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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经典题目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民为邦本,固本邦宁。
1、抓好民生之本贵在和衷共济—正确看待下岗失业现象
2、人类智慧的一座“灯塔”-深刻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3、生死抉择的考验—我们党有决心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
4、还需发挥“行政干预”的作用
5、权利缺乏保障是社会贫困的重要因素
6、“致富路”缘何成了"民怨路
7、加大惩罚力度势在必行--由重大矿难引起的思考
8、公务员诚信不仅仅是“私事”
9、刹住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造假歪风
10、讨要工钱何时才能走出“以死抗争”的困境
11、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初探强华公务员
12、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基础教育改革?
13、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
14、莫要“亡羊”才“补牢”
15、严禁教育乱收费通知为何不管用
16、公共管理需要社会化
17、生产安全拒绝“带血的GDP”
18、药品安全人命关天
19、老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放心食品(用上放心药)
20、教育(医疗)乱收费应向谁问责
21、查出了问题就不要放过
22、政府办好事莫忘依法行政
23、莫把办实事变成官员表演秀
24、“让人民满意”最体现执政能力
25、教育乱收费也伤害了孩子
26、依法打造执政新形象
27、考场不是市场
28、别把百姓当“白鼠”
29、给子孙留点什么
30、社会公德与你我有关
31、教育乱收费应向谁问责制?
32、安得广厦千万间-----加强经济适用房建设与管理
33、“救死扶伤”白衣天使的天责-----浅谈加强医德建设
34、再塑园丁形象----浅谈加强师德建设
35、还老百姓知情权-----浅谈价格听证制度的完善
36、变暗补为名算--------浅谈公务员住房货币化改革
37、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不容改变-----浅谈中国医疗体制改革
38、树立社会荣辱观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9、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浅谈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40、做一名普通劳动者---浅谈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
41、伸手必被捉----浅谈治理商业贿赂
42、裁判员应以“公”字为先---浅谈政府的监管职能
43、医药事件频发谁之过
2010,世界经济风险知多少
碳交易:
定价权背后的博弈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路在何方
领导干部要警惕“偏入为主”
透过普查数据看经济
教师绩效工资改革喜忧参半
“七连冠”背后的启示
倡导绿色出行政府责无旁贷
拒绝“城市二元化”
自行车,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发展现代服务业正当其时
中国,应保持发展中的清醒与理智
民生视角看医改
“贫富班”现象背后的隐忧
面对挑战,中国大片何去何从
温家宝总理曾说过,“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没有科技创新,中国只能重复低水平的劳动,“中国制造”永远上升不到“中国创造”,中国的发展必然受制于人。
中国,应保持发展中的清醒与理智
——访中国前APEC高官王(山禺)生
本刊记者王鹏权
1月10日,海关总署公布:
2009年中国外贸出口达12016.7亿美元。
而根据德国批发和外贸协会的估算,德国2009年出口总值为11700亿美元。
据此有报道称,这意味着中国将取代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同时有人预测,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时间,西方媒体又开始对中国说三道四。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如何回应世界对中国的“刮目相看”?
围绕着中国是新兴的发展中大国,还是已成“世界超强”的争论,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前APEC(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嵎生。
现在不宜进行国际攀比
半月谈: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
中国发展速度之快,成就之巨大,您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一定深有体会。
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
王嵎生:
几十年的发展成绩喜人、催人奋进,我在外交工作中有深切的体会。
过去在国外,总有人问我:
“你是日本人吗?
”我有时会生气地拿身高说事,问他们:
“你见过有这么高的日本人吗?
”现在他们见到我总是笑脸相迎地说:
“您是中国人吧!
”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巨大变化令世界刮目相看。
这种成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体中国人民努力的结果,也与时代变迁和国际形势变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
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中国人感到自豪,鼓舞士气,提振信心!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的人均GDP刚超过3000美元,还只是日本的1/10,与美、德、英等人均GDP三四万美元的国家存在更大差距,即使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差距。
作为生活水平另一个指标的城镇化水平,中国与发达国家也无法相比。
当前支撑我国高速发展的仍是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模式,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积累了很多问题。
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贫富差距,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更加内敛,更加注重解决自身不足,而不是进行国际攀比。
中国人应当客观看待自身发展,保持理性与清醒。
专家学者和媒体更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要提醒国人不能飘飘然。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四个“一定”时首先就提到“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
”这绝不是无的放矢。
半月谈:
温家宝总理曾说过,“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
您认为,中国应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建立稳定的核心竞争力?
