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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较早较多涉足此题材的，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同时也是全书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

《诗经》中的婚恋诗，无论是写男子悦爱女子，或写女子悦爱男子，或表追求、言思慕、叙幽会、寄怀念，或描述爱情、婚姻的悲剧，莫不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情真意挚，感人肺腑。

其中写得最多的是情歌。

如《周南·

关雎》以河洲上雌雄和鸣的关鸠起兴，写一个男子对一个美丽姑娘的单恋，热烈而坦率。

他醒着想，梦里也想，不惜以巫术和想象与自己心爱的姑娘结合。

《邶风·

静女》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情人的热切思念，洋溢着一派热烈欢快的情调。

《秦风·

蒹葭》抒写对“在水一方”的“伊人”的缠绵悱恻、反复追寻，展现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深沉执著。

另有一些恋歌则表现了青年男女对礼法压迫的反抗及其内心创伤。

如《郑风·

将仲子》写女主人公，强压着深挚的爱情，求其心爱的“仲子”不要翻墙折树来幽会，以免被父母、兄长或别人发现的矛盾心理；

柏舟》的姑娘则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大胆声言：

那个垂发少年，才是我心中思念的对象，并且发誓至死不渝。

在婚恋诗中，还有一些表现婚姻与家庭不幸生活的“弃妇诗”，是最能反映社会问题的。

如《邶风·

日月》、《邶风·

谷风》、《秦风·

晨风》等皆属此类。

其中最典型的是《卫风·

氓》，诗以弃妇的口吻，倾述了她从恋爱、结婚到受虐待以至被弃的全过程，抒发了她内心的不平、哀伤、怨恨和反抗。

诗的结尾弃妇抱定与氓决裂的态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转为清醒、刚强和果断，是我国文学史上较早注意人物性格变化表现的诗篇。

2、农事诗。

由于周民族的始祖以农立国，故周代很重农事，因而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事诗在《诗经》中表现很突出，风、雅、颂各部分中均有。

如《周颂》中的《臣工》、《载芟》、《良耜》、《噫嘻》等，多赞颂农业成就，夸耀田土广大、农夫众多、收获丰盛，表达祈求丰年的愿望。

《小雅》中的《甫田》、《楚茨》等，极力夸张谷物收获之丰盈，赞美农夫的勤敏和君上爱农以事神，与《颂》中的农事诗基本思想相似。

《国风》中的农事诗以《周南·

芣苡》和《豳风·

七月》为代表。

《芣苡》是一首优美的劳动小诗，它以重章叠句的形式，反复吟唱，语言朴实，感情真挚，意境清新，情调欢畅，读之“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方玉润《诗经原始》）。

《七月》是全面反映农奴终年劳动情景的诗篇，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

首章至末章由春耕写到寒冬凿冰，反复咏叹，诉说男女奴隶一年到头除繁重的农业生产，还要为奴隶主贵族制衣、打猎、酿酒、修房、凿冰、服役，结果却劳而无获，无衣无食，充分揭示了奴隶们内心的悲苦和哀伤，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生活画图。

3、征役诗。

这类诗与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频繁的诸侯兼并战争有关，既有西周初年的，也有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的，尤以后者为多。

这些战争，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因而反映征战、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也就成了《诗经》征役诗最重要的主题。

如《豳风·

东山》通过对参加周公东征归来的征人所见战后农村的破残景象，及他对家乡亲人思念的描写，揭示了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苦难；

