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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做过私人秘书、乡村教师、报刊编辑等。
其创作以讽刺政论为主,作品多用讽刺、夸张,文笔简洁质朴,于对比中刻画形象。
相比较启蒙运动时期的其他作家,反对封建主义和讴歌资本主义,斯威夫特对资本主义本质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二)文学生涯:
早期:
(1667-1710)
斯威夫特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父亲是英国约克郡一位律师,随兄长戈德文迁往爱尔定居。
但是不幸的是他父亲在他出生几个月后就去世了,而他母亲抚养他到3随后,只身返回了英国,所以斯威夫特是跟着他的伯父戈德文长大的。
1686年,毕业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
1688年,“光荣革命”,而他的伯父也在这一年辞世。
刚刚毕业不久的斯威夫特只好前往英国投在母亲的远房亲戚邓波尔爵士门下,任他的私人秘书,并在那里居住了十年。
邓波尔是个辉格党外交家和散文作家。
在此期间,他负责教导伯爵家中的小女孩艾斯特·
约翰逊,艾斯特·
约翰逊后来成为了他最亲密的朋友。
斯威夫特的一些传记作家认为,几年后他们有可能秘密成婚了。
这一段经历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在任秘书的先后十年,他始终没有得到赏识。
所以为了找一份更满意的工作,斯威夫特两次返回爱尔兰。
第二次回去时(1694–96年),他担任了英国国教会教士之职,并赴爱尔兰任基尔鲁特教区的牧师。
1969年,他再度被召回摩尔庄园为邓波尔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书的战争》和《一个木桶的故事》,这两部作品于1704年同时发表。
当1699年邓波尔去世后,斯威夫特返回爱尔兰,并成为都柏林附近拉若卡地区的教区牧师。
艾斯特随同他迁往都柏林,和一个女监护人在一起,一直到去世。
虽然她与斯威夫特关系密切,但据说没有一次两个人单独见过面,女监护人总是不离左右。
对他们的奇特关系有各种猜测,但普遍认为那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之后斯威夫特成为了伦敦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也成为辉格党宣传者约瑟夫·
阿蒂森和理查德·
斯蒂尔的朋友,并开始为斯蒂尔的期刊《闲谈者》写作。
到此时为止,斯威夫特一直是拥护辉格党的。
《书的战争》是一部戏仿英雄史诗的作品,全称为《上星期五在圣詹姆士图书馆里古代和现代书籍交战的详尽及真实报道》。
1692年邓波尔发表一篇叫作《论古今学术》的论文,他推崇古代作品《伊索寓言》和伯伊尔编注的《法拉利斯书简》,认为远非近代作品所能企及。
引来了威廉·
渥顿著和本特利的批评,他们认为时代进步,今人作品胜古人,况且《法拉利斯书简》系后人所伪托。
斯威夫特受邓波尔之命予以还击,写成《书战》。
《书战》一开始,主张现代学问优越的一派意见要求古典著作让出他们一直占据着的文坛顶端地位。
在这种舆论影响下,图书馆书架上的现代书籍就要着手行动来抢占地盘。
但在一场混乱真正到来之前,图书馆一角内的一只蜘蛛与被它网住的一只蜜蜂争执起来。
伊索为它们作了结论,他指出蜘蛛就像现代派,它们从五脏六腑里往外抽丝,编织他们的学问,因此造出的都是粪土和毒素;
而蜜蜂就像古典大师,他们走向自然,取花中的蜜和蜡,为人类带来甜蜜和光明。
伊索的话激怒了现代书籍,于是一场激战开始了:
一边是荷马、品达、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率部,邓波尔统率同盟军;
另一方则由弥尔顿、德莱顿、笛卡尔、霍布斯等为首,他们的盟军是爱挑错的
“嘲弄之神”墨莫斯和持自然神论的“恶毒批评先生”。
