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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众情绪虽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正对社会发展与改革进程产生抵触消解。

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一种执政挑战。

然而，扫描各地“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塑造路径，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

有的地方有“提法”没“想法”，仅停留在口号与姿态上；

有的地方把心态问题经济化，以为“多发点钱就能让老百姓心态变好”；

有的地方则认为“培育”的关键在百姓的自我修复，一味把心态问题归咎为百姓“不理性”、“不淡定”、“不宽容”。

其实，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

以普遍存在的“焦躁不安”为例，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漂族”、“蜗居”、“蚁族”人群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容易加重；

房难买、学难上、病难看的现实矛盾，让人的不确定感增强；

而少数干部的贪污腐败、一些地方的暗箱操作，使干群关系变得紧张而不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

对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有些阶段难以逾越，有些困难难以规避，一些不良心态的滋生难以避免。

但必须意识到，如不及时妥善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也必定影响国家目标实现。

因此，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这一点极具现实意义。

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

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

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

有学者这样描述当前我国改革的基本态势：

改革在与危机赛跑。

其实，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也是在与改革进程赛跑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对各地执政者的时代挑战。

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2011年04月28日

作者：

人民日报评论部

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

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同样看待一件商品价格，有人显得很“淡定”，有人表示“鸭梨”很大；

同样面对一桩刑事案件，有人焦虑等待“正义到来”，有人则在寻找“程序瑕疵”；

同样衡量一项改革措施，有人双手赞成，有人却提出质疑……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变化。

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

在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自然带来不同诉求的表达；

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传统与现代、国外与本土，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甚至给人“鸡同鸭讲”的感觉。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欣赏理性平和讨论，期待闻过则喜的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

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

在这个意义上，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

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

如果说前者的狭隘只是语言暴力，后者的狭隘则可能带来真实伤害，比如“彭水诗案”、“灵宝帖案”；

如果说前者的包容体现的是素质修养，后者的包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

相反却应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

其实，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还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

所谓“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

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多元乃繁荣之奥秘。

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

以包容心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

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

2011年05月05日

“弱势心态”的存在与蔓延，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个启示。

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心灵脆弱与困境，也隐藏着心灵强大与和谐的必由之路：

在公平正义阳光照耀下，用规则与制度创造公平发展的空间、共建共享的平台，一个人人肯努力、人人有机会、人人有希望的社会，将会大踏步地走出“弱势心态”的阴影。

“你是弱势群体吗？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一系列社会调查中，无论是扛着编织袋进城的农民工、拿着简历在职场奔走的大学生，还是月收入上万的白领、令人羡慕的公务员，纷纷给自己贴上“弱势”的标签。

这种反应，与其说是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是“弱势心态”正在蔓延。

有人说，心理危机是社会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利益猛烈分化的时代，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茅舍样小房子旁边忽然耸立一座宫殿”等贫富、收入的反差，人们的心灵世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焦虑、紧张、不安等情绪和心态也由之而生。

调整这种心态，一方面需要社会成员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这种变革中的“阵痛”、转型中的“落差”，以主动的自我调节，培育理性的视角；

另一方面也要追寻普遍弥散在各个阶层的“弱势心态”的心理根源。

要看到人们最为痛切的，不仅是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无能为力”，更是在欠公平、不公正环境下的“回天乏力”。

勤勤恳恳的合同工有些接受的是比正式工少得多的工资，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在“萝卜招聘”中黯然出局，兢兢业业的公务员眼看别人“又跑又送”突破了“天花板”……对于这样的“非竞争型弱势化”，有学者这样比喻，好比在跑步比赛起跑的时候，就排斥了一部分人，不许他们参加比赛，或者让他们后跑。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觉得自己渺小和“弱势”，很多时候是因为面对那些自认无法对其加以控制的事件，使得无力感、不安全感、不稳定感等五味杂陈的“弱势心态”被成倍放大。

“弱势心态”之下，有人破罐子破摔，由暴跳而至暴戾，导致伤害儿童等极端性事件；

有人堤内损失堤外补，吃了三聚氰胺的亏就要在天价医疗上找补回来，“上不去”的痛苦就要在“贪起来”的疯狂中舒缓；

有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平凡中变得平庸，在失望中陷入绝望。

如果说“稳定预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那么“弱势心态”就是在侵蚀我们社会的共识，消磨未来的希望，构筑现实的壁垒，可能把社会引入人人皆输的“囚徒困境”。

其实，公平永远都是一个相对概念，追求绝对公平的“无差别”境界，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倘若沿着这种思路想问题，即使是在工作和事业上都很强势的人们依然会感到诸多的不满足、不惬意、不高兴，怨天尤人，抱怨指责。

这并非全是客观现实的毛病，也缘于不能正确看待差异而产生的畸形心理。

这就是为什么中央要将培育健康心态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并置于当今社会管理创新的刚性要求之下。

不管从哪个层面说，“弱势心态”的存在与蔓延，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个启示。

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心灵脆弱与困境，也隐藏着心灵强大与和谐的必由之路，那就是：

在公平正义阳光照耀下，让人们的权利都得到保证，让人们的奋斗都获得价值。

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需要个体在自立自强中扬起心灵风帆，更需要社会管理者用规则与制度创造公平发展的空间、共建共享的平台，一个人人肯努力、人人有机会、人人有希望的社会，将会大踏步地走出“弱势心态”的阴影。

