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 的重新审视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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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唐代内诸司使及其演变》,《山居存稿》收,中华书局,1989年;
唐长孺:
《唐代的内诸司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6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1984年;
贾艳红《试谈唐中后期的内诸司使》,《齐鲁学刊》1997年第4期;
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赵雨乐《唐代内诸司使的构造》,《东洋史研究》第50期第4卷,1992年;
论者涉及到的内诸司使有三十多种,但未见“内中市买使”和“宫市使”。
一“宫市”缘起诸说析论
唐“宫市”缘起时间的判定,有开元说,天宝说,贞元说。
按判定学者所处年代顺序,列举
1.贞元说:
唐人韩愈与《资治通鉴》作者持此说。
韩愈《顺宗实录》卷2载:
“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
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
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
其论价之髙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
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
名为宫市,而实夺之。
”[1]据是书,官吏主持宫中市买,是“旧事”,贞元末,才转由宦官主持直接到市场采购,因称“宫市”。
但“旧事”起于何时,源自何职,是否已置使领之,官吏主知时是否已有“宫市”之称,不载。
《资治通鉴》卷235“贞元十三年”载:
“先是,宫中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
比岁以宦者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
其后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辩,无敢问所从来。
”按,贞元共二十年,该书放在十三年叙述,又有“比岁”之判定,大致认定是在贞元中期,宦官充使,主持宫中采买,因称“宫市”。
但“先是”所指时间上限不清。
2.天宝说:
南宋人洪迈与陈寅恪先生持此说。
洪迈在其所撰《容斋续笔》卷11《杨国忠诸使》条,云:
“杨国忠为度支郎,领十五余使,至宰相凡领四十余使,第署一字不能尽,胥吏因是恣为奸欺。
新旧唐史皆不详载其职。
按其拜相制前衔,云:
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木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太清、太微宫使,自余所领又有管当租庸铸钱等使。
以是观之概可见矣。
宫市之事,咸谓起于徳宗贞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
韩文公作《顺宗实录》,但云:
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
亦不及天宝时已有之也。
”据上,洪氏似认为“宫市”起于天宝时杨国忠以宰臣身份领使。
但是书有前后矛盾之处:
文中列举出杨国忠拜相前所充任的使职,已有“宫市使”,因此,是在杨国忠任相前后连任的使职之一,明显是使职随人走,而非固定由宰臣充使。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卖炭翁”引《南部新书》戊载:
“大历八年七月,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哭于东市。
上闻。
赐衣,馆于客省。
每一字论一事,尤切于罢宫市”;
又引《旧唐书·
代宗纪》:
“癸末,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持竹筐及苇席,请进三十字。
如不请旨,请裹尸于席筐。
上召见,赐衣,馆之禁中。
内二字曰监团。
欲去诸道监军团练使也。
”陈先生由此得出结论:
“自天宝至大历至贞元五六十年间,皆有宫市,而大历之际,乃至使郇谟哭市,则其为扰民之弊政,已与贞元时相似。
”由于陈先生没有就“宫市”进一步展开考述,我们只能从上述有限的信息得知,首先他认为“宫市”起自天宝,但没有举出具体例证;
其次他推定代宗大历年间,“宫市”扰民,已与贞元相似,“而宫市之弊害则由宦官所造成”,应是认为代宗时代宦官已借“宫市”名义为害京城民间社会与市场。
3.开元说: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陆续有学者持此说。
唐人戴孚着《广异记》,书中云:
“薛衿,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
”这是目前所见“宫市”一词出现最早年代。
近年,一些学者注意到这条材料,并据此认为,“宫市”应起源于开元时期。
《广异记》原书不存,成书年代不详。
戴孚其人,两《唐书》无传,《文苑英华》卷737顾况《戴氏〈广异记〉序》云:
“至德初,天下肇乱,况始与同登乙科。
君自校书终饶州録事参军,时年五十七。
有文集二十卷。
此书二十卷,用纸一千幅,盖十余万言,虽景命不融,而铿锵之韵固可以辅于神明矣。
二子钺、雍,陈其先志,泣请父友,况得而叙之。
”戴孚卒年不详,《太平广记》收录《广异记》一书278条,多为开元以后事,该书卷305“王法智”条载,大历六年,戴孚在桐庐与左卫兵曹徐晃、龙泉令崔向、丹阳县丞李从训等人会见王法智,推知当时戴氏任职于此地。
《广异记》书中所记多为开元以后事,如参照戴氏阅历,推测成书应在开元以后。
开元时,京城长安市场已经非常活跃,内廷日常食用品更多的通过市场采购是正常的,因此,《广异记》言长安尉主知“宫市”是可信的。
但如何主知,以及凡为内廷采购是否已称“宫市”,并没有其他佐证,也未见有职称为“宫市”的专官,有可能是作者着述时沿用当时京城人对此行为的泛称,而非开元时世人对采购内廷所需之称或官吏专任之称。
因此,“宫市”一词是否始于开元并无更有力的佐证,《广异记》仅能说明,开元时期,内廷日常食、用品需在京城市场采购的部分,由长安尉负责专知。
又,《新唐书》卷46《百官一》云:
“金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两京市互市、和市、宫市交易之事,百官、军镇、蕃客之赐,及给宫人、王妃、官奴婢衣服。
”据此,“宫市”事务似最早应由金部主持,但他书记载金部郎中职掌均不见有“宫市”一职。
是否是将“官市”误传抄为“宫市”?