《齐风·

东方未明》写一个狂暴的官差，天不亮就把人抓走，弄得民居不宁；

《小雅·

何草不黄》控诉了兵役不息，征人劳瘁；

《王风·

君子于役》借山村农妇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揭露征役给百姓带来的无限痛苦。

这些诗，或以征夫之口出之，或以思妇口吻言之，写来都感情真挚，声调凄楚，情节悲惨。

在《诗经》征役诗里，还有一类是表现爱国思想的作品。

如《秦风·

无衣》、《鄘风·

载驰》、《小雅·

采薇》等。

《无衣》是秦国抵御西戎入侵的一首慷慨激昂的战歌，它生动地表现了秦国人民团结御侮、同仇敌忾地爱国精神。

《载驰》是著名女诗人许穆夫人写的，它表现了诗人心系祖国、急赴国难的爱国精神。

《采薇》是周宣王征伐猃狁入侵时的作品。

它虽也写到征人思归恋家的苦闷情绪，但更多的是写战士们在外敌入侵时同仇敌忾的昂扬奋勇精神。

这些诗篇，或委婉沉郁，或慷慨激昂，格调虽有所不同，但都表现了威武的气概和强烈的爱国精神。

4、颂歌。

《诗经》中出自公卿列士或乐官之手的庙堂及宫廷乐歌多属此类，在三《颂》中保存最多，《雅》诗中也有不少。

有的颂帝王歌天命，如赞美天道深远、文王德行纯美遗惠子孙的《周颂·

维天之命》。

有的颂战功扬王威，如《商颂·

殷武》歌颂殷高宗武力讨伐荆楚大获全胜的赫赫武功，赞美殷武受命中兴、天下畏服的伟大功绩。

《大雅·

江汉》赞美周宣王大臣召虎（召穆公）平淮夷之乱，战果辉煌，立功受赏。

这类作品大都讴歌战争胜利，赞美将领功绩，主旨仍在宣扬帝王威德。

还有一些颂宴饮赞嘉宾之作，实亦颂歌之一支。

如《小雅·

鹿鸣》、《小雅·

南有嘉鱼》等。

此类诗歌直露地反映王公贵族恣意享乐的生活，具有一定认识意义。

5、怨刺诗。

这类诗主要存于《雅》诗和《国风》中，它主要产生于西周末年朝政腐败、礼仪废弛、统治者残暴荒淫的厉、幽时期及其以后，带有乱世的鲜明印记。

“二雅”中的怨刺诗多为公卿列士的讽谕劝戒之作。

有的借古讽今，如《大雅·

荡》谏厉王应以殷鉴为戒，《小雅·

正月》以“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警戒今王。

更多的作品是针贬时弊，指斥昏君。

如《大雅·

民劳》揭露了统治集团的残暴、欺诈、丑恶、昏乱，对人民的忧苦深表同情；

《板》、《荡》直斥最高统治者违反常道，妄行政令，荒淫昏聩，使人民陷入苦难深渊。

此外，还有一些以斥责奸佞为主题的怨刺诗，如《小雅·

巷伯》等，亦颇引人注目。

这些怨刺诗大都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揭露社会矛盾，表露了诗人忧国伤时的强烈忧患意识。

《国风》中的怨刺诗多出自民间，更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

其内容更深广，怨愤更强烈，讽刺也更尖刻，具有更激烈的批判精神，如《魏风·

硕鼠》直接把贵族统治者比作贪婪无厌的大老鼠，唱出奴隶们对剥削者的无比愤恨。

《魏风·

伐檀》》以委婉曲折的反语，复沓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不劳而获的剥削者。

《国风》》中的怨刺诗更多的是对统治阶级种种无耻丑行的揭露和讥嘲。

新台》辛辣嘲讽了卫宣公光天化日之下劫媳宣姜的荒淫乱伦丑行；

南山》讽刺了齐襄公和其妹文姜的无耻乱伦行为；

黄鸟》控诉了秦国暴君对无辜良善的杀害。

6、周民族的史诗《诗经·

大雅》保存了五首古老的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记述了从周始祖后稷诞生到武王灭商的一些传说和英雄史迹，以粗线条较完整地勾画出周族发祥、创业、建国、兴盛的光辉历史。

远古传世的史诗极少，此组诗显得格外珍贵。

其中如《大明》绘声绘色地描述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既有军阵、军容的描摹，又有战车、战马的形容；

既有整体的鸟瞰，又有局部的特写，写出了大战雄伟壮观、惊天动地的场面和师尚父（姜太公）的生动形象。

第三节《诗经》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诗经》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乐歌总集，它的作者不一，地域不同，内容各异，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

概括而言，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从各个方面主要描写了我国西周数百年的社会现实生活，真实、深刻、广泛而多彩，尤其是其中的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直接坦率，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喜爱和憎恨、痛苦和希望。

这些诗歌，不仅主题和题材广泛多样、真实深刻，同时还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些本质矛盾。

它们通过对当时生产、劳动、战争、徭役、爱情、婚姻、家庭、祭祀等的描述，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表达了民众的理想和愿望。

其二，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后人研究《诗经》时提出来的，也是《诗经》艺术上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所谓“赋”，指的时一种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

