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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上,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他们的诗歌脱离“理”的束缚能够自由地抒发个人真实性情和表现个人生活欲望,并具有诗人的艺术独创特征,但也有些作品过于率直浅俗。
5、竟陵派
晚明时期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文学派别,因其二人为湖北竟陵人而得名。
在文学观念上,竟陵派提出重“真诗”重“性灵”,受公安派影响;
在复古问题上,提倡学古要学古人之精神,以开导今人心窍,积蓄文学底蕴。
在创作上,他们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同公安派浅率轻真的风格相对立,但是他们将创作引向了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显示了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6、前七子
明代以李梦阳为核心代表的文学群体,成员还有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
他们面对当时萎靡卑亢的文学局面,借助复古手段而欲达到变革的目的。
他们贬斥文学受宋儒理学影响而形成的“主理想象”,提出文学应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论调;
提高民间创作的地位,以为“真情乃在民间”,这些都在强调文学自身的价值基础上,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提出怀疑,并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
但他们过分重视古人诗文的法度格调,束缚了他们的创作,影响了作品中作家情感的自由流露,有“守古而尺尺寸寸之”的毛病。
7、后七子
明嘉靖中期出现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文学复古群体,成员还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以王世贞声望最显,影响最大。
后七子在复古主张上很大程度上承接前七子,他们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强化与具体。
王世贞主张诗文创作都要重视“法”,要将其落实到辞采、句法和结构中;
又强调格调要“本于情实”和“因意见法”,重视作家的思想感情在创作中的主导作用。
但其创作弊病也是过于重视对古体的揣度模拟,一直难脱蹈袭的窠臼。
(前后七子:
:
从明朝中期开始,诗歌掀起了一场以复古面目出现的革新活动。
以李梦阳、何景明为核心,包括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等人的文学群体,称“前七子”。
他们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目的是扫荡台阁体的无聊文风,力图恢复文学自身的独立地位。
但由于他们的创作理论落后,缺乏创新,有泥古不化的倾向。
至嘉靖、隆庆时期,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内的文学群体,称“后七子”。
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前七子关于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在复古道路上比前七子走得更远。
他们成员间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差异较大,它并不是一个主张和创作实践完全统一的文学流派。
)
8、《长生殿》(没找到现成的名词解释,从XX百科找的,为避免不全面,找的有点多,选择性背诵)
《长生殿》是清初剧作家洪昇所作的剧本,共二卷,五十出。
《长生殿》重点描写了唐朝天宝年间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导致王朝几乎覆灭。
剧本虽然谴责了唐玄宗的穷奢极侈,但同时又表现了对唐玄宗和杨玉环之间的爱情的同情,间接表达了对明朝统治的同情,还寄托了对美好爱情的理想。
这本戏的主题是通过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描写,反映唐代开元、天宝时期的社会历史生活,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悲剧。
流露出强烈的国破家亡之恨,还表现了爱国思想,《长生殿》中又加插了很多历史事件和反映百姓疾苦的内容,比如唐玄宗为了让杨贵妃吃到新鲜荔枝,让人快马兼程,将刚刚采摘下来的荔枝从海南运到数千里外的长安。
沿途大片农田被马蹄踩坏,百姓的心血付诸东流,还有的百姓因躲闪不及,惨死在马蹄下。
这些在与唐玄宗和杨贵妃穷奢极欲的生活对比下,极具现实意义和讽刺意义。
该剧对后代戏剧有很深影响,如梅兰芳的京剧《贵妃醉洒》就是改编自《长生殿》。
