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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赶快跑去付清瓜钱,所得余钱够买一个就买一个,买不起就再赊一个,一天下来,居然净赚了50个铜板。
当时300个铜板等于一块银元,一个热天的西瓜卖下来,2块银元的学费早就挣够了。
说得夸张一点,这就是张敏钰平生掘得的“第一桶金”。
就是这笔小得不能再小的买卖,让张敏钰自幼就懂得了“就近找机会”的道理,也让他第一次懂得了:
原来“危机”的后面就是“转机”。
尽管张敏钰在上海做纺织取得了成功,可是到了台湾以后,危机却如影随形地常常跟着他,有个人的危机,也有整个台湾的危机。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岛内人口激增:
1946年还只有624万,1949年已经增加到736万,而台湾的工业生产水平却只有1941年的6成。
这么多人挤在一个海岛上,要吃要穿要住,生计问题一下子严峻起来。
1952年的一天,张敏钰应邀参加一个工业研讨会,只听台湾“工业生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尹仲容皱眉头说:
“最近,日本派人来台湾采购蓬莱米,真令人伤脑筋。
”
原来就为这点小事呀,张敏钰不解地问:
“日方向我们买蓬莱米,我们能赚取外汇,这不是好事情吗?
尹仲容说:
“你有所不知,台湾目前蓬莱米的产量刚好够自己吃,所以卖不得啊!
台湾的蓬莱米,是用日本神户引进的几个优良品种改良而成的优质米。
这种米外观珠圆玉润,吃口软糯香甜,而且一经煮熟即使冷掉了,饭粒也不会变硬,仍保持软糯。
这正是日本人做寿司的最佳原料,所以日方才会派专人急迫地到台湾洽购,而且是志在必得。
当时台湾当局急欲紧紧拉住日本,刚刚和日本人谈判了70天,好不容易签了一个贸易协议。
现在日本乘机提出要蓬莱米,给吧,台湾自己正在闹粮荒呢,哪来多余大米出口?
不答应吧,为了区区蓬莱米扫了对方的兴子也犯不着,一时弄得束手无策。
主事者尹仲容进退维谷,不知如何拒绝日方,所以才在研讨会提出问题,请大家献良策。
与会人士纷纷发言,话题自然都围着“如何婉拒日方”打转转。
张敏钰却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我们为什么要拒绝日方呢?
我主张先把蓬莱米卖给日本。
有人当即发问:
“我们自己不够吃,怎么办?
张敏钰胸有成竹地说:
“缺额部分,我们可以向美国买小麦来弥补啊!
原来,当时美国的小麦过剩,美国人正在台湾谋求以“经援”的形式大量推销他们的麦子。
经张敏钰一说,大家一下子开了窍:
一个要买,一个要卖,这不是两边都不得罪,岂不两全其美?
不仅如此,张敏钰还列举了出口大米、进口美麦的诸多好处:
一、此举可促进台湾与日、美三方的贸易。
二、麦贱米贵,卖一吨蓬莱米的收入,可以买到两吨美麦,等于白白赚了一吨。
三、有了小麦,可以刺激台湾面粉业的发展,替代面粉进口。
四、小麦加工后剩下的麸皮,可以发展饲料工业。
五、生产出来的饲料,可以喂养猪牛、鸡鸭等,又可发展畜牧业。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尹仲容欣然采用了张敏钰的建议,一个死扣豁然而解。
这一建议,不仅如其所愿地取得“一石三鸟”之效,而且其后台湾的面粉业果然发展起来了。
台湾的面粉历来仰仗进口,到1952年进口面粉达到73%,由于当局采纳了张敏钰的意见,到1958年已经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了,而台湾的食品加工业在整个制造业中的比重也已达到26%。
如果说,张敏钰这一逆向思维使“危机”有了“转机”是神来之笔,那么,他敏锐地从“转机”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更是堪称“经营奇才”。
当台湾决定从美国大量进口小麦后,张敏钰立即和好友合伙开办了嘉和面粉厂,后来又独资开设了嘉新面粉厂,而且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张敏钰还有一句名言,曰:
“机非常来,常来非机”。
这说的是商机难得,电光石火,稍纵即逝。
见微知著,独具慧眼,能从别人视而不见之处看到“商机”是一种本事,而能从商机一露头就一秒钟也不耽搁地紧紧抓住它,更是一种本事。
如前文所述,50年代的台湾面临很大困难,不惟粮食紧缺,纺织业也十分落后,加之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人民衣食困难,甚至连面粉袋也做成衣服穿在身上。
有一个经典的笑话,说是有人在街上行走,他的短裤上前面印着“小心受潮”,后面印着“净重三十斤”,惹得路人掩口而笑。
这个笑话,别人只当它是个笑话。
但有人却触动了灵感,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他就是张敏钰。
台湾的粮食困难带来了“食”的商机,被他看到并抓住了,他不失时机地开办了好几个面粉厂,掘到了好几桶金。
现在他又从“短裤笑话”中看到了另一个商机,从而产生了新的灵感。
张敏钰的思路是这样的:
既然人们这样珍惜布料,甚至连印着“小心受潮”字样的白布袋都做成短裤穿在身上,那么为什么不把白布袋换成花布袋呢?