如《七月》，诗人按季节和物候变化，由春至冬记述了农奴一年的劳动过程，直陈其事。

比，就是比喻或比拟，用形象的事物打比方，使被比喻的事物生动形象，真实感人。

《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形式也多种多样。

有明喻，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

采葛》）；

有暗喻，如“我心非石，不可转也”（《邶风·

柏舟》）；

有借喻，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卫风·

氓》）；

有博喻，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如蛾眉”（《卫风·

硕人》）。

这些比喻，都能紧扣诗中的情、事、景，十分贴切。

兴，就是托物起兴，先用他物起头，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兴句多在一首诗的开头。

《诗经》中用兴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是起协调韵律的作用，如《秦风·

黄鸟》开头的“交交黄鸟，止于棘”；

二是起创造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

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三是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周南·

桃夭》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艳美。

需要注意的是，《诗经》中，这三种手法常常结合运用。

其三，复沓的章法和以四言为主的句式。

复沓的章法是《诗经》的一个显著特点。

它又叫重章叠句，即各章词句基本相同，只是更换中间的几个字，反复吟唱。

其作用在于深化主题，渲染气氛，加深情感，增强音乐性和节奏感。

在具体的字词的更换中，或用递增法，或用递减法等，总是曲尽其妙。

如《王风·

采葛》，全诗三章，只是更换了“葛”、“萧”、“艾”、“月”、“秋”、“岁”六个字，从采摘东西的变化和时间的递增，表现出思念的愈来愈强。

从句式看，《诗经》中的诗，90%以上是四言句式，也有一些突破此定格，在整齐中显出参差错落之美。

其四，丰富、生动、简练、形象的语言。

《诗经》大约使用了近三千单字，其中有名词、动词，也有形容词，丰富多采、生动准确地表现了各种事物及其变化特征。

如表示动植物的名词有373种，读之可使人博物多识。

此外，《诗经》中还用了大量的动词、形容词及双声字、重叠字、叠韵字，写景状物，拟形传声，细致传神，使诗歌富于形象美和音韵美，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艺术魅力。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其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影响至为巨大和深远。

首先是它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

它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精神，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如“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建安诗歌，倡导“风雅兴寄”的陈子昂的《感遇诗》，即事命篇的杜甫诗歌，以美刺手法因事立题的白居易的“讽喻诗”等等，都是对这种创作精神的直接继承。

其次，它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

其后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表达爱憎的手法，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拟物诗，阮籍的《咏怀》，郭璞的《游仙》，李白的《古风》，李商隐的《锦瑟》，陆游的《卜算子·

咏梅》以及元曲清戏中的美刺讽喻作品，无不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发展，以至形成了我国文学韵味悠长、含蓄蕴藉的民族特色。

至于其赋的手法，对后世文学也有颇深远的影响。

赋体文学是由它直接发展而来的。

此外，诗歌、词、戏曲、小说中亦有很多作品糅进了赋的手法。

再次，它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常常是先从民间孕育，然后由文人予以加工发展。

历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也多是通过向民间文学学习，丰富自己的创作。

向民间文学学习，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

Chapter2屈原与《楚辞》

《诗经》之后三百余年，中国古典诗歌大抵处于消歇状态，至战国后期，一种“奇文”由楚国挺拔而起，那便是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

它是屈原在深厚的楚文化基础上，并吸收中原文化的营养开创的一种新诗体。

它以其美妙的歌声、突发的异彩，使沉寂已久的诗坛重新活跃起来，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第二个重要时期。

它的出现，表明我国古典诗歌实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双峰并峙的发展道路，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由简短的抒情短章向叙事抒情长篇的发展，也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由集体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的基本完成。

第一节《楚辞》的含义、渊源及特点

“楚辞”的名称，始见于《史记·

酷吏列传》。

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

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

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今存最早的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楚辞”具有鲜明的特点。

它采用楚国方言，运用楚地声调，记载的是楚国的地理，描写的是楚国的风物，因而富有楚国的地方特色。

它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善于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和神话故事，表现思想感情，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句子参差不齐，形式活泼自由，多用“兮”字，语句曼长流利，灵活多变，有停顿、有延伸，委婉而多情致。

比起《诗经》更富有表现力，既能曲尽缠绵宛转之情，又增强了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更富有文彩。

《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楚民族在殷商时代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强大、兼并战争的日益加剧和列国间交往聘问之事的增多，它进一步吸收了中原文化，儒、法、墨、名、阴阳等思想及经典都传入楚国并产生影响。

