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概要》讲义要录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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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张之洞曾告诫青年学子:
“泛滥无归,终身无得。
得门而入,事半功倍。
”(《輶轩语·
语学·
论读书宜有门径》)
三、为什么要学习文献学
为什么要学习文献学,上面讲了一些大道理,我们还很难有具体体会。
现在举若干事例,进一步申明学习文献学的必要。
1、《文致》
2、小学寒假作业封底画
3、重印《伪书通考》底本
4、《书舶庸谈》底本
社会科学文献检索(增订本)第二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货号:
978-7-301-07975-1)
书籍作者:
赵国璋
图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品相:
10成品相
库存量:
100本
图书售价:
20.00元图书原价:
22.00
图书类别:
社会文化
上书时间:
2010-04-07
出版时间:
2008-02印刷时间:
2008-02-14
开本:
16开页数:
420页
装订:
平装ISBN:
978-7-301-07975-1
图书详细描述:
版次:
第二版
内容简介:
本次修订,基本上保持教材初版的原框架,仍然是文献、工具、检索与附录四编。
文献编、工具编为学生提供了必要的社科文献的基础知识。
检索编是教学重点,也是教材的主体。
修订中扩大了这一编的范围与内容,分为手工检索和计算机检索两部分。
手工检索部分,讲述了传统的文献检索中工具书的应用。
增写的计算机检索部分,以四章篇幅,简明而具体地讲述了计算机文献检索意图和策略;
光盘检索、网络检索的原则和方法。
手工检索与计算机检索的结合,这是当今中国进行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教学的较好选择,二者相互补充,不可或缺。
附录编“综合检索示例”,是前三编内容的综合应用,试图收到以实例启发学生思考的效果。
目录第一编文献编第一章社会科学文献概述第二章图书第三章报刊第四章机读文献第二编工具编第五章文献检索和检索工具第六章工具书的类型第七章中文工具书的主要排检方法第三编检索编第八章古今图书的检索第九章报刊资料的检索第十章字词的查检第十一章成语典故、诗文词句的查检第十二章专科词语和百科知识的查检第十三章人物资料的检索第十四章地名资料的查检第十五章不同历法年、月、日的查考第十六章历史事件、当代大事的查找第十七章典章制度和图录的查考第十八章法规、条约和统计资料的查找第十九章计算机文献检索概说第二十章检索意图与检索策略第二十一章光盘检索第二十二章网络检索附编壹综合检索示例贰索引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教学参考图录
朱天俊李国新王长恭
9.5成品相
1本
15.00元
工具书(辞书)
2010-05-07
1987-06印刷时间:
1987-06
大32开页数:
315页
平装
社会科学文献捡索
康志杰
中国文史
12.00元
图书标签:
社会中国文史中国文科学文献
2009-11-22
1990-12印刷时间:
1990-12
32开页数:
348页
平装印数:
3千册
第二章文献的载体
上面讲到“文”指典籍,“献”指贤才。
献既指人,其载体也就是大脑,不必再讲了。
这里所说的文献载体主要指那些历史上已被记载下来的文献资料的载体。
载体就是承载文献的物体。
从古到今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甲骨
甲骨,指龟甲和兽骨。
龟甲主要指龟的腹甲,较平整。
兽骨则主要是牛的肩脚骨,间或有刻记事文字的牛头骨、鹿头骨、人头骨、虎骨等。
我国商代用甲骨刻记占卜文字,在世界上是独有的。
内容很丰富,包括纪年、帝王世系、祭祀、战争、畋猎、农业、畜牧业、疾病、灾害、天象、方国等,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
同时它是用象形文字刻上的,又保存了我国早期的象形文字,是研究古文字的宝库。
二、金
我国先秦时期称铜为金。
金文,主要是指青铜器上的铭文,当然也有少量其他金属,如铁器、金银器等。
其时代主要是商周秦汉,以周代最多。
青铜器的种类名称很多,约略可分为:
(一)礼器。
统称尊彝,或彝器。
包括鼎(煮肉用)、鬲(煮饭用)、甗(蒸器)、簋(州,盛饭)簠(盛饭食)、敦(盛粱)、尊(酒器)、方彝(酒器)、罍(酒器,亦盛水)、盨(盛粱)、壶(酒器,亦盛水)、卣(酒器,较主要者)、兕觥(盛酒或饮酒器)、盉(盛酒器,或调酒用)、爵(饮酒器)、觚(饮酒器)、觯(饮酒器)、角(饮酒器)、斝(温酒器)、勺(取酒器)、豆(盛脯醢之器。
脯醢即下酒肴羞,肉酱一类)、盘(盛水或承接水器)、匜(盥洗之器)、盂(盛水或饭)、缶(盛水或酒)、瓿(盛水或酒)、鉴(盛冰或水)等。
礼器主要用于宗庙祭祀及随葬。
其次为诸侯旅行奠告之用(诸侯出行,每舍必奠告,而古代宗庙之器不得携出,故另有行器)。
其次则为媵器(陪嫁之物)。
(二)乐器。
乐器有金属的,亦有非金属的。
这里说的是金属乐器,也主要是青铜器。
有钟(祭祀、宴飨用)、钲(军乐器)、铎(大铃)、鼓(战争击鼓进军,或祭祀用)、錞(军乐器,又叫“錞于”)、铙(形似铃,槌击发声)等。
礼器、乐器既用于祭祀,亦用于宴飨,又用于随葬。
乐器还用于征战。
(三)兵器。
主要有戈、矛、戟、剑、钺(大斧)、刀、镞(箭头)、弩机、胃(头盔)等。
(四)农器。
有犁铧、锄、镰、镬、铲、锛等。
(五)度量衡。
包括度(尺,如王莽始建国尺、东汉建初尺、蜀草武弩机尺、魏正始弩机尺、正仓院唐尺、宋三司布帛尺、明嘉靖牙尺、万历官尺等)、量(主要是秦统一天下后所制容器,量容积。
有金量,有陶量)、衡(天平,一头放“权”,一头称物。
后演变为秤。
权就是秤花,上面有铭文。
主要有秦权、王莽权等)。
(六)钱币。
布(形似铲,周代、王莽)、刀(形似刀,齐刀最著名,又有燕、赵刀币)、圆币,(先是圆钱圆孔,主要在周代。
后改为圆形方孔)。
(七)符玺。
符,诏符,发兵用,分为两半,如虎符·
、鹰符。
文字有金错、银错(涂饰)、刻凿。
玺,印章,古代用以封检取信。
(八)日用器。
常见的有铜镜、灯。
铜镜出土的有商周时期的,无铭文。
今存者主要是汉代铜镜,多而精美。
背面有铭文。
三、石
石刻文字极为丰富,主要分碣、碑、摩崖。
(一)碣。
《说文》:
“碣,特立之石。
”李贤曰:
“方者谓之碑,员者谓之碣。
”(《后汉书·
窦宪传》注)碣就是高石柱子,上小下大,形在方圆之间。
大约在魏晋以后就被碑取代,
(二)摩崖。
刻于崖壁,天然之石。
秦刻石中的碣石,刻于碣石门,可能是摩崖。