张敏钰原是做纺织的,他在自己的纺织厂里生产了一些印有碎花、波浪纹等花色的布料,用来做自家生产的面粉的包装袋。
他当然不会印上“净重三十斤”的字样,但为了区别不同的品种和重量,他把花布印成红、绿、蓝、黄4色,再加上一个3个三角形组成的嘉新商标,使他的面粉品牌特色鲜明。
当然,更妙的是人们买他的面粉,等于额外得到一块色彩鲜艳的花布,家庭妇女、大姑娘小媳妇都乐于用它来做衣裙、枕头、窗帘,于是人人争购嘉新面粉。
还有想不到的好处,由于他用来做面粉袋的花布要经过漂白和印染处理,具有防虫和杀菌作用,因此嘉新的面粉还特别耐存放,因而更受人欢迎。
由于张敏钰有先见之明,为花布袋申请了10年专利,因此花布袋没有被模仿抄袭,始终独领风骚。
直到晚年,张敏钰对他的花布面粉袋的创意犹津津乐道:
“我的花布面粉袋竟成了活广告,也使我的嘉新面粉在众多的品牌中脱颖而出,成了一个出众的品牌,牢牢地占有市场。
第二课爱乡游子——张忠范
张忠范爷爷出生于霞浦街道霞南村人,自幼赴上海求学,后经台湾到日本。
张先生离开故乡多年,但仍操一口流利的本地话,他身在海外,心却始终牵挂故乡,1992年张先生慷慨捐资建造了美邦儿童乐园,儿童乐园设计融日本庭院的优美和谐与中国园林的传统特色,园内还放置一架从部队“退休”的战斗机,曾为新329国道霞浦段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是霞浦当地儿童娱乐休闲的好去处。
《美邦儿童乐园》是由日本女士上野千奈美设计、张忠范先生和日本曹洞宗宗务长大竹明彦等12位日本友人共同出资建造的。
它既有日本庭院的优美和谐,又有中国园林的传统特色。
乐园中央矗立着一块褐色的石碑,碑面刻着张忠范先生亲自书写的碑文: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隔海遥望,思乡情浓,但愿身后魂系于斯,与故乡后世子孙朝夕相伴,吾愿足矣。
”赤子之心,表露无遗。
2004年7月18日,旅日侨胞张忠范先生一行十余人到故乡霞浦探亲。
张爷爷对家乡的巨大变化非常欣慰,他说我身在海外,却始终关注家乡的变化,真可谓是隔海遥望,思乡浓情。
第三课红帮裁缝——戴祖贻
“培罗蒙”是上海南京西路的著名西服店,近20年来,从“培罗蒙”衍生出来了“罗蒙”、“培罗成”、“培蒙”、“培罗达”等。
“培罗蒙”的创始人是许达昌,他生于1895年2月,籍贯定海县,祖上行医,信奉基督教。
家中兄弟10人,许达昌排行第6。
20世纪初,许达昌到上海南京路“王顺昌西服店”学业,约30岁时,他借下南京路西藏路口“新世界”附近街面房,开设许达昌西服店。
1932-1933年之间,搬迁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735号,改店号为“培罗蒙”。
“培罗蒙”之名蕴含西洋色彩,吻合风气渐开改弦易辙的时势,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店名,加以培罗蒙的西服精工细作,从此走上了名牌之路,许达昌也逐渐名闻上海滩。
1934年6月24日,培罗蒙店堂来了两位宁波人,一位是年纪10来岁名叫祖贻的男孩,另一位年长的是他的舅舅,舅舅领着祖贻到培罗蒙当学徒,恭恭敬敬拜许达昌为先生。
许达昌生性善良,常以济贫助困为怀,非常喜欢家庭苦出身的孩子。
从此,师徒俩志同道合,结下不解之缘,时聚时分,整整交往60多年。
祖贻,姓戴,镇海县霞浦镇戴家(今属宁波市北仑区)人。
戴家是一个小村庄,只有30多户人家,靠种外村人“租田”养家糊口。
祖贻的父亲体弱多病,只能长年累月上山砍柴来维持全家生活,偶而去镇上帮帮工,母亲也曾一度外出做娘姨(即佣人),虽然家境穷困,但做父母的知道自己目不识丁的苦楚,还是省吃俭用供祖贻上学。
13岁时,在霞浦水音头的私立国民学校小学毕业后,父亲就托舅老爷带祖贻到上海,希望他能早日赚钱养家。
戴祖贻是培罗蒙的第一个学徒,当时店堂只有绍兴来的沈先生和戴祖贻两个帮手,从早到晚十分忙碌。
