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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唐以前,中国社会是另外一个社会;
宋以后,中国社会是另外一个社会。
所以两个社会,它中间有着非常显著的变化。
宋代的时候,大家知道,它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版图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
它的周围都遍布着在北方雄起的少数民族。
这些民族在这个时候非常的强大。
所以北宋的时期,面临的国际形势它是非常严峻的。
我们从很多的文艺作品里面,都能感受到当时的很多这样的传说,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抗金的故事,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种故事,都是在北宋时期发生的。
北宋时期它面临的强敌是非常之多的。
在唐代以前,我们为什么说唐宋之间它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呢?
就因为我们知道,唐以前它是一个贵族社会。
贵族社会就是血缘在政治生活当中,它的影响力是非常深远的,甚至占了决定性的影响。
那么,这样一个血缘在政治生活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那么它就会使社会阶层化,就是社会阶层之间,它是不流动的。
不流动,那么社会的整个的活力是焕发不出来的。
所以是唐以前,都是贵族社会。
唐以后,就是宋以后,由于选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广泛的盛行。
唐以前的话,科举制度选士很少。
宋以后,他的选士每年都将1000人左右。
如果是连续的几年的这样的选官的话,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后备官员,后备官员的话,它会造成了一是官员的后备官员多。
另外,它有强烈的社会学效应。
这种社会效应,就是把社会由于血缘这种固结化社会阶层次之间,它打通了,社会阶层之间开始流动。
社会阶层之间开始流动之后,整个社会的就焕发出了非常大的活力。
所以宋以后,它是发生了重大变化的。
宋虽然在版图上,在武功上不是中国最显著的时代。
但是他有一项,他是我们史学家称之为,就是我们中华的文化,就是造极于宋。
就是在宋代时候,中国的传统文化达到了极盛的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司马光生活的这样一个时代。
比如说,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代的时候,由于科举制度的这样的一种制度,它的社会学的效应,打破了血缘在政治上的这种决定性的影响,使社会整个焕发出了活力。
所以社会里面它这种活力,就是它体现在方方面面。
比如说我们的汉学家称之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农业革命、水路运输革命、资金与信用革命。
就是说我们最早的纸币,就在这个时代产生了。
还有市场建设和都市化的革命、科学技术的革命。
所以在宋代的时候,我们的科学文化它并不是在某一个学科上面取得了境界,而是在文化的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重大进步。
所以,这就是宋代这个特殊的时代。
有的史学家说,11到13世纪之间,在政治社会和生活诸领域当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
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
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近代的社会划分,一般我们都说是为1840年。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发生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那么,中国近代社会开始了。
但是实际上按照我们中国既有的这种历史的发展,实际上许多现代社会、近代社会的基本的一些特征,在宋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汉学家、历史学家称之为唐宋革命说。
甚至日本的汉学家,就将宋代开始称之为我们近世社会。
就是宋代,我们就开始进入了近世社会。
就是说明我们现代、近现代的很多社会的基本的特征,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了。
司马光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在文化领域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与前代迥异的发展的成就。
司马光,他生于1019年,字君实,是陕西夏县人。
他的父亲司马池,说司马氏乃是晋朝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人。
所以司马光的家族也是名门望族。
《宋史》记载,司马池“少丧父”,“家赀数十万”,是进士出身。
司马池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司马旦,一个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自幼聪明过人。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我们妇孺皆知。
实际上这个故事,它不是个传说,它是一种真事。
所以他七岁的时候,司马光就“凛然如成人”,就少年老成。
非常喜欢读历史,所以喜读《左氏春秋》。
他读《左氏春秋》,“不知饥渴寒暑”,自幼至老,嗜之不倦。
就是非常喜欢,从小就喜欢读历史,喜欢读《左氏春秋》。
七岁的时候,就“凛然如成人”,就是少年老成,有成人之风。
所以,他从小就具备了非常好的学识的素质。
他读书有一个信条,就是说“书不可不成诵”。
就说要读书的话,就一定要背诵它。
不是翻书,不是轻易的把书随便的翻一遍,而是要把它背诵。
所以说“书不可不成诵”。
读书的时间,“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
”就是有的时候骑着马也要读书,有的时候半夜睡不着觉也要读书。
“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
”就是读书的内容要在心上常常的留转,在心中常常的玩味。