斯威夫特以初出茅庐的热情把这场战斗描写的绘声绘色、滑稽不堪。
比如双方激战中,亚里士多德瞄准培根射出一支箭,却射中了笛卡尔;
荷马把龚狄伯尔打翻在地;
维吉尔与翻译他诗歌的德莱顿交手,后者迎战不迭,因为头上戴了顶九倍大的头盔十分碍事。
当然斯威夫特没有忘记他的辩护任务,批评邓波尔的渥顿和本特利败在伯伊尔手下。
改属停在休战会谈上,对争执双方谁胜谁败没有得出结论。
本书虽然预示了斯威夫特后来的讽刺寓言的路数及风格,但却是不成熟的作品,加之是为主人张目,因此批评中夹杂了偏见。
但是作为认识18世纪文化的资料,他还是很有价值的,特别是让我们体味一下当时文坛对古典和当代学问看法上争执的激烈。
《一只木桶的故事》是斯威夫特更为成熟、也更严肃认真的一部佳作。
在该书的前言里,作者介绍说航海在海上遇到鲸鱼,水手们经常抛出一只空木桶,把鲸鱼的注意力引开,免得他撞船。
1651年在霍布斯发表了它主张集权、谈论国家政治和体制的哲学著作《利维坦》。
在书中,他提出教会不应分权,而必须受政权的统领和控制。
斯威夫特用这个标题明显的讽刺了霍布斯和那些他认为利用了教会和政府弱点的人,把他们比作攻船的鲸鱼。
他把自己的故事比作水手掷出的木桶,目的就是将这些人引开,来保护教会。
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个十分简单的寓言故事。
一位老人即将死去,临死之前,他给三个儿子每人留下了一件外衣,还附有不准他们改动外衣的遗嘱。
开始三个儿子没敢违背父命。
然而逐渐的大儿子彼得(代表罗马天主教廷)就在外衣上加缀了许多花里胡哨的装饰,并镶上金边,把外套搞得不伦不类;
小儿子杰克(代表约翰.加尔文、清教和持不同观点的教派)把外衣的袖子和下摆任意剪短,弄得面目全非;
只有二儿子马丁(代表马丁.路德金和英国国教会)没有对衣服做多少改动。
由于意见分歧,马丁和杰克先同彼得吵翻,接着又两人反目。
全书的讽刺锋芒主要针对彼得,也把杰克好好嘲弄了一番。
马丁代表的斯威夫特所在的英国国教会得到了比较正面的描述。
斯威夫特总体上讲是拥护宗教上的中间道路,但是实际上书里包含了大量对教会诸多行为尖锐、严厉的的结论,还有对三兄弟理解遗嘱词句时的诡辩招数的讽刺,以及对神学观点的讽刺。
书中运应了文字游戏、夸张、反讽、含沙射影和揶揄等手法。
而那种尖刻的嬉笑怒骂则预示他在后来《格利佛游记》里表现出的对人类的极度失望和愤恨。
斯威夫特这次把矛头指向教会,同时对于当时贫乏的学术、浅薄的文学批评和社会恶习也予以抨击。
他通过三兄弟的形象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天主教会、英国国教和加尔文教派(英国清教徒)。
他讽刺这些教派都自认为是基督教的正宗,遵照《圣经》的指示行事,事实上却阳奉阴违。
虽然斯威夫特本人是英国国教的牧师,他却能大胆地批评基督教徒的虚伪和无耻。
《桶的故事》是英国启蒙主义者批评教会的重要作品之一。
中期(1710-1714年)
1709年他赴伦敦为爱尔兰的英国国教会请求支持和援助,被那些同情清教的辉格党首脑拒绝了。
由于托利党支持了他在爱尔兰的教会职业,斯威夫特转而投向托利党的怀抱,卷入了党派的斗争,很受托利党首领的器重。
1710年托利党人上台执政后,他担任了拖利刊物《考察报》的主编。
托利党人为大土地所有者,战争对于他们是没有好处的,因此他们为了迎合英国人民厌恶战争的心理,猛烈攻击辉格党人的好战政策。
斯威夫特写了许多揭露辉格党人的贪婪和反对战争的小册子,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同盟国和前任内阁在发动和进行这次战争的行为》(1711)。
辉格党人在18世纪初叶执掌内阁政权,推行反人民的战争政策。
英国和荷兰、瑞典同盟对法国进行长期的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却给资产阶级带来巨额利润。
斯威夫特的小册子唤起英国人民反对战争,坚决要求统治集团和法国缔结和约,对反对战争的英国舆论起了重大影响。