他时时处处留心许达昌的裁缝诀窍,不懂就问,学了就做,废寝忘食,直到弄懂为止,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很快掌握了西服缝制技艺。
当培罗蒙搬到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284—286号时,已发展成为上海最高级的西服店,一楼陈列式样,二楼定货交易,三楼住人,店后面晒台搭工场,20多个师傅做活。
顾客除上海上层社会外,常来常往的还有英、德等国的银行家、商行和石油行的高级职员。
为了摆脱语言交流的困难,他遵守店堂的规定,到营业打烊后,就刻苦练习英语,这时戴祖贻已渐臻成熟,倍受许达昌的器重。
1936年起,经胡蝶的丈夫潘有声介绍和《中华日报》(汪派报纸)经理林柏生牵线,许达昌先后结识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几位达官显贵,如行政院长汪精卫,外交部长张群,要员张治中、宋子文、何应钦,山西省省长阎锡山,军阀马步芳等,曾多次派戴祖贻到南京为他们量体订制服装。
为了争取时间,又讲究体面,他常常包了一辆黄包车,穿行在南京政府的有关部门和官员的别墅之间,边试样,边交货,边度身,再接定货,不敢有丝毫懈怠。
因为做这些人的衣服,其标准绝不能按普通人的要求,必须谨小慎微,精益求精,从而也锤炼了戴祖贻,提升了他的技术水准。
许达昌有心栽培他,还保送他到王宏卿、顾宏法等开办的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深造半年,重点是提高他的裁剪水平。
西服的裁剪是一件衣裳成败的关键。
培罗蒙坚持以顾客的满意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别出心裁,注重纸样这道关口。
纸样,即样板,一般店家在为顾客量体后,先剪出纸样,然后按照纸样裁制衣服。
戴祖贻他们反其道而行之,重视量体裁衣后的“穿样子”(又叫“劈门”)这道工序,一个裁缝的本领,要看劈门水平。
培罗蒙的规矩是一旦试样成功,顾客满意后,再按照“样子”剪出纸样,这种纸样贴身准确无误。
并在每份纸样上标明客户姓名、地址、电话,专人统一保存。
由于人的身材高矮胖瘦千变万化,斜肩、大胸、凸肚、瘦长、矮胖、驼背等特殊体形制衣难度更大,要想成功,必须把好裁剪试样关,试样成功了,后面的工序就便当了。
各种纸样又能总结经验教训,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博采众长,运用于各种顾客,百发百中,得心应手。
经过10余年含辛茹苦,厚积薄发,戴祖贻的裁剪技艺达到娴熟的地步。
除了试样,另一项技能叫“势道”,也就是讲究格式,要棋高一着,脱颖而出。
好比中国人的书法艺术,不要以为写的都是方方正正变化不大的方块字,通过书法家的研究运用,却有龙飞凤舞之势。
西服是正装,有一定的陈规程式。
各国式样不同,驳头的空阔、衣袋的大小、眼子(钮扣)的高低等等,都十分讲究。
而穿着的主人,在文化修养、兴趣爱好、从事行业、年龄阶段等等都是不同的,这就要求服装技师分门别类,因人制宜,精心设计,以显示其风度和气派。
在缝纫上,戴祖贻追求针脚紧密匀称,每一道手工缝子连虱子也钻不进去。
“吃过苦中苦,方为人上人”,10余年的磨合,10余年的积累,戴祖贻终于学到了“劈门”(即势道)的精髓,为他以后的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中国人最早做西服的社会群体———宁波“红帮”裁缝,起家在19世纪初的日本横滨。
通过近一个世纪的拼搏,经受了服装市场阵阵风浪的考验,保持与时俱进,从中锻炼和培养出了一支“红帮”高手,东北哈尔滨的“红帮”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许达昌为了培育“培罗蒙”名牌,不惜重金,高薪聘请哈尔滨的西服技师,在市场竞争中使品牌增值。