9、《桃花扇》(同为XX百科资料,选择性背诵)
《桃花扇》是清代文学家孔尚任创作的传奇剧本,写的是明代末年发生在南京的故事。
全剧以侯方域、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主线,展现了明末南京的社会现实。
同时也揭露了弘光政权衰亡的原因,歌颂了对国家忠贞不渝的民族英雄和底层百姓,展现了明朝遗民的亡国之痛。
《桃花扇》是一部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剧,重大事件均属真实,只在一些细节上作了艺术加工。
以男女情事来写国家兴亡,是此剧的一大特色。
与主流的大团圆结局戏曲不同,《桃花扇》是少数能够将悲剧精神贯彻到底的作品之一。
《桃花扇》所展示的实际上是在注定的悲剧结局下个人的命运史。
该剧作问世三百余年来长盛不衰,已经被改编成黄梅戏、京剧、话剧多个剧种,频频上演。
近代梁启超《小说丛话》中说:
“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
”
10、南洪北孔
指清代杰出的戏剧家洪昇和孔尚任。
因洪昇是南方人,孔尚任是北方人,故名。
洪昇《长生殿》和孔尚任《桃花扇》为清代两大传奇作品。
《长生殿》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描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作品人物形象鲜明,场面壮阔,结构精巧,曲词清丽流畅,充满诗意。
《桃花扇》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为线索,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反映了明末腐朽、动荡的社会现实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作品较好地把历史真是和艺术真实结合起来,结构巧妙,语言雅丽。
11、桐城派
桐城派是清代中期重要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以服务当代政治为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化的散文理论。
方苞将自己的散文理论核心概括为“义法”二字,“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
刘大櫆是方苞的弟子,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姚鼐对古文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对前人的学说进行了融合和总结,使之更加具体化。
他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有;
还提出“八要”来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融合落到实处;
将多种文风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种。
姚鼐不仅发展了桐城派的散文理论,而且还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桐城派散文体系,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
12、梅村体
梅村乃清朝诗人吴伟业的号,“梅村体”是他在继承元、白歌行体诗的基础上,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自成的一种叙事诗体。
梅村体的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以故国抒情和身世荣辱为主,“可备一代诗史”,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性。
吴伟业以人物命运浮沉为线索,续写实事,映照兴衰,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把古代的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梅村体叙事诗约百余首,《圆圆曲》是代表性作品。
13、格调说
明清时期的一种诗论。
明代前后七子论诗推崇盛唐,提倡格调。
清代沈德潜继承了明七子派的高古之格、宛亮之调的观点,吸收了叶燮、王士禛的诗歌理论的某些方面又加以发展,提出了“格调说”,主张诗人立言,在态度上要“怨而不怒”,方法上讲求比兴、蕴藉。
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实际上是让诗歌为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服务。
为达此目的,沈德潜认为诗歌在表现上要恢复儒家“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传统,,并用唐诗的格调将这种意图落到实处。
三、作品分析(10’)自己从五个分析中挑一个分析。
1、人人都会背的元曲——《天净沙·
秋思》