斯威夫特当时所写的政论虽然是为托利党人服务的,但他反对几个殖民主义国家统治阶级争夺权益的战争,却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
他这一段政治经验使他对英国统治集团的贪污腐化和资产阶级的丑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这期间,他结交了一批托利观点的文人朋友。
这也是斯威夫特一生最快乐得以的时期。
并与亚历山大.蒲柏、约翰·
阿巴斯诺特以及约翰·
盖伊创办了斯克里布莱拉斯俱乐部,轮流写讽刺文章,批评学术领域中的弊端和人世间的虚伪。
在写给艾斯特的信中,他对这段伦敦生活做了逐日的详尽报道。
但是斯威夫特对托利党的贡献,并没有使他获得向往已久的处在英格兰的英国国教会的职位。
由于安妮女王的恶感,1713年,托利党党魁哈利只能任命斯威夫特为爱尔兰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主持牧师。
是个打击。
而且1714年托利党政府倒台,断绝了斯威夫特返回英国政治舞台的最后希望。
斯威夫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爱尔兰度过。
晚年(1714-1745)
他后半生定居在爱尔兰,并成为捍卫爱尔兰民众权利、反对英国对爱尔兰盘剥和压迫的坚强战士。
1720年发表了《关于普遍使用爱尔兰货物的建议》,号召抵制英国货,维护爱尔兰发展民族工业的权利;
《布商的信》(1724年),这是以系列信形式发表的抵制英国滥造爱尔兰钱币的文章。
这篇文章令英国统治者又惊又气,悬赏
300英镑捉拿作者。
很多人都知道作者是谁,但没有一个人告发,英国政府被迫取消了伍德的专利,斯威夫特成为爱尔兰民众心目中的英雄。
(爱1723年英王的情妇肯德尔公爵夫人获得了在爱尔兰铸造半便士铜币的特许状,又把它卖给了英国商人威廉·
伍德,赚了一万英镑。
伍德只要用价值六万英镑的铜就可以铸造价值十万零八百英镑的半便士铜币,可获暴利四万英镑。
这对于贫困的爱尔兰人民是严重的威胁。
斯威夫特就化名垂皮尔发表了几封公开信。
他号召爱尔兰人民坚持斗争,一致拒绝使用半便士铜币。
)斯威夫特在晚期的作品中,斥责了英国统治集团的腐朽政治,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剥削本质。
1728年,他写了《爱尔兰状况浅见》。
一年后英国文学史上极富战斗性的讽刺文学作品《一个小小的建议》(1729年)问世。
这篇文章揭露了英国压迫下的爱尔兰那民不聊生的赤贫状况。
在此期间他创作了《格利佛游记》,并于1726年在伦敦出版。
1727年,最后一次去伦敦。
1729年,回到都柏林时,全城鸣钟、放焰火,对他表示欢迎。
尽管斯威夫特威望很高,但晚景很凄凉。
1742年他身患重病,头脑不清,肢体瘫痪,在极度痛苦之中熬过了最后3年,于1745年去世,被埋葬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在遗嘱里他把全部财产捐出来修建一座疯人院。
《一个小小的建议》:
是一篇政论散文,最受读者欢迎,全称《为了防止爱尔兰贫民的孩子成为父母和国家的包袱,为了它们给公众带来利益而提出的一个小小的建议》。
最先出版于都柏林,接着就在伦敦重版,到1732年一共再版7次,仅1730一年里就印了5次之多。
爱尔兰从16世纪后就沦为英国的属国,政治上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密控制,经济上被英国商人和爱尔兰地主双重盘剥。
到18世纪。
爱尔兰状况不断恶化,加上自然灾害,以至满街乞讨,饥民遍野,惨不忍睹。
然而统治阶层不但坐视不救,而且还有一些谋臣献策,加重爱尔兰百姓的负担来解决恶况。
比如当时的“政治算学家”之中有人曾在人民都是“国家的财富”的口号下,公开对爱尔兰贫苦百姓的身价做了估价说“每人可身值30磅,身价与奴隶及黑人平等。
”斯威夫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了一个《小小的建议》。
