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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算,树棻的父亲家族还分别与沪上“纺织大王”荣家、“银行大亨”席家联姻。
但树棻先生的结论是:
“富不过三代”。
豪门大家为什么不出三代,更多的是到了第二代便衰败下来,这除了近代社会动荡多乱的外在因素外,更多的是取决于这些豪门的劣根性:
往往是“第一代创业敛财,第二代肆意挥霍,到第三代即使日子还能过得下去,也只是靠着祖宗留下的一点‘残羹剩饭’苟延残喘了。
上海滩上那些豪门家族的子孙中能恢复‘祖业’的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见了。
”
孙家曾在老上海福州路上拥有房地产
有鉴于此,当树棻先生述及自己的家族史时,并不为曾祖父的中饱私囊讳,不为祖父、伯祖父及叔父的骄奢淫逸、挥霍炫富讳,也不为因父亲生活不检点而导致父母离异讳。
这样秉笔直书自己祖上的种种“劣迹”,倒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家族有什么不满;
相反,树棻曾动情地写道:
“毕竟是这个家族生我、养我,给我受教育的机会,还给了我三十多年优裕生活,直到现在我还享受着家族的余荫……若非出身在这样的家族里,我不可能写出现已出版的那些作品,也不可能从事眼下所干的这个职业。
”但同时树棻也深情地说过:
“我书写出来后拿的是版税,而读者是花钱买我的书。
既然我写的是纪实作品,就该本着一个写作人的责任,按照事实的原样写下来,不该文过饰非,更不该胡编乱造蒙骗读者。
树棻母亲费宝树女士年轻时的倩影
树棻二姨母费葆琪女士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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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棻大姐孙树澄女士倩影
树棻三姐孙树莹女士倩影
树棻的一生是坎坷的。
1954年当他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时,一封捕风捉影的匿名信,将他从原定分配的国家机关岗位下调至南市某中学教政治课。
因这样的家庭出身,在那动荡年代他更是吃足了苦头:
蹲过隔离室、挖过防空洞、在郊县工厂烧过大炉……其中蹲隔离室时被人打昏过三次,但他终于挺过来了。
“文革”刚结束,树棻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姑苏春》,创发行量55万册纪录,从此盛名文坛。
他回首自己的成功之路时,除感谢当年就读东吴大学附中时,曾蒙任教老师、小说界前辈程小青引导外,更多的是感谢童年时代祖母对他的严格管教。
程小青——著名侦探小说家、树棻中学老师
其祖母乃清末名将之女,一生信佛,她的人生信条是:
“凡人千万莫把福享尽,享尽了福,在生命中剩下的便是苦和灾了。
”为了让孙家的这棵独苗日后不致重蹈浪荡子的惨剧,孩提时代的树棻穿的是粗布衣鞋,下午放学回家常常是山芋充饥,偶尔想吃小馄饨什么的,祖母马上会指责他“嘴馋”;
当年孙家虽不少仆人,但家里劈柴爿的力气活却是“少爷”树棻干的。
时值敌伪时期大米奇缺,家中除祖母一人独享米饭外,他与仆人一样,吃的是难以下咽的“六谷粉”。
树棻先生曾不止一次讲道:
“我懂事时看到的上海是个战乱的社会,几家欢乐几家愁,实在没有什么‘旧’值得怀念,所以我不怀旧。
惜哉,斯人~
2004年2月4日树棻应邀做客东方网与网友畅聊“笔下的上海风情”
《豪门旧梦》——树棻晚年代表作
树棻的红颜知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先生二公主周易小姐倩影
树棻与《星期日新闻晨报》
盛丰
半月前的一个周末,忽然接到朋友的电话,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一个不幸的消息,树棻先生去世了……
虽然早知道树棻先生身患癌症,但当消息传来,还是觉得颇为突然。
一个老克拉——或许也是当代上海最著名的老克拉——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不知道将来还有谁能像他那样,将老上海的陈年旧事说得那么栩栩如生;
也不知道将来还有谁能像他那样,对老上海的掌故轶事如此了如指掌。
作为《星期日新闻晨报》的记者,我曾经多次采访这位“老克拉”,不过最令我钦佩的,却
并不是他对于上海往事的熟悉程度,而是他对待我这样“小字辈”的随和与关怀。
记得第一次采访孙树棻,是因为美国影星格里高利?
