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科学与理性的时代启蒙运动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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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自然和人本身都被当做工具或手段，只有上帝才是目的本身。

大自然被看作是一堆不值得留恋的“垃圾”，一切自然现象――风雨雷电、彗星、地震、日月食等等――都被解释成为上帝意志的特殊体现，自然界本身并不具有客观独立的规律和秩序。

另一方面，人的理性也遭到贬抑，情感欲望更是被当作魔鬼的诱惑。

在近代，对自然秩序和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发现构成了17世纪科学、哲学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而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正是由这两个伟大的发现或启蒙才真正开始的：

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曾大大有助于在整个西方知识分子的心灵中建立两个相互补充的观念，这两个观念赋予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一种应付社会变化的行为模式，而这种行为模式在今日世界仍具有推动前进的力量，这两个观念是：

一、自然秋序的观念。

对于那些无所用心的人来说，宇宙似乎充满着不规则与混乱，其实，在不规则与混乱的表象之下，自然是有其一定秩序的；

二、人类天赋的观念。

这种天赋最好称为“理性”，不过大多数人的“天斌”常常因为错误的传统教育而隐没不彰，恢复“天赋”之道，只要提倡健全的――即理性的――教育就行了。

在17世纪，科学启蒙的主要内容就是使人们重新认识自然，即摈除一切神学因素的干扰，从自然现象本身出发，通过经验的观察、实验和逻辑推理，发现自然界的规律和秩序。

从科学理性的发展史来看，16世纪是萌芽和殉道的时代，它的代表人物是哥白尼和布鲁诺；

17世纪是怀疑和发展的时代，它的代表人物是培根、笛卡尔、伽利略、牛顿等人；

18世纪是批判和凯旋的时代，它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启蒙思想家。

在16世纪，哥白尼的“日心说”处处受到攻击，罗马教会的攻讦就不用说了，即使在新教中，哥白尼也被看做是“一个突然发迹的星相术士”。

路德责骂道：

“这蠢材想要把天文这门科学全部弄颠倒；

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约书亚命令太阳静止下来，没有命令大地”。

加尔文以《旧约·

诗篇》中的“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为根据，叫嚣道：

“有谁胆敢将哥白尼的威信高驾在圣灵的威信之上？

”这种以《圣经》作为准则来判定真理的做法，在17世纪开始受到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的普遍怀疑，尽管宗教信仰和种种偏见依然具有强大的势力，但是科学毕竟在不公开触犯宗教信条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发展起来了。

在世俗社会方面，由于各国统治者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带来财富和增强国力，所以纷纷对科学持赞许的态度。

在君主们的首肯之下，英国皇家学会于1662年成立，法兰西学院于1666年成立。

科学家们尽量避免与宗教信仰发生正面冲突，他们把“目的”、“隐质”、“形式”、“实在”等抽象概念留给神学，而去研究那些最具体和最琐碎的自然现象。

他们避开形而上学这个中世纪的庞然怪物，埋头于经验的观察、实验和求证工作。

17世纪是科学忍辱负重和委曲求全的时代，为了给科学争取一席生存和发展之地，科学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宗教作出了一些让步。

伽利略迫于教会的压力在悔过书上签了字，表示放弃“日心说”，其目的是为了保存实力，以便进一步研究“旧心说”和其他科学理论。

笛卡尔在用怀疑否定了一切虚妄的信条之后，又从“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中引出了上帝的存在，为的是用上帝的权威来担保“清楚明白”的真理标准，并且使物质实体（它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能够获得对于精神实体的独立性，成为科学驰骋的王国。