王嵎生:
首先,从大战略来讲,中国需要制定既适合本国国情、又符合时代潮流的战略和政策,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无国界传播的历史机遇。
第二,中国必须走科技创新的道路。
没有科技创新,中国只能重复低水平的劳动,“中国制造”永远上升不到“中国创造”,中国的发展必然受制于人。
第三,要学会并用好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趋利避害,力争主动。
过去,我们一直在片面强调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实际上,“融入”这个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国际经济体系的游戏规则都有利于发达国家。
要扭转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国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国际经济制度的变革。
第四,要充分利用新出现的机遇,为我所用。
比如,IMF特别提款权改革、中国-东盟自贸区、上海合作组织,以及正在酝酿的东亚共同体,都为人民币逐步有序的国际化提供了良好机遇。
不要陷入西方话语权的陷阱
半月谈: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要求中国向IMF捐资救助他国和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日高。
中国政府在践行“负责任大国”承诺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您对此有何评价?
王嵎生:
中国责任论是西方话语权的产物,它的潜台词是说中国以前不负责任,这是严重不符合事实的。
新中国从成立开始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上世纪50年代,在反帝、反殖的时代潮流下,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发展中国家独立与发展。
上世纪70年代后邓小平多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支持在APEC营造“大家庭”精神。
现在,中国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和谐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等,都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在具体问题上,从选择性参加维和,到打击海盗、进行必要的反恐合作,中国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世界是有共识的,即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争论的源头是发达国家推脱责任,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责任。
中国积极减排、发展低碳经济,本身就表明了中国负责任的态度。
2009年底的外贸数据显示,亚洲对华出口大幅增长,在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泛滥时,中国的需求成为地区经济复苏的引擎。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IMF改革的严重滞后。
当前,IMF最重大的18项议题仍需85%的通过率,美国和欧盟的投票权仍然足以对重大议题一票否决。
发展中国家必须推动IMF按照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原则进行改革,改变发达国家一票否决的“霸王条款”。
半月谈: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并开始运行。
针对这个发展中国家建立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外界产生了种种猜测,您如何评价与回应?
王嵎生: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一体化相对滞后。
东亚自由贸易区是东亚共同体的第一步,而中国-东盟自贸区作为东亚贸易区的开始,意义很大。
对此,西方国家不必紧张,东亚经济一体化不是排他的。
除了自贸区,东亚地区还有涵盖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形式,比如东亚峰会。
和过去不同,日本现在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变迁的需要,适应了日本自身重新定位的需要。
因为日本想拉开和美国的距离,强调其自身的生存空间在亚洲。
美国在东亚有传统的利益和影响,我们欢迎美国在构建东亚共同体过程中以某种形式发挥积极作用。
但现在有些美国媒体强调,美国是东亚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成员,甚至宣称加入东亚共同体的目的是在维护和加强在这一地域的重要地位,这是亚洲国家难以认同的。
我们不反对美国以10+1、东亚共同体对话国的形式参与,但是美国要主导这一共同体是不可取的。
要实现东亚共同体的战略目标,必须循序渐进。
欧盟也是先从煤钢联营等具体领域合作起步的。
我们可以从能够合作的领域起步,比如环保、能源、金融等领域。
为强化本区域防范风险和应对挑战能力而达成的清迈协议实际上已开始发挥作用。
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辩证的统一
半月谈:
正如胡锦涛主席在2010年新年贺词中所言,“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金融危机发生后,G20发挥的作用反映出新兴国家国际地位的上升。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曾多次明确表态:
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
在外交领域,中国应该怎样适应新形势?
王嵎生:
从G7到G8,2005年到G8+5,再到G20,这是时代变迁推动国际力量对比加速变化的结果。
它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G8+5时期,G8仍占绝对主导地位,5国仅是“被加进去”的对话国。
最开始所谓“+5”不过就是个工作午餐,且议题也要由G8决定。
到2008年的洞爷湖会议,5国开始主动设置议题,参会时间也得到延长。
现在的G20会议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某种程度上平等对话的场所。
G20地位加强表明,发达国家已经承认很多国际问题的解决必须与新兴国家进行协商。
但是,对有些舆论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如:
G20的核心是G2(中美)、推动中美共治世界利大于弊、中美两超引领的多极秩序已经形成、中国军力世界第二等等。
一来,事实并非如此;二来,这些观点容易刺激国内本来已经存在的浮躁情绪;容易使国际上的友好人士、友好国家产生误解;容易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生不切实际的期盼;容易给西方尤其是美国提供向中国施压的借口;容易引起俄、印、日等邻国的猜疑和担心。
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然要坚持韬光养晦战略,增强积极有所作为的意识。
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辩证的统一。
过分强调韬光养晦,容易陷入无所作为和被动;过分强调有所作为,容易自不量力,引火烧身。
随着综合国力提升,中国应当更加“有所作为”的领域集中在:
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安全和其他核心利益;构建和谐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包括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当前主要表现为国际金融秩序;积极援助贫困国家和弱势群体;主持公道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强权政治。
编辑:
古文洪
转型,是一种生长
《半月谈》2010017期作者/本文总字数:
2003字
苏北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迎来一个崭新的转型时代。
这转型的内涵是什么?