派克的去世。
我所在的《晨报周刊》(《星期日新闻晨报》的前身)临时决定:
策划一个关于“老派男人”的选题,于是我们想找一个上海的经典老派男人来谈谈派克,来谈谈那个逝去的绅士时代。
我当时的同事陈佳勇是第一届新概念作文竞赛的一等奖得主,和作协的许多作家都很熟悉,孙树棻(笔名树棻)也是其中的一个。
通过他的帮助,我把电话打到了树棻的家中,想请这位“上海老克拉”谈谈那位离世的“美国老绅士”。
电话打过去,没想到树棻非常爽快地答应了采访。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就约在他家附近的南方商城。
虽然从未谋面,但是认出他却毫无困难,一米八的高度,使得这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显得鹤立鸡群。
坐下来聊天,我们各要了一杯咖啡,他却坚持不让我买单,果然是典型的绅士派头。
我们从老派克聊到了老上海,意外的是,他对于许多人推崇的老上海时代却并不“怀旧”。
“我并不觉得旧上海有什么好的,现在有些喜欢怀旧的上海作家,他们其实都没经历过那个时代~”树棻的话很尖锐,却给了我这个后辈许多启示:
“那是什么样的日子~日本宪兵,汉奸,国民党特务,黑帮,一片血雨腥风,不用说贫民在夹缝中艰难度日,即便是我家这种殷实人家,也还不是整天提心吊胆地没有一点安全感。
告别时,树棻还特地介绍我去采访程乃珊,“她和派克可是很有渊源”。
有了他的推荐,我的另一次采访果然也非常顺利,而我们的那次专题报道也很成功。
转眼间,派克已经去世两年多了,没想到当年一起谈论他的树棻也离开了我们。
想到这里,真是唏嘘不已。
后来在制作《最上海:
上海开埠一百六十周年特刊》时,我又一次找到了树棻,这一次的采访主题是关于张爱玲——张家和树棻的家族似乎有些渊源,所以树棻也曾在自己愚园路的家里见到过张爱玲本人。
“她很高,衣服穿得很特别,说话却是细声细气的,很好听。
”树棻和我这么描述。
再以后就是今年年初,我在“上海往事”版中策划了一个“地图上的上海往事”系列专题,然后想请树棻来谈谈他所熟悉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那时好像正值他接受第一次化疗,应该不方便采访,但听了我的题目却很感兴趣。
于是,虽然不能当面看到我的资料地图,但是他居然就凭着记忆,在电话中,将静安寺路上的一家家商铺店家给我罗列出来~
也就是在那次采访中,他建议在抗战纪念的时候做一个沪西歹土的选题——他当年住的愚园路,曾经就是一条大汉奸和大特务云集的马路,臭名昭著的魔窟“七十六号”也在附近。
可惜的是,当我在制作那期专题时,却再也无法联络上他本人,接手机的是他妹妹,她告诉我,树棻的情况很不好。
没想到,又隔一月,老人竟真的走了……今天,我们只能说声:
再见,树棻~祝愿您一路走好。
(相关链接)树棻小传
树棻,原名孙树棻。
生于上海。
195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196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四人帮”垮台后,迎来了创作的春天,以长篇小说《姑苏春》初获成功,作品曾被译成英文发行国外,后又被改编为电影《特高科在行动》。
迄今已著有长篇、中篇小说五十多部,其中多部改编摄制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如写海派京剧大师周信芳伉俪的《伴飞》。
近年来开始写作追忆流逝时光的散文笔记,先后出版有《上海的最后旧梦》、《豪门旧梦》等作品。
25日《新闻晨报》——原载2005年9月
树棻描写老上海生活的笔记作品
中年树棻
树棻先生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姑苏春》于1978年出版
著名海派作家孙树棻
沈秋农
孙树棻是一位从常熟走出去的海派文学作家,虽然于1993年移居香港,成为香港自由写作人与报刊专栏作者,但他绝大部分时间工作、生活在上海,曾任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其作品大都是以上海为故事发生地。
