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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以林的卓越的爱国至情与决心为支柱的抗英的具体政策是怎样的呢?
还有,这些政策是建立在对战局的推移和现状的怎样的认识之上的呢?
该片中所提示的抵抗政策的第一要义在于
此时不值与之海上交锋,而第固守藩篱,亦足使之坐困也。
这与林在道光二十年三月初七日1840年4月8日到京的《烧毁匪船以断接济折》〔4〕中所说的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是所谓守战,而且它与以逸待劳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故与所谓持久战正好是相符的。
林在该片中,坚决主张以守为战,这是基于如下对现状的认识,即对见闻的分析之上的
一他们英军用于支付薪水、伙食费、租借船只与雇佣士兵的日以数万金计的耗费以及大炮、火药贮存等方面,穷蹙之形,已可概见。
二他们不能适应浙江寒冷的气候。
因定海气候潮湿已有很多士兵死亡据到广东的夷信,故若朔风届临,自然舍去舟山,扬帆南窜。
三六月1840年7月以来,住在广东的各国商人对英国妨碍贸易气愤不平,均欲由该国派来兵船,与之讲理。
这些分析,就一、二来看,应该说具有相当的正确性。
占领舟山的英军已苦于粮食不足与水土不服以及中国人的敌对行为,这与英国方面的记载相对照也是实在的。
〔5〕特别是流行于军队中的瘟疫腹泻、疟疾、发热症——瘴气呈现出的惨状,就如有人所描述的那样三四百人已被安葬,大约有1500人在医院中。
英勇的苏格兰来福枪联队完全消瘦到皮包骨,勇敢的第47团的情形简直不见得好一些〔6〕,使英军的活动能力减退。
对他们来说,的确,舟山的气候是最可怕的〔7〕。
另一方面,居民持敌对态度,以至于有人说同我们英军握手是全然不可能的,其全部原因如当时的英方自己承认的那样,遗憾的是,他们中国人在过多的场合一直遭受到我方的严重不法行为〔8〕,明显是在于英军的一切残暴的侵略行为。
我认为舟山的这些条件和经验,同后来英国违背初衷而放弃舟山是相联系的。
在这一点上,林则徐的预见完全言中了。
三的分析不待说是以夷攻夷这种战略在现实中的运用,这也是构成林的战略方针的重要一环。
这种分析也可以说是遵循中国传统的外交原则的方式,换言之,不外是利用国际间的矛盾。
但在当时的局面下,那种矛盾是否激化到林所强调的程度,不能确证,因而不能不产生疑问。
不过,这样的情况是有的当时寄居澳门的颠地等若干英国商人对长期停止贸易的状态焦虑不安,强烈要求英国全权使节义律采取恢复贸易的紧急措施〔9〕。
这样看来,如果除去有关三的疑问,那么林对现状的认识就其客观正确性而言,应该受到高度评价。
而以上林对现状的认识,包括三在内,是同这种信念相联系的中国的抗英确实是处在他所说的以逸待劳的局面下,从而,是该逆现有进退维谷之势,能不内怯于心?
!
如果说作为林的抵抗政策的第一要义的守战是建立在这种对于现状的认识和信念之上的,那么,这守战的具体内容又是怎样的呢?
关于这一点,林在该片中没有特别说到,只停留于固守藩篱上。
但是,他在同年八月二十三日9月18日到京的《密探定海夷情片》〔10〕中,在陈述与前面对现状的分析大体相同的见解的同时,已经强调说是正可乘之机,建议与其交锋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莫若诱于陆地,逆夷更无能为。
也就是说,他主张避免海上交战,而进行陆地捕捉战。
回避海上交战,它本身就与守战相通,这大概是因为林熟知英国舰队的炮利船坚,认为在英军压制下的定海,中国水师尝试海上交战是不利的。
但是,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守战的消极性,相反,它是以对于陆地捕捉战的信心这种积极性作为支柱的。
关于陆地捕捉战的实行,他提出了详细的具体方案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坚信杀之将如鸡狗。
这个建议所主张
的不外是组织、训练民众进行对敌暴动的游击活动,更简单地说,是依靠民众的游击战术。
就此而言,这个建议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必须指出。
不过,这种游击活动,是否如杀鸡狗那样容易进行呢?
