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安一中校本教材诏安侨胞与台港澳同胞历史组王正宝诏安地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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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安一中校本教材诏安侨胞与台港澳同胞历史组王正宝诏安地处
诏安一中校本教材
诏安侨胞与台港澳同胞
历史组王正宝
诏安地处东南沿海,有着交通海外的便利条件。
先民出国,可溯至唐末,而到台湾垦拓,则起于元初,之后数百年,县人飘洋过海往异国他乡谋生,“历禁而不能止”。
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开放华工出国,西方殖民者在厦门、汕头设立“卖人行”,更有大批贫苦县民应募到东南亚及美洲当“契约华工”。
其时,开始有人移居香港。
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移民中断,相反,却有众多惨遭战火洗劫的东南亚华侨辗转回乡避难。
战后,华侨多返回侨居国,同时,县人也有不少到台、港、澳求职。
新中国成立后,出境定居人数大为减少。
诏安设立侨台事务机构,人民政府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维护“三胞”合法权益的政策,并妥善安置归国难侨。
“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归侨和“三胞”眷属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落实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做好接待联谊工作,为“三胞”创造适宜的投资环境,回家乡省亲谒祖、观光投资、赞助公益事业的“三胞”络绎不绝。
1996年,全县“三胞”约102.2万人(其中台湾同胞75万人、香港澳门同胞0.4万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县内归侨、台籍同胞和“三胞”眷属21.8万人。
梅岭镇、秀篆镇分别为主要的侨乡和台胞祖籍地,建设农场、梅洲侨场分别为印尼、越南归侨集中安置地。
1978~1996年,全县共接待“三胞”25万人次。
第一章 侨 胞
第一节 出 国
唐僖宗年间(874~888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当时黄巢义军至漳泉一带,诏地有人加入。
义军失败后,一部分诏籍将士前往苏门答腊(印尼)、安南(越南)、石叻(新加坡)一带。
宋代,随着梅岭港海运业的发展,海商有的长期“住番”于蓝里(苏门答腊属地)等商埠,亦有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乘货船往南洋谋生。
宋末元初(约1275~1282年),南诏张达和陈植、陈格兄弟率兵勤王,护卫幼帝赵昞流徙于崖山,寡不敌众,终为元兵所破,其残部有的远遁南洋。
陈吊眼领导的畲汉抗元义军,亦兵败南诏境内白叶峒附近。
元军进据南诏后,对诏地民众大肆血腥镇压,抗元将士的乡亲、宗族受害更甚。
在此境况下,不少人逃亡安南境内的占城、交趾或流徙他国。
以后,元世祖忽必烈数次在东南沿海招募兵勇,远征爪哇、安南、缅甸、暹罗等东南亚国家。
邑人被召充当水手者不在少数,到南洋后有的便借机逃匿他乡,成为侨民。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为防拒倭寇,朝廷严令“海禁”,梅岭港一带望海为田的生民,生活来源断绝,有人只好铤而走险出走南洋。
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解除,诏人取海道出国的逐渐增加,其时“贩吕宋者,或拆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佣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
清初,诏安参加郑成功部队和天地会的人,有的随军到台湾,也有不少人走出国门。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实行“海禁”,进而颁下“迁界令”,逼迫界内居民一律迁入内地,“诏自悬钟以至五都铜山皆虚为地”,县民流离失所,一些人便设法外逃。
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海禁方除,海外贸易恢复生机,庶民过洋谋生听便。