他以都市人的视角,厚实的生活基础和不知厌倦的写作态度,发表作品55部,其中多为长篇小说,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有数部作品被译成英文或德文在国外出版。
出身豪门福祸相倚
孙树棻出生于富豪家族。
祖籍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孙瑞乡,曾祖父孙竹堂曾跟随曾国藩打过太平军,出任过天津海关道(又称海关监督)一职,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派到江西省任布政司使。
孙竹堂在江南任职时,在常熟天凝寺巷造了一座占地十几亩的宅院,又在东门大街买下几十幢收租的市房,在梅李、徐市、白茆等乡购置2.2万亩良田。
光绪元年(1875),孙竹堂就托病退出官场,迁居常熟。
以后,孙树棻祖父孙直斋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开设领有“大英照会”的惠中旅馆。
此外,还经营钱庄、轮船公司和房产出租。
孙树棻父亲孙伯诚虽无如前辈显赫,但仍拥有今福州路上的古籍书店、大鸿运酒楼等处产业。
孙树棻的母亲费宝树是常熟人,父亲于光绪年间在河南当过知县。
1932年农历十月十四日,孙树棻出生于上海天主教办的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南楼),以后送回常熟,由祖母抚育带大。
孙家的宅院在常熟天凝寺巷进巷第一家,前后七进,连后花园在内共占地21亩。
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常熟孙家不但在中国东南一隅的实业界里小有名气,且被视为常熟首富,声势盖过了常熟本土的“翁、庞、杨、季、归、言、屈、蒋”八大望族。
但树大招风,跻身富人行列并非都是好事,先是孙树棻父亲创办的华东商业储蓄银行倒闭,继而孙树棻的祖父在上海滩遭绑票,为赎票被勒索黄金1200两,加上日军侵华战争给孙家财产造成巨额损失,家族成员的奢靡挥霍、诉讼、分家,短短几十年就使孙家元气遭受重创,每况愈下。
孙树棻7岁那年,抗战爆发,孙家在常熟的深宅大院被国民党部队占用。
“八一三”事变,祖母带着他辗转几月,回到上海家里。
以后,孙树棻便一直在上海读小学、中学、大学。
195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政法系。
在等待分配时,因一封捕风捉影的匿名信,将他从原定分配的国家机关岗位下调至上海市第十六中学任教。
在这里,他教过政治、历史、地理、语文、英语等多门课程。
因其阅历丰富,又爱好写作,所以写作就成为他业余时间的最大爱好,1963年起就有作品发表。
由于他出身豪门,“文革”受到冲击,经历过毒打和无数次批斗、两次隔离审查和下乡监督劳动、去郊县工厂烧大炉等许多炼狱般的苦难,方始从“牛鬼蛇神”的队伍中得以“解放”。
一书走红步入文坛
1977年7月,孙树棻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哑巴伙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皖北乡村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为配合淮海战役,与化妆成哑巴伙计打入敌军内部的解放军侦察员里应外合,攻下国民党军队在皖北的水陆交通要道和粮食、武器集散点双桥镇的故事,惊险曲折的故事情节和生动流畅的文学语言给广大少儿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不久,孙树棻向上海文艺出版社提交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故事梗概,很快被列入选题。
1978年2月8日是农历小除夕,孙树棻利用学校放寒假之机,匆匆赶往苏州体验生活。
他白天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到处转悠,感受作品里的环境和气氛,晚上就买些瓜子、花生、糖果,在招待所底楼与服务员闲聊,听他们讲传闻掌故、趣事野史、俚语乡谈和民俗风情。