屈原曾多次使齐，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如他诗歌中的“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思想和大量的比兴手法，就是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儒法思想与《诗经》的传统。

但对《楚辞》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楚文化。

首先是楚地民歌。

楚地民歌渊源甚古，《诗经》里的“二南”中已有一些带有楚地风物和语言特点的民歌。

之后，春秋末有《越人歌》（《说苑》）、《接舆歌》（《论语》），战国时有《孺子歌》（《孟子》）。

这些楚地民歌，句子参差灵活，多用“兮”字来加强节奏、舒缓语气，有的还用了兴句和双关语，已开楚辞体格。

其次，巫风文化的熏陶。

楚国一直盛行着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风俗，喜欢举行祭祀活动。

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

这种巫术风俗的熏陶，培养了人们丰富的幻想力，滋长着美丽的歌辞和舞蹈，给楚辞提供了养料。

其他如楚国的地理风物、方言声调等也给《楚辞》提供了直接营养。

第二节屈原的生平、思想及创作

屈原（前343？

----前278？

），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

战国后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县）人，楚王宗室。

他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卓越的才能和丰富的政治历史、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

年青时，曾任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

屈原列传》），很受赏识重用。

后怀王听信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谗言，疏远了他，让他做三闾大夫，失去了政治地位。

怀王在被秦国欺骗下，与齐国断交，兵败失地之后，一度又起用他，派他使齐修好。

怀王24年，再次背齐合秦，不久把屈原流放到汉北。

楚国因此先被“合纵”联盟攻击，又被秦国夹击，再次丧失国土。

这种情况下，屈原再次被召回，在他的努力下齐楚联盟恢复。

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屈原被流放到江南。

流亡中，他“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却仍然心系祖国安危，哀叹民生多艰，写下了大量的诗篇。

顷襄王21年（前278）秦兵攻破郢都，屈原感到楚国已不可收拾，悲愤地投汨罗江殉国。

屈原通晓诸子百家，对儒、法等家思想都有所吸收。

他讲仁义、言民本、颂德政，崇尚尧、舜、禹、汤、文、武等古圣先王，同情和关心百姓疾苦。

他追求“法度”、“绳墨”，称道秦穆、齐桓，主张选贤任能，要求变法治国。

他一生始终以国家兴亡为念，有着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

在政治斗争中，他不屈不挠，坚持追求“美政”理想，代表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屈原的作品，据王逸《楚辞章句》，有二十五篇，即《离骚》、《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天问》、《远游》、《卜居》、《渔父》，与《汉书·

艺文志》所载篇数相同。

现代学者多认为《远游》、《卜居》、《渔父》不是屈原之作。

第三节《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为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

它作于诗人放逐汉北时，是他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之作。

全诗分三部分：

（一）从开头至“岂余心之可惩”，抒写诗人的身世抱负、忠而被疏的痛苦心情和坚持理想、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着重对往事的追溯；

（二）从“女嬃之婵媛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以女嬃詈原、陈辞于舜、上叩帝阍、历访神妃的情节，来表现诗人理想破灭的苦闷和不懈追求美政理想的执着，着重于幻想的驰骋；

（三）从“索藑茅以筳篿兮”到结尾，在现实与幻想的结合中，以问卜灵氛、决疑巫咸、决计远行、神游西天的情节，展示诗人去留的复杂矛盾心理。

全诗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三点：

一是表达了诗人政治革新的要求和对“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的追求；

二是表达了诗人热爱国家关心民生疾苦的强烈爱国激情；

三是展示了诗人坚持正义、反对奸邪的高尚情操和九死未悔的斗争精神。

《离骚》的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屈原的自我形象。

他情操高尚，品德美好，从不同流合污；

他抱负远大，理想崇高，为实现理想百折不挠，上下求索；

他热爱故国，心系国家兴亡，矢志为国献身。

其峻洁高尚的人格，可与日月争辉。

其二，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将喻体和本体水乳交融，创造出了优美、奇丽、新颖、灿烂的艺术境界，甚至出现了由一系列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组成的象征体系。

如“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近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

离骚经序》）。

诗人以小见大，以近托远，表达强烈的爱憎感情，使人透过形象联想到真善美和假丑恶的社会生活内容。

这不但使诗篇文采斑斓，而且创造出一种寄托幽远、耐人寻味的意境，开拓了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的新诗境。