全曲如下: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全曲简洁,没有生僻字,但是却让人读完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寥与孤独。
马致远是北京人,著名戏曲家作家、散曲家、杂剧家。
他少年勤奋好学,但是仕途坎坷,晚年更是隐居田园。
他的一生创作了杂剧今知有15种,散曲120多首,今天这首就是他的代表作。
天色黄昏,一群乌鸦落在枯藤缠绕的老树上,发出凄厉的哀鸣。
小桥下流水哗哗作响,小桥边庄户人家炊烟袅袅。
古道上一匹瘦马,顶着西风艰难地前行。
夕阳渐渐地失去了光泽,从西边落下。
凄寒的夜色里,只有孤独的旅人漂泊在遥远的地方。
这是马致远自己的写照。
他一生虽然也做过官,但是漂泊不定,一生辗转各地,加上元朝统治者对于汉人的高压统治,更是令汉人做官难上加难。
全曲无一秋字,但却描绘出一幅凄凉动人的秋郊夕照图,并且准确地传达出旅人凄苦的心境。
这首词抛开时代,在今天也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因此它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力,可以传颂至今。
详细赏析:
头两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给人造成一种冷落暗淡的气氛,又显示出一种清新幽静的境界,这里的枯藤,老树给人以凄凉的感觉,昏,点出时间已是傍晚;
小桥流水人家使人感到幽雅闲致。
12个字画出一幅深秋僻静的村野图景。
古道西风瘦马,人描绘了一幅秋风萧瑟苍凉凄苦的意境,为僻静的村野图又增加一层荒凉感。
夕阳西下使这幅昏暗的画面有了几丝惨淡的光线,更加深了悲凉的气氛。
诗人把十种平淡无奇的客观景物,巧妙地连缀起来,通过枯,老,昏,古,西,瘦六个字,将诗人的无限愁思自然的寓于图景中。
最后一句,断肠人在天涯是点睛之笔,这时在深秋村野图的画面上,出现了一位漂泊天涯的游子,在残阳夕照的荒凉古道上,牵着一匹瘦马,迎着凄苦的秋风,信步漫游,愁肠绞断,却不知自己的归宿在何方,透露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悲凉情怀,恰当地表现了主题,这首小令是采取寓情于景的手法来渲染气氛,显示主题,完美地表现了漂泊天涯的旅人的愁思。
与此曲感情比较相似的还有杜甫一首诗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马致远一曲小令,短短28字,意蕴深远,结构精巧,平仄起伏,顿挫有致,音韵铿锵,直贯灵心。
其四射的艺术魅力,倾倒古今多少文士雅客,骚人才子。
曲中意味,既“深得唐人绝句妙景”(《人间词话》),又兼具宋词清隽疏朗之自然,历来被推崇为描写自然的佳作,堪称"
秋思之祖"
(《中原音韵》)更被王国维称赞其秋思为小令之最佳者。
它勾画了一幅浪迹天涯的游子在深秋黄昏时刻孤寂无依的悲凉处境和思念故乡的愁苦心情。
你看:
夕阳下,乌鸦归巢,小桥边,农人回家;
而荒凉古道上,瑟瑟秋风中,我们的主人公却是疲人瘦马,踽踽独行,夜宿何处,明日何往?
都还不得而知。
这又怎不叫他愁肠寸断、倍思故乡!
全曲不着一"
秋"
却写尽深秋荒凉萧瑟的肃杀景象;
不用一"
思"
却将游子浓重的乡愁与忧思写得淋漓尽致。
正所谓: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枯藤老树昏鸦,”小令伊始,由近处着笔,“在一株枯藤缠绕的老树枝头,几只乌鸦守在巢边‘哇哇’怪叫”,就将一幅萧瑟肃杀的深秋景致展现在读者眼前,紧紧扣住了读者的心弦。
“藤”、“树”、“鸦”,本是郊野司空见惯的景物,并无特别之处,可一旦与“枯”、“老”、“昏”结合匹配,一股萧瑟肃杀之气立即从字里行间油然升起,笼罩在读者心头,再加上平仄的转换与音韵的配合,“平平—仄仄—平平—”,两字一顿,语调由低转高,再由高转低,“枯、老、昏”依次递进,紧压过来,让人顿感气息闭塞,真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小桥流水人家,”诗人笔锋一转,读者的视线也跟着带向远方,一组充满和平安详生活气息的图画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高度紧张的情绪也因此一缓,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
这既是对远处风景的诗意描绘,也表现了漂泊的诗人对悠闲恬静的田园生活的向往与渴望。
在平仄的运用上,采用了“仄平—平仄—平平—”的组合方式,语调也因平仄的转换而显得欢快与和缓起来。
“小桥流水人家”也因此而成为描写诗意的田园生活的千古绝句。
“古道西风瘦马。
”诗人笔锋一收,又将我们从美好的憧憬与向往中拉回到无奈的现实里来:
古道萧索、西风凋零、瘦马宛然,无论情愿不情愿,喜欢不喜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浪迹天涯的孤行苦旅还得继续。
“仄仄—平平—仄仄—”,音声一变,气息也由舒缓再次转为短促,显示出诗人的激愤的情绪,我们的心情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紧张起来。
“夕阳西下—,”“平平平仄——”我们的心再次被诗人揪起来:
落日西逝,暮霭笼罩,颠沛劳顿的诗人今夜会宿在何处?