没有其它佐证,无法判定。
亦可能修史者以为金部掌管库藏出纳,“宫市”自然归其所掌?
只能存疑。
综上,开元年间,为内廷供应所需直接到市场采购任务,由京兆府负责,但其时是否已称之为“宫市”,除《广异记》外,并无其他佐证;
天宝时,杨国忠以使职掌领“宫市”,但其中原委仍需澄清;
代宗时,“宫市”已引起民怨,“宫市”使职应已转至宦官掌领,但何人主知,所领何职,惜史无明文;
德宗贞元时,已有明确记载“宫中有要市外物”不再循府县供送旧制,而以宦官为使,称“宫市”,因为害甚剧,成为受到朝野抨击最为猛烈的弊政之一。
外臣如何主持“宫市”,又如何转到宦官手中,以及“宫市”的出现与内廷供应体制变化的关系,其中仍有未明之处若干。
[1]《顺宗实录》,《丛书集成初编》第383册,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5页。
《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6页上。
《元白诗笺证稿·
卖炭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51、248页。
《太平广记》卷331“薛矜”条引,第7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2627页。
张艳云《唐代“宫市”考》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
李东《唐代“宫市”之补正》,《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等,都据《广异记》这条材料而主张“开元说”。
《文苑英华》第5册,中华书局,1966年,第3838-3839页。
王应麟《玉海》卷57《艺文》载:
“唐顾况有戴氏广异记序戴孚二十卷”。
戴孚于至德初登第初入仕,57岁死于饶州录事参军任上。
《新唐书》卷46《百官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旧唐书》、《唐六典》、《通典》等书都没有金部掌“宫市”的记载。
二杨国忠领使“宫市”始末
“宫市”有使,始于杨国忠,但外臣执掌内廷采购事宜,并非始自“宫市使”设置之时。
唐前期,内廷所需基本是供送制。
供送物品的来源,一是诸司供给,由司农寺、少府寺、太府寺、太仆寺、将作监等负责;
二是诸方贡献,有来自地方诸州,有来自戚属百官;
还有一部分是自供。
[1]殿中省负责御物的管理支配。
一部分供送内中物品需在京城就地采办,采办有两种方式:
一是临时所需,即时采买;
二是配户和市,由京兆府属官主知。
《广异记》所云长安尉主知“宫市”,与裴耀卿废配户和市旧法,两者时间一为开元初,一为开元中,前后相继,但是否有直接关系却不甚明了。
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内廷对市场的需求极为迫切,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广泛,内廷人数的增加,更加大了对市场的需求量。
与这种大趋势相适应的是,政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
财政体制的变革,财政系统的使职化,内财政内廷市场采购份额逐渐加大,原有供送系统在人员和经费已不能满足宫内的即时需要,城市商品经济日趋活跃,这正是“宫市”置使、权限扩增、人选趋重的主要原因。
不经由寺监或府县供送系统,而由内廷委派专人负责到京城市场采购,始自杨国忠,但初领使职,并非称“宫市使”。
据前引洪氏《容斋续笔》载,天宝时,杨国忠以宰相领“宫市”使,是为“宫市”之始,后人似未提出异议。
但该书前已罗列杨国忠拜相前职衔,任御史大夫时已领“宫市”,而后语“宫市之事,咸谓起于徳宗贞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显然与史实并不相符,知洪氏考证仍未详尽。
《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载:
“上春秋髙,意有所爱恶,国忠探知其情,动契所欲,骤迁检校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监水陆运及司农出纳钱物、内中市买、召募剑南健儿等使,以称职迁度支郎中,不朞年,兼领十五余使,转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
是岁,贵妃姊虢国、韩国、秦国三夫人同日拜命。
兄铦,拜鸿胪卿。
八载,玄宗召公卿百寮,观左蔵库。
喜其贷币山积,面赐国忠金紫,兼权太府卿事。
国忠既专钱谷之任,出入禁中日加亲幸。
”既知,杨国忠任职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时已兼司农出纳钱物使和“内中市买使”,两使职一管钱物出纳,一管入市采买,迁御史大夫后“内中市买使”已改称“宫市使”,仍由杨国忠领任。