它以一个忧国忧民的谋臣口吻,反讽的向英国统治者献策,建议把爱尔兰贫民的婴儿卖给有钱人作菜肴,并冷静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评议贫民人口过胜的坏处,周密的计算喂养孩子投放市场的经济效益和其他种种好处,其尖刻犀利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全文:
对于走过这座大城市,或在乡间旅行的人,他们看到的这些景象真是悲凉:
街上、马路上、茅屋内挤满了女乞丐,后面跟着三个、四个或六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向每个路人强要施舍。
这些母亲无法靠诚实劳动谋生,被迫终日游荡去养活那些无助的孩子,这些孩子长大后要么因找不到工作而沦为小偷,要么背井离乡去为西班牙那个觊觎王位者卖命,也许还会卖身到巴巴多斯。
我想所有的党派人士(各方面)都会同意,这些母亲(有时常常是父亲)怀中抱着、背上背着以及身后跟着的数量如此多的孩子,在王国可悲的现状下,将是一个平添民怨的灾难。
如果谁能想出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让这些孩子成为国家的健全有用之才,他将值得公众为他树立雕像,尊他为保国英雄。
这样一本正经,又忧国忧民的开了头,该献策者进入具体的得失分析。
他主张有计划的经营这桩人肉买卖,除去留下少数孩子来传种外,可将其余投放市场,并要保证母亲们在这之前把他们喂得又肥又嫩,他写道:
本王国人口约一百五十万,其中约二十万对夫妇有生育能力,减去三万对有扶养能力的夫妇(目前国家处境困难,恐怕不会有这样多),再减去五万流产人数,每年还会有十二万穷苦的孩子出生。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赡养这些孩子。
这些孩子既不能从事手工业,也不能务农,六岁之前,也难以靠行窃为生。
在目前爱尔兰经济萧条,失业严重,劳动力不被需要的形势下,把孩子养大确实是亏本的事。
我从商人那儿获悉,不满十二岁的男女儿童是没有销路的;
即使达到这个年龄,卖价也不会超过三镑,至多不过三镑零半克朗。
这个价钱对于父母和国家都无利可图,因为孩子的衣食费用至少四倍于此。
鉴于这些情况,再加上我对于这个重要课题已潜心研究多年,也曾仔细权衡各位专家提出的不同方案,我仅谦恭地提出自己的建议:
)
我从伦敦一位来自美洲的见多识广的朋友处获悉,营养充足的健康婴儿,在周岁之际,无论用于烧、烤、煎、煮都是一种味道极佳、营养最高并最有益健康的食物;
而且我毫不怀疑,把它用来做炖肉丁或菜炖肉片也同样合适。
所以我敬请公众考虑:
在已经算出的十二万儿童中,保存两万作种,其中四分之一为男性,这已超出我们给牛羊猪豕之类留种的比例,理由是虽然这类儿童大多非正式婚姻所生,流于粗鄙,但人们不必介意于此,一男仍可配四女。
其余的十万,到周岁时就卖给全国各地有钱有势的人士;
同时向做母亲的建议,最后一个月要让孩子吃足奶水,使其肥嫩,以备筵席享用。
款待朋友时,一个孩子可做两道菜;
而一家人独自享用,仅一块连身前肢或后肢就可各作一道好菜。
如果用胡椒和盐略加腌制,第四天烹煮出来味道异常鲜美,特别是在冬季。
我曾计算,每个初生儿体重平均12磅,养育得当,一年后可达28磅。
我承认,此类食品不免价格昂贵,但也因此更合地主们享用。
他们既已吞噬了多数孩子的父母,当然也最有资格饱餐这些儿童。
婴儿肉一年四季都可产出,但三月前后供应更为丰富。
一位身为法国名医的严肃作者指出,在罗马天主教国家,斋戒节9个月后,儿童出生将多于其它季节,由此推论,届时市场上儿童肉体将供应充足。
本王国天主教家庭出生的婴儿所占比例约为3对1,因此,享用婴儿肉体的一个附带性好处就是可以减少我们人口中天主教徒的数量。
我计算了包括雇农、工人和五分之四的农户在内的穷人儿童的养育费用,连襁褓布在内,每年约为2个先令。
我相信,任何绅士都不会吝惜花费十先令买一具肥嫩的幼儿的胴体。
正如我刚才所说,当款待特殊朋友或阖家享用时,一具胴体可烹饪出四碟极富营养的菜肴。
这样乡绅可成为好地主,在佃户中博得好名声。
而孩子的母亲将免除了婴孩的拖累并净赚八先令,便可做工,直到养下一胎。
应该考虑到,遵循这个时代的节俭美德,婴儿可以剥皮销售。