牛顿之所以在太阳系中为上帝保留了“第一因”或“第一推动者”的位置，是为了给他的整个机械世界寻找一个具有权威性说服力的起点。

牛顿说过：

“这个由太阳、行星和彗星构成的最美满的体系，只能来自一个全智全能的主宰者的督促和统治。

”但是上帝并不参与和干预机械世界中的运动，他仅仅只是在最初推了世界一把，然后世界就按照牛顿力学的原理运转起来。

忍辱负重的结果，使得科学迅速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巨人，到了18世纪，羽毛丰满的科学理性开始掉过头来对宗教信仰进行全面的复仇和清算，从而导致了轰轰烈烈的法国启蒙运动。

17世纪科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可谓琳琅满目，人类的视野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伽利略利用透镜原理制造了望远镜去观察天体，雷汶胡克则制造了显微镜去观察微生物；

意大利科学家托里切利（EvangelistaTorricelli，1608－1647）发明了水银气压计，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则利用气压计创立了“气压随高度而递减”的原理，并且论证了真空的存在。

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建立了光的波动说。

英国人吉尔伯特证明了地球本身是一个大磁场，哈维则在被加尔文烧死的塞尔维特的启发下发现了人体的血液循环。

在数学方面，苏格兰的耐普尔制定了对数，大大简化了乘，除法和求平方根的复杂过程，笛卡尔发明了解析几何，用坐标曲线图来表示代数方程式，从而把自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来彼此分离的代数与几何重新统一起来。

不久以后，牛顿和莱布尼兹又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

这些数学上的重大发明为17世纪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突破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17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无疑当数牛顿，他在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天文学的重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创立了作为经典力学根基的牛顿运动定律――惯性定律、加速度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此外他在光学方面的重大发现奠定了现代光谱分析的基础。

牛顿几乎涉猎了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所有领域，他不仅发现了许多具体的自然科学规律，而且还创立了一种基本的世界观，这就是以力学原理为基础的机械论世界观。

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坚持从经验事实出发，坚决从科学研究中摈除一切玄奥的形而上学概念，如“目的”、“形式”等，把最适宜于进行观察和实验的力学原理当作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纲领。

牛顿明确地表示：

“我希望能用同样的推理方法从力学原理中推导出自然界的其他许多现象；

因为有许多理由使我猜想，这些现象都是和某些力相联系着的。

”这种从力学原理出发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做法使人们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具有力学结构和进行机械运动的系统。

在17－18世纪，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取代了基督教的目的论世界观而成为科学家和知识阶层的普遍信念。