虽然“内中市买使”不见他书记载,但从杨国忠前后担任的职掌分析,兼有内外身份,内中采买确实非他莫属。
天宝初年,正是使职扩增的重要时期,“初,宇文融既败,言利者稍息。
及杨慎矜得幸,于是韦坚、王鉷之徒竞以利进。
百司有利权者,稍稍别置使以领之,旧官充位而已。
胡三省注:
史言诸使所由始”。
司农、太府、度支、户部,包括内廷采购等,都属于“百司有利权者”,因此,都陆续置使领之。
“内中市买使”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设置的。
杨国忠充任“内中市买使”的缘起与具体时间没有明确记载,《旧唐书》本传仅记载了他在任度支员外郎一职时,同时担任“内中市买使”,因此,如果知道何时任职度支员外郎即可。
杨国忠任“宫市使”前后职历条缕
天宝四载,杨国忠因诸杨姐妹引见,侍宴禁中,因“专掌樗蒲文簿,钩绞精密”而受到玄宗“好度支郎”的夸奖,凭借诸杨姐妹力荐,被王鉷奏充判官,进入财政使职系列。
天宝四载八月,杨国忠时任殿中侍御史,充司农出纳钱物使[10],则他入御史台至少应在天宝四载八月或此前。
王鉷奏充判官也应在八月之前。
很可能在这时充任“内中市买使”一职。
天宝四载十一月,杨国忠时任度支郎中,充诸道铸钱使[11],则他应在四载十一月迁度支郎中前已任职度支员外郎。
如上述记载不误,杨国忠在任度支郎中之前,已充任司农出纳钱物使,由此亦可推知,他已经承担了“内中市买”的任务,时间应在天宝四载迁度支郎中之前。
如考虑到,天宝四载,王鉷“务为割剥以求媚”,“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12],而杨国忠主知“内中市买”的主要任务是采买“侍宴”所需,资金也应来自日益膨胀的内库。
天宝六载十一月,李林甫引杨国忠为援,拔擢为御史,[13]充两京含嘉仓出纳使。
[14]
天宝七载六月,杨国忠已任度支郎中兼侍御史,岁中又加领15使,其中包括“内中市买使”。
当月,又“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恩幸日隆”。
[15]
天宝八载,杨国忠遂“专钱谷之任”,身兼水陆转运、司农出纳钱物、太府出纳钱物、度支诸使。
[16]
《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一载秋八月”注云:
“左藏,旧有令、丞而已,出纳判官盖帝置也。
是时分立诸使,旧来司存之官备员,莫得举其职。
杨国忠方承恩遇,领使最多,盖兼左藏出纳使而以魏仲犀为判官也。
”左藏为国家正库,“天下赋调之正数钱物则皆归左藏也”,玄宗观左藏库后而赏杨国忠。
[17]
综上,天宝四载到六载之间,内中库藏出纳和内廷采买都已由杨国忠一人统领,正式完成了“内中市买”由职官主持转移到使职的过程。
[18]
“内中市买使”的设置及转为“宫市使”,是内财政使职趋重的结果。
[19]
天宝十一载,王鉷败,赐死,杨国忠统掌内外财权,升任御史大夫,身兼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木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
据此可知,“内中市买”在天宝四载已置使,由杨国忠充任,但正式出现“宫市使”的职名是在天宝十一载,职掌显然与“内中市买使”没有区别,主持人仍是杨国忠,看来是职随人走,使职因人而设,并非专以宰相充使。
但是,正式设“宫市使”是否是在天宝十一载,还是此前即天宝七载六月以后由“内中市买使”已转为“宫市使”,不详。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杨国忠升为右相,“其判使并如故”。
杨国忠所充任的使职,涵盖了“内中市买”从所需库藏收入到支出的各环节,包括度支、司农、御史等。
[20]
因此,“宫市使”应在天宝七载六月以后到天宝十一载这段时间,由“内中市买使”改置,杨国忠在升任御史大夫兼领十五余使时,继续领使“宫市”,“内中市买”仍是职掌之一,而权限已大为扩张了。
“宫市”与其他由外财政逐渐内化或逐渐独立的使职不同,开始设置就有强烈的内财政色彩。
其供职范围主要是为皇帝与以诸杨为主的后宫宴饮采购所需。
开元、天宝时,重要财政使职仍由权臣掌领,但宦官已分割了部分财权,主要是在逐渐形成的内财政系统伸展势力,如加置的皇帝私库大盈、琼林二库使就是由宦官领掌[21]。
当时内外财政系统处于胶着状态,很多职任尚无明显区分,内财政使往往是通过对原有职任系统的渗透进而才取而代之。
王鉷死后,内外财权都统于杨国忠手中,可为内库财政权由外官手中过渡到内廷的关键。
杨国忠与李林甫和王鉷不完全相同,他“以椒房之亲,出入中禁”[22],有诸杨为其邀宠,自己又表现不俗,最终得到宠幸,虽是以外官系列升迁,但玄宗实际视其为内臣。
