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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因为这些生平事迹对于构成文学的历史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其中作家生平事迹跟他的文学活动、文学观念之间的因缘关系,这是文学研究的聚焦点。
作家生平研究的内容,可以包括作家的仕宦经历、家庭生活、社会交游、生活时代等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看到,不同的文学研究观念,决定了研究者对作家仕宦的不同态度。
只有格外重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才会将作家的仕宦经历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政治伦理性的社会,中国古代文人又有着“学而优则仕”的悠久传统,所以,作家的仕宦经历的确对作家的文学活动、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作家的作品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并且形成一种有迹可循的文学史演变轨迹。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可忽视对作家仕宦经历的研究。
例如,入世与出世的选择,科举考试的成败,仕途的升迁沉浮,官场的明争暗斗等等,这些往往成为作家创作的生活素材和精神源泉。
在研究作家的仕宦经历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关注政治与文学的双向互动关系,不仅仅考察作家做了什么,还要考察他怎么做和为什么这么做。
比如元末明初时,宋濂投奔朱元璋,成为明朝的“开国文臣”之后,他是怎么从山林文学的写作转向台阁文学的?
这种转向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在他的仕宦经历中,他对自己的这种转向是怎么进行自我评价的?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对自身的仕宦经历又是怎么进行自我评价的?
其次,任何一个人,都首先是家庭的一份子,然后才是社会的一份子。
家庭生活不能不在作家心理上打上了或显或隐的烙印,从而显性地或隐性地影响了作家的文学创作与文学倾向。
作家的家庭生活,包括作家的家族谱系、家庭传统、家庭教育等外在的方面,也包括作家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作家对家庭的心理依附等内在的方面。
过去我们对作家家庭生活的外在方面研究比较多,比如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中,从“红学”派生出了“曹学”,搞得轰轰烈烈的。
但是我们对作家家庭生活的内在方面,却研究得很不够。
其实,恰恰是这些内在的方面,跟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
比如谢泳在《中国文化中的寡母抚孤现象》一文中,就简略地研究了历代作家对母亲的依恋情结,他所列举的例子,古代作家有孔子、陶渊明、韩愈、秦观、汪中等人,现代作家有鲁迅、胡适、茅盾、王统照等人(谢泳《教育在清华》,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这是以文学家为例进行的共时态研究,力图通过研究类似的家庭生活对不同作家的趋同性影响,探讨某一种特殊的家庭生活经历与作家文学创作和文学倾向之间的关系。
当然,除了这种群体研究以外,我们还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个体研究。
一般地说,群体性研究较具有理论价值,而个体研究更具有历史价值。
再次,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任何一位作家都有着不同的社会交游,跟不同的人群交往,从而构成一位作家生活的社会环境,也就是作家生活特殊的“文化圈”。
对作家社会交游的研究,有利于考察作家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道德人格、审美情趣等等,古人所说的“欲知其人,先观其友”,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研究作家社会交游的时候,一方面要注重纵向的阶段变化,也就是说,在作家一生的不同阶段里,他的交游对象是不同的;
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横向的类型分析,仔细分析在作家一生的不同阶段里,他的交游对象是否具有社会阶层、文化修养、道德准则等等共性特征。
这里同样存在一个问题:
如何使对作家社会交游的研究进入文学研究的领域呢?
显然,简单地梳理一份“作家交游考”之类的名单是远远不够的,那还仅仅是初步的资料性工作,是研究的起点。
研究者应该以“作家交游考”的名单为依据,进行纵向的和横向的考察,进而发掘作家交游的社会内涵和社会意义,以及这种社会内涵和社会意义与作家的文学活动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比如我们知道,清前期戏曲家洪昇跟当时的文坛领袖王士禛有密切的交往,甚至有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师生情谊。
当我们进行洪昇跟王士禛的交往研究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察洪昇是什么时候开始跟王士禛有交往的?
他们是怎样交往的?
他们的交往跟他们的生活态度、思想情趣、审美趣味等等有什么关系?
他们的交往对洪昇的诗歌创作和戏曲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作家社会交游研究,才能真正落实到点子上。
最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大的社会环境和时代风貌,对于每一位作家都是大致相同的,比如,“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年龄相差不大,他们都生活相同的时代里。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作家生活时代的个人性特征呢?
我认为,当作家的生活时代进入研究者的视域时,这一生活时代的时间与空间对作家生活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应该是研究作家生平事迹的起点和归宿。
对于三袁来说,他们入仕的时间不同,仕宦的经历不同,游历的地域不同,生命延续的时间不同,这些都有可能构成他们生活时代的个人性特征。
过去我们笼统地分析“公安三袁”的生活时代,这只能给人们提供一种静止式、平面式的生活状貌,而不能给人们提供一种流动式、立体式的生活状貌。
那么,对作家的生活环境和时代风貌的研究,又如何有别于一般的社会研究、历史研究,体现出文学研究的特点呢?