17世纪的科学理性虽然没有对宗教信仰进行公开的批判，但是它却在宗教气氛依然浓郁的西方精神世界中为自己开辟了一块绿洲。

与16世纪科学到处受到迫害和四处避难的状况不同，17世纪的科学已经有了发表自己见解的阵地。

随着科学“绿洲”的不断扩大，宗教信仰的领域日益收缩。

科学不研究信仰问题，尽管科学家们都承认形而上学的崇高性和至上性，但是他们却把形而上学束之高阁。

形而上学固然是根基，但它却被深埋于幽暗的地下；

物理学和其他科学虽然是从根基中生长出来的，但是它们却在阳光明媚的大地上盛开着美丽的花朵。

上帝属于崇高圣洁的形而上学，而17世纪的科学家们却只对卑微渺小的自然事物感兴趣。

牛顿把上帝安排在一个“太上皇”的位置上，他自己的力学原理却成为自然界的真正主宰。

牛顿与上帝分了工，上帝管世界的设计和创造，牛顿管世界的运行；

上帝主宰高贵的精神，牛顿主宰低贱的物质。

世界的一切和谐与美以及最高的光荣均归于上帝，但是自然界却按照牛顿力学原理做着机械运动！

人们高唱赞美词：

自然和自然律隐没在黑暗中。

上帝说“要有牛顿”，万物俱成光明。

第二节　自然神论

虽然在17世纪下半叶已经出现了宗教宽容的氛围，但是宗教信仰的影响仍然是无处不在的，在这种情形下，任何公然反对宗教信仰的无神论思想都是难以被社会所容纳的。

17世纪充其量只是一个信仰多元化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反信仰的时代；

宽容的范围也仅限于不同的宗教教派之间，尚未扩及到无神论。

因此，当时最激进的思想家们仍然披着一件宗教信仰的外衣，他们可以激烈地批判基督教神学关于上帝存在的种种证明，但是却不敢否定上帝存在本身。

理性在17世纪的批判对象是基督教的专制统治，而不是基督教的理论基础；

它的锋芒所向是人间的教会，而不是天国的上帝。

因此，当理性在近代开始要求自己的独立权利时，它最初采取的是一种怯生生的形式，即自然神论的形式。

之所以自然神论会出现于17至18世纪，其中有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是受到17世纪欧洲一场名为“三十年战争”的影响，由于那场涉及天主教和新教的战争给后来一些自然神论者造成了一些思想上的困惑，因此他们认为基督教应产生一种能给各宗派带来和谐的神学体系，他们希望藉以和谐的神学思想来避免宗派的战争和冲突，带着这种理念他们便试图在建构神学方面寻找突破。

其次便是受17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由于17至18世纪的欧洲正是强调理性的启蒙运动思想大行其道的时期，因此自然神论的形成正是启蒙运动的思潮所驱使的。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乃是一场以推崇理性为主的思想革新运动，它所掀起的运动热潮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包括宗教、文学、政治、法律在内的所有领域无不受到深深的影响。

在这种大环境下，自然神论者便出现了，这些自然神论者也试图藉此时机来全面更新基督教的传统信仰体系以便来迎合时代的思潮。

他们所采用的手段便是试图跳出传统的教会范畴和教理体系来构建一种全新的神学架构，而他们所采用的思路正是启蒙运动所提倡的核心理念——理性决定一切，正因为启蒙运动对自然神论的影响，因此有人甚至称自然神论为“启蒙运动的宗教”。

总而言之，在自然神论者看来，任何神的启示和真理都是可以被人的理性所理解的，也就是说只有人的理性才是信仰的最终诠释者。

自然神论者试图以理性为信仰的仲裁者，以此来克服传统基督教所存在的复杂宗派现象。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借此来构建一个宽容、和谐的理性时代。

自然神论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同时它与宗教战争之后出现的宽容精神以及新兴的自然科学也有着不解之缘。

自然神论是17、18世纪西欧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的一种信仰形式，它并不反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只是对这些教义做出了合乎理性的解释。

英国哲学家爱德华·

赫伯特勋爵（1583－1648）被后人称为“自然神论之父”，针对着当时英国及欧洲激烈的教义分歧和残酷的宗教冲突，赫伯特提出了一些人人都应当遵守的最基本的宗教原则。

他认为这些基本原则――如上帝存在和应受崇拜、重视德行、忏悔罪过、死后报应等等――是上帝永久性地印在人心之上的，是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

这些单纯而简洁的原则是与理性相一致的。

基督教作为一种“自然宗教”，其本质就在于一种道德的生活和宽容精神，因此人们没有必要为了一些细枝末节的教义分歧而大动干戈。

继赫伯特之后，在英国涌现出一大批自然神论者，其中最著名的有齐林沃思、洛克、托兰德、廷德尔等。

不久以后，自然神论又从英国扩散到法国、德国和西欧其他国家，18世纪欧洲大陆的那些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如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辛等，也都是自然神论者。

这些自然神论者们的思想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一些基本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强调基督教的理性本质，提倡宗教宽容，突出基督教信仰的道德含义，以及坚持认为每一个人只需依靠自己的自然理性就可以认识基督教的真理。

“当时普遍公认的是：

基督教是单纯的，它的本质在于为道德提供了神圣的核准。

宗教主要限于履行被视为神圣诫命的自己的道德责任……自然的人能够凭借理性而达到宗教的真理，一旦认识了这些真理，他自然就将追求善。

未来的酬报与惩罚将仅仅由自己在世上的行为来决定。

”