汉代著名的《石门颂》(全名《故司隶校尉键为杨君颂》),记杨孟文修理石门道事,汉建和二年(148)十一月刻,王升撰,隶书。
在陕西褒城县。
(三)碑。
碑之名起于周朝,墓所之碑用木,以引绳下棺。
庙门之碑用石,以丽牲(用于祭祀的牲系在碑上,以取毛血),以测日影。
西汉开始有碑刻文字,但极少。
东汉则忽然勃兴,现在说的汉碑,一般指东汉碑。
碑的主体碑身部分是长方体的石块,所以又称“碑版”,上有碑首(东汉时与碑身连在一块),下有碑座。
最高的明永乐皇帝为洪武皇帝凿刻的纪功碑。
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屡次禁碑,原因是立碑刻文多虚美,且浪费钱财。
禁碑刺激了墓志铭的发展,所以出土的六朝墓志铭特别多,这一时期墓志铭也极发达。
碑除了大量用于丧葬外,还用于纪功纪事,表彰功德。
修桥、修路、建庙、修观,都有碑记其事。
古代还把重要经典刻于石碑,作标准本。
儒家经典屡经刻石:
①汉熹平石经;
②魏三体石经;
③唐开成石经(在西安碑林);
④蜀石经(孟蜀至北宋刻于成都);
⑤北宋石经;
⑥南宋石经;
⑦清石经。
佛经刻石最著名的是房山石经,在北京房山县大房山云居寺。
从隋代到清康熙三十年陆续刻成,历时千年之久,刻石15000余块,分藏石经山上九个石洞及云居寺西南佛塔旁边地穴中。
包括佛经1000余部,3400余卷。
其余摩崖刻石、经幢都为数不少。
道经自唐代亦有刻石,数量少于佛经。
石刻文字在国外要远远早于我国。
例如古埃及新王国时代(约前1567一前1085)制作了大量墓碑、方尖碑等,重者达千吨。
四、竹木
竹,主要是劈成长而窄的竹片,叫竹简。
木,既可以劈成长而窄的木片—木简,也可以做成较宽的木板—方版(也叫牍)。
竹木简起源很早,甲骨文里有“册”字,有“典”字。
“册”就是把竹木简编连成册的象形文字。
近数十年间,长沙楚墓、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荆州郭店楚墓等都发现大批战国竹简。
汉代竹木简发现亦较多,70年代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和3号汉墓发现竹简722枚,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4900余枚,其中《孙子兵法》、《孙殡兵法))闻名世界。
安徽阜阳汉简有《诗经》、《周易》等十多种古籍。
80年代湖北江陵张家湾汉墓出土西汉初年竹简1600多枚。
在西北,敦煌、酒泉、居延、武威以及新疆南部楼兰、和阗,在1900年以来,中外发掘汉晋简犊数万件。
1990年到1992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在甘肃敦煌甜水井西汉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木简25000余枚之多。
1996年长沙市走马楼出土三国时吴国简牍达十余万片,超过全国历年出土总和。
简的长度是有讲究的,根据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汉代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六寸等规格。
牍,是木制的,窄长条就是木简,宽的就是木板,又叫牍。
写信也用板牍,这种写信用的板牍一般一尺长,所以叫“尺犊”,后来尺牍成了信的代称。
从出土木牍来看,其长度并不严格,称作尺犊,是约略言之。
信写好了,要封起来。
怎么封呢?