我认为,这就要具体地考察作家的写作行为、审美取向、文学风格等等,与其社会环境、时代风貌之间的密切关联。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单纯地描述作家的生活时代,这种描述再细致、再生动,也跟作家的具体生活方式和文学创作隔着一层;
我们应该结合作家自身的特点,在和作家的密切关联之中,去揭示特定的生活时代特征。
二、作家心理研究
在文学研究领域里,进行作家的心理因素、心理特征的研究,也应该同一般的心理学研究相区别。
首先,我们要注意作家的这种心理因素、心理特征,必须具有他个人的独特性,是他特有的心理;
其次,我们要注意作家的这种心理因素、心理特征,必须具有一个文学家的特性,是文学家特有的心理;
第三,我们还要注意作家的这种心理因素、心理特征,必须涂染上时代的色泽,成为时代心理、时代性格的形象表征。
作家心理研究的重点,是作家作为文学家独特的心理因素、心理特征。
进行作家心理研究,可以有外证和内证两方面的依据。
作家心理研究的外证,是作家对自身心理因素、心理特征的自述,以及他人对作家心理因素、心理特征的记述,这些资料可以从作家相关的文章中查找,或者从他人为作家写作的传记资料或笔记杂录中查找。
作家创作心理的内证,是作家的文学作品。
从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去发掘作家的心理因素、心理特征,这需要“以心遇心”,正如刘勰所说的: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
……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
”(《文心雕龙·
知音》)
作家心理研究的内容,可以包括作家的个性构成、文化心态、创作心理等几个方面。
研究作家的个性构成时,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
如何运用个性心理学的理论,进行作家个性心理的研究?
同时,如何将这种个性心理研究渗透进作家文学创作与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去?
首先我们应该初步地了解个性心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大家可以参看叶奕乾等《个性心理学》(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一般地说,人的个性心理具有气质、能力、性格、需要四个层次。
气质,是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
古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曾提出“气质体液说”,此外还有“气质体形说”、“气质激素说”、“气质血型说”等理论观点,可供参考。
能力,是完成某些活动的潜在可能性特征,可分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两类。
一般能力,就是智力,如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的分析、综合、抽象、概括能力;
特殊能力,就是专门能力,如音乐能力、绘画能力等。
性格,是完成活动任务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方面的特征,性格结构包括态度、意志、情绪、理智。
荣格提出“性格类型论”,区分两大态度类型——外倾型与内倾型,四种基本机能——思维、情感、感觉、直觉,二者结合,形成性格的八种机能类型。
艾克森提出“性格特质理论”,以外向型和内向型为纬,情绪稳定型与情绪不稳型为经,二者互相垂直,构成个性二维模型。
需要,是活动倾向方面的特征,如动机、兴趣、理想、信念等。
马斯洛提出“需要层次学说”,包括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人的行为有两种基本动机:
生理性动机(第一性动机),包括饥饿动机,性动机,母性动机;
心理性动机(第二性动机),包括成就动机,交往动机,权力动机。
我们在运用以上这些个性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时候,都应该结合具体的作家,极力把握不同作家不同的个性心理特征。
作家的文化心态,也称作文化心理,既是由作家作为个人与社会发生种种关系时所引起的心理特征,也是社会文化特征在作家心灵上的投影。
跟作家个性心理的研究相比较,作家文化心态的研究,应该更注重作家作为一个“社会人”、“文化人”的共性特征。
怎样把握作家作为“社会人”、“文化人”与作为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去探求作家文化心态的文学意义和审美内涵,这是作家文化心态研究的要义所在。
作家的文化心态,可以包括角色心理、文化思想、社会态度、道德理想等几个方面。
作家的角色心理,指的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作家总是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并以此潜在地规范或制约着自身的文学活动。
作家的文化思想,指的是作家总是汲取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资源,从而构筑自身独特的思想结构。
作家的社会态度,指的是作家对一定的社会群体、政策取向、人际关系、生活方式等等所持的基本看法。
作家的道德理想,指的是作家秉持不同的道德传统、生活观念等等,形成自身独特的道德追求。
作家的创作心理,特指作家在进入文学创作时所具有的特定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直接关系到作家的创作取向和创作内涵。
关于作家的创作心理,大家可以参看童庆炳主编《现代心理美学》(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二章至第五章。
作家的创作心理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作家的创作心理准备,第二个层次是作家的创作心理动势。