明日还将去往何方?
“断肠人在天涯。
”诗人此时愁苦之情溢于言表,是一种浓浓的离愁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所以“仄平平—仄平平——”诗人发出一声仰天浩叹,就此作结。
“伤心的旅人,在遥远的异乡漂泊流浪。
”是伤心?
是孤寂?
是悲哀?
是无助?
还是无奈?
又似乎是兼而有之。
这既是诗人对人生际遇的感怀与嗟叹,也是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有力质问和无情揭露。
整首小令初看起来,纯用白描手法,仔细揣摩,却又满是比喻象征。
用词之精炼准确,结构之精致巧妙,寓意之深刻广泛,实为罕见。
这首小令寓情于景,生动的表现了一个长期流落异乡的人的悲哀。
这首小令句法别致,前三行全由名词性词组构成,一共列出九种景物,言简而义丰。
“断肠”二字为诗眼。
抒发了一个飘零天涯的游子在秋天思念故乡、倦于漂泊的凄苦愁楚之情。
这首小令寄情于物,把凄苦愁楚之情,通过众多自然景物的鲜明形象,浓重的深秋色彩,刻画得淋漓尽致。
2、人物形象分析
(1)《西厢记》中人物形象分析
【红娘的形象】红娘是《西厢记》中的主要人物。
她是崔家的婢女,性格爽朗、乐观、聪明而勇敢,是帮助崔、张克服自身弱点和对老夫人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性人物,是作品里对封建礼教最具有冲击力量的光辉形象。
红娘最初对崔张的结合并不想有什么帮助,张生第一次遇见她并作一番自我介绍时,她以“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胡说”抢白了他,对于崔张的隔墙酬韵,红娘的态度也是比较冷淡的,但在逐渐看到崔张间的真挚爱情和老夫人的背信弃义之后,便由对崔张的同情进而积极帮助他们斗争,为他们出谋划策、递简传书,并率直而善意地嘲讽他们的弱点,促成他们的结合。
在老夫人发觉莺莺和张生的私情之后,莺莺与张生惊慌失措,她从容镇静,勇敢地在老夫人面前为他们辩理,她巧妙地应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搬出老夫人百般回护的“家谱”进行反击,说的老夫人无言可对,不得不应允了崔张的婚事。
红娘完全是出于同情心和正义感来为崔张奔走出力的。
张生曾许她金帛拜谢,她立即生气地责备了他,这就突出了她热心为人的高贵品质。
红娘性格中最可宝贵的是她的正义感。
她热心促成崔张婚事,是从老夫人许婚又赖婚开始的。
她不满于老夫人的背信弃义,深深同情崔张由于老夫人的阻碍而造成的痛哭,这才挺身而出,出于这种正义感,她才想方设法地帮助莺莺克服心理矛盾,并不辞辛劳、不畏风险地为恋爱的双方传书递简,牵线搭桥。
她是足智多谋的“军师”,她的智慧不但高出于老夫人,而且也高出于莺莺和张生,她巧妙地周旋于这三个人中间,为了撮合崔张婚事,她既要蒙蔽威严而多疑的老夫人,又要鼓励软弱傻气而常常不知所措的张生,还要小心对待顾虑重重、表里不一的莺莺,面对一个个高难度的问题,她应付自如,计谋频生,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撮合婚事的任务。
【张生的形象】王实甫笔下的张生,被去掉了在功名利禄面前的庸俗以及在封建家长面前的怯懦,被突出的则是对爱情执著诚挚的追求,“志诚”是作者赋予这一形象的内核,剧中的张生确立了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爱情故事中痴情的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的书生形象,以后爱情故事中的书生形象,常常沿袭张生的性格特点。
首先,他真诚而执着地追求爱情。
张生是个才华出众风流潇洒的人物,不过王实甫在塑造张生的形象时,没有表现他的才华作为重点,而是表明一旦坠入了情网,这才子竟成了“不酸不醋的风魔汉”。
他痴得可爱,也迂得可爱,张生从游殿时对莺莺一见钟情起,就将事关读书人前程的科举考试抛在脑后,在僧寺住了下来,为了接近莺莺,他附斋追荐亡父,祷词却是希望“早成就了幽期密约”。
为了莺莺,他月下吟诗,写信退贼。
崔母赖婚,他失望得要悬梁自尽,莺莺变卦,又使他病倒书斋,几乎不起,后来也还是为了莺莺,他强打精神上京应试。
其次,他是忠厚而带傻气的痴心人。
比如他第一次和素不相识的红娘搭讪,就冒冒失失地自报家门,并不合时宜地打听:
“敢问小姐常出来么?
