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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这里的丹阳即今天的河南淅川;
《墨子·
非攻下》:
“楚熊丽始讨此雎山之间。
”即今湖北南漳;
颖容《春秋传例》:
“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也。
”现代学者根据这些古代文献记载以及现代考古发掘对楚都丹阳的地望提出了众多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当涂说”、“秭归说”、“枝江说”、“丹淅、商县说”、“迁徙说”等五种。
下面就这些观点进行介绍并分析。
一·
丹阳地望诸说之概述
(一)当涂说
对于楚都丹阳在今安徽当涂县的说法主要依据班固的《汉书·
地理志》所记载“丹阳郡:
丹阳,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汉代的丹阳郡即是现今之安徽当涂。
现代学者谭戒甫先生于1962年在湖南师范大学的演讲中也曾提到:
“楚到山东后,由于周族的发展,楚又被迫迁徙到今江苏丹阳,丹阳这个名称也是楚迁移时带来的。
”这里的“江苏丹阳”也是指今安徽当涂之丹阳。
”[3]王玉哲先生在其《楚族故地及其迁移路线》一文中也是支持楚国故都在今安徽的当涂。
然而这一说法随着近些年的考古发掘以及诸多学者的论证,证实这一说法是错误的,现今已没人再提这一说法。
(二)秭归说
此说认为楚国早期都城丹阳在今湖北省秭归县,这一说法源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江水篇》曰:
“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
”[4]又说:
“丹阳城,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
东北两面,悉临绝涧。
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
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
……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间,盖为征也。
”郦道元不仅较详细描述了秭归丹阳城的地理位置,而且说“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间”。
唐代李吉甫在其《元和郡县志》中也记载有:
“(丹阳)在秭归东七里,楚之旧都也。
周成王封熊绎于荆丹阳之地,即此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宽先生在其《西周时代的楚国》一文中说道“丹阳在今秭归县东南的说法,比较合理,因为它离开荆山和沮水较近。
”[5]刘彬徽先生支持丹阳在今湖北秭归说,他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试掘秭归长江北岸鲢鱼山遗址情况,在《试论楚丹阳和郢都的地望与年代》一文中说:
“(鲢鱼山遗址)此地西距秭归7.5里,位于长江北岸,与《水经注》所记的丹阳城位置大体相符(距县城七里)。
”[6]刘彬徽先生认为长江北岸的鲢鱼山遗址是楚始都丹阳,他在文中指出:
“(鲢鱼山遗址)此地与《水经注》所记的丹阳城位置相符,而且其地形也大体如《水经注》所记,所采集的陶器有的亦可早到西周,因此,鲢鱼山遗址很有可能是楚初都丹阳的所在地”[7]。
同时他指出楚国初期所封的都城丹阳在秭归,后来迁徙至枝江,但是还以丹阳来命名。
熊德红先生的《熊绎始封“丹阳”“秭归说”新证》一文根据秭归的太阳神崇拜以及丹山就是今天的巫山,而秭归正好在巫山南边符合“山南水北为阳”的“丹阳”之说,认为今秭归即楚故都丹阳[8]。
然而此说在后世对鲢鱼山遗址的多次考古发掘中发现鲢鱼山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与楚文化常见的器物差距很大,反而和巴蜀文化关系密切。
特别是杨全喜先生曾多次对鲢鱼山遗址进行实地发掘后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细致对比研究在其《秭归鲢鱼山与楚都丹阳》一文中指出鲢鱼山应该是商朝到西周时期鄂西地区的一种与巴蜀文化关系密切的文化遗迹,而不是楚国早期都城丹阳的所在地[9]。
武汉大学的石泉先生也在其《楚都丹阳地望新探》一文中从秭归的地形地貌等多个角度指正秭归并非楚国早期都城丹阳的所在地,并且在文中石泉先生还指出当时的秭归在南漳东南部而非今秭归所在地[10]。
结合近些年的考古发掘,这里的遗址应该属于古夔国而非楚国。
(三)枝江说
丹阳在今枝江这一说法最早可追溯到东汉颖容的《左传释例》:
“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也”[11]。
其后的三国时期宋衷注《世本•名篇》也记载道:
“丹阳在南郡枝江县。
”南朝刘宋裴珚《史记•楚世家•集解》引东晋徐广之说:
“(楚丹阳)在南郡枝江县”。