如王阿福、王宝福、吴德才、庄志龙、鲍昌海、沈锡海等,都身怀绝技,各有专长,他们的手艺一准二快,独挡一面,使人心服口服。
对经营的品种,以西服为主导产品,包括各种礼服、大衣、马裤等。
马裤是赛马用的,当时上海十里洋场有许多外国人定居,这些外国人平时喜欢骑马,每逢礼拜六,都争相到跑马厅赛马。
骑马要一种专用裤子———骑马裤,这种裤子一般西服店难以制作。
因为骑马裤用马裤呢制作,要求在裤子的大腿内侧加一层鹿皮,而且内侧要平直,这是夹马背用力的地方。
小腿部位要收缩,又要舒服。
马裤有两种,一长一短,短的可穿靴子。
戴祖贻在许达昌指导下,掌握了做马裤的技术,令周围的裁缝翘起大拇指,众口夸张。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戴祖贻升任襄理之职。
1948年,许达昌带着几位“红帮”师傅到了香港,先在遮打道的思豪酒店开设培罗蒙,又到雪厂街太子行发展。
这时顾客中不仅有外国人,还有许多国内来到香港的老主顾,由于香港物价低于欧美,西服生意热火。
翌年12月,戴祖贻取道澳门来到香港,仍旧协助许达昌经营香港培罗蒙。
当时,培罗蒙已成为世界五大西服店之一。
期间,香港培罗蒙曾为李嘉诚、董浩云(董建华父)、包玉刚和肯尼迪胞弟等制装。
1950年初,许达昌又将业务拓展到日本,在东京千代田区富国大厦设立店面。
后因他糖尿病日益严重,加上日本当时医药困难,而富国大厦租用的店面又发生问题,戴祖贻受命于危难之际,便于是年7月由香港搭乘太原轮去日本,几经辗转,于8月初在横滨上岸。
1951年的日本,由于战后元气大伤,国力锐减,市民度日如年,大街上洋服店极少。
戴祖贻入乡随俗,除在上海已经学到的一些英语外,抓紧学习日语,尤其是制作西服的普通会话。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帝国主义纵恿下,联合国派遣武装力量,从日本进入朝鲜半岛。
来来往往的商人、军人,都看好日本东京价廉物美的成衣业,纷纷上洋服店定制西服,培罗蒙生意回升。
因为在美国,原先只有现成的西服,由顾客按自己身材大小去套用。
至于量体定制、穿样子定型那是特殊待遇。
所以对培罗蒙能如此尊重顾客,感到十分满意。
虽然每套价格在3000美元左右,却顾客盈门。
戴祖贻有了资本,三番几次与富国大厦房东商量,终于得到了房东的同意,另借用415号室的半间,全力应付门市。
正在需要帮手的时候,戴祖贻碰到了还没有找到落脚之处的上海西服工艺学校校长顾宏法,顾宏法懂日语和英语,能裁能缝,师生之谊,朋友之情,促使他俩走到了一起,便请顾宏法负责管理工作,双方配合默契,关系融洽。
这样,经过几年的打造,培罗蒙的名牌效应和戴祖贻的出众技艺,在东京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到了1963年,因富国大厦改造迁移,培罗蒙也跟着到东京北青山开店。
1964年,时来运转,那一年奥运会在东京举行,世界各国的运动员、观众纷至沓来,一批又一批的团队游客被培罗蒙高级的面料、精湛的工艺、周到的服务、适中的价位象磁铁一样,吸引过来度身订制西服。
戴祖贻夜以继日,有时通宵达旦,将成百套培罗蒙西服如期送到客人手中,从中挣得了一笔可观的利润。
1969年,名义上归属许达昌所有的日本培罗蒙,将资产全部转让给戴祖贻。
戴祖贻没有辜负业师的期望,百丈竿头,更进一尺。
到了1990年,新建的东京帝国饭店缤纷开业,60多岁的戴祖贻再次抓住机遇,谋划发展。
他仔细分析,帝国饭店是日本的第一饭店,也是全世界的顶级饭店,餐饮、住宿档次数一数二,莅临帝国饭店的宾客,都是日本的皇族及贵族,后来扩大到各国大人物,包括20多个国家大使馆的外交人员,他们的行装都是清一色的高级的西装革履。
戴祖贻寻思,如果到那里开店,生意肯定不错。
但帝国饭店要求非常严格,入内营业须经详细调查才可订约。
为了在帝国饭店争得一席之地,经贵客介绍,他不惜重金,以月租100多万日元租用两间80多平米的铺面,作培罗蒙营业之用,裁剪和试样,再在附近另租一个工场。