”,结果被红娘骂作“傻角”。
在“赖婚”一场,作者写张生起初以为鸿鹄将至,他一早起来精心打扮,一心等待崔家来请,憨态可掬。
谁知道,老夫人突然变卦,他始而目瞪口呆,继而气急败坏,还直挺挺地跪在红娘面前哭丧着脸,声称要上吊自尽,这手足无措的表现,委实令人忍俊不禁,在这场戏里,王实甫鲜明地展现出张生从焦急高兴到失望负气的情景,而无论写张生或是愣头愣脑,或是酸不溜丢,或是急得像热锅中的蚂蚁,都表明他对爱情的执着。
爱情的力量,使这才子傻头傻脑,顾不上言谈举止,但是他的傻气常与忠厚不可分,呆气又正是钟情的一种表现,因此反而获得了莺莺的倾心和红娘的同情。
【综述《西厢记》人物形象】《西厢记》人物形象,主要体现在对张生、莺莺和红娘的性格刻画上。
张生是一个爱情专一的至诚的情种,他家境清贫却敢于爱慕相国小姐,在功名利禄和爱情追求之间,他毫不犹豫地舍弃前者而选择后者,这些都显示出这个人物的不俗之处,他以他的至诚和专一赢得了莺莺的爱情,也赢得了爱情的最后胜利。
在《寺警》一折中,白马解围,又表现出他性格中热情有为和富有正义感的一面,张生的形象表现了作者“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理想。
崔莺莺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出身名门可风情和做派却不像淑女。
一方面对于男女自由恋爱有一种本能的渴望,希望有人爱自己,自己也去爱别人,她对张生的爱是很主动、大胆的,敢于突破禁区;
另一方面,作为名门的小姐,她又得时时顾及自己的身份,有时显得心口不一、优柔寡断,需要红娘从旁助一臂之力。
红娘是剧中最光彩的人物,虽出身低贱,却显得比女主人更有主见。
红娘热情而富于正义感,纯朴善良,聪明机智,勇敢泼辣,不仅促成崔张二人的结合,而且是对老夫人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
在两人的婚事遭到老夫人反对时,她挺身而出,指责老夫人背义忘恩,又巧妙地将老夫人制服,她的名字成了那种不计个人得失而乐于成全他人的助人者的象征。
(2)《琵琶记》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蔡伯喈形象分析】蔡伯喈是《琵琶记》中塑造的一个典型形象,具有典型意义,他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和复杂心理,他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但封建伦理本身难周全的矛盾却使他无所适从。
从君从父的伦理要求,使他难以违抗;
家庭的灾难,又使他难辞其咎。
所以他始终处于夹缝之中,难以两全。
《琵琶记》一开场,作者就宣布蔡伯喈是个“全忠全孝”之人,无意于仕进,想侍奉父母,但在父母的相逼下踏上了科举之路。
由于长期在外,他不能侍奉父母。
在众人眼里,他对父母不能进孝道,大逆不道,他本人入赘相府,让含辛茹苦的妻子在家守活寡。
为了给蔡伯喈开脱,作者精心设计了“三不从”的情节;
第一,欲在家养亲,父不从,他被迫上京赴考;
第二,考中状元后,他想推辞牛丞相招魂,但牛丞相不从,并以奉旨成婚的方式逼他“重婚”;
第三,他时刻不能忘怀家人,欲辞官归里,可朝廷不从。
每一个“不从”,都是他不敢违背的。
由于面对无法抗拒父命、权势和圣旨,他只有违心地任命了,屈服了。
他的不教不义,竟是为了全忠全孝所造成的。
这一方面反映了蔡伯喈性格的软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外在的规范、社会的准则与基本做人准则之间的冲突,因而,使全剧表现出元代后期文人在重建精神文化系统上的苦闷。
另外,蔡伯喈也是有情有欲的。
入赘相府的那一刻,他情不自禁,流露出“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的喜悦;