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说:
“枝江,侯国,本罗国,有丹阳聚。
”[12]西晋杜预《春秋释例·
氏族谱》则谓:
“成王封其曾孙熊绎于楚。
以子男之田居丹阳,今南郡枝江是也。
”当代学者中认为丹阳在今枝江地区的为数众多,丹阳“枝江说”,也成为了主流说法之一。
黄盛璋先生与钮仲勋先生在《楚的起源和疆域发展》一文中就提出了丹阳在枝江的说法,他们认为枝江位于荆山和郢(纪南城)之间,从地理位置考虑“枝江说”较为合理;
俞伟超先生在通过实地考察后,在其《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考》一文中说:
“通过这次调查和沿途所见到的一些资料,使我感到还是‘枝江’之说可能性最大”[13]。
他根据《左传》关于熊绎“居丹阳”且“辟在荆山”等相关记载及其实地考察的情况指出当阳县东一带的荆山脚下平原地区应该是丹阳所在地,也就是今枝江一带。
高应勤先生与程耀庭先生的《谈丹阳》一文中也认为丹阳在今枝江县境内的说法较为可靠[14]。
有这么多的学者专家对于“枝江说”的支持赞同一是因文献方面的详细记载,再者就是枝江附近的多处考古发现对于这一说法的支撑。
主要有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当阳磨盘山西周遗址,以及最近发现的宜城万福垴遗址。
季家湖位于湖北省当阳市东南方向,距离县城约四十公里。
它的西岸南距长江边约十五公里,东距沮漳河约三公里,东南方距楚都纪南城约三十五公里。
1974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对季家湖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大批西周时期的古墓葬以及春秋时期的楚国贵族葬,而且还发现了古城址的遗迹,并且城址规模很大,且出土了“楚子
”鼎“王孙飚作蔡姬
簠”簠等重要铭文铜器,以及带有明显春秋时期风格的宫殿建筑遗物金缸和带有“秦王卑命兢
(墉)王之”的铜甬钟等一些代表宫廷用物的器物[15],这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此处有春秋时期楚国宫殿遗迹。
磨盘山遗址位于当阳市河溶镇前进村东二百米,北距河溶镇约二点五公里,南距季家湖楚城遗址约七公里。
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通过考古研究,这些器物与当阳赵家湖楚墓极为相似,时间为西周晚期或稍早,这与楚国早期建都丹阳的时间较为吻合[16]。
万福垴遗址位于宜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原先归枝江市白洋镇万福垴村六组管辖。
2012年6月宜昌市政公司在该地区施工过程中挖掘出一批青铜器,随后考古专家对万福垴遗址进行多次发掘,出土器物中有编钟11件,其中一件刻有“楚季宝钟,厥孙乃献于公,公其万年受厥福”铭文”,专家们通过鉴定认为其时间应该为西周中期[17],万福垴遗址的发现为轰动了学术界,对研究早期楚都丹阳地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为丹阳“枝江说”提供了重要证据,李学勤先生在《试谈楚季编钟》一文中推断铭文中所记的“楚季”可能就是季紃,其在位时间应为周宣王七年(公元前821年)到二十八年(公元前800年),:
“季紃应生于周厉王晚期,活动年代与楚季编钟的时代是合拍的”[18],按照这个推论,在万福垴地区出土了楚早期国君的器物,说明该地区应为楚公族早期生活且具有重要政治地位的地区,很有可能就是丹阳所在地,对于这一观点刘彬徽先生很是赞同,他在《楚季编钟及其他新见楚铭铜器研究》一文中兴奋的说道:
“在宜昌万福垴遗址出土了有文字记载的楚人遗物,成为西周中期楚人在此居留的铁证”[19],黄文新先生,赵芳超先生于2016年在《江汉考古》杂志第四期上发表的《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出土甬钟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也指出“楚季编钟”中的铭文应刻于西周中期晚段至西周晚期早段[20]。
郭德维先生在其《楚季宝钟之我见》一文中也楚季宝钟的出土是丹阳枝江说的重要证据:
“现在西周晚期楚国公室之器在枝江出土,这就为丹阳枝江说,提供了一个极有力的证据”[21]。
总之,万福垴遗址的发掘以及“楚季编钟”的出现为丹阳“枝江说”供了重要的证据,让这一说法再次火热起来。
(四)丹淅、商县说及迁徙说
1.丹淅说
丹淅说又称“淅川说”、“丹淅之会”说,该地点位于陕豫鄂三省交界地带的丹江北岸与淅水交会处,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唐朝司马贞在《史记·
索引》中指出丹阳“楚故都,今均州也”,“丹,浙,二水名也。
位于丹水之北,浙水之南,皆为县名,所谓丹阳,浙是也。
”清人宋翔凤在《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中说:
“战国丹阳在商州之东,南阳之西,当丹水、淅水入汉之处,故亦名丹淅。