新潮装修,时尚样品,高档料作,舒适环境,立刻迎来了一大批客人光顾。
这些客人腰缠万贯,定做西装只求质量不计价格,定价每套30万日元(按现价)的西装供不应求。
其中一位美国客商是培罗蒙的常客,他在12年中做了200多套西装、100多条西裤,化费6000多万日元,这位客人因身体发福,几次叫戴祖贻去美国为他改装,有时还送上机票,安排好旅馆。
由此可见培罗蒙在消费者中的良好印象和崇高信誉。
面对丰厚的经营利润和社会上的知名度,戴祖贻并不沾沾自喜,固步自封,而是立志攀登世界西服的高峰。
他经常忙里偷闲,出洋考察服装市场,到产地采购材料,学习先进工艺,如饥似渴地充实提高自己。
如到英、美、法、德、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前苏联等国家,象蜜蜂采蜜似的购买面辅料和西服附属品,添置新颖裁剪书,参观服装展览会,学习特殊工艺,基本上每年一趟,每趟在半月以上。
同时,他还经常向消费者传达西方时尚服饰的信息,并与日本服饰市场联姻,将培罗蒙作为交流平台。
培罗蒙在日本第一家经销获英国女皇嘉奖的“Aquaotum”(名店)皇家出品的现成大衣和西服,原定一年推销200件,后来超过2000件。
其中有麦克阿瑟将军穿的双边眼大衣、电影《魂断蓝桥》男主角穿的大衣等等,专门设置橱窗陈列,销路很佳。
更难得的是还经销意大利Balvest现成衣服工厂出品的名牌西服,取名Bailitti,一年定制数十套,价位每套20多万日元上下,培罗蒙已成为日本西服业的领头羊。
培罗蒙先后为美国总统福特,日本部长大臣及商界领袖,20多国驻日本大使,体育、电影明星,如世界棒球大王王贞治等精制了数以万计西装,戴祖贻的名字伴随培罗蒙品牌,飞向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等地。
时光流逝,1996年底,77岁的戴祖贻为培罗蒙奋斗65年,年届退休。
照例,戴祖贻已经事业成功,声名卓著,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分别定居香港、日本和美国,收入不菲,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地领领孙子外甥,享享天伦之乐,过过优越安逸的生活。
然而,他的人生哲学却不是这样。
他对在中国弟妹的10多个孩子,百般关爱,鼓励他(她)们上高等学府,攻读专业,现在这些晚辈们也都遨游商海,成家立业。
他对自己的故乡———现宁波市北仑区霞浦镇戴家村,梦萦魂牵,不惜慷慨解囊,造福桑梓。
近10余年来,年高德劭的戴祖贻,经常出现在他的出生之地,他出资铺了村口300多米长的水泥路,路旁遍植花木;
并在村中河漕两旁驳起石勘。
出资建立村老年协会;
又修复祖堂、祠堂。
每次来时,总忘不了为乡亲们送上崭新的针织衣服和一叠叠现金。
对邻近的大胡水俞村(其阿姨老家)也一视同仁,送衣送钱送毛毯,照顾老弱,接济病残。
他在家乡的山坡上,为父母和岳父母、亡妻修了墓地,带着他的所有儿孙跨洋越海前来祭奠扫墓,叫他(她)们永远怀念老家的山山水水。
为庆贺其年轻守寡无儿无女的姨母90寿诞,他设宴招待两村的亲属。
当姨母执意要将住房送给戴祖贻时,戴祖贻便将房子捐赠给水俞村,作为村老年活动室。
同时,他又嘱咐其做服装及用品生意的儿子、侄子,在上海、苏州、宁波等地投资,扶植地方服装生产,既增加就业机会,又赚取外汇,促进国家建设。
这些济世为怀,轻财重义的善举,都反映了他的磊落胸怀和高尚情操,受到了乡亲的好评。
第四课影响世界的华人发明家——张霞昌
张霞昌,祖籍北仑霞浦,这位2006年的明星科学家因为发明了“纸质电池”而被大家所认识。
这种一面镀锌、另一面镀二氧化锰的薄纸电池,厚度不到半毫米,可以多个叠加使用,避免了传统电池会产生的金属、锂及碱性化合物泄漏的问题,它可作为一般的家庭废物处理。
价格也很便宜,如能实现批量生产,单个的售价仅为1美分。
在今后的人类发展史上,将很需要这种电池。
从小到大都是追求100分的好学生。