用另一块板盖上,这块盖信的板叫“检”。
检上有细槽,用绳子捆扎起来。
检的中间有方槽,在那里打绳结。
绳结上施以特制的泥,叫“封泥”,泥上再盖上印,这样就无法拆看了。
这种加盖、系绳、施泥、钤印的工作叫“封”,就是密封起来的意思,所以信的单位量词叫“封”。
“检”形如覆斗,所以叫“斗检封”。
检上可以写收信人姓名等。
竹木简都可用绳编连起来。
古书称编、称简,都是从简策制度来的,编好的简策一般要卷起存放,所以古书称卷也与简册制度有直接联系。
简编成册,如果是需要传递的文书,亦用一块宽木片作“封”,捆扎起来,施以封泥,铃上印,传递出去。
书写会出错,就用刀刮去再写,所以就有了“刀笔”这个词。
五、帛
我国丝织品在上古时代已经有了,甲骨文中已多次出现“丝”和“帛”字,在殷墟发现有丝帛残迹,许多殷代和周初古墓中发现玉蚕和丝帛。
1982年湖北江陵马砖厂1号墓出土战.国中晚期丝织品绢、纱、罗、锦等品种繁多。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大批帛书,其中图书约30种,黑墨书写,字体有的在篆隶之间,有的为隶书。
有《老子》两个本子、《战国纵横家书》、《相马经》等,影响极大。
帛书除用于书写文字外,还适于绘图。
因此出土帛画不少。
纸张发明以后,并没有马上取代简帛,而是有一段简纸并用期,直到东晋,纸才逐步取代简帛。
东晋左思作《三都赋》,请皇甫谧作序,人们争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从西北出土的木简看,较晚的有东晋初年的木简,说明东晋初仍有用简的。
《初学记》卷二十一引《桓玄伪事》:
“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
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桓玄卒于公元404年,为东晋末,说明直到东晋纸才最后取代简策。
我国古籍形态因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纸的时代。
九、纸
(一)造纸术的发明
过去历史记载是东汉蔡伦发明纸(发明于公元150年)。
现在考古发现早在西汉初年就有了纸,各次发现是:
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泊汉烽隧亭遗址掘出一块麻纸,年代为西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早于蔡伦154年。
纸在三国到西晋时期还没有取代简犊,但已在社会上被广泛使用,其优势已逐步被人们认识。
西晋初年的学者作家傅玄作《纸赋》云:
“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
含章蕴藻,实好斯文。
取彼之弊,以为己新。
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
”
到东晋,纸才基本取代简牍。
(二)、纸质文献的装演形制
纸质文献的装潢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卷子
从西晋初年傅玄《纸赋》“揽之则舒,舍之则卷”的描绘看,纸在早期就是以卷子的形式出现的。
其原因是竹简木简是卷起来存放的。
而且卷子画有竖格,显然是仿竹木简而画。
从六朝到唐代,都是卷子,五代北宋初仍有卷子,到后来,主要是字画保持了卷子装演,直到今天仍在使用,只是纸幅较宽而已。
敦煌发现了大批六朝隋唐卷子,晚的也有五代北宋之物,证明了卷子作为书籍装演形式所流行的时代是六朝到唐五代时期。
纸是一张一张造出的,卷子是用一张一张的纸粘接起来的,长卷子要多纸接起来。
竖格叫“边准”,宋人叫“解行”,每张纸20--30行。
上下有横栏,叫“边栏”。
一般写本是用铅画的行格,一般只有上下栏,无左右栏,是简策遗意。
卷子一头有轴,在文字结束的尾端,不读时就卷起来,所以卷子又叫“卷轴”。
卷子的开头部分,卷起来时在外面,容易磨损,所以接出一段丝织品(或空白纸),卷起来之后,这段丝织品包在外头,可作保护,这段丝织品叫“褾”。
一个卷子包括:
轴、卷、褾、带四个部分。
卷子摆在架上,不易寻检,因此一头悬挂标签,标签是牙质的,所以叫牙签。
而且经、史、子、集可用红、绿、碧、白不同颜色区别。
卷子不便携带,还有装书的袋子,叫“帙”。
帙就是书衣,“书衣”一词一直沿用到近代,不过已变成书册外封皮的称呼了。
卷子每十卷为一帙,是通行做法。
2.经折装
大约在唐代后期,出现了经折装。
经折装就是把卷子改成折叠式,纸仍是连接起来的长幅,但不是卷起来,而是按一定宽度一反一正拆叠成一个长方形的册子。
轴和褾都不用了,换成两块硬纸版,也有用薄木板的,大小与折子一样,把折子夹起来,成为外表看来像梵夹一样的形式,所不同的是梵夹是用贝叶写的单叶,而折子是用纸写的,全册连成一长幅。
推测,在北宋中叶,即公元11世纪,经折装才代替卷子。
其后卷子还在使用,已不是主要的装潢方式。
经折装与印度贝叶经的梵夹式应有一定关系。
所以也有不少人沿用梵夹装之称来称经折装。
3.蝴蛛装
蝴蝶装是由经折装变来的。