我认为这是多少有些过于夸张的说法〔11〕。
但是,关于这个建议内核的合理性,胡思庸持肯定的见解,认为英军的陆军总数约4000,其中在定海登陆的约3000,而且他们陷入前述的困境之中,剩下能够作战的寥寥无几,在这期间,如果能够发动人民,不断地袭击这些少数的强盗,肯定是会使他们全军复没的〔12〕。
在这里,注意到重点特别放在发动人民上,对照上述林的建议的实质,颇有启发性。
照这样看,林则徐的守战的战略方针,并不只停留在固守藩篱上,而可以说是重视依靠民众的游击活动、立足于以逸待劳的持久战。
而且,如林则徐所说民人屡招不至,所出章程,亦无人肯信,沿海渔船,悉皆避去,林的战略方针就正是正确地利用了定海居民对英的强烈敌视,把重点放在将这种对敌情绪和行动组织为抗英运动上。
因而,林的守战中的依靠民众的方法论就通过积极地估计中国民众对于英国侵略的敌忾情绪以及与之相应的认识而成为可能了。
构成林则徐抗英特征的重要认识之一,就是依靠民众,这种观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了,无需再加强调。
问题在于更深入地探讨这种认识的思想特征与历史背景。
这个问题准备以后再谈,现在我想探讨一下林的守战的内容与作用。
二、重视水勇
林则徐在广东任职末期的守战主张,如上所述。
所谓守战也就是持久战,包括防卫的强化、依靠民众的游击活动。
而且,这种守战的内容与其说在英舰队入寇前后,莫如说从林到广东就任之初到离任,都是一贯不变的。
林到广东上任后,马上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访问了越华书院监院梁廷枬,咨询海防对策〔13〕。
我认为这是彻底贯彻禁绝鸦片贸易和想防备由此带来的混乱局势的积极姿态的表现。
接着,他在充分认识到于洪涛巨浪之中未必确有成算之中国水师的劣势现实的基础上,造成严密防守的态势,采用取缔、查拿夷船的措施,成功地没收了2万多箱鸦片道光十九年二至三月——1839年3至4月。
〔14〕之后,在强化广东防卫上花费了很大的气力。
关于这,《道光洋艘征抚记》中简明的记述是值得注意的
林则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疍户。
于是招募丁壮五千,每人给月费银六圆,赡家银六圆,其费洋商、盐商及潮州客商分捐。
又于虎门之横档屿设铁链木筏,横亘中流。
购西洋各国洋炮二百余位,增排两岸。
又雇同安米艇、红单船、拖风船,共备战船六十。
又备火舟疑为大舟之误二十,小舟百余,以备攻剿。
并购旧洋船为式,使兵士演习攻首尾跃中舱之法。
使务乘晦潮,据上风,为万全必胜计。
林则徐亲赴狮子洋校阅水师,号令严明,声气壮甚。
〔15〕
不过,这段记述中有若干错误,尤其是所述购西洋各国大炮二百余位,据林则徐的原奏,现在该处各炮台,计有大炮三百余位〔16〕,并未明言从西洋各国购入大炮的数字,所谓三百余位也是指包括各炮台的现有数。
但是,这段记述把林则徐强化广东防卫的内容概括为积极调查了西方情况;
招集沿海的非法分子作为壮勇,让洋商、盐商、潮州客商分担支给他们的生活费、赡家费;
在虎门水道上敷设铁链、木筏,购入西方的大炮;
准备大小船舟180只以上,进行奇袭攻击训练;
严明水师统制,大大提高士气;
等等。
这概括是得当的。
当然,所概括的这些点是相互联结的,故有必要联系起来考察。
点显示出林则徐突破了当时清朝一般官僚鄙陋顽固的中华主义窠臼,有卓越的进步思想,这已为很多论者所强调。
事情确是如此。
但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与相关联,这种思想的进步反过来又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通过重新确认中国本国民众的伟大力量,而把他们组织成抗英的战斗力。
换言之,通过对西方的新认识而产生的林的进步思想,变成了超越以前的中华主义局限的对中国的新认识,它成为林强化广东防卫、进而抗英的思想基础。
点虽是关系到已叙述过的依靠民众的内容与特点的重要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暂且不谈。
林在强化广东防卫时,对于水勇的招募、训练、组织奇袭活动作了巨大的努力,表现了非同一般的热情,这甚至使人感到与水师的情况相比,差别悬殊。
