄱阳县站前中学推荐上重点高中的资格,可惜由于过于放松没有考上,差12分。
父亲面子看得重,不好意思为我上街找人疏通。
我也觉得无所谓。
秋季,我进入珠湖中学读书。
珠中在家西边,不远;
离垄里洲更近,我喜欢。
每逢周末,我就坐船到垄里洲去过两天。
夏天灌老鼠,扳罾,钓黄鸭头;
冬天挖莲藕,药野鸭子,从泥洞中挖蛇。
到了暑假,我们就下大功夫:
在岸边装排钩,用手电筒照鱼,或者用奶子网捕鱼。
记得那时仲夏夜,月亮耀眼,满地银光。
我和大舅舅扛着奶子网,走在湖边,寻找鱼群。
在那水草丰厚的岸边,那些产卵的鱼妈妈在奋力甩尾巴,好让更多的鱼卵粘在水草上。
而那些黄鸭头、鲶鱼、乌鱼甚至是鳜鱼这些以鱼为食的鱼中霸都纷纷赶来捕食。
一时间鱼妈妈甩尾巴的击水声,大鱼奋力追逐小鱼激起的划水声,鱼儿们争抢食物而发出的劈啪声交织在一起。
我们蹑手蹑脚下水,轻轻地将渔网张开,将那些贪吃贪睡的鱼儿围住,然后两人同时向岸上拉网。
一网上来,多则10几斤,少则2、3斤。
我们带来的鱼篓最多装20几斤,满了我们就返回。
次日早上母亲他们上工的船只靠岸时,我一定还在掐鱼洗鱼晒鱼。
一个夏季我们会收获两麻袋鱼干。
1990年正月初四,三姐结婚。
姐夫是表哥——亲姑妈的儿子。
三姐有自己的对象,但是表哥家境糟糕,似乎很难娶到媳妇。
(二表哥至今未婚,就可以佐证)为三姐的婚姻,我和父亲大闹一场。
我反对近亲结婚,反对牺牲三姐的幸福生活。
(从大姐嫁给大舅舅以后,妈妈总觉得欠了爸爸的人情,三姐嫁给表哥就可以取得平衡。
)三姐很不愿意这桩婚姻,但是她很孝顺,面对母亲的眼泪,她接受了这种回报性的婚姻现实。
三姐很有主张,她一定要建好房子才结婚。
然后新房酒与新婚酒一起摆,省事省力,一举两得。
1990年夏季高考,我名落孙山。
虽然我从高二年级开始发奋读书,但似乎有点晚。
不过我的考试成绩在班上还算好,这让我多多少少积累了点信心。
是年秋,我孤身一人到景德镇三中复读。
因为那所学校有我们家边人。
我很恋家,无法忍受那种孤独。
半年后,未经母亲同意,我悄悄地拎着东西回了鄱阳县城。
1991年春节过后我转到鄱阳县水上小学高考补习班读书,那年我的高考成绩尚可,如果英语口试过关,我就可以进上饶师范学院英语系就读。
可惜我几乎不曾参加英语口语培训,而且我的英语单科成绩也很糟。
幸运的是我口语考试未过关,否则读英语,教英语该是多么恐怖的事,对我来说。
1991年秋季,父亲拿着一叠钱送我到鄱阳一中报名复读。
我两次落榜,母亲没说什么,父亲也没说什么。
但是这一次我一定要考取大学,考取农业大学,为着姐姐们,为着亲人们,为着那些可爱的父老乡亲们。
1992年夏季高考,我成为全村第一个本科大学生——江西师范大学学生。
我的梦想不是做老师,但是我拿到的是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在家人欢天喜地的时候,我一个人钻进被窝痛哭流涕,为那还没出生就夭折的农业部长梦。
姐姐们都出嫁了,舅舅们都分家了,垄里洲的田地也还给何家村了。
父母亲除了种田地,几乎没有其他什么生路。
好在父亲当时当上了村支书,多少可以缓解一些困难,但是送我们兄弟三人读书仍然很不容易。
1995年夏季高考,大弟弟海胜考取桂林陆军学院,可体检不过关,被刷下来了。
后来弟弟被江西省团校补充录取。
弟弟想复读一年,考个好学校。
母亲不同意。
因为弟弟平时成绩很好,但是到高三时神经衰弱,近乎崩溃。
如果复读,怕他过不得考,甚至可能会将人搞跨。
再者说家里情况紧张,复读一年花更多的钱。
1995年秋季开学初,父亲将弟弟送到江西师范大学,然后由我送进团校。
那年水大,家里收成不好,弟弟带钱不多,交了学费就没有生活费。
弟弟开学比我晚些。
弟弟开学时,我陪他去报名。
在报名处,我告诉接待老师,我们没有钱交。
接待老师没有说太多,平静地将我们引进校长办公室。
在校长接待室,我将自身情况与家里境况向他们诉说,请求他们为我们减免学费。
弟弟最终没有交学费就上学了,感激团校领导有悲悯情怀。
1996年上半年对我来说是历经磨难的半年:
找工作,要与恋人分到一起去,很难;
家里经济几乎破产,维持下去就难,更别说要花钱找人,送礼。
特别感激江西省农经委的杜主任,因为永发叔叔的引荐有过一面之交,他在我最艰难的时候,赞助我十件羊毛衫。
我卖了七件,渡过了危机。
特别感激省教委周懋盛主任,因为泉水姐夫引荐有过一面之交,在出省遭遇封锁时,是他的一封推荐信帮助我解决了头等大事;
之后又在我拿不出培养费时,慷慨解囊,借给我6000元钱,让我顺利实现出省的愿望。
也十分感激胜联哥哥,他为我引荐了阎叔。
我们到湖北武穴同阎叔见面商定去江苏海安事宜。
阎叔将我们介绍给他的邻居姐夫吴文谟校长。
1996年6月某日,父亲与泉水姐夫陪同我去湖口提亲,确定了我与张胜利的婚姻关系。
7月底我们从湖口流泗镇动身去江苏海安孙庄中学,带着小弟弟华胜。
从我到江苏那一刻起,我们家逐步摆脱困境。
我拿点工资帮助大弟弟完成学业,自己管自己还包小弟弟饮食起居外加上学。
父母亲的负担一下子就减轻了,但是从此母亲便走上了长长的思念之路。
1996年年底我们回江西过年,小妹美云结婚。
虎山村的永德表伯父一心指望美云嫁到他家,做他的儿媳妇。
可是父亲坚决阻止,加之那个表弟有些结巴,美云也不很喜欢,于是不谈了。
美云妹妹嫁到戴家村,丈夫叫戴火才,一个粗中有细的小石匠。
小伙子个子高,长相英俊,说话干脆,为人大气,皮肤黝黑,也有点乱花钱。
妹妹结婚前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小伙子不错,只要喜欢就可以结婚,更主要的是妹妹应该结婚了。
妹妹等我们结婚后才结婚,怕人家闲话。
我结婚时26岁,我比妹妹大3岁。
妹妹于1996年农历12月26日结婚。
1997年9月,詹天佐出生。
岳母一人照顾孕妇产妇很吃力,母亲过来帮忙。
母亲是我们村唯一的接生婆,村里45岁以下的青年人几乎都是经由我母亲的手来到这个美丽世界的。
母亲来了我心里踏实,而母亲自己更开心,因为在这个苏中小镇有他的大小两个儿子,尤其还有长孙子,母亲特别喜欢孙子。
母亲在孙庄镇呆到40天时,村里人打电话来说,父亲生病。
我送母亲回家。
因为儿子小,当年我们没有回江西过年,姐夫打电话来说家里很冷清,母亲年夜饭没吃就上床睡觉了。
1998年9月,儿子过周岁时,岳母跟随胜联哥哥回了江西。
随后母亲带着大姐的女儿丽桃来帮我们带小孩。
10月份家里传来噩耗,三姐的小儿子小女儿在一夜之间相继夭折。
母亲哭着赶回江西,回家时时守着三姐,怕三姐寻短见。
我请假送母亲回家,怕她过度伤心生病。
回到家乡后,我和大弟弟商量资助三姐一些钱,另外努力将她的唯一孩子照顾好培养好,让姐姐以后有所依靠。
1999年春节过后,为防止三姐因过度悲伤而有闪失,母亲与我们商量,安排姐姐来海安帮我们带孩子。
三姐来孙庄时,我们已经搬进了学校分配的大房子。
三姐带儿子睡在朝南的房子,她经常晚上哭泣,有时会吓醒儿子。
小弟弟华胜春节过后留在鄱阳上学,因为户口问题,他只能够回江西参加高考。
华胜身体素质很好,文化成绩中等,走体育考生这条道路更加合理些。
1999年秋季,华胜略带遗憾地进入上饶师范学院体育系。
作为体育考生,他的高考文化成绩全县第一,但是专业成绩没有达到本科线。
华胜上大学时,我与海胜承担起一切费用,不过海胜比我出钱更多,因为他不需要养家糊口。
2000年初村民选举,父亲到了年龄,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下来,但他一下子很难接受。
3月,母亲决定陪同父亲来孙庄镇,既帮助我们带小孩,也让父亲稍稍休息一下,散散心。
6月,因为家里经济情况不佳,同时姐姐们也需要他们,于是我们又让父母亲带着儿子一起回江西。
父母亲一同在孙庄镇住了70天。
2000年7月,我们夫妇从孙庄中学调到海安县曲塘中学工作。
此后母亲再也没有去过江苏。
2001年9月底,接到母亲电话,说三姐在浙江杭州打工,与姐夫关系处不好,两人经常打打闹闹。
母亲希望我们能够照顾三姐,为姐姐找一份工作。
我联系在浙江大学读书的学生陆宝喆,让他帮忙找到三姐,并送上从杭州到曲塘的公共汽车。