这样的话,你所读得的书的经义就会很多。
他养成了这样的读书习惯之后,随着他的这种慢慢的这种学习过程不断的加深,涉猎面不断的增加,他长大之后,我们说他就是一个学术大家。
所以史书上记载,他“学术淹贯,自经史百家以至天文、律历、音乐、术数,无所不通。
”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音乐、术数等等都懂。
所以他的知识面是非常之宽的。
这样就会为他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就是他为编制《资治通鉴》。
因为撰写一部史书的话,因为历史的内容,它是无所不包杂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历史,天文、地理、自然成就、社会科学等等方方面面的知识,经史子集都要包括。
如果你的知识面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话,你的这样的撰写一本历史书的困难是非常之大的。
司马光他自幼的时候,就养成了这样一个比较好的读书习惯,又恰逢他生在这样的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文化上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一个时代。
就是在各个方面,整个宋朝的这种社会环境,都不同于隋唐以前。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造就了司马光一个人。
司马光本身他也具备了,他有相应的这样一种素质,就是好学、深思。
这样就养成了他学术淹贯,广泛的一种知识面,这样的一个读书的一个成就。
他在仁宗宝元元年当中中了进士,中进士的时候才20岁。
20岁中进士,在当时的话就是非常之少见的。
仁宗的末年,他做到了谏官。
神宗的初年,是翰林学士。
司马光修《通鉴》开始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这个时候是王安石时任宰相。
司马光在仕途上,他是属于保守派,与当时的改革派王安石是两大派,是对立的两大派。
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改革派。
那么在当时的时候,王安石改革是当时整个时代的政治上的一个主流。
司马光是反对改革,所以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他反对新政。
他反对新政,而宋神宗又充分的任用王安石来主持改革。
这样的话,他在朝唐之上是不受重用的。
不受重用,他就被贬斥到了洛阳。
从神宗的熙宁三年起,他就开始长期的在洛阳,他属于投闲置散,全力修书。
就是在政治上不得意的话,他就跑到了洛阳。
然后在洛阳这个期间,全力利用空闲时间来修《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直到元丰元年成书,司马光已经66岁了。
第二年神宗死,哲宗立,司马光为相,罢黜新法。
只有到了66岁的时候,神宗,宋神宗死了,然后宋哲宗成为皇帝。
这个时候,重新任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这个时候才又回来了首都,重新主持朝政。
这个时候他已经是60多岁,已经是晚年了。
他主持新政的时候,就马上废除了新法。
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历程。
所以我们看,他虽然也最后也成为了一种宰相。
但他的人生,在政治上大多的时间他是不得意的。
不得意的时候,又恰恰给他提供了广泛的这种读书学习的机会。
他也利用这段时间充分的修书,所以也造就了他在史学上的成就。
(二)熙宁风波与洛阳著书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所处的这个时代,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熙宁是宋神宗的年号,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在宋神宗在这个时期进行的。
宋神宗为什么要任用王安石来变法?
这个时候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北宋它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环境,也就是司马光面临着,在政治上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
他为什么与王安石是那样的一个不协调,是那样的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我们知道,在北宋的时期,我们考查北宋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隋唐以前整个影响国家导致衰亡的种种弊政,政治上的弊政,在宋代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出现。
比如说藩镇割据,比如说宦官当权,比如说外戚干政,这些导致了汉代,在汉唐之间普遍发生的这种政治上的一种弊政的现象,混乱的现象,在宋代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发生。
这个没有发生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在宋代的开国皇帝,他针对唐以前的种种的这样导致国家衰亡的这种政治上的动乱、祸乱,他做了一种深刻的反思。
在政治上他创继了一系列的制度,来防范这些情况的出现,所以我们把这种“防弊之政”,称之为祖宗家法。
司马光就是对这些开国皇帝所建立起来的这一系列的家法,这一系列的“防弊之政”,有着充分的一种认识,所以他叫祖宗之法。
司马光是保守派,他在对这些祖宗之法有着深刻的认识。
有深刻的认识之后,所以他赞成要延遵这种祖宗之法。
所以“祖宗之法不可变”。
王安石他针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
他恰恰是针对北宋以来,由于科举社会,当时的中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了科举社会。
科举制度年年选官,会造成了并且一些大量的冗余的官员。
所以我们称之为冗官现象,就是官员太多了,官的后备,老百姓养的官太多了,官员太多了。
所以说给造成了大量的一种社会现象。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时的宋太组,他们设立的祖宗家法里面也有一条,就是把整个的国家的国防的精锐力量,屯部在首都周围。
这样的一种首都周围的话,就在首都周围屯驻了几十万的精兵。
为什么宋代的时候,边疆老打不过少数民族政权?