婴儿皮可用来做女士的漂亮手套和风雅绅士们的凉鞋。
对于我们都柏林市来说,屠宰场或许是实施这一建议的最方便的场所,但尽管可以确信屠夫们不会赞同,我还是提议购买活的婴儿,享用时现宰现做,就像我们烤乳猪那样。
我离题太远,现在言归正题。
我坚信我的极具建设性的意见是最为重要的。
首先,正如我已指出的,这将大大减少已经超出限度的罗马天主教徒的数量。
这些天主教徒正企图利用大量良好的新教徒选择离开自己的祖国而不是在自己的家园违心地交纳什一税给英国国教的牧师的大好机会,选择留下来,以便让自己成为国家最危险的敌人的繁殖者。
其次,那些粮食与牲口被扣押、没收以支付他们所欠地主的租金,从而没有任何财产而陷入赤贫的穷人将会拥有一点自己的财产。
第三,按一个两岁以上儿童每年不少于10先令的抚养费计算,全国将会获得减少10万名儿童的抚养费而节省出来的每年5万镑的股票投资金,这还未包括为王国的先生们介绍美味的收益。
而且,这笔资金只在我们之间周转,投资的商品也完全由我们生产制造。
第四,那些持续稳定的生育者通过出售婴儿每年可获得8先令,这将免去他们孩子出生第一年的抚养费用。
第五,这种食品还可以给酒店带来大量顾客,并促成新的消费习惯。
店主无疑会精明地注意配以适当的调料让美味更加可口,这既提升了烹饪技术,也使食客更频繁地光顾酒馆,给店主带来良好的收益。
那些美食家自会作出公正的评价,而熟练的厨师更会设法满足对美味的奢侈欲望。
第六,这将会极大地巩固婚姻,而婚姻是所有明智的国家要么通过奖赏鼓励,要么通过法律和刑罚维护的。
这还会增进母亲对孩子的关爱与呵护,当她们细心地照料穷苦幼儿的生活时,我们将会看到结婚的妇女成为诚实正直的榜样,因为她们将为市场提供最肥美的儿童。
而男人也因为害怕导致流产而在妻子怀孕期停止对她的拳打脚踢,这正如牝马怀马驹、母牛怀牛犊、母猪在产崽之前不被虐待一样。
至于我本人,在提了多年空洞、不切实际的意见,劳而无功之后,以为再无良策了,幸而想到这个建议,不但完全是新的,而且内容切实,化钱不多,费事不大,靠我们自力就可实行,因而不会冒得罪英格兰的风险。
这类商品不宜出口,因肉质太嫩,不宜长期盐腌
——不过我也可以说出一个国家的名字,它是可以不加盐就把我们整个民族吃掉的。
郑重声明:
我提出这一建议,绝对没有私利的贪图,确实因为社会需要,动机只是为了国家的公益,为了增加贸易,安置儿童,救济贫民,同时也给富有的人一点乐趣。
我本人没有无子女能从中取得分文,因为我最小的孩子已经九岁,而老妻也早过生育之年了。
斯威夫特对人民深切的爱使他为爱尔兰贫民的苦难泣血。
本文以第一人称提出耸人听闻的建议,将孩童养肥后卖给富人作为餐桌上的佳肴。
全文拉起“摆事实、讲道理”的架势,娓娓道来,似乎有理有据,讽刺之辛辣入木三分。
作者怀着强烈的憎恶心情,以表面温和、反复论证的讽刺手法,愤怒的谴责了英国政府对爱尔兰人民的剥削和奴役。
作者津津乐道于人肉各种烹调法之后,又建议爱尔兰地主和官吏用人皮制作精致的手套和漂亮的鞋子。
他一方面以“献策者”自居,用他们的口气议论,以暴露他们的用心,把反讽技巧推向了英国文学的顶峰;
另一方面,他戴上十分“科学”和“合情合理”的面具,精打细算,列举证据、引证权威人士经验等等,煞有其事的说着疯话,却让人感到血淋淋的现实。
作者通过对将贫民由“公众的负担”转化为“国家的财富”这一做法的辛辣讽刺,让读者领略了英国这一“理性王国”的残酷。
《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的一部杰出的游记体讽刺小说,以较为完美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作者的思想观念,作者用丰富的讽刺手法和虚构幻想的荒诞和离奇的情节,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英国社会现状。
格列佛游记1726年在英国首次出版,受到读者喜爱,一周之内售空;
三周售出一万册。
出版几个多世纪以来,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