以后,出于政治的需要,时禁时开,诏安民间出国亦时伏时起。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到中国招募廉价劳动力,“船租免出钱,契约抵八年”,陷于困境的民众将卖身当契约华工视为一条生路,这在介于开放商埠厦门、汕头之间的诏安尤为突出,清代出洋人数远远超过元明的总和。
深桥镇溪南村的陈永源,就是于同治六年(1867年)卖身给人贩子,被贩运到古巴采矿,8年期满后与当地一土籍女子结婚,光绪十八年(1892年)举家回国定居,而其子女后又陆续出洋到古巴、泰国谋生,在那里蕃衍生息。
自民国元年(1912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诏安连年兵灾匪患,治安混乱,经济凋敝,群众只得谋求出洋另找生计,从而形成出国的高潮。
这一时期,县民过洋的近4万人。
其中,有破产的农民,也有逃债的商人和失业的工人及知识分子,以男性青壮年居多。
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日寇南侵,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群岛先后沦陷,福建沿海海上交通受阻,不再有移民出国,相反却有不少惨遭战火洗劫的东南亚华侨从陆路辗转回乡避难。
抗战胜利后,大批归侨返回原侨居国。
由于战争伤痕深重,大多数侨胞沥血流汗积累起来的产业被洗劫一空,家乡亲人是“等信者多,出去者少”。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政府到处抓丁、派捐,人民生活困苦,而东南亚国家正值经济重建,需要劳力,诏安又有人陆续过洋,截至1949年,全县在国外人数逾5万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南亚各国相继采取限制华人移民入境的政策,而随着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人们安居乐业,只有少数人为继承产业申请出国,以后一些东南亚国家出现排华事件,出国定居的人更少。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怕受“海外关系”牵连,少有人敢申请出国探亲或定居。
1949~1979年,全县出国人数5人,其中迁往新加坡3人、美国1人、澳大利亚1人。
以后政府放宽公民因私出国的限制,简化审批手续,诏安在国外有亲属的公民申请出国探亲定居的有所增加,也有一些人申请自费出国留学。
1980~1996年,全县出国人数60人,分别迁往美国、新加坡、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日本、泰国、越南等国。
第二节 分 布
诏籍华侨,古代主要分布在泰国、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文莱、缅甸、菲律宾,以出卖劳力为主,受雇开矿、筑路、垦植及当其他杂佣工,少数人则以收购土特产、推销日用货品为业,往往是聚族或聚乡而居。
清道光年间,诏人田考只身到马来亚,先在煤矿当苦力,后移往沙捞越古晋经商并采金矿,乡亲多去投靠他。
古晋的“诏安路”因住有诏籍华侨3000多人而得名。
清光绪年间,诏人沈尾龟、沈亚屐到泰国,在北柳乌树巴垦植,数年后又创办商号,赴泰宗亲不少在乌树巴落脚,时有“沈厝市”之称。
随着清末契约华工的出现,华侨除东南亚一带外,还散居在古巴、秘鲁、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及非洲一些国家。
近代华侨,在东南亚一带的,几乎分布于所有的行业,以橡胶、椰子、木材、蔗糖、大米、咖啡、烟叶、麻、金、锡、煤的生产经营为最多。
若以工商业比较,则经商为多,务工次之。
一些资本较丰裕的诏籍华侨,在经营商业的同时,又办农、林场或办工矿业。
南洋之外的诏侨,则大多为契约华工,他们基本丧失人身自由,被迫从事繁重劳动,受着残酷的奴役和剥削,大多数人直到血汗被榨干,老死异邦。
1960年后,诏籍华侨及其后裔大多加入所在国国籍,现代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亚洲的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老挝、越南、柬埔寨、文莱;美洲的美国、加拿大;欧洲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典;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
所在国中穷乡僻壤,莫不有之,然以聚居大都会者为多。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加之遇到战后经济发展的良机逐渐脱颖而出,在东南亚各国的事业呈多元化。