就是因为他把最主要的军力全部囤驻在开封周围。
这个时候这么多的官这么多的兵,驻扎在首都,就会造成了北宋它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几个现象,就是在政治上出现的几个现象。
这几个现象会严重的影响国家发展。
这个现象,我们现在的史学家概括为冗官、冗兵、冗费。
就是官太多了,兵太多了。
然后国家的财政是养不起这些官和兵的。
就是冗费,就是花费太多。
这样的话,国家是不堪重负。
王安石就是面临这种情况来进行变法的。
但是如果变法,就会破除北宋建国之出建立起来的这些祖宗之法。
这些围绕着这种祖宗之法,到底该不该改革?
所以王安石和司马光站在了对立面。
这是宋代一系列改革,它的一种深层次的原因。
冗官、冗兵、冗费,就会造成了国家积贫积弱。
面临着积贫积弱,当时的政治家都开出了不同的政治药方。
不同的政治药方,其中在政治上有保守派,就有改革派。
王安石的改革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建立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充分的想修改当时北宋面临的这样一种困境。
这种困境,在当时王安石的改革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当时,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的话,都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
但是保守派他也不是一个贬义词,保守派他也是在维护整个朝政。
尤其是基于对北宋建国之初,那种深刻面临的那样的一种国际环境,包括隋以前的历朝历代的深刻的政治反思上,所以他建起来的一系列制度。
对这一系列制度的这样的一种深刻反思,才奠定了当时保守派和改革派他们不同的这种政见的一种基础。
所以说两派都有可理解之处。
我们现在倒对他们这样的两种,一种改革派,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一种是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都要予以充分的历史上的同情。
王安石变法,他的新政是对当时的整个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说,王安石变法也成为了北宋的政治上的一种扭结。
王安石变法最后是失败了。
尤其是他的整体的这样的一种变法的设计蓝图,没有达成预期的目的。
(三)元祐之举与身后褒贬
王安石被罢免了宰相之后,我们称之为元佑之举,在当时整个的国家朝政上。
所谓的元佑更化,就是元佑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
我们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里面记载,就是“元佑之政,谓元丰之法不便,即复嘉佑之法以救之。
”实际上,当时主政的是太皇太后高氏。
太皇太后高氏,就响应当时朝堂之上一部分朝臣的呼唤,然后重新起用司马光来主政。
司马光回京主政的时候,当时的史书上记载,就是首都的官民都纷纷的上街去迎接他。
老百姓为了一睹司马光的风采,都爬到了他的宰相府的墙上,跑到了外面的大街上的树上,然后来一睹司马光的风采。
所以司马光就如此的受欢迎,也足见王安石变法里面很多变法的一些措施,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对老百姓的一种伤害。
这种伤害使老百姓都希望司马光,用重新主政,来纠偏,来纠正这些新法的一种弊端。
王安石被罢黜之后,司马光重新主政。
实际上司马光主政的最重要的核心的他的做法,也就是把新政全部废除。
但是这种全部废除,也没有说100%的全部都废掉。
实际上是主要的关于整个社会发展不便的这样一种新法废除。
也有部分的新法,因为有利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被保留了下来。
司马光主政没有一两年,他也就去世了,所以他的主要的精力,都耗费在了《资治通鉴》的撰写上。
司马光去世之后,整个朝堂之上就还延续司马光和王安石这样的一种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对立。
在朝堂之上,又重新成了两种派别,一个是反变法派,一个是变法派。
反派发派内部也有分裂;
变法派他内部也有分裂。
这个时候,真正的就朝唐之上的这种党争的这种情况就出现了。
实际上大家针对的不是变法还是不变法,而是真正的在朝堂之上,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
这个党争情况,深刻的影响了北宋政治的后期。
所以我们也有人称之为说,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一种政治局面的出现。
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叙述了一下,司马光他的主要的一种政治生活的一种履历,他的为官的一种经历,他在政治上的主要的一种突出的贡献,以及他生活的所处的这个时代。
二、《资治通鉴》的编撰与特点
我们第二个问题就讲一讲,《资治通鉴》它的编撰与特点。
这里面我们稍微介绍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通鉴》产生的时代学术背景;
一个是《通鉴》的著述始末;
一个是《通鉴》的成就与特点。
(一)《资治通鉴》产生的时代学术背景
我们刚才提到宋代的时候,与唐以前,它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社会。
宋代的时候,我们说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文化达到了一种极盛的一种局面。
实际上这种文化产生的这种发展,充分发展的这样一种局面,得到大发展大繁荣的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它与唐以前的这种社会的出现,文化上的出现,它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经济上都产生了一种质的区别。
这种在学术上,唐以前就发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呢?