[22]”。
当代学者中支持楚都丹阳“淅川说”的亦是众多,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史》一书中认为宋翔凤的丹阳位于丹淅二水入汉之处观点是正确的[23],童书业先生在其《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中亦支持宋的说法,石泉先生在《楚丹阳地望新探》一文中指出“浙川(丹浙)说基本符合西周后期至春秋初期的楚丹阳地望”[24],冯永轩先生在《说楚都》中也认为“丹浙是楚的发祥地,是合乎历史实际的。
”[25]赵世刚先生在《从楚人初期活动看丹阳之所在》一文从对楚人早期与周边国家交往的考证中论证了楚都丹阳在淅川。
许天申先生在《关于楚都丹阳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根据1978年淅川下寺出土了王子午(庄王子)的墓以及1990年发掘出了克黄(若敖氏)墓等遗迹,提出了“归宗说”,认为在这该地区发现这些楚国贵族墓葬是因楚人对“自己祖先的思慕和故都丹阳的依恋”[26],因而指出淅川为丹阳所在地。
此外鞠辉先生在《浅析楚始都丹阳地望》一文中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战略意义,考古资料等多个方面考证丹阳位于淅川。
曹健先生的《刍议楚都丹阳》一文也指出“丹淅之阳是周王室的边界,只有封在丹淅之阳才符合实际。
”[27]尹弘兵先生在其《楚都丹阳“丹淅说”与“枝江说”的对比研究》一文中从文献、族源、考古、地理等四个方面将“丹淅说”与“枝江说”进行对比研究,最后认为“丹淅说”比“枝江说”更可靠,更有说服力。
张西显先生的《浅说楚都丹阳在淅川》、罗尔纲先生的《楚建国考》、孙重恩先生、黄运甫先生的《楚始都丹阳考辨》、裴明相先生的《楚都丹阳地望试探》、《再论楚都丹阳》等等一系列文章都认为丹阳在今淅川地区。
2.商县说
商县说的提出也是基于丹阳在今丹水附近,只是不在丹淅交汇的淅川,而是陕南的商县,这一说法是石泉先生在《楚都丹阳新探》一文中提出来的,该文章认为古楚山、荆山就是今天的商山,而且商县有很多以“荆”、“楚”命名的地方,基于此以及商县东龙山遗址等考古发现,石泉先生提出丹阳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黄尚明先生与刘士莪先生所著《荆山与丹阳》一文也认为早期的丹阳在今商县:
“至熊绎时,荆山之名移到商县,此时丹阳在商丹盆地之丹水流域”[28]此外周光林先生、郭云进先生合著的《楚丹阳地望新探》也赞成这一说法。
3.迁徙说
迁徙说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说法,而是在众多说法中学者们对诸如“枝江说”、“丹淅商县说”以及“秭归说”说法的一个补充与派生,这一说法最初源于唐代杜佑的通典:
“楚熊绎初都丹阳,今县(秭归)东南故城是也。
后移枝江,亦曰丹阳。
”清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说:
“盖诸侯迁都,常仍旧名,故有两丹阳。
”此处的“两丹阳”,就是分别指秭归、枝江。
清代宋翔凤在其《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一文中也认为楚早期都城丹阳在淅川,后来迁徙到南漳,对于这一说法,张正明先生在其《楚文化史》一书中也是赞同:
“商末周初,荆人的残部主要是季连的芈姓后人,已西迁到丹水与淅水一带,以丹阳为中心”,“熊绎的国都也叫丹阳,但已不早丹水之阳……即今南漳县城附近”[29]。
石泉先生与徐德宽先生合著的《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根据陕南商洛地区有关于楚山、楚水的记载以及丹江流域遗存的古文化遗址,认为楚国早期的都城丹阳先在陕西商县,尔后迁至河南淅川。
刘彬徽先生《试论楚都丹阳和郢都的地望与年代》一文认为,楚国初封之丹阳在秭归,熊渠时迁至枝江,仍称丹阳。
二·
《楚居》与丹阳地望问题
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的一篇《楚居》主要记载了自季连开始到楚悼王为止的楚君楚王的居处迁徙,时跨商末至战国,然而该文只字未提“丹阳”,对于熊绎所居地记载为“夷屯”,这与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丹阳”相左,对丹阳地望的考证造成新的困惑,学者们根据对《楚居》的研究考证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高崇文先生在《清华简〈楚居〉所载楚早期居地辨析》一文认为熊绎所居的“夷屯”近古鄀国的商密,也就是现在的丹江流域淅川附近,同时高文也指出文献所记载的“丹阳”应该是个泛称,并不是一个具体地点。
笪浩波先生在《从清华简〈楚居〉看楚史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认为“丹阳根本就与楚国早期都城或活动地域无关”,丹阳作为楚国的早期都城是后世文献的误导。
[30]高江涛先生在其《清华战国竹简〈楚居〉中的“夷屯”的一些思考》一文中指出清华简所记载的“夷屯”应该是甲骨文的“