1996年,诏安籍华侨、华人267957人,其中华侨17094人。
表34-11996年诏安籍华侨、华人分布情况表
国 别
登记户数
华侨华人总数
其 中
华侨人数
华人人数
新加坡
1247
76305
849
75456
马来西亚
1125
78540
8013
70527
泰 国
1234
88358
7958
80400
印 尼
137
8579
123
8456
美 国
68
3244
69
3175
越 南
160
8013
50
7963
加拿大
29
1014
8
1006
柬埔寨
8
443
7
436
文 莱
12
136
2
134
澳大利亚
6
158
2
156
英 国
33
1969
2
1967
瑞 典
5
304
3
301
德 国
2
106
106
缅 甸
12
401
1
400
法 国
4
187
5
182
新西兰
2
65
65
菲律宾
3
123
1
122
老 挝
1
12
1
11
合 计
4088
267957
17094
250863
第三节 业 绩
一、开发实业
早期出国的诏安侨民,大多从事生产建设,是侨居地财富的直接创造者。
清道光年间,乡侨田考和吴秀水分别移居沙捞越和新加坡,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到晚清时都拥有农场、矿山等产业,在当地实业界出类拔萃。
李庆标初在仰光一家碾米厂当会计,1900年自办碾米厂,数年后,“庆标碾米”跻身仰光十大碾米厂行列。
20世纪初,旅马华侨田旱平在古晋已有大片林山并经营木材加工业,陈大荣、沈耀坤、沈招祥则在尼亚坡联营酿酒厂、橡胶园、燕窝山。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印尼的制糖业,缅甸、越南的粮食加工业,马来西亚的硕莪粉加工业、木材加工业、海洋捕捞业及泰国的水产业中,乡侨的从业人数较多,贡献也较为突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百废待举,诏安海外乡侨与当地人民一道,克服困难,再建家业。
泰侨许秀峰在原经营橡胶业的联成公司基础上,招股增资,易名万成股份有限公司,置建橡胶园和炼胶厂,由于产品适应战后的广泛需求,销路大开,公司一跃成为泰国橡胶业的佼佼者;马侨沈庆鸿与人在古晋买下大片森林,创办和丰火锯厂,后又与乡友田绍熙办起安联福造船厂等,沙捞越州政府为志其突出贡献,还把一条街道命名为“沈庆鸿路”;新侨许木泰于战时冒险救助驻新加坡一英国官员越狱,光复后,回任新加坡要职的这位英国人多方图报,加之许氏多年的建筑资历,在本土战后重建中,业绩显著,其兴利建筑有限公司业务还迅速向马来西亚、印尼和香港等地拓展;泰侨王流溪创办的暹罗铁业有限公司和王源兴印色哔厂有限公司,为曼谷大型跨国企业,曾两次荣获泰皇颁予的一级白象勋章;泰侨沈云成、沈云豹、沈云彪与美国、日本客商合办运通国源贸易有限公司,下设一厂、二厂,主要生产制冷压缩机,进出口业务遍及五大洲;还有泰侨沈镇海的银星电子有限公司、沈桂阳的祥隆兴有限公司、陈克龙的宜泰纸业有限公司、沈荣忠的挽巧永和隆木业、张祥生的两合公司属下的泰生树果粉厂、泰生农场、泰生汽油等企业都具有一定的规模效益;马侨林钦耀、林钦荣兄弟合办的海伟棕油厂,是集棕树种植和棕油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家族企业,促进了马来西亚棕树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出口创汇;新侨杨柳江的大东亚(私人)有限公司生产的青草油和胃宝散等药品,在东南亚长销不衰。
新侨陈幼玉的电脑安装公司也不断发展壮大。
70年代以后,华裔开始崭露头角,如马来西亚叶发经营的巴山港口建筑公司,沈泽馥经营的和丰火锯公司;新加坡李建兴经营的益时佳集团公司;泰国沈承鑫的沈氏油轮船联合有限公司,沈炎龙的新裕隆两合公司,沈炎松经营的振发丸粉无限公司和沈镇海、沈镇河经营的泰国饲料实业(大众)有限公司;印尼棉兰沈达隆、沈国隆、沈桂隆3兄弟经营的帝达亚美海产公司、农林水综合场和业成公司,棉兰涂添发经营的汽车安装配件制造厂和德国奔驰车经销总代理,均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二、拓展贸易
早期出国的诏安侨民,部分从事商贸,促进当地商品流通乃至国际间贸易。
19世纪末,田考在古晋办田振安有限公司,其行铺店舍占据古晋市区整整一条街,并在沙捞越的诗巫、木胶、达叻、民都鲁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吴秀水在新加坡商号集中的直落亚逸街开设万安贸易商行,经营土特产进出口业务,并自备7艘小货轮,航行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北婆罗洲之间。