这种情况,从前面引用过的林的《烧毁匪船以断接济折》的详述中就可以推知
即现在之吐嘧华伦两船未去,度其顽抗之意,妄夸炮利船坚,各夷舶恃为护符,谓可阻我师之驱逐。
臣等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夷船尽数击沉,亦只寻常之事。
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
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
……即与提臣关天培密商,取平时所装大小火船,即雇渔疍各户,教以如何驾驭,如何点放,每船领以一二兵弁,余皆雇用此等民人,以为水勇。
先赴各洋澳,分投埋伏,候至夜深,各船俱已熟睡,察看风潮皆顺,即令一齐放出,乘势火攻,将此等环附夷舶各匪船,随烧随拿,许以烧得一船,即给一船之赏,如能延烧夷船,倍加重赏,此臣筹画之办法也。
这段话虽然论的是驱逐暗地接济英国舰船提供生活物资并得到鸦片的中国匪船的方策,但前半部分,关于水师,以英国军舰的炮利船坚还有远洋的洪涛巨浪、风信靡常等客观条件作为利弊两种借口,巧妙地将中国水师的劣势敷衍过去;
同时又掩盖不了回避向远洋出动的态度。
这后一方面就意味着守战合法化,以守战作为广东防卫——抗英的基本战略。
在这一前提之下,把重点放在守战的主体承担者水勇的积极作用上,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林则徐对于以雇用渔户疍户等民人组成的水勇为主力与水师配合进行的火攻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并寄予希望。
因而,可以说在依靠民众的游击活动这一点上,与已述之定海的情况完全相同,火攻应该是其主要内容之一。
火攻的战术大体上是如下方式〔17〕,即把水勇分为数队,一般以40人为一队,由水师指挥官率领,埋伏在英国舰船停泊的海湾或岛屿的适宜之处,候至夜深,察看退潮和顺风,让预先装备好的大小火船一齐出动。
各船上满载喷筒、火罐、火箭或柴草等,接近敌舰船以及环附其周围的中国匪船后,开始发火攻击,乘风抛掷携带的火器之类,烧去或延烧敌军舰船。
如果闯到敌军舰船之间,则在桅帆上安放喷筒等发火烧之,或将装载着油和柴草的小舟附着于敌舰船舷边放火。
有时,乘着混乱,水师也可以进行白刃战。
火攻结束就趁涨潮返归。
这样的火攻,或者出其不意,一齐发火〔18〕,或者出其不意,火船闯进夹烧〔19〕,是以奇袭为主的海上游击战;
在攻击中,使用的是在竹筒中装填火药、玻璃、碎石等的喷筒、装着燃烧物的火罐、火箭、浇上油的
柴草等等,可说是原始的火器材料,而且,采用的火攻法学习了中国史上的先例〔20〕,与英国的近代武器形成极鲜明的对照。
那么,火攻的效果怎么样呢?
关于火攻,林则徐起初的希望在于夷船中触处皆引火之物,未有不可以焦烂者。
此令一行,不待实有其事,而奸夷事先已胆落,似亦慑服之法也〔21〕。
火攻战术的实际运用,是在穿鼻海战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1839年11月3日以后,其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泊于虎门外洋的英国军舰窝拉疑号、海阿新号及它们保护下的约五六十只商船〔22〕,还有暗中接济它们的中国匪船等。
但随着英国舰队入寇以后形势的日益严重,如在点中可以看到的那样,火攻的战斗威力更进一步增强了,作战也变得灵活而多样起来。
在这种状况下,进行了几次火攻,其战果,在林则徐的上奏中提到的主要例子有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1840年2月29日在长沙湾附近烧去中国匪船23只,前后延烧英国高头三板1只,烧毁篷寮6座,除烧死、溺死者外,生擒匪犯10名〔23〕;
同年五月初九日6月8日在磨刀外洋烧毁英船2只,其中1只桅帆着火,杀死英兵4名,延烧大小匪艇11艘,烧毁篷寮9座,擒获匪犯13名〔24〕,等等。
根据这些战果,林则徐写道,查此次英吉利夷船逗留外洋,常防火船潜往焚烧,夷情实形惊慑〔25〕,不惟足慑汉奸之心,亦可以寒英夷之胆〔26〕,以夷船最畏焚烧,仍惟以所畏者设法制之〔27〕,大力强调了火攻在抗英中的战术价值。
而且,他也同时提到了水勇的勇敢作战情形。
另一方面,外国人对火攻的评价怎样呢?