孙树棻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半个月,到他告别苏州时,那篇三四千字的故事梗概已扩展成两三万字的分章提纲。
学校开学后,孙树棻白天忙于教务,晚上伏案写作,32万字的初稿于5月份完成,以后又经多次修改,这部名为《姑苏春》的长篇小说于同年10月出版,成为“文革”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复社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姑苏春》讲述了抗战期间,在苏北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委派军医周益潜入苏州城内采办药品,在地下党帮助下,与日寇、汉奸、奸商斗智斗勇,胜利完成任务的斗争故事,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都十分鲜明,加上故事情节险象环生,引起了读者浓厚的兴趣,出版社多次重印,两年内发行55万册。
多家电台予以连播,还被改编成连环画册、长篇评弹、扬剧等,并被上海团市委和市学联列入“新长征读书运动”推荐书目。
作品还被译为英文,发行海外。
令作者尤为高兴的是作品还被改编为电影《特高科在行动》。
《姑苏春》一炮走红,改变了孙树棻的人生轨迹,从此他离开了教育岗位,而步入文坛,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改编成连环画的《姑苏春》
纪实文学警世之钟
孙树棻的作品涉及明清历史、鸦片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旧上海社会生活、“文革”劫难和香港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
题材虽然广泛,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以创作为主,一部分以纪实为主,凡涉及家族史的作品就属后一种。
这部分作品有些还形成系列,如:
“海上小说旧梦系列”、“树棻洋场小说系列”。
其中有些作品既可当文学著作读,也可当历史读,在这里文史是不分家的。
确切地说,这个历史是指作者的家族史,从贫寒、发达,到鼎盛、衰败。
在他著作中就有《暴发世家》、《风雨洋场》、《百足之虫》组成的“繁华梦”系列,作者以自己家族的历史为蓝本,在介绍盛衰浮沉的过程中,他并不为曾祖父中饱私囊讳,也不为祖父、伯父及叔父的骄奢淫逸、挥霍炫富讳,也不为父亲生活有失检点而导致父母离异讳。
对此,有许多人很不理解,质疑作者:
人家写家史、自传或自传体小说,大都写一些好事和讲出来有面子的事情,坏事、丑事往往尽量回避。
可读你的作品,你的这个家族好像从来没干过好事,所干的和所遇到的都是些不好的事情,是你对自己的家族有什么不满吗,面对读者多疑的目光,孙树棻淡然一笑,回答说“没有”,然后告诉每一个关心他的人:
“尽管我的
家族由于包罗了官僚、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这‘三座大山’,因此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一直都处在敌对阶级的位置上,而且在‘文革’中给我带来了许多精神和皮肉之苦,但我并无理由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有所抱怨。
毕竟是这个家族生我,养我,给我受教育的机会,还给了我30多年优裕生活,直到现在我还享受着家族的余荫。
也可断言,若非出生在这样的家族里,我不可能写出现已出版的那些作品,也不可能从事眼下所干的这个职业。
尤为重要的,孙树棻要通过家族的历史和人物命运告诉读者,所谓富豪之家大抵是“第一代暴发,第二代败家,第三代没落……这已成了近百年来许多豪门富豪的共同经历”。
在他看来“富不过三代”的根源除了近代社会动荡多乱的外在因素外,更多的是取决于这些豪门的劣根性:
往往是第一代创业敛财,第二代肆意挥霍,到第三代就只能靠着祖宗留下的“残羹剩饭”苟延残喘了。