在中国是初中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作者运用了讽刺影射的手法,因为我们初中都读过,加上时间关系,可能讲的比较简单。
1.作品主题:
(1)对英国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罪恶,以及英国的殖民政策和学界存在的偏激和形而上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2)一定程度上上升到对人性的批判;
比如格利佛在慧马国的状况,在慧马国既不能吃慧马国招待的草料,又无法与野胡共餐,他只好自力更生。
在慧马国住的越久,他越钦佩慧马,在他们交流中,格利佛介绍了英国及欧洲政治和社会状况,特别讲到一些历史上的血腥战争和贫富悬殊现象。
马主人对欧洲的野胡们如此烧杀抢掠震惊不已,它的批评使格利佛开始怀疑自己对英国与欧洲人的习惯看法是否正确。
不仅如此,慧马国的野胡们的生活习惯又不断提醒格利佛与这帮丑类的相似之处。
比如野胡向欧洲人寻找财宝那样收集和争夺石块;
他们酗酒后,会互相搂抱一阵子,撕扯一阵子,大喊大叫,然后倒在泥窝里睡觉。
越这样看,格利佛就越自惭形秽。
但是他的骄傲又不允许他承认自己是一个野胡。
他力图划清界限,努力模仿慧马如何说话和走路,痛苦的变成一匹马而不能。
最后他被葡萄牙船长营救送回伦敦时,他已不适应和人类生活在一起。
进入家门,他妻子高兴的跑来亲吻她,他厌恶的昏倒在地,有很长时间他不得不与家人分局,还要不是钻进马厩里去寻找精神慰藉。
“慧马国游记”就这样以极为荒诞的方式,通过对野胡的描写,披露和谴责了人类的贪婪可耻。
因此不少读者认为斯威夫特是个厌世者。
也有论者认为关于野胡的描写是“反人类的怒吼”,不过斯威夫特声称自己是“恨人类、但爱个人”。
斯威夫特在游记中有力的抨击了人类的丑恶言行,并警告人们如果再这样下去,就与野胡无异了。
(3)作者对过分理性的批判。
作者的政治观点是进步的,但是他的宗教立场使他对过分强调理性很反感。
所以斯威夫特是个很矛盾的人。
比如他讽刺了格利佛对冷酷又正确的慧马的崇拜,事实上,是慧马把格利佛变成了一个会爬行的呆子。
在格利佛游记里斯威夫特那过人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讽刺手法得到了充分展现。
它采用了夸张、嘲讽式的模仿、诙谐戏谑、反讽的引经据典、漫画式的勾勒轮廓等一系列手法,一本正经的描绘了主人公极为怪诞和荒谬的经历。
格利佛常被简单的认为是斯威夫特的代表,事实上他只是作者创作的一个人物。
他自大又轻信,在许多场合下是作者批判的对象。
他的名字来自形容词gullible,意为轻信和容易受骗的恶人,他天真的相信见到和听到的一切,并为之宣传,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和判断力。
小说终结时,他成了极端理性的崇拜和模仿者,因而也就反讽的丧失了自己最后的一点理智。
2.艺术特色:
用虚构的情节和幻想手法刻画了当时英国的现实,并熔现实与幻想与一炉,将两者进行对比,用虚实的反差来完善讽刺的艺术效果,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诗歌创作:
斯威夫特一生写了不少诗歌,直到本世纪后期他的诗歌才得到应有的肯定。
他开始只写格式拘谨的品达体颂歌,模仿德莱顿和考利,这类诗歌中有他年年为艾斯特.约翰逊写的生日贺诗。
(三)评价:
斯威夫特常被指责为行文粗俗、玩世不恭、讽刺过分等,但是无论他的文风多么反传统,他握笔战斗和全身心投入的真挚是令人感动和肃然起敬的。
他如此执着的为真理、为自由、为纯洁而斗争,以至完全置舆论于不顾。
事实上他的才华是无法湮没的,不少评论家指出了他是德莱顿和华兹华斯之间英国最具有独创性的伟大作家。
《侃斯威夫特博士之死》:
Fairlibertywasallhiscry;
美好的自由是他终身的追求;
Forherhestoodpre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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