其重大进步就是变成了单叶装订成册的形态,这种形态与现代意义的图书册页制度就十分接近了。
所谓蝴蝶装,是以版心中线为准,版面向里对折,然后再一叶一叶重叠在一起,在折线处对齐,用浆糊粘在一起,另外三边切齐,再用硬纸连背裹住作封面。
看上去很像现在的精装书。
不同的是没有锁线,每页纸只有一面有字。
打开书,可以看到一整页,以版心为中轴,两边.各半页,颇似展翅蝴蝶,故称蝴蝶装。
这种装潢在宋代普及,到元代还在使用,明洪武刻《元史》、永乐刻《四史外戚传》也是蝴蝶装。
4.包背装
蝶装也是包背,就这一点讲是一致的。
区别是:
每页版面向外对折,装订不在版心一边,而在版心折线对面的余纸上。
打眼,穿纸捻子,订好后再上包背封皮。
这样,蝶装时靠近书背的版心部分,现在朝外,成为书口。
而原来的书口部分成为书背。
古书一面印刷,另一面没字。
蝶装书翻开有时是有字的,有时是无字的。
包背装则不然,无字的一面折叠装订后就包在里面了,翻不出来,确有其方便之处。
包背装一般认为起于元代,到明中期以前多用此法。
包背装书口有字,不便再书口向下直立存放,就改为平放,看上去像今天的平装书。
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都是包背装。
5.线装
包背装书背易破,书易散,于是出现线装。
不同是:
护叶由一张裹背改为前后两张,不包书背。
装订时先订纸捻,再上封皮,再切齐,然后包角,再打眼上线。
一般打四个装订眼,或者在书背上下两角加打两眼,成为六眼装。
线装大约明中叶兴起,沿用至清末。
民国间,被洋装书取代。
但至今古书还用线装。
目前,文献的载体除了纸张以外,还有胶片、软盘、光盘,这些载体作用越来越大,但就目前看,还不可能代替传统的纸。
第三章文献的形成与流布
一、文献的形成
文献的形成方式大体可归纳为:
著、述、编、译四种。
(一)、著。
著,也叫“作”、“造”、“著作”。
清代学者焦循对“作”下过明确定义:
“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觉而己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
稗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
”(《雕菰集》卷七《述难篇》)焦氏强调的也是原创性。
就是首先知道,首先觉悟到。
张舜徽先生进一步概括说:
“将一切从感性认识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提高到理性认识以后,抽出最基本最精要的结论,而成为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理论,这才是著作。
”(《中国文献学》)
古人对著作是要求很高的。
孔子也只谦虚地说自己: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论语·
述而》)可见古人对于“作”要求很高。
在今天看来,《春秋》、《史记》、《汉书》、《论衡》都是著作,而且是优秀著作。
对于“著作”的衡量标准,已远较古人宽泛了。
(二)、述。
著作,强调的是“无本于前”、“前始未有”,那么“述”也就是“古已有之”,有所承因。
“述,循也。
”即遵循之义。
前面有人开创,后面有人遵循,开创者为作,遵循者为述。
清代学者焦循也为“述”下了定义:
“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
或其义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义复明,是之谓述。
”(《雕菰集·
述难篇》)
可见这种因循还不能止于简单的继承,对于前人的创造,要有个消化过程、理解领会过程,在领会过程中,可能还会有所增益,使之更完整。
或有所删订,使之更正确。
有时述的难度,不亚于作。
(三)、编。
编,又叫纂、辑。
是根据一定体例缀辑旧文,其重要特点是原始条文都是其他文献的原文,不加改窜。
一般要求注明出处,当然也有不注出处的。
最常见的编纂成果有总集(如《诗经》、《楚辞》、《昭明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类书(如《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丛书(如《汉魏丛书》、《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档案类编(如《曲阜孔府档案选辑》、《四库全书档案》、《清代文字狱档案》)、资料摘抄(如《清稗类钞》)。
其中《太平御览》等类书有出处,而《册府元龟》及《清稗类钞》等就不注出处。
我国封建社会的几部大书,都是靠编纂而成的。
目前有些文学作品选,各种参考资料,诸如《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以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系列的《三曹资料汇编》、《杜甫卷》、《韩愈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等,都是编纂而成。