田考、吴秀水去世后,后人田祈顺、吴世奇继承基业,加以发扬光大,在侨居国享有盛誉。
游子光先在泰国农村收购农产品,继而在曼谷开设土产商行及酒坊。
20世纪初,邑人在国外经商的以马来西亚为多,在古晋有田贵宗开设经营土产的共济公司,沈云虎经营神品的大丰号,还有经营杂货的荣茂、建源、永昌、顺发隆、顺利隆等商号,昔加木一带以振安街为主,形成较大的诏安人商业群;在美里有经营土产日杂的福利、源源、义兴、长兴、建安、陶兴、祥安等商号。
其次是泰国,在曼谷有沈万成、沈永居、沈俊元等开设杂货商行,北柳乌树巴也有众多诏安生意人集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乡侨商号较具规模的有马侨田绍熙的美山实业(私营)有限公司、沈福源的茂兴有限公司、沈振川的振川贸易公司、沈瑞云同沈济宽合伙经营土特产进出口的集兴公司、涂雅福经营的房地产贸易商行、许春成经营木材出口的许氏贸易公司;新侨谢镛长期任主席的亚细亚配货人理事总会和全国配货人理事会、李金声经营建筑材料和五金船务用具的胜发商行、沈烈周与友人合创的美大杂货行;泰侨许秀峰在陶公府开设的圃园百货店、沈楚池在曼谷开设的亚洲有限公司、黄友良开设的超尘两合公司和友良商行、沈水平开设的两利泰汽车电器商行、沈海利水产商行和沈海利煤气公司;日侨张廖富源创建的江兹贸易株式会社;文莱杨细桂的永平号商行等。
70年代,马来西亚的拉老坡、楮坡、尼亚坡、直务鲁等地和泰国的曼谷、北柳、也拉府等地,乡侨为繁荣当地市场起了不少作用。
到80年代后,一些海外乡侨的公司已发展为跨国商企,一些华侨如黄友良、李建兴、田绍熙的企业已发展为集团,也有一些华侨华人开始介入新的商业领域并在其中占有可观的业务量,如泰国沈通堪的他那荣汽车行。
不少华裔也在崛起,马来西亚涂仕光经营通讯器械和许天顺经营电器设备,在所在国同行中名列前茅;泰国陈嘉春经营化肥公司、建材行、酒楼、枋廊等6家企业,自备码头,有汽车100多辆。
三、服务社会
诏安乡侨从事社会服务业的人数次于工商业,经营项目多种多样。
生于清同治年间侨居新加坡近20年的田伯良,医术精湛,著有《增广病机汇论》。
1915年后,新加坡乡侨办起合安、和安、瑞安、天安、震安、益华兴、成兴等信汇局,沙捞越也办起南市信汇局,与诏安、汕头等侨信局配合经营,主营银信汇兑,并办理乡侨回乡票务。
1919年,县人张尧明到柬埔寨金边挂牌行医,因治好国王女儿的痼疾,御赐金质勋章,并被聘为皇室御医。
1922年,他出任华侨联合创办的五帮医院院长,历任9年,多次得到王室和侨团的表彰,他一生著有《疯人医鉴》、《德章仿方选》、《医术与医德》等10多部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乡侨还创办有酒楼、客栈、会计馆等,有的乡侨则从事裁缝、理发、修理及做人力车夫、佣杂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乡侨经营服务业的范围和规模有所拓展。
泰侨涂祥发在曼谷开办航运业,自置码头,并逐步拥有轮船上百艘;马侨沈庆鸿在古晋创立广利银行,又与田绍熙在古晋合组沙捞越运输有限公司,拥有大型巴士百余辆,于第一、二、六省设有分站;同时,乡侨黄来禄也在美里兼营轮船驳载,使当地水陆运输条件得以改善;新侨陈晋昌承继其岳父的合安汇兑信局,业务蒸蒸日上,进而办成合安旅运私人有限公司,经营旅运、汇兑、批信业务;泰侨沈天河在曼谷为患者诊病,又创制以“五蜈蚣”为商标的中成药,行销东南亚,1954年,投资创办沈天河药行;对中医学颇有造诣的张惠群也在北柳府开设济安堂药行,后被选任泰国中医总会理事长,在泰国传播中国传统医学。
60年代,沈泽新在马来西亚美里与人合办马英保险有限公司,杨振清、沈光明在古晋分别开设益民、美美保险公司。
同时,马侨沈荣明的会计馆,田顺隆的眼镜行,沈泽孝的测验馆和许毓德、沈耀庆的旅运社也开业。
80年代,一些乡侨在律师行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泰侨高梧桐,为皇家大律师,曾担任泰国特级法律顾问、泰国律师院院长等职,在泰京开办高梧桐律师事务所,数次代表泰国率团出访;沈兆鳄、沈兆鸰、李文龙则是新加坡三大律师;马侨陈仁国开设会计师事务所、会仪公司、陈氏税务商服务公司,沈道宝开设律师馆等;泰国华裔沈新鑫创办沈海成远洋轮船有限公司并经营曼谷汽车交通公司业务,业绩显著;在美国有沈友杰创办星罗加州医院和黄俊英在旧金山自办医院。
四、兴办教育
华侨素有重教兴学的传统。
1906年吴世奇联络其他侨领在新加坡倡办道南学堂,110位侨胞捐资5万元叻币兴建校舍,吴氏出任该校总理,后又派人护送侨生就读南京大学,开新加坡华人教育及华侨子弟回国求学之先河。
乡侨沈士基于1922年在新加坡创办丹诏学校;马侨则集资创办昔甘玛启智学校。