三姐在我们家休息了一个月,她闲不住,要我帮助找工作。
我请学生小敏家长吕总帮忙,他满口答应,因为工厂扩张,急需增加工人。
三姐在海安曲塘曲轴厂受到优待,吕总甚至将厂里最好的工种交给三姐做。
姐姐没有上过一天学,没有半点文化,面对最好的工种最好的待遇最高的工资,她既兴奋又胆怯,她学不会。
我告诉姐姐,不论有多大的困难,一定要学会,那怕不睡觉。
一个月后,我去曲轴厂看望姐姐,吕总表扬我姐姐说,才来一个月,做得比老师傅还好。
两个月后银泉姐夫也来到曲轴厂,他们从此关系融洽,收入又高又稳定。
2002年正月,村里跟来了10个人,包括大舅舅和他儿子。
2002年夏季小弟弟华胜大学毕业。
他没有回鄱阳,而是选择到女朋友的老家广丰县私立中学教书。
华胜的选择是很无奈的,我们都帮不上忙。
此外当时广丰县的经济情况比鄱阳好很多,教育发展形式也很好,最主要的是女朋友不想来鄱阳工作。
华胜的选择让我陷入了沉思:
父母亲有三个儿子,可是一个都不在身边。
2003年元旦,我回了一趟鄱阳,与鄱阳中学的吴恣意校长面谈,想回故乡教书。
其时的考虑是:
一则父母亲年龄大了,可是三个儿子都在外面工作,辛苦大半辈子,晚年却没有人照料;
二则在外面工作7年了,前途不明朗,回家或许可以依托詹梦来,谋求更高的发展;
三则姐姐们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却没有得到我的照顾,回家可以帮帮她们,也算是报答;
四是认定回家从事教育事业是雪中送炭,而在江苏无非锦上添花。
曲塘中学与孙庄中学的同事们恋恋不舍,纷纷为我送行。
我元月23日启程返乡,赶回家过年。
我回鄱阳教书,母亲很开心,三天两头给我们送鱼送蔬菜。
我们夫妇突然返乡,学校只能临时安排各教一个班。
我教高一(13)班的语文,爱人教高一(16)班。
当时二姐慧云的儿子詹少锋在高一(7)班就读,语文成绩很一般。
我与高一(7)班的班主任协商将詹少锋转到13班,我亲自培养他。
2004年秋,二姐的女儿詹少萍从广丰县华胜舅舅的学校转入鄱阳中学,在她大舅妈所教的高三(6)班学习。
詹少锋于2005年秋季考取江西师范大学美术系,走出了他父亲石匠的命运。
同时詹少萍考取江西省广播电视大学幼教专业,也超越了她的母亲困守农村的命运。
2006年秋季开学,三姐女儿詹风萍从广丰县华胜舅舅的学校转入鄱阳中学,落脚于我所带的5班,2009年秋季詹凤萍考取南昌高等师范特教专业。
二十多年前,由于家境困难,僧多粥少,姐姐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十多年前,我们兄弟毕业之后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助外甥们考取大学,将姐姐们播洒在我们身上的光辉反射到他们的儿女身上去。
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实现了各自的梦想,兑现了彼此的诺言。
我们刚回鄱阳时,租住在学校总务王主任的老房子里,每月300元钱租金。
之后我们买下了外甥女晓红在黄泥岭的新婚用房,房子原本是粮食局职工宿舍,离位于高门的鄱阳中学很近。
她们只是刚结婚时在黄泥岭住过一年,然后就一直住在城东。
我们买房时泉水姐夫出面说情减少1000元,我们分期付款付给晓红35000元钱。
2003年4月,我们全家搬进黄泥岭的新家,这是我们在鄱阳县城真正的家。
这套房子在2012年我们出卖了,卖了95000元钱,买主是外甥女晓红。
她买回房子陪读,她的儿子潘年鹏2013年夏季中考考取鄱阳中学。
2004年初夏,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孟建柱先生来我们学校考察,考察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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