自然神论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把上帝变成一个理性的创世者，把一切神学教义尽可能地纳入理性范围内来加以解释，从而限制甚至根本取消启示的作用，因此自然神论又被称为理性主义神学。

首先，自然神论者通常把自然界与上帝看成两个相互独立的世界，虽然从理论上说自然界是上帝的创造物，但是上帝创世之后就不再干涉自然界的事务。

在自然神论者看来，“世界是一部巨大的机械装置――一只放大了的表，为一位全智者所制造，制成之后他便不再干涉它的运转。

”自然神论并未否定上帝的存在，而是把上帝限制在自然界之外，把上帝置于“第一因”或太上皇的位置。

其次，自然神论坚持认为上帝是按照一种理性原则来创造世界的，因此，“自然”的东西就是“合乎理性”的东西，就是符合上帝“本性”的东西。

上帝作为“第一推动者”一次性地创造了世界之后，就任凭世界按照理性的法则永恒地、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地运行下去。

在自然神论者心中，“上帝”不过是“理性”的代名词，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主宰者身上，为所欲为的自由意志已经被齐一性的理性法则――普遍必然的自然规律――所取代。

因此，人们只需要研究大自然的规律和秩序，就可以达到认识上帝的目的。

17世纪的自然科学尤其是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与自然神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自然神论关于上帝存在的设计论证明典型地表现了17世纪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这种证明运用类比的原理，根据从一个精美的钟表可以推出一位手艺精湛的钟表匠的推理思路，从比钟表更要精致千百倍的大自然中推出一位理性的创造者――上帝。

这样一位理性的上帝，比起中世纪基督教所宣扬的那个为所欲为的上帝来，要高明得多。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位极其智慧的上帝一旦创造出世界以后，就不再干预世界的运行，正如一位高明的钟表匠一旦制造出一个钟表之后，就不用随时不断地来调整它一样。

牛顿及其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所信仰的上帝，正是这样一位上好了发条之后再也不用干预世界的上帝。

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们就完全无须直接面对上帝，而只要面对上帝的作品――自然界本身就足够了。

上帝也不再以超自然的奇迹方式出现在这个世界中，他的身影和声音都从自然界中消隐了，仅仅让他的智慧体现在自然界的和谐秩序中。

牛顿说道：

“我们只是通过上帝对万物的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对上帝有所认识。

”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引用了爱迪生的一首诗来表达牛顿的这种世界观：

高高苍天，

蓝蓝太空，

群星灿烂，

宣布它们本源所在：

就算全都围绕着黑暗的天球

静肃地旋转，

那又有何妨？

就算在它们的发光的天球之间，

既找不到真正的人语，也找不到声音，

在理性的耳中，

它们发出光荣的声音，

它们永久歌唱：

“我等乃造物所生”。

在自然神论中，上帝虽然在名义上仍然保持着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的至高地位，但是他实际上已经被理性本身所取代，他不过是一个被理性的线索牵动着的傀儡。

这个威严无比的傀儡高居于自然界之上，监视着自然界的运动。

然而，世界真正服从的并非这个形同虚设的傀儡本身，而是从这个傀儡的眼睛里发出来的理性之光。

在17世纪，科学理性尚未壮大得足以与宗教信仰相抗衡，因此它不得不采取自然神论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形式，借助上帝的权威来为理性开道。

自然神论将上帝置于自然之外，然后通过把上帝的无限性赋予自然界本身而使上帝陷人了一种没有立锥之地的尴尬状态中。

它用自然来蚕食上帝，用理性来限制信仰，通过剥夺上帝的具体内容而使其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成为虚无。