廪”,“
廪”在丹淅一带,也就是说“夷屯”也应该在今丹淅地区。
李家浩先生的《谈清华战国竹简〈楚居〉的夷屯及其他》一文中指出“夷屯”应该是古书中所记的“夷陵”,这与《史记·
楚世家》中所记夷陵有楚先王陵墓正好吻合,这里的夷陵在今宜昌市东部,距离枝江不远,故此他认为丹阳应该在今枝江的说法。
牛鹏涛先生对《楚居》中所记载楚人早期迁徙所居的八个地点进行考证后指出:
“京宗在雎漳上游的荆山一带,夷屯在宜昌一带,发渐、旁屽、乔多在秭归至枝江一带,鄀、焚、宵则位于雎漳水与汉水之间的平原地带。
”[31]如果这一结论成立,说明丹阳确切的说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应该是楚国早期都城的一个统称,而作为都城的丹阳是不断迁徙的。
这对今后丹阳地望的考证工作有重大的启示,不能将丹阳固定于某一具体的地点,应该考虑到它的迁移变化。
三·
结语
经过数十年的考证与研究,楚都丹阳“当涂说”已被确认为误解,“秭归说”也因近些年对峡江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对其文化面貌的多重考证也被学者们逐渐否定,现在争议最大的主要为“南系”——“枝江说”和“北系”——“丹淅商县”说。
坚持“枝江说”的学者们主要依据当阳季家湖古城、当阳磨盘山遗址以及最近发现的宜昌万福垴遗址,特别是2012年万福垴遗址的发现为楚都丹阳“枝江”说提供了重要坚定的证据。
坚持“丹淅商县说”的学者主要认为在今河南淅川下寺一带发现的大批楚国贵族墓葬。
但是双方所依据的支撑点都或多或少的有欠缺,不能完全的断定彼此的观点,对于这些争论唯有寄托后世学者专家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特别是在考古方便的探查与考订。
在楚都丹阳地望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之所以有着巨大的困难与争论,首先是由于先秦距今遥远,相关文献记载的缺失、模糊甚至文献本身都存在着争议;
其次在于考古发掘上的困难,譬如三峡大坝的修建与丹江口水库的建设,使得很多相关地域已经被淹没于水下,给该地域的考古造成巨大困难;
再者古今地名的更迭,使得古代所载之地名与现今之地名存在相左的地方,如此种种都对丹阳地望问题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单纯的只做丹阳的考订,站在更高更广的角度,从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中也能有所帮助,譬如“楚人族源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也存在着“北来说”与“南方土著说”,楚人早期的居住地必定与其族源有很大的关联,如果解决了楚人族源问题,对于考订丹阳地望必定有着重大意义;
其次,丹阳虽为楚都,但不一定有古城址或者说大规模的城墙遗址,《史记·
楚世家》记载熊绎封子男之田五十里,进贡周王的贡品也只有桃弧棘矢,苞茅等东西,说明楚国当时国力弱小,未必有能力建造大型都城,而且楚国喜外线作战,守城于方城之外,不太重视城址的修建,如《左传·
昭公二十三年》记载楚国在对吴国的多次作战中失利,令尹子常要加固郢都,左司马沈尹却反对说: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国都无需筑城,在楚昭王时期的楚人尚且还有“守在四方”,不注重城址修建的思想,更何况早期的楚国呢,因此,在考订丹阳地望的时候不一定要发现规模的城址遗迹才能说明是丹阳所在地;
再者《清华简·
楚居》记载了自楚先王季连开始到楚悼王为止的楚君楚王的居处迁徙,从《楚居》中我们得知从鬻熊开始,楚人迁徙的地方有多处:
京宗、夷屯、发渐、旁屽、乔多、鄀、焚、宵等,却只字未提“丹阳”,这或许给丹阳地望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那就是丹阳不一定是具体的地点,或许是一统称,这也符合楚人的思维,他们在后期郢都的多次迁徙中也未曾改名,都称为“郢”,因此丹阳作为统称也未必不可。
丹阳地望现已只有南系”——“枝江说”和“北系”——“丹淅商县”说,所以今后因加大对这两个地区的探究与考古发掘,以期对各自的说法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虽然丹阳地望的考证工作有着诸多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研究范围的逐步缩小,研究方向的逐步明确,相关考古工作的全面开展,关于楚都丹阳地望的探索,最终会有所突破。
以上所做之综述,因笔者所见所知能力有限,不免有所遗漏,对学者所述观点把握不太精准,还望指正。
虽然如此,仍能感受到前辈学者们对楚文化研究及楚都丹阳地望考证所付出的艰辛,他们的远见卓识值得敬佩。
对于丹阳地望的考证期待后世学者们的不断努力以及新的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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