1840年3月7日的《澳门新闻纸》〔28〕就正月二十七日的事件议论说中国人各火船若放得得法,各船定必大受其害。
这算是第一次,只怕以后中国人若一练熟,驶火船有准头,即更有危险之事,故我等切当小心提防之。
而与此相对照,关于五月初九日的事件,《中国丛报》则说几乎全然未受损害〔29〕。
奇袭攻击给予中国匪船以相当大的打击可以说确凿无疑,但对于英国的舰船来说,虽在心理上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效果,但损伤却很轻微,未能予以重大的打击。
这样说可能要妥当些。
但是,我认为较之火攻效果如何的问题似乎更有意义的是如果外国人对火攻的恐怖进而对沿海枭徒及渔船、疍户的畏惧是客观事实的话,那么,这一事实对于调查了解了外国情况的林来说,就成了对于用水勇实行火攻的自信加强的原因。
对林来说,恃炮利船坚的英国的弱点不管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反过来作为从精神上鼓舞中国的抗英的有利因素加以利用,借以发展依靠民众的游击战术。
林则徐抗英政策中重视水勇的思想,即使在被革职以后也丝毫未变。
他曾说迨和议不成,沙角虎门,先后失守,不得已仍自雇水勇千人,拟别为一队〔30〕。
这番话同下述情况不无关联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上旬1841年2月下旬英军借口琦善不履行已订条约的缔结而开始再度行使武力。
当时林迅即往南岸福潮会馆议募泉、漳乡勇〔31〕。
三天后,督催壮勇,共得五百六十人〔32〕。
而且,在征募水勇后不久,他也向奉讨英谕旨到广东上任的杨芳进整理挑用水船水勇之策。
其中,特别对从广东的潮州、福建的漳州、泉州雇用的火船与水勇的力量大加赞扬〔33〕。
后来,在林遣戍伊犁途中,他对于这种水勇的突出力量的希望,提高到认为是中国抗英的攻击战术上剩下的唯一可靠的保障的程度〔34〕。
他的依靠民力的思想极其明显地反映在这种希望和信任的基础上。
在林则徐雇用水勇、将他们组成为抗英的战斗力方面,与依靠民力的思想同样重要的,是魏源所指出的每人给月费银六圆,赡家银六圆,其费洋商、盐商及潮州客商分捐的措施。
关于这个问题,如林则徐也曾说过的那样,对于投入对英攻击的他们多加雇赀〔35〕,给予厚赀〔36〕,把讲求报答他们的力量与活动的优遇措施作为雇用的先决条件。
但是,水勇是民间的义勇兵,故这种雇用始终是在国家财政范围之外的。
这个原则,即使在鸦片战争这一国家、民族的危机时期也没有改变。
因而,水勇的一切经费便委诸当事官员酌情处置,其中大部分照习惯由洋商、盐商这种特权商人捐输。
林在加强水勇时也不得不采取同样的办法,但有必要加以注意的事实是他在洋商、盐商等特权商人之外,也让潮州的客商分担费用。
可以推想,这是与林前往福潮会馆督促征募水勇并对从潮州广东省和漳州、泉州福建省而来〔37〕的火船、水勇寄予最大信赖密切相关的。
福潮会馆是以出身于福建省和广东省潮州府的商人们为主体组成的,这两者无论从地区还是从语言来说,都由共同的纽带联结着,因而,与同是出身于福建省的林牢固地结合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他们的客商的性格与力量是怎样的呢?
这须留待今后考察。
如果认为林则徐重视水勇,把它作为抗英的主要力量,那么,与此相对照,他对水师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众所周知,他到了广东任上之后,立即坚决整肃以前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管辖下与鸦片走私相勾结而陷于习以为常的腐败状态下的广东水师,信赏必罚,努力振奋士气,此外他与提督关天培密切合作,一面加强后述的炮台、排链,一面相应地对水师营制、部署作周密的调整,同时亲自带头督促对敌攻击、与水勇协同作战的训练。
结果,水师的士气与战斗力明显提高,很快就达到了林所期待的全出大洋,并力剿办〔38〕、整队出洋,探踪迎击〔39〕的程度。
尽管如此,在这过程中,他还是充分认识到,和英国舰队相比,中国水师仍然处于劣势。
他在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12月13日到京的《会奏穿鼻尖沙嘴叠次轰击夷船情形折》〔40〕中,尽管夸大地报告了九月二十八日11月3日穿鼻海战的战果,但还是指出了中国师船的弱点——究以师船木料不坚,未便穷追远涉,并同英国军舰受伤,只在舱面,其船旁船底,皆整株番木所为,且全用铜包,虽炮击亦不能遽透的坚固进行对比。
这当中就清楚地暗示了他的看法。
中国师船战斗能力的限度是搭载的三千斤铜炮据说最有威力,然而终究敌不过英国军舰的炮火。
当时,被水师当作对手的是备有28门炮的窝拉疑号和备有20门炮的海阿新号,可是后来入侵的英国舰队中最大的舰只却备有百余位约重七八千斤的火炮〔41〕,致使琦善发出惊叹。
由此看来,中、英舰、炮的差异是很明显的。
林在翌年五月十一日1840年6月10日到京的上奏中强调说即如炮位一项,洋面师船所用,必须三四千斤以上而制造又极精巧者〔42〕。
尽管如此,在英国军舰入侵前后,在水师船炮的加强上,还是没有看到很多的进步的痕迹。
加强船、炮,自然须有巨额经费。
但问题在于,实际上林每当言及加强大炮时,虽然强调此项工程,系属防夷要务,断不可缓〔43〕,但接下去又不得不说惟国家经费有常,何敢擅行渎请?