于是我们在自然神论那里就看到了这样一种对立：

一方面是丰富具体的自然界，另一方面则是空洞无物的上帝。

自然界越是丰盈完善，上帝就越是贫乏干瘪；

理性越是气宇轩昂，信仰就越是形态猥琐。

上帝的内容既然已经被自然所蚕食殆尽，他就不得不最终化解于自然之中。

因此在稍后的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中，上帝就被等同于自然本身了。

而到了18世纪的法国无神论者那里，这个无处栖身的上帝终于被羽毛丰满的理性送上了断头台。

　　　　　　　　　　　　　第三节　古典主义

如果说英国和荷兰在17世纪的科学和哲学领域独领风骚的话，那么法国则代表着17世纪文学艺术的新潮流，并且从17世纪开始一直都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和时髦风尚的开创者。

在16世纪，当有教养的拉丁世界被裹挟进文艺复兴运动、愚钝的日耳曼世界被席卷人宗教改革运动时，作为这两个世界结合部的法兰西只是在南北两个热闹纷呈的文化舞台中间扮演了一个安安静静的观众。

16世纪的法国人对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热衷于国家主义和重商主义。

到了17世纪，法国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成为欧洲大陆最强盛的国家，而且在文化上也由一名默默无闻的观众迅速地成长为令整个欧洲瞩目的主角。

在路易十四时代（1643－1715年在位）来临之前，法兰西民族在阿尔卑斯山南面的意大利人眼里不过是一些野蛮人而已。

在15、16世纪，一切高雅的东西，如诗歌、绘画、哲学、雄辩术等等，似乎都是意大利人的专利，与法国人无缘。

但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来临却如同灿烂的日出一样，一下子就在欧洲文化的地平线上树立起一个崭新的法兰西形象。

伏尔泰对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成就推崇备至，将其列为世界历史上四个文化技艺臻于完美的典范时代之一（前三个时代分别是从伯里克利到亚历山大的希腊文化、恺撒和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文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而且是这四者中最崇高伟大的一个时代。

这位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对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成就赞美道：

从黎世留红衣主教统治的后期起，一直到路易十四去世后的几年止，在这段时期内，我国的文化技艺、智能、风尚，正如我国的政体一样，都经历了一次普遍的变革，这变革应该成为我们祖国真正光荣的永恒标志。

这种有益的影响甚至还不局限于法国的范围之内。

它扩展到英国，激起这个才智横溢、大胆无畏的国家当时正需要的竞争热情。

它把高雅的趣味传入德国；

把科学传入俄国。

它甚至使萎靡不振的意大利重新活跃起来。

欧洲的文明礼貌和社交精神的产生都应归功于路易十四的宫廷。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不仅以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商主义而著称，同时也因为文化上的古典主义而名噪欧洲。

当意大利、德意志等16世纪的文化弄潮儿在显示了自己的辉煌之后逐渐走向消沉的时候，法兰西在17世纪却跃升为欧洲文化天弯上的一颗最明亮的星辰。

17世纪的法国人在言行方面处处都显示出自己是全欧洲最有教养的民族，法兰西人的优雅风格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中，而且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

作为一个绝对专制主义的君主，路易十四绝非一个粗野的暴君，他的言谈举止庄重典雅，见了宫廷女仆都要脱帽致敬，为所有宫廷贵族作出了表率。

路易十四时代的上流社会人物是在重礼节、尚优雅的文化环境中熏陶出来的，丹纳指出：

这些显贵人物品性高尚，珍视荣誉，他们常常为了责任和尊严而不惜放弃性命，“卢森堡元帅说一声要开仗，凡尔赛宫立刻为之一空，所有香喷喷的风流人物投军入伍像赴舞会一样踊跃。

”这种上流社会的高雅风尚对于法国一般民众的文明教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国文学家戈里埃曾说，当时一个贵族的贴身女仆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比近代的学士院还要丰富。