看经济模式,是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拉动;看城市成长,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提升;看产业发展,是从要素依赖走向创新驱动。
这转型的动力在哪里?
压力就是动力。
压力来自“三个倒逼”: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倒逼,美欧经济正在经历一次“再工业化”的旅程,给中国制造平添了更大的压力;中国经济要素红利流失的倒逼,土地、资源、环境、人口等基本要素的优势已见明显弱化,高端的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尚远远不足;社会公平诉求、民生权利保障的倒逼,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催生着全新的发展需求。
这转型的道路怎么走?
实践的探索不断,但转型的盲区也不少。
不少地方的官员,做工作报告,写转型文章,订发展规划,都少不了一些热词汇、新概念、大目标,互相攀比着几年建成一个“未来之城”,几年再造一个“创意新都”。
基础差点的,连转型的字面意思都没吃透,就忙着喊口号,贴标签,什么都往这个筐里装,装得越多越好;条件好一些的.则跟着忙乎弯道超车,腾笼换鸟,结果呢?
倒是弯道熄火的不少,鸟去笼空的也有;一些领跑在前的,由于心大切,步太急,发展思路不清晰,核心技术不掌控,国际市场不认识,就竞相增加风电装机容量,抢着上马光伏电池产业,纷纷推出创意产业园区,很快便出现了新一轮产业同质化竞争现象,浪费着资源,过剩了产能,锁定在低端。
有业内专家感叹:
再大的产业,再多的资源,再好的前景,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这转型是什么?
不是运动,而是生长。
生长是有根的,根在何处?
根在资源的优势。
发展转型是共同的,产业升级是共同的,创新驱动是共同的。
但是,毕竟每一个地区的发展进程不一,资源禀赋不一,人文背景不一,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为什么非要同刮一阵风、同挤一条道呢?
苏南无锡立足人文环境和经济成长优势,走“和而不同”的转型路径,引进海归博士施正荣,强势开拓太阳能电力新能源,推动中国光伏产业进入世界最先进者行列;搬来领军人物刘海涛,定位“智慧产业”的发展,抢先进入世界“感知城市”的第一方阵。
转型转出了差异化、特色化,也转出了新的增长极、新的竞争力。
根在市场的活力。
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寻找其中的奥妙,政府强势主导有目共睹。
但是,转型的深入,恰恰要以政府职能的深刻转换为前提,以市场功能的充分释放为动力,更多地依靠企业家的变革精神,依靠劳动者的素质优化,依靠市场化的倒逼机制。
政府自应有所作为,但应着力于产业政策的引导、市场制度的建设和高端要素的供给,顺势而为,市场主导。
一边举着转型的旗帜,一边还是传统的路数,停留于强力干预和行政问责,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或是南辕北辙。
根在产业的基础。
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绝非意味着摒弃传统产业:
大力倡扬中国创造,绝非意味着逾越中国制造。
传统产业、中国制造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动力引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立身之本:
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就业压力沉重,绝不能轻言弃守产业链中的低端环节,尤其是传统的中小企业,是激发经济活力、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还当为它们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创造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要深深植根于既有的产业基础,并以中国创造去提升、改造、拓展中国制造。
产业转型,更多地要注重提升附加值,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拉长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研发、设计和品牌、物流的两端延伸;占领制高点,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中实现转型升级。
根在体系的支撑。
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制度改革的跟进,需要人力资本的开发,需要创新能力的培育,这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
想一想近年来社会舆论对新一轮改革再出发的期盼,多么急切!
然而回望现实,在特殊利益集团日益坐大的境地中改革进展又何其艰难?
想一想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情景,为了抢占市场先机,为了分享政策优惠,多有企业投机取巧,“拿来”几个国外的零部件,移花接木,拼拼凑凑,就敢堂皇贴出“自主创新”的标签,这跟转型需求相去又何其遥远?
根深树盛叶茂。
看一看浙江这块土地上的创造吧!
“安吉道路”:
放弃了近300亿元的高消耗、高污染类投资项目,换来了青山绿水,换来了全县白茶、笋竹、旅游等生态产业的一片兴旺景象:
“新昌道路”:
一个资源贫乏的山区小县,坚持实施“人才战略”,竟然培育出了一批在国内甚至全球细分市场上的“隐形冠军”:
“义鸟道路”:
嫁接文化创意企业,给小商品市场带来了一场产业革命,终于走出产品档次偏低、缺乏核心技术和企业原创薄弱的困境……果真是万千气象,遍地英雄。
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定性:
少一些乱折腾,多一些创造力;少一些应景赶潮,多一些敢闯敢试。
如此,方能走上转型的正道,方能期望转型的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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