编纂是一门大学问,比如《诗经》、《楚辞》、《昭明文选》保存了大量古代文学作品,《太平御览》及《太平广记》保存了大批已亡佚的古籍文献。
一些精加搜辑的资料类编,如《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及《杜甫卷》、《红楼梦卷》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可见,编纂也有高下之别。
有人说:
“抄,也得会抄,没有丰富的文献知识,抄也找不到地方。
”这是很有道理的心得之言。
还有一门大学问,那就是辑佚,也属编纂范围。
有些大书如《旧五代史》,是由清人邵晋涵根据《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等类书辑成的,基本恢复了原貌,真是功德无量。
张舜徽先生《中国文献学》认为“综合我国古代文献,从其内容的来源方面进行分析,不外三大类”,即“著作”、“编述”、“钞纂”。
我们讲的著、述、编三种著述方式即是受张先生启发,稍加修改而成的。
(四)、译。
译,就是翻译。
把一种语文的文献转换成另一种语文的文献。
它与著、述、编都不同,是一种独特的文献形成方式。
郑鹤声先生《中国文献学概要》有专章讲翻译。
我国文献由翻译而来者为数甚移,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方面:
佛典翻译、学术翻译、文学翻译。
二、文献的流布
上面从著、述、编、译四个方面介绍了文献的形成方式。
文献形成之后,就要流布,流布的方式主要有:
讲唱、镌刻、抄写、印刷、摄影、微机输人及激光扫描等。
(一)、讲唱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文明早已存在,人类的历史由于无法用文字记载,只能靠口耳相传,这段历史叫作传说历史或叫历史的传说阶段。
其中神话和长篇史诗较为常见。
进人阶级社会,又产生了长篇叙事诗。
长篇史诗和长篇叙事诗,都靠少数聪明人背诵下来并讲唱给别人,以达到流布和流传的目的。
一代一代讲唱人又有所充实加工,使内容越来越丰富,情节越来越曲折,逐步接近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
我国汉族没有流传下来长篇史诗,一般认为《诗经·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叙述了周民族始祖后稷到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应是周代史官和乐官利用民间口头传说或民间史诗改编而成的,其故事情节和人物都无法与我国少数民族几大史诗相比。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一名《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都是篇幅宏大,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朴素的优秀史诗。
被称为三大史诗。
史诗是各民族早期的集体创作,靠口头流传,主要靠少数人传唱。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还创作了不少叙事诗。
叙事诗也大都是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与史诗不同的是,叙事诗较晚,反映的是阶级社会的社会和生活。
我国汉族叙事诗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都是优秀的叙事诗。
少数民族叙事诗的优秀之作如蒙古族《嘎达梅林》、苗族的《张秀眉之歌》、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傣族的《召树屯》,其艺术成就很高,在世界民间文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
这些诗篇也同样是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
即使在有了文字记录以后,佛经仍在很大程度上靠讲诵流传。
例如前面说过的东晋时北方姚秦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翻译佛经三百余卷。
据《出三藏记集》记载,有外国沙门来华,说罗什谙诵甚多,所译不及什一。
可知鸠摩罗什所译佛经的“底本”在他自己的大脑中。
上面强调的是那些单纯靠口耳相传而得以流布的文献。
其实,那些被完整用文字记录的文献也大量靠讲唱来传播。
例如我国封建时代的儒家“经书”就在很大程度上靠经师讲授而传播。
至于那些说唱文学作品,即使有了“唱本”,也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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