[23]杨国忠虽然与王鉷并掌财政,但两人所领使范围是有区别的,杨国忠所领诸使职,多为内财政系列,以掌管内库出纳为主。
自玄宗朝起,凡外臣掌领财政使,下场无一好结果,如王鉷、第五琦、元载、刘晏、杨炎等。
而杨国忠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在与王鉷争权夺利过程中的先天优势,[24]也使内库出纳和内廷采买在内财政使系统的形成过程中逐渐合一。
“内中市买使”抑或此后的“宫市使”都是直接为内廷所设使。
因此,杨国忠是在财政收入由外库向内库转移、内库财政权由外官转到内臣手中的第一位关键人物。
杨国忠以使职身兼内廷出纳采购之任,很显然,这不仅仅是个别人选上的变化,恰恰是因为内廷供送发生了变化,主知京城两市采购已不再由属于京都府县系统的长安尉等负责,而是转由使职主知。
[1]自供方式、自供物品来源及主要种类没有明确记载,也未见专门研究。
但自供物品更有可能直接采自市场,日用食品、杂品应该居多。
后文所举公主“进食”时有意制造出的炫耀、渲染的场面,可想见,所进之食应在选料、烹饪上都有可值得炫耀、渲染之资本,必定不同于统一供御。
自供在整个供御中的比重随着内廷供应与市场联系的加强而逐渐增加。
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3分册第2章“供御”,详细记述了供御的基本机构、办事人员、物品来源途径和经费来源等,兹不赘述。
《唐会要》卷66《少府监》载:
“景龙二年四月十四日,勅:
少府季别先出钱二千贯,别库贮,每别勅索物,库内无者,即令市进,皆须对主付值,不得且令供物,于后还钱。
其钱兼以绢布丝绵充数。
”李锦绣定名为“别敕索物和市钱”,见《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3分册第2章“供御”,第1151页。
《旧唐书》卷98《裴耀卿传》:
“开元初,累迁长安令。
长安旧有配戸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储蓄之家预给其直,遂无奸僦之弊,公私甚以为便。
在职二年,寛猛得中,及去官,县人甚思咏之。
”在长安行配户和市之法,多是供应内廷或京城官署所需。
按户配,是官物供给体制下所采取的强制性手段,被配之户,多集中在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人户,以两市人户为主,被迫储备官府所规定的物资,以充和市。
《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
经费》载:
“玄宗开元十六年勅,曰:
年支和市合出有处,官既酬钱,无要率戸。
如闻州县不配有家,率戸散科,费损尤甚。
设今给假,亦虑隠藏。
宜令所司,更申明格勅,应欲反配,须审料度所有和市各就出处。
”
据《旧唐书》卷105《王鉷传》,唐玄宗天宝二年,王鉷充任京和市和籴使,则户部财权已经逐渐转由使职统掌。
但王鉷充任的使职与内廷供购系统并没有直接联系。
但据《新唐书·
食货志》,配户和市仍未禁绝。
《旧唐书》卷184《宦官传》载:
“神龙中,宦官三千余人,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千余人,然衣朱紫者尚寡。
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宫禁,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得门施棨戟。
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
”这样算来,内廷仅宦官、宫女已近五万人,长安至少四万人,其他相关人员尚未计在内。
随着使职的普遍设置,不少在京官吏都被奏充使下判官,如裴宽,开元九年时任长安尉,宇文融为侍御史括天下田户使,奏差其为“江南东道勾当租庸地税兼覆田判官”,原有内廷供送环节上的长安尉主知“宫市”一环,裴宽恐怕根本无法顾及,而这并非是个别现象。
《资治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元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
《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四载”末条。
[10]《唐会要》卷59“出纳使”,第10册,第1024页。
《册府元龟》卷483《总序》载,开元二十六年,以“侍御史杨慎矜充太府出纳使”;
天宝四载,又“以殿中侍御史杨钊充司农出纳钱物使”。
《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载十一月”条载,李林甫引为援,擢为御史,作者显然推定杨国忠任职御史应在天宝六载。