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

2011年05月19日

从单向度强调“冷静、稳定、理智、克制”，到加强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

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理性”正成为一个热词。

理性看待收入差距，理性面对社会不公，理性分析网络民意，理性选择专业、职业……“理性”的高频度使用，传递的潜台词其实是：

在不少问题上，有人正走向理性的反面。

走过高呼“杀死苏格拉底”的古希腊法庭，穿越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掀起的狂飙，人类对非理性的躁动保持高度警惕。

理性有序的环境有利于大大降低社会关系调节的成本，温和渐进的改革是历史进步的明智选择，这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的共识。

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尤为重要。

但是，对理性的思考和探讨，还应在更深的层面展开。

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

与其紧张焦虑，不如解析它们生长的社会根源，寻求化解它们的现实路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构建平和理性心态的主要矛盾。

从追求“高而又高、纯而又纯”的政治理性，到接受自利、竞争、效率的经济理性；

从单向度强调“冷静、稳定、理智、克制”，到加强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构建和谐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对于理性的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

但急速变革的中国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将这种理念的进步落实到层层级级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实现对日益错杂的社会心态的准确把握和有效疏导，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西方的理性启蒙，面对的主要是基督教会。

而今天中国的理性建设，既有市场理性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撞，也有个人权利与集体精神的磨合；

既有现代公共意识与熟人社会的博弈，也有公民参与和“为民做主”残余思想的抵牾，如此复杂的环境中，作为具体的人，谁都不敢说自己绝对“真理在握”，谁都不应有过高的“理性优越感”，企望“理性”的符号可以封堵住“非理性”的决口。

除非极端个例，激烈的非理性言行背后的逻辑并非无章可循。

作为最后的选择，它通常产生于绝无胜算的场合。

市场竞争固然是优胜劣汰，但是否必定是赢者通吃一切、输者无处可逃？

暴力抗拆固然不理智，但暴力拆迁就一定合理吗？

通过正常渠道难以反映正当的诉求，究竟该怎样宣泄郁积的情绪？

没处说理就骂，骂不过你就打，打不过你就跑，我们绝不鼓励这种弱者的逻辑，却也绝不能不理解、不关切、不给出路。

理性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理性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在现阶段，这个责任主要在社会管理者，在拥有更强实力、更丰富资源的组织和个人。

而每一位公民也应该意识到，任何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都应在法治的框架下有序地展开，“有理”固然不一定走遍天下，但“无理”注定寸步难行。

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程序理性、目的理性……理性建设的内容包罗万象。

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当从培育平等、真实、诚恳和可沟通为原则的交往理性开始。

少一点“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的粗鲁，多一点平等耐心的沟通；

少一点“不信谣不传谣”的训导，多一点公共信息的及时披露；

少一点“买不起房为什么不租”的不解，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我们时时刻刻都应记住，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

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

2011-5-27

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才有长久的社会稳定，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对于维稳大有好处。

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在今天的中国，能听到各种声音。

两会会场中代表、委员纵论国是，报纸杂志上不同思想交流探讨，新闻评论跟帖动辄上千条，近2亿网民随时写下140字微博……条条声轨，汇成合奏，呈现这个时代多元多样的复杂图景和蓬勃活力。

我们迎来了表达的“黄金时代”，但仍有许多声音未被倾听。

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

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只是“说也白说”，意愿虽表达，问题未解决。

这些，都可谓无效表达，有人称之为“沉没的声音”。

无效的表达，不是没有表达，更不是不愿表达。

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市民带上铺盖卷、排队3天，就是为了能跟领导“说上话”；

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公开自己手机号，却因每天上千个电话、上千条短信被迫关机。

那些为网络关注、被媒体聚焦的热点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海面之下这些体量更大的冰块，才是让冰尖浮出水面的庞大基石，也才是决定社会心态的“潜意识”、“核心层”。

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上的弱势群体，也是现实中的弱势群体。

在社会层面，他们既缺乏影响公共舆论的资源，又鲜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甚至无法得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同样薄弱。

因此，尽管可能人数不少，他们的声音却很难在社会中听到。

听见与被人听见，本是“社会人”的基本诉求；

说话与听人说话，更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共识。

当表达权已成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重视这些声音，是协调利益关系、理顺社会心态的起点。

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正经历着急剧社会转型的国家，广大群众的声音被聆听、被重视，尤为重要。

大部分沉没的声音背后，都有未被满足的诉求，都有被压抑、待纾解的情绪。

儿子车祸致残，云南父亲欲法院“自爆”走上极端维权之路；

幼女身患绝症，湖北母亲参与“跪行救女”网络炒作……让舆论哗然的事件，都肇始于被忽视的声音。

不可倾诉、不被倾听、不能解决，如果不主动“打捞”，太多声音沉没，难免会淤塞社会心态，导致矛盾激化。

发出声音，是主张利益的基础。

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才有长久的社会稳定。

事实表明，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

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对于维稳大有好处。

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

只有这样，才能让“说话”、“发声”不仅是表达诉求的基本手段，更成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重要环节，成为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本系列评论到此为止。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