这话或许有几分夸张，但是由此也足见当时法国人的文化素质确实高于整个欧洲的一般水平。

丹纳认为17世纪的法国人教会了全欧洲人一套文明的行为方式：

那时法国仿佛当着欧洲的教师，生活方面的风雅，娱乐，优美的文体，细腻的思想，上流社会的规矩，都是从法国传播出去的。

一个野蛮的莫斯科人，一个蠢笨的德国人，一个拘谨的英国人，一个北方的蛮子或半蛮子，等到放下酒杯，烟斗，脱下皮袄，离开他只会打猎和鄙陋的封建生活的时候，就是到我们的客厅和书本中来学一套行礼，微笑，说话的艺术。

路易十四时代的这种源于法国上流社会的崇高典雅的行为风尚，促进了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

古典主义（Classicism）可以看作是继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对优美的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的第二次复兴高潮，它所推崇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和谐、匀称、明晰、严谨、庄重、雄伟，强调形式规范、理性精神和理想主义等等，都是对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化风格的一种理想化的阐释和发挥。

这种古典主义虽然从源头上来说并非萌发于法兰西（14－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可以看作近代古典主义之滥觞），但是它却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达到了最光辉的顶峰。

那个时代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杰出的文化精英，如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布瓦洛、普桑等等，都是古典主义原则的奠基者和捍卫者。

他们所创造的辉煌的文化成就，尽管在局部上仍然保留着一些中世纪的陈腐气息，在形式上仍然存在着一种刻板化的倾向（如古典主义悲剧中的三一律等），但是整个基调却是理性主义的。

古典主义文艺思潮与17世纪西欧社会盛行的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思想上的理性主义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古典主义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一股雍容华贵的气息，它推崇高雅，赞颂荣誉，在形式上类似于哥特式艺术的精雕细镂，然而在古典主义的祭坛上供奉的不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而是衣冠楚楚的王公贵族。

古典主义的最完美的艺术形式是悲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高乃依的《熙德》、《贺拉斯》、拉辛的《安德洛玛刻》等。

这些悲剧作品中充满了崇高典雅的理性精神和行为风范，它回避一切粗俗的东西，用荣誉和责任来抵制欲望和爱情，用理性来驾驭情感。

悲剧的主题通常都是民族（或家族）大义与个人情欲之间的冲突，为了家族的名誉和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爱情和生命。

例如在《熙德》中，主人公罗狄克为了家族的尊严宁愿牺牲对施曼娜的爱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为了我的荣誉，我必须竭力抑制爱情。

”在《安德洛玛刻》中，安德洛玛刻为了保全赫克托耳的遗孤和重建特洛伊城邦的大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古典主义讲究优美的仪表和矫饰的举止，剧中主人公（通常都是贵族）高傲而有礼貌，不仅在活着的时候风流倜傥、彬彬有礼，而且在临死时也表现得潇洒自如、气度非凡。

在高乃依和拉辛等古典主义悲剧家的剧作中，理性是不可动摇的绝对原则，它相当于中世纪文学作品中的上帝。

在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家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一书中（该书是古典主义文艺理论的圭泉和总结），明确地把理性规定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

布瓦洛强调：

“要爱理性：

愿你的写作永远从理性获得光芒和价值。

”“永远要使良知和韵律符合一致。

”布瓦洛还规定了古典主义悲剧的基本规律――三一律：

“舞台表演自始至终只能有一个情节，要在一个地点和一天内完成。

这种片面崇尚理性、讲究人性尊严的文化精神尽管是对人类正常情感的一种无情扼杀，但是它更是对中世纪反理性的信仰精神和一味强调神性尊严的文化传统的一种坚决反叛。

在这种以复古面目出现的矫揉造作的理性主义中，孕育了近代的启蒙思潮。

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曾经指出：

伏尔泰对天上地下的什么东西都不尊重，把一切传统都打翻在地，但是他却严守古典主义的三一律。

这位启蒙运动的领袖对专制制度和教会权威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但是他却对路易十四时代推崇备至。

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恰恰表明，在路易十四时代的古典主义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思想联系，这种联系就是理性精神。

第四节　启蒙运动

虽然就开启理性的意义而言，启蒙运动滥觞于17世纪初期，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