这也是作者在《上海的最后旧梦》、《豪门旧梦》、《洋场浪子》、《最后的玛祖卡——上海往事》等许多作品中告诉大家的事实。
为此,祖母的告诫一直在他耳际萦绕,“凡人千万莫把福享尽,享尽了福,在生命中剩下的便是苦和灾了。
”无论规律,还是箴言,无疑都是警世之钟。
为了将真实的历史,真实的人物命运翔实地告诉读者,孙树棻始终将“无一字虚妄,无一字杜撰”作为写纪实文学必须坚持的原则。
他认为“按照事实的原样写下来,不该文过饰非,更不该胡编乱造,蒙骗读者”这应该是作家的良知和责任。
自然,家族史与社会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孙树棻笔下可清晰读到晚清与民国时代发生在都市里的各种故事。
因为他从小生活在上海,出入于豪门,对十里洋场的陈年旧事,史料掌故,趣谈轶闻,世俗民风,衣食住行,名店名品都了如指掌,故后辈文人称他为“当代上海最著名的老克拉”,“上海的经典老派男人”。
不了解的人都认为孙树棻以旧上海为题材,写了那么多作品是出于恋旧、怀旧的情结。
令人意外的是,孙树棻这样回答,“我并不觉得旧上海有什么好的,现在有些喜欢怀旧的上海作家,他们其实都没经历那个时代~那是什么样的日子,日本宪兵、汉奸、国民党特务、黑帮,一片血雨腥风。
不用说贫民在夹缝中艰难度日,即使是我家这种殷实人家,也还不是成天提心吊胆地没有一点安全感~”他一再强调,“我懂事时看到的上海是个战乱社会,几家欢乐几家愁,实在没有什么‘旧’值得怀念,所以我不怀旧。
”他不但不怀旧,而且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以冷峻的目光观察和剖析十里洋场的形形色色,光怪陆离。
树棻创作的洋场小说系列
捐赠著作魂归故里
孙树棻自1937年离开常熟后,直至1987年8月19日才第一次回到家乡,那是他陪同香港作家梁秉钧、吴玉英伉俪作常熟游,面对常熟的沧桑巨变,他百感交集。
2003年10月,他又一次回到常熟,在政协会议室里,他将带来的两种新著分赠给参与接待的同志,并表达了将他的著作捐赠给常熟档案馆的意愿。
2005年9月5日,笔者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商谈一本书的出版事务,闲聊时惊讶得知孙树棻刚于前两天去世。
他是于2005年9月2日病逝于上海的,享年73岁。
次年春,笔者写信给上海市作家协会,谈了孙树棻生前的愿意。
上海市作协对外联络处很负责地将笔者的信转给孙树棻的朋友董煜女士,董女士电话邀请我们于5月30日赴沪接受捐赠。
由于孙树棻有新旧两处住宅,他历年出版的著作都存放于旧宅,虽然董女士已将著作作了整理,向我们捐赠了51部著作,几本刊登孙树棻作品的期刊,此外,还有一些实物档
案,但仍有少量遗留在旧宅。
睹物思人,难免伤心,所以她也不是常去,只能待方便时再说。
同年11月14日,董女士在几位友人陪同下专程来到常熟档案馆,参观了馆库的保管条件,同时将上次捐赠时缺漏的著作和两部著作的手稿作了郑重捐赠。
其实,孙树棻的作品不止55部。
2007年3月19日,孙树棻的友人、上海蒲公英工作室主任张锡昌写信告诉我,孙树棻至少还有两部作品可以出版,只是限于资金困难而延搁。
一部是《树棻闲话上海》,这是作者生前为香港大公报“闲话上海”专栏写的千字文,计有300多篇,另一部是20集电视剧剧本《上海最后一个小开》,有20万字。
2007年6月4日,孙树棻的胞妹孙树荃女士也从香港来常,参观了有董女士捐赠的著作和其他实物档案,倍感欣慰。
每一部作品的诞生,都凝聚了孙树棻的智慧和心血,一部又一部作品的问世编织成他的生命之环。
准确地说,作者的灵魂渗透在每一部作品的字里行间,通过阅读,可感受作者的喜怒哀乐,精神风采及为人处事的哲学思想。
现在,这许多作品已成为孙树棻灵魂的载体,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常熟,藏之于兰台,传之于后世。
相信,每一部有质量有特色的作品都会有尊严地活着,就像作者的名字一样,香溢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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