〔44〕或者说国家经费有常,仍不敢请动帑项〔45〕,换言之,清朝中央政府对于加强水师及船炮,不想讲求在财政上负任何责任的对策。
超过定额以外的经费,与水勇的情况完全一样,都委
诸当事官员处置。
这里就产生了阻止林则徐抗英的一个重大障碍。
从而,加强广东水师、船、炮所需的经费,就几乎全依靠洋商捐银了。
三、广东防卫中的炮、船、水师
让我们一面考虑国家财政上的限制成为阻碍抗英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一面承接上节,转而考察强化广东防卫方面的点。
首先,关于在虎门的横档山前方海面设置了铁链木排这件事,在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6月10日到京的林则徐的《覆奏查察虎门排链炮台折》〔46〕和同年六月二十七日8月6日到京的邓廷桢等的上奏〔47〕中有详细的叙述。
据这些奏折所说,从横档海面的西北到东南,敷设了2道三条木排=筏和铁链,于该年四月二十七日6月8日竣工。
其规模第1道,大排36排,大链309丈多;
第2道,大排44排,大链372丈。
以木排、铁链在海口设防,构成林则徐守战的战略方针的重要一环。
但这不是他的创始,而是在他到任以前,两广总督邓廷桢与水师提督关天培筹划,在添设炮台的同时,从道光十八年十月到十九年三月,由洋商伍绍荣等捐银10万两而急速完工的。
再就是炮台的添设。
邓廷桢在创设木排铁链的同时,在横档岛添设大炮台1座,安放大炮60位。
由于道光十五年镇远、横档、大虎各炮台添铸的大炮是七八千斤的,故新设炮台的大炮当大体上一样。
敷设木排铁链和添设炮台,是以1834年9月两广总督卢坤任内律劳卑率2只英国军舰侵入虎门事件、1838年7、8月两广总督邓廷桢任内马他仑率3只英国军舰来粤投书事件为契机的防卫措施〔48〕,试图以木排铁链阻碍外国军舰闯入虎门水道,使其失去行动自由,各炮台乘机连续以大炮轰击,通过两者相互为用而使夷船化为灰烬〔49〕。
邓的这些措施,几乎全都出自水师提督关天培的建议。
林则徐奉皇帝之命查察邓等的措施的实情与效用时,在覆奏中说这些措施于海防实属有益,予以全面支持,而且赞扬关天培倾全力于排链、炮台、躬亲督造,认为今后也应遵循关所定的章程〔50〕。
因而,可以说林的海防措施基本上是对关的海防措施的继承。
但是,对于积极探查西方情况而且面临英军的炮利船坚的林则徐来说,应该怎样对付英军所恃的近代武器,不能不成为服务于抗英的强化广东防卫的当务之急。
他在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一日到京的上奏〔51〕中说即如炮位一项,洋面师船所用,必须三四千斤以上而制造又极精巧者,以之抵御夷炮,方可得力;
若炮台所安之炮,竟须七八千斤至万斤以上,方能及远。
又在同年七月初四日8月1日到京的《英夷续来兵船情形片》〔52〕中说所有虎门各炮台,先已添建增修,与海面所设两层排链,相为表里。
犹恐各台旧安炮位,未尽得力,复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务使利于远攻。
从这些上奏可以再度确认,林强化广东防卫最着重之点在于大炮。
但在把重点放在为强化广东防卫而在炮台上增设较原设旧式大炮优越的西方大炮的同时,对于师船,他也强调了使其炮利这一点,而对船坚却没有太多地注意。
据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九日8月16日到京的邓廷桢的上奏〔53〕,即使是最大的师船也皆不敌夷船十分之五,船之大者,配炮不过八门,重不过二千余斤,故船炮之力实不相敌也。
对照这个事实来看,可以推想,对林来说,船坚的实现比起炮利是更为困难的问题。
不过,他很早就注意研究船坚问题,这从前面提到的他向杨芳的进言的内容就可明瞭。
关于外海战船,他认为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
他说上年曾经商定式样,旋因局面更改,未及制办,其船样尚存虎门寨,如即取来斟酌,赶紧制造,分别购料,多集匠人,大约四个月之内可成二十船。
以后仍陆续造成,总须有船一百只,始可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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