1989年,张霞昌从华东理工大学拿到生物工程硕士学位,启程前往芬兰,去赫尔辛基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8年来一直呆在芬兰。
他喜欢芬兰的天气,“夏天也只有24度”,又惦念着上海的饮食。
眼下,他计划把业务重心转向中国,因为“国内的机会太多了”。
他对母校华东理工大学的学生们说,“如果今天我像你们一样,现在也才二十几岁,肯定不会出国,我会踏踏实实在国内干点事情。
”
1993年,张霞昌决定研究“生物燃料电池”。
这是一种非常先进、对环境也很友善的电池,问题是这种电池产生的电压比较小,造价比较贵,很难打开市场。
张霞昌及其团队果断调整方向,开始研发更便宜、更有市场前景的纸质电池。
这是他的研究生涯中第一次彻底拿掉“生物”内容。
实验做到一半,突然没钱了,这样的困窘成了家常便饭。
张霞昌在科研之余,也要经常出去拉拉赞助。
几年下来,张霞昌已经习惯了一边以学者和技术官员身份搞研究,一边以芬兰Enfucell公司合伙人的身份吸纳资金。
纸电池的生产成本很低,研发成本却不小。
他们找过风险投资,也向芬兰政府求助过,最尴尬的时刻,是初期艰难融得的60万欧元风险投资所剩无几,政府的几十万资金申请还没批下来。
他和几个搭档开始自己往里面投钱。
而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以色列的PowerPaper公司已经拿到了几千万的风险投资,无论在产品的研发还是市场的宣传上,都远远地走在了前面。
转机发生在2006年下半年,政府投入的几十万欧元资金到位。
有了强大的资金支持,纸质电池很快研发成功。
去年年底,这项发明获得了世界经济论坛颁发的2006年度技术先锋奖。
美国《时代》周刊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明星的光环并不能转化成投资,填补张霞昌所在的Enfucell公司的资金缺口。
4月,凤凰卫视请张霞昌从芬兰回国,参加“2006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活动。
张霞昌很高兴,利用一切机会传播纸质电池的概念。
“2006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典礼上,有人激动地宣布,“有了张博士的发明,以后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就可以非常轻便了!
”张霞昌当场忙不迭地纠正,说这是对他的研究成果的误解。
这种“纸电池的问世将是解决人类能源危机的一次进步”的说法,是传媒和舆论在得知“纸电池”问世时的普遍误读。
张霞昌说:
“我们的产品主要针对应用市场,和现在常常提到的电视机等电器那个市场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针对的是新一代电子产品。
这种产品要具备用电量小以及一次性两个特点,比如音乐卡、化妆品以及目前应用最广的RFID(RFID是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的缩写,即射频识别,俗称电子标签)。
我们的产品会在这个领域大量使用,甚至影响到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因为超市的产品都会有RFID。
这并非传统的电池,也不需要很高的能量。
这完全是不同的应用领域,与传统电池不存在竞争的问题。
”
“以后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要用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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