但他也确实思念前妻,牵挂父母,经常彷徨苦闷,忐忑难安。
他想过弃官而归,又怕与“炙手可热”的牛丞相发生冲突,招来不测,只想等待三年任满,趁牛丞相不提防,“双双两个归昼锦”,以为熬过一段时间,便可以既遂功名之愿,又可忠孝两全。
其实,当他苦苦做着团聚终养之梦的时候,家中早已是支离破碎。
可以说,正是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软弱性格,造成了蔡伯喈的人生悲剧。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不敢直面人生,不敢坚持意愿,不敢与不合理的现实作斗争,他们总是在压力面前回避退让,或是采取鸵鸟式的方法自我安慰,或是在统治势力与封建伦理所允许的范围内寻找调和的办法,结果往往陷于悲剧的境地而难以自解。
因此,蔡伯喈的形象具有典型的意义。
蔡伯喈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并不全在于他是否忠孝,还在于他的矛盾性格、精神痛苦以及他对求取功名的忏悔,这不仅反映了读书人身上的软弱和动摇,也反映出士人被科举制度扭曲了的双重人格。
剧作家对读书应举人的灵魂拷问是很深刻的,反映出那个时代士人的悲剧性格和复杂心态。
(3)水浒传里主要将领的人物分析
【黑旋风李逵】《水浒》中最有生气、最吸引人的形象之一。
游民无产者,最具反抗性;
鲁莽、勇猛──先打后说话,惩恶比严,豪气夺人;
盲动轻率──误杀、妄杀,无明确目标。
纯真、厚道──“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胸无城府。
义:
兄弟之义──为梁山兄弟两肋插刀;
仁义之心──探母遇李鬼、李逵负荆。
悲剧结局──被宋江之“忠”与统治者之不义所毁灭──造反者的无真正出路。
【花和尚鲁智深】《水浒》中最令人敬重豪侠──第一好人
嫉恶如仇、见义勇为: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拳打镇关西、火烧瓦罐寺、大闹桃花村;
为弟兄两肋插刀──大闹野猪林──“《水浒》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
”──充分理想化的豪侠形象;
主动的反抗者──并非被“逼上梁山”;
自由的争取者──大闹五台山;
功成圆寂──杀人成仁、成佛──值得深思的结局。
【行者武松】《水浒》中民间影响力最大的形象,也是作品着力塑造的重点形象之一──“武十回”
“天神”——武功高强、性格刚烈:
武松打虎、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
刚正不阿、铁骨铮铮──孟州牢营拒行贿,宁折不弯;
光明磊落、恩仇必报──堂堂正正为兄报仇、为报施恩之情醉打蒋门神等;
逼上梁山、反抗坚决──官场黑暗,徇私枉法;
奸佞得势,忠良遭害,非反即死,不得不反。
【及时雨宋江】《水浒》中引发争议最多的形象,是作家着力最多的形象──应是作品主题的重要载体:
或认为宋江是一个杰出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形象,或认为他是一个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封建主义的奴才”,并进而认为这是《水浒传》的作者对农民起义及其领袖的污蔑。
一个性格诸因素震荡变化的形象,性格复杂而变化:
1、集义、忠、孝于一体;
2、以义著称,视义高于忠→义而违背忠→不忠:
从思想到行为→杀去东京,夺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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