因为我们简单的叙说一下,各朝各代的它的学术特点。
我们知道,我们在先秦时期,我们进入了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就是我们在那个时代我们充分的在哲学上取得了一种突破,就是诸子百家的出现。
诸子百家的出现,在当时的文化上、思想界上达到了一种非常繁盛的程度。
这种诸子百家这种百家争鸣的情况,在先秦的时期虽然一度兴盛,但是后来这种情况就戛然而止。
为什么?
就是因为出现了法家当政。
秦朝,法家当政,秦始皇焚书坑儒。
坑儒、焚书,是对当时的文化发展的一大打击。
坑儒,实际上是把当时知识分子给杀掉。
焚书,是把当时所见到的除了当时国家治国理政,法家学说认可的一些书之外,把其他诸子百家的书都给烧掉。
这种焚书的话,它在政治上的影响,文化上的摧残的影响是非常之可见的。
因为在经过焚书坑儒之后,我们说在汉代的初年,我们再看先秦时期的很多书都找不到了。
随着两汉时期,儒家文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之后。
它重新去建立这些,整理这些儒家经典,整理这些先秦时期遗留下来这些经典。
所以这些经典,在这个时期要得到充分的整理,要充分的、重新的加以刊布。
这个时候,我们说两汉时期的它的学术特点,基本上就是整理文献。
所以我们说,经古文,经古文学派,经古文和经古文学派两者之间,在东汉末的时候开始合流。
这个合流,汉学它是整理先秦时期经典的一个最为主要特色的这么一个时代。
在东汉的时候,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在六朝的时候,佛教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还有道教。
所以儒、释、道三家学说,开始处于鼎立的局面。
到了唐代的时候,儒学虽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被整个的国家治国理政的时候所遵循。
但是儒教和道教,它的学说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这样一种地步。
在唐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韩愈。
韩愈就是有见于儒家学术不振,儒家学说,孔孟之道不振。
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开始反佛、批佛。
所以他建立了道统学说,重新梳理这种儒家文化这样的一种发展的到头。
在这个时候,由于到隋唐时期,整个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一种发展,三家学说也开始有一种合流。
这种合流,也是充分的三家学说彼此吸收对方的这样的一种理论上的、学术上的一种营养,开始出现了一种合流,就互相借鉴,充分的来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的史籍上说,从整个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学术潮流的演变来看,中唐的中国文化出现了三件大事,也就是新禅宗的盛行;
新文学运动,也就是古文运动的开展;
和新儒家的兴起。
这就是儒、释、道三者的合流的一种局面。
从唐代后期到北宋中叶,是一个学术思想大整合的时期。
这个在儒、释、道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一个大不同于前代的新儒家学派逐渐形成。
这个新儒家学派,是由宋代的一流思想家组成,吸引了无数的优秀学者加入其阵营。
这一学派的崛起,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往儒家学说在于儒、道两家,佛、道两家学说对抗当中,缺乏思想力量的状况。
因为我们知道,佛家学说、道家学说,它是指向人心的。
它是所谓的新兴之学。
儒家学说,它在这一点上恰恰是它的薄弱的地方。
所以它是面向整个社会内部,一个人类社会的内部的,它不是出世的,它是入世的。
佛家学说,它的很多新兴之学是指向人本身的,指向人心的。
儒家学说吸收了佛家的这种情况之后,它开始建立了一种新兴学说。
这种新兴学说可以说,三家的这种整合使当时的哲学在文化上、在方法论上取得了大的突破。
这一点上取得突破之后,它开始在各个的,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开始进行了,使当时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突飞猛进的一种变化。
这种变化,我们表现在政治上,比如说范仲淹、王安石;
文学上,欧阳修、苏轼、陆游;
史学上,司马光、范祖禹;
教育上,胡瑗、孙复、石介;
科学上,是沈括、苏颂;
制度上,吕祖谦;
儒学上,程灏、程颐、朱熹。
这种在宋代的时候,又开始形成了一种经世致用之学。
这种经世致用,体现在政治、文学、史学、教育、科学、制度、儒学各个方面。
就史学而言,由于我们说在当时的这个哲学上取得了一种突破,史学理论也开始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比如说这个时候,在唐代的时候就是《史通》,史学批评的一种杰作。
开始总结我们中国传统的历史的它的理论上的一种成就。
所以说我们的传统史学在宋代的时候,也进入了一种繁盛期。