同书卷216“天宝七载六月”条,杨国忠已任度支郎中兼侍御史,岁中又加领15使,当月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注云:
“杨国忠兼侍御史,在六载、七载之间”),大约在天宝六载十一月以后,七载六月以前。
但其他书记载有出入,现综合各书考察。
[11]《唐会要》卷59“铸钱使”条,第10册,第1022页。
[12]《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四载冬十月”条。
[13]《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载十一月”条载“李林甫屡起大狱,别置推事院于长安。
以杨钊有掖庭之亲,出入禁闼所言多听,乃引以为御史。
[14]《唐会要》卷59“出纳使”,第10册,第1024页。
[15]《资治通鉴》卷216“天宝七载六月”条。
[16]《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
[17]《资治通鉴》卷216“玄宗天宝八载二月”注。
[18]当时王鉷和杨国忠并掌财政,杨国忠“以椒房之亲出入中禁”,所以,内廷及府藏出纳王鉷并未染指,二者的冲突势不可免。
杨国忠在王鉷失宠到贬死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9]关于内、外财政系统及变化,请参见注①所列诸文和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下卷第一分册第四章“理财的内诸司”。
[20]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下卷,第1064页。
[21]《资治通鉴》卷228“德宗建中四年十月丁未”条“琼林、大盈二库”注:
“玄宗时王鉷为户口色役使,征剥财货,毎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
则玄宗时已有大盈库。
陆贽谏帝曰:
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之说,皆云创自开元,聚敛之臣,贪权饰巧求媚,乃言:
‘郡国贡献,所合区分。
赋税当委于有司,以给经用;
贡献宜归于天子,以奉私求。
玄宗悦之,新置是二库,荡心侈欲,萌祸于兹。
迨乎失邦,终以饵冦。
则库始于玄宗明矣。
宋白曰:
大盈库,内库也,以中人主之。
至徳中,第五琦始悉以租赋进入大盈库,天子以出纳为便,故不复出。
”大盈库主要收纳钱帛丝布,琼林库主要收纳金银珠宝及器皿。
关于库藏内容,详见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第139页,三秦出版社,1990年;
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陕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
但玄宗时,琼林、大盈二库具体由谁主知,不详。
[22]《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
[23]即吴丽娱所指的“皇帝私人”性质,参见《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的关系》。
[24]《新唐书》卷207《宦者上》载:
“当是时,宇文融、李林甫、盖嘉运、韦坚、杨愼矜、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虽以才宠进,然皆厚结力士,故能踵至将相。
自余承风附会不可计,皆得所欲。
”厚结宦官,加上后宫内助,杨国忠自然比其他人更有优势。
三宦官掌领“宫市”始末
《南部新书》乙云:
“开元天宝间有内三司,置于禁中,内职有权要者掌之,天下财谷着之簿间,毫发无隐。
”[1]是时是否已设内三司,尚未见到其他史料佐证,但内库规模扩大,内财政系统逐渐形成,宦官逐渐控制内财政权已是趋势所然。
安史之乱是促成“宫市”由外臣转移到宦官手中的关键事件。
第五琦是内库财政权由外官转到内臣手中的第二位关键人物。
自肃宗起,宦官已经控制了内廷,外吏逐渐不能“与闻禁中事”,又没有再出现杨国忠这样具有“椒房之亲”身份的外官,内廷供购也就成为外吏不能与闻的“禁中事”之一了。
如以《南部新书》为据,则代宗时宦官已领“宫市”;
如以《资治通鉴》为据,德宗贞元中,宦官始领“宫市使”;
如以《顺宗实录》为据,德宗贞元末,才由宦官领“宫市使”。
今人讨论“宫市”问题,未见提出异议。
追踪史料,内中仍有蹊跷。
《旧唐书》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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