此外,许多诏籍乡侨还参加其他建校办学捐款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乡侨中有不少人从事华文教育。
陈少苏曾任马来西亚的模范学校槟城中华学校校长,涂渺沧也曾在该校任教。
福建学校是古晋办学最早、规模最大的华校,设中小学部,吴锡章、林从周先后任该校校长,沈济宽曾任该校训育主任。
在他们的努力下,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学生达千余名。
不少外省华侨也慕名送子女到该校读书。
林仲姚、吴鹏飞、沈文长、何耀文曾任马来西亚的小学校长,吴鹤汀曾在马来西亚宁宜小学任校长和英蓉中华、振华两所小学的教学主任及波德小学校长,后又积极创造条件,将波德小学升格为中学,并连任波德中学校长15年。
他还连续两届被选为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副主席,连续三届任森州教师会主席,也是这两个组织的产业委托人;乡侨韩希琦,曾任荷印华侨学务总会的秘书和雅加达中华总商会的座办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大力倡办华校,战前回国,又将亲友捐赠的数千荷币转送给侨校作办学经费。
1941年,日军占领马来群岛,南洋华校停办。
1945年,日军投降后,古晋中华教育会恢复活动。
林从周被选为主席,沈济宽被选为委员,经召集教育界人士会商,决定华校统筹统办。
翌年,由13个社团组成的古晋中华学校校董会成立,古晋市内先办起中华公学第一至第五校,接着又创办中华中学。
林从周任中华中学校长,沈济宽任校董会副秘书长兼总务主任和中华公学第一任校长。
此外,许秀峰出资在泰国陶公府创办新民学校,沈汉忠多年任泰国挽巧公立思源学校名誉主席,致力传播华文。
新加坡南洋沈氏公会也集资办武德学校。
1953年,新加坡福建会馆倡办新加坡南洋大学,诏籍乡侨踊跃捐款。
1961年,马来西亚颁布教育法令,大部分华文学校按法令进行改制。
有一些华人中学,放弃政府津贴,仍以华文教育为主,教育经费全靠民间华人社团承担。
沙捞越诏安会馆每年支付中华中学办学经费达数千元。
泰国沈伟文博士在曼谷创办伟文社里学校、伟文商业学校,自任董事长。
在华文教育工作者中,有一部分是诏安华侨,尤以马来西亚居多。
沈玉池毕生热心华语教育事业,是沙捞越华文教育的力行者,22年中曾担任小学校长并历任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董事、学务主任、秘书长;吴得先曾先后在槟榔屿的平仪学校、中华女校和新加坡的南洋女中、中正中学、南洋美专任教,致力于教育事业40多年;游可翘曾任雪兰莪巴生中华女校校长;沈保耀任峇南坡中华学校校长;何益周任古晋中华小学校董会主席。
80年代以后,乡侨于大专院校任教的增多。
著名物理学专家林德平、其妻陈世嘉及儿女林蔚、林芳都在美国任大学教授。
沈炳光、黄任芳夫妇在新加坡大学任教授、副教授。
众多华裔都受过高等教育。
马来西亚槟城教师协会顾问许伟乾有4子、2女、2媳为博士,1子是硕士。
诏安海外社团及华侨、华人多年给教育界诸多支持,捐款数目难以计数。
马来西亚的许天平为资助华文教育,不惜倾尽家财,付出一生心血,受到社会尊重,并多次获得国家元首及州、市嘉奖。
五、弘扬文化
诏安移居海外的同胞中,不乏学者、文人、艺术家、新闻工作者。
早期流寓南洋的吴得先为清末贡生,善诗词、工书法篆刻,又弹得一手好琴,著有《清代古文辞论略》、《一琴轩诗草》、《三无宝诗稿》等及论金石、书法的专集。
19世纪末叶,南洋各国陆续办报,不少乡侨受聘于华文报社。
1909年,韩希琦应邀出任印尼最早的华文报《爪哇公报》主编。
1920年,涂渺沧出任马来西亚《南洋时报》经理兼主任。
1924年,林仲姚在涂渺沧的举荐下任该报总编辑。
其时,许靖人因参加国内抗日救亡运动,遭国民党通缉而亡命南洋,主编《星岛日报》。
1930年,林仲姚到新加坡,在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任新闻编辑。
1935年后,谢松山先后任《槟城新报》、《光华日报》、《马华日报》主笔、主编或总经理。
1941年夏,林林以宋庆龄的名义前往菲律宾办报,因太平洋战事未果,便居留中吕宋、南吕宋写作和从事抗日实务,翌年春,到马尼拉主持出版地下抗日报纸《华侨导报》,在动员侨胞抗战、培养抗日活动骨干方面发挥很大作用,被誉为“华侨抗日的一面旗帜”。
1945年日本投降后,谢松山应《南洋商报》之聘,任副刊编辑。
谢氏以“劫后余生”笔名,在副刊连载近百首《昭南竹枝词》,描述日军在新加坡的屠城大检证暴行及沦陷期间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后结集成册,书名《血海》,先后再版3次,共印100万册,创南洋出版界售书纪录。
谢氏并著有《赤雅轩吟草》。
战后,吴鹤汀与吴得先、谢松山、沈庆和、许丽英等乡侨倡组华侨文艺研究会和南洲诗社。