其三，大量运用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

如诗的二、三部分写诗人南访重华，饮马咸池，上叩帝阍，下求佚女，朝发天津，夕至西极，驰太空，游仙境。

诗人极力驰骋想象，创造出了一个丰富新奇的世界。

其四，浓郁的楚国地方色彩。

《离骚》中大量运用了楚国的地名、物称、方言、口语等，使全诗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

其五，创造出了新的诗体形式。

《离骚》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汲取南地楚歌的韵调和句式，采用散文化的长句，以六言为主，长短相间，灵活多变，创造出一种比较自由灵活的新诗体，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

在结构形式上，它把《诗经》整齐短小的体制扩大为长篇巨制，幻想与现实交织，抒情与叙事结合，大气磅礴，完美生动地反映了丰富复杂地社会生活。

第四节《九歌》、《九章》及其它作品

《九歌》创作于楚怀王时，是屈原在楚国民间流行的祭祀乐歌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歌，共十一篇。

它所祭之神，分天神、地祗、人鬼三类。

天神有东皇太一、太阳神东君、云神云中君、寿命神大司命、宰嗣神小司命。

有关的五首歌词，多表现对天神的敬仰和赞颂，写得庄严肃穆。

地祗有湘水的配偶神湘君和湘夫人、河神河伯、山神山鬼，有关的四首诗歌全是恋歌，借对神的恋爱生活的描写，表现人类对纯洁爱情的赞颂，大都清新凄艳，幽渺情深。

写人鬼的只有《国殇》一篇，它不同于其它诸篇的情调和风格，而是取材于秦楚战争，是对卫国战争中牺牲将士的热烈礼赞。

全诗激昂悲壮，刚健质朴具有强烈的感召鼓舞力量。

《九歌》经屈原加工后，艺术上有了很大提高。

首先，它吸取民歌的浪漫精神，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诗人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创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神灵形象和美妙神奇境界。

这些神灵，多来自神话世界，兼有神和人的双重特点。

他们住贝宫，居幽篁，乘云龙，驾鸾凤，居处不与人同，但他们或哀怨缠绵，或威严冷酷，或温柔妩媚，或痴情寂寞的感情则与人同。

其次，在塑造艺术形象时，《九歌》善于把心理刻划和环境气氛描写和谐统一起来，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

如写山鬼久候情人不至一段，诗人把女神的烦乱痛苦心境与凄风苦雨的环境交融相衬，真切地表现出了她对爱情的缱绻缠绵。

另外，《九歌》语言清新秀媚，情韵悠远，既自然优美，又绚烂多彩。

《九章》是一组组诗，共九首。

它非一时一地之作，一般认为，《橘颂》是屈原青年时期的作品，《惜诵》作于被谗而尚未放逐时，《抽思》作于放逐汉北时，其它六首是放逐江南后所作。

《橘颂》通过对橘的特质和形象的拟人化的象征描写与赞颂，寄托了诗人秉德无私、横而不流的崇高志节，开了后代咏物言志诗赋的先河。

全诗情调激昂乐观，无失意之悲愤，又基本是四言，“兮”字在句尾，显非屈原后期之作。

《抽思》、《哀郢》，是倾诉对郢都的怀念和忧国忧民的感情的。

后者写于顷襄王21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后，忧思之情比《抽思》更深切、更沉痛。

《涉江》、《悲回风》、《怀沙》，写诗人艰辛悲苦的流放生活中，因谗见斥的愁苦心情和死不变节的志向的。

尤其是《涉江》中对他流放路线的记述，具有重要的传记史料价值。

整体看，《九章》是一组政治色彩浓重、感情充沛的抒情诗，它的大部分篇章是屈原斗争经历的纪实。

诸诗在写法上，多直抒怀抱，写实多于幻想，注意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刻划反映诗人的爱国思想和高尚情操。

语言华美生动，感情激烈奔放，结构跌宕有致，情景交融。

屈原比较重要的作品还有《天问》。

《天问》是仅次于《离骚》的第二长篇，计370余句，1500多字。

它以反诘的形式，一连提出170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古史传闻、社会政治、个人生活等，表现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广博的知识，表现了诗人大胆怀疑、敢于批判旧观念和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

全诗以四言为主，颇类《诗经》，又四句一节，通篇用反诘，故能严整中见灵活，参差错落，圆转活脱，无板滞之感，被认为是千古奇文。

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