所以说它的学术,由于儒、释、道合一,促使儒学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宋代的时候,这种新儒学对我们中国传统社会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我们现代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基本上的一种心理特点,包括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我们的一种伦理观都是宋学开始给我们形塑而成的。
这个时候,跟唐代以前的学术的它的基本的一种变化特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宋代的它的学术上发生变化的一种基本的一种时代特点。
(二)《资治通鉴》著述始末
《通鉴》就是在已有的这些学术上,有给它酝酿成、奠造出一个它的产生的一种前提条件。
因为只有在这种学术上的一种大环境,大的时代背景上,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显著的变化之后,才开始形成了《通鉴》的写作的这样一种时代背景。
因为它提供了很多的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来重新整理中国的历史。
《通鉴》它的著述,我们刚才提到,它也是一个形成了几乎贯穿于司马光的整个的政治仕途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基本上,从从英宗到神宗,都支持司马光写这部书。
这种支持,它不是一种口头上的或者是形式上的支持,而是真正的有实质内容的支持。
一部书撰写得到皇帝的支持,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也是一种莫大的机遇。
这种支持,表现在几个方面。
比如说首先,就是允许在崇文院建立编书机构。
就是《资治通鉴》的编写,皇帝是特许他成立一个编书机构的,特批随时可以借阅皇家储藏。
这种皇家的藏书,皇家的这种典藏,比如说皇家的图书馆,可以向司马光这个编写组敞开。
你们随时可以借阅皇家藏书。
所以说我们说的龙图阁、天章阁、秘阁;
三馆,也就是史馆、昭文馆、集贤院,这些三阁及三馆里面的所有的书,司马光都可以查阅。
这是一种莫大的便利。
其次,就是让司马光自行挑选协修人员。
就是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意志,来组成一个写作班子,这种写作班子就可以帮助司马光来编写史籍。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再有才,他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有个写作班子的话,来帮助他一块修史的话,这是一种莫大的一种支持。
所以当时,《资治通鉴》的写作过程当中,司马光就挑选了当时最著名的各个的断代史学家进入了他的写作班子。
比如说,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一批著名的史家齐聚书局,一起来帮助司马光来编写这部书。
此外,皇帝还特赐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
就是他们的生活待遇,皇帝拨专款来供应。
这也是一种支持。
熙宁风波之后,司马光出知外地,居住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
所谓的熙宁风波我们刚才提到,也就是说,司马光在政治上最不得意的这一段时间。
也就是王安石主持改革,他跑到洛阳来修书这十几年。
基本上前前后后,有十五年。
在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宋神宗,虽然他在政治上是支持王安石来进行变法的,但是他也同样全力支持司马光在洛阳来修注《通鉴》。
《通鉴》的成书于1084年,神宗于1067年就开始提前给这部书写了一个序,来面赐作者,极尽赞美。
所谓的我们看到的《资治通鉴》这样一部书的这样一个名称,“资治通鉴”这四个字实际上是宋神宗赐的书名,《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完之后又给予褒奖。
《资治通鉴》它是简单的撰述的过程,它具体来说,它的编撰过程是什么样的过程呢?
它简单地来我们来述说一下它的编撰过程。
首先《资治通鉴》先编的是《历年图》五卷。
什么叫《历年图》?
也就是大事年表。
就是把先秦时期一直到五代时期,这1000多年的历史,先编一个大事纪,大事年表。
在这个基础上,《历年图》的基础上,1066年,当时已经是48岁的司马光又根据这个大事年表编成了《通志》。
1066年以后,英宗批准设书局于崇文院,至1084年书成,共历时十九年。
那么这样以后,在《通志》的基础上,然后慢慢丰富,慢慢地继续增写,这样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享年68,也就是他活了68岁,《资治通鉴》的编修就占了他一生的三分之一,前前后后《资治通鉴》的写作就写了19年的时间,所以占据了他人生的三分之一。
我们说一个人的人生如果刨去孩提时代,再刨去老年时代,他的中年,最好的年华,他人生最好的年华,都投入到了《资治通鉴》的写作当中。
所以司马光在写完这部书之后,他写了一本《进书表》,当时《进书表》中有这样一句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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