沈济宽在古晋创办《沙捞越时报》,田农任《美里日报》、《诗华日报》编辑。
吴绍葆曾任《南洋星洲日报》社论委员、董事总经理,因参与新—法文化交流活动贡献特殊,荣获法国总统颁发的法国优秀文化勋章。
1963年,新加坡举行首届东南亚文化节,由国家剧场邀请东南亚各国演奏家、歌唱家到星洲演出,由马来西亚婆罗州文化协会理事兼合唱团指挥沈炳光作曲的《升旗山》获创作一等奖。
70年代以后,乡侨在文化界也有不凡的表现。
谢镛任新加坡记者协会副主席、新中友好协会主席,对新加坡的新闻事业和新中两国文化交流有所建树。
沈炳光、黄任芳夫妇在新加坡文艺界颇具知名度。
1974年,沈炳光应邀任新加坡教育学院音乐教授兼国家剧场作曲导师,以后多次出席亚洲作曲家联盟大会年会,发表歌曲100余首,其中10首被新加坡广播电台录制成沈炳光专集播送,《月华照千里》等8首独唱曲由电视台录制播送。
1980年,新加坡成立国家剧场写曲人协会,沈炳光荣膺副会长。
黄任芳是星马文坛的女作家,曾在不少报刊上发表过游记、散文、小说、诗歌等作品,其诗作以描写细腻、内涵深邃、韵律优美著称,被广采为歌词,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诗歌集、广播剧等,小说《都市之梦》荣获马来西亚沙捞越华文作家协会举办的首届东马华文艺创作比赛优胜奖。
1985年新加坡“维多利亚音乐会”演出《狮城云晓》大型歌曲,沈炳光作曲,黄任芳作词。
祖籍诏安的许金龙大师多年担任泰国佛学院院长,在东南亚佛教界颇具影响力。
新侨涂宗发长期任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经理,马侨田英成曾任美里《诗华日报》主编。
还有一些乡侨对文艺社团也热心参与。
马来西亚槟城艺术学会主席许伟乾,新加坡潮剧联谊社社长杨柳江,新加坡文艺团体文化活动委员会主席陈田启,围棋协会会长田银河都作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六、参与政务
诏安籍侨胞在侨居国被委以官爵职衔,参与社会行政事务的层出不穷。
1898年,吴世奇被新加坡当局委为保良局局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奉清廷之命出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他也是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商务总会的倡办者,并获选为该会第一、三届总理和第二届副总理,对新加坡经济、社会的发展多有建树。
1907年,田祈顺被沙捞越国王任命为“甲必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关心和维护华侨利益,1911年病故时,国王下令降半旗致哀,备享殊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华侨与所在国人民一起共建家园,同赴国难,乡侨田承凯、林志贤、黄南海、沈桂馥、沈文亮、沈庆宗、陈仁国、柯寿祥等被推选为马来西亚州、市议会议员,沈松桥、陈晋昌等也曾荣任新加坡区属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还有不少乡侨受封为“太平局绅”。
他们热心为民众代言,为当地政府提供合理化建议。
新加坡乡侨林碧梓,曾任新加坡自治政府市议会总行政官、国家水务部长,他以两次留英、留美深造的学识,为新加坡的水利事业和经济建设做出贡献;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议员第一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沈庆鸿,1974年随拉扎总理来华参加中马建交签字仪式,又曾率团来访,受谷牧副总理接见;由许木泰任总领队的新加坡射击队于1974年和1980年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邀请来华,在北京、上海、广州进行友谊比赛,抵京后受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亲切接见。
侨居泰京的黄友良于1980年应中国对外贸易促进会的邀请,率泰国中华总商会工商业访问团来华访问考察,受谷牧副总理接见。
80年代以后,乡侨更多地参与国家管理。
泰侨胡树德历任泰国移民部副部长、国务委员、肃贪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邓小平访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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