作家要把对生命的体验在小说作品中表现出来,首先必须具备获得深刻的生命体验的特殊的敏感力和洞察力,以及将这种体验形式化的能力。
作家的创作心理准备具体化为各种艺术体验类型,有缺失性体验、丰富性体验、崇高体验、愧疚体验、孤独体验、神秘体验、归依体验等等。
各种艺术体验类型,构成作家不同的创作心理准备,并将导致作家不同的创作指向。
一般认为,文学创作包括理智的指导、感情的宣泄、潜意识的释放三种情况。
在作家创作过程中,所有这些理智、情感和潜意识,综合成为作家的创作心理动势,从而不断地激起作家的创作冲动。
因此,作家的创作过程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外化过程。
三、作家文学活动研究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学研究特别注重人的社会活动的分析,历史研究也特别注重不同时代社会生活的考察。
同社会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相区别,作家的文学活动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一是要注意这种文学活动必须具有作家个人的独特性,是这个作家独特的文学活动;
二是要注意这种文学活动必须具有一个文学家的特性,是文学家独特的社会活动;
三是要注意这种文学活动必须涂染上时代的色泽,成为时代生活的形象表征。
就这三个方面来说,文学家独特的文学活动特性,是作家文学活动研究的重点所在。
作家文学活动研究的内容,包括作家的文学学习经历、文学写作过程和文学传播方式。
这些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在明清文学研究中也是相当薄弱的环节。
一位作家的文学学习经历,大致可以分为先后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作家未进入文学活动之前所接受的文学教育经历,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
第二个阶段是作家已进入文学活动之后所持续进行的文学学习经历,包括作家日常的文学积累、审美陶冶活动,如“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等等,也包括作家日常的文学交游活动。
以作家的文学学习经历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要联系一个时代文学出版和文学传播的实际状况,切实地考察作家的文学阅读、文学模仿的具体情况,将对作家的艺术渊源和审美传统的研究落到实处;
就是要联系作家日常的社会阅历和文学交游,切实地考察作家文学准备的具体过程、审美趣味的形成方式,将对作家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的研究落到实处。
文学写作过程,指的是作家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如何实践自身的文学写作。
研究作家的文学写作环境,不是要研究空泛的作家社会生存环境,而是要研究具体而微的作家日常生活环境,包括作家写作的具体时间和空间。
例如,作家什么时候开始写作?
作家依靠何种经济来源,得以维持自身的写作活动?
作家写作的社会触媒是什么?
作家写作有什么样的具体展开过程,持续多长时间,更换多少次空间?
等等。
研究作家的文学写作实践,我们可以考察作家关注什么样的写作对象,运用什么样的写作工具,采取什么样的写作方式,得到什么样的外界资助,受到什么样的社会评价等等问题。
文学传播方式,实际上是作家的一种文学交流过程。
研究作家的文学传播方式,可以考察作家进行文学传播的手段,如作品品评、文集刊刻等等;
可以考察作家文学传播的内容,如自身的文学作品、友人的文学作品、前人的文学作品等;
还可以考察作家的文学传播渠道,如集会酬答、抄录流传、编集出版、教育活动等等。
这些年来,文学传播方式的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
其实,文学传播活动原本就是文学发展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问题不在于是否关注文学传播活动,而在于如何将文学传播活动置于整个文学活动的链条之中加以考察,如何勾连文学传播活动与文学作品解读之间的密切关联。
应该说,迄今为止,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还都有待于进一步开拓。
四、作家群体研究
作家群体研究也是近20年来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许多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选择这方面的课题进行研究,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建安七子或邺下文人集团、竟陵八友、萧梁文学集团等,唐代的贬谪文人、幕府文人等,宋代的西昆派、苏轼文人集团、江西诗派、江湖诗派等,明代的台阁派、茶陵派、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清代的浙派诗人、浙派词人、阳羡派词人、吴中派词人、桐城派、常州派词人、宋诗派等方面的研究,都有相当不错的学术著作。
在进行作家群体研究时,首先要注意我们研究的是作家的群体,而不是一般的文人群体或士人群体,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是活跃于文学活动之中的作家群体,维系、制约作家群体的是文学活动而不是别的什么社会活动;
其次,我们要注意研究每一个作家群体的独特性特征,这种独特性特征既表现在作家群体内部的构成方式和活动方式之中,也表现在一个作家群体与其他作家群体的比较之中。
作家群体研究的内容,可以包括作家群体的构成方式、活动方式、社会功能等方面。
作家群体的构成方式,既是静态的,包括作家群体的审美倾向、文学主张、创作旨趣等,也是动态的,包括作家群体的最初形成及其演变过程。
因此,在研究作家群体的构成方式时,一方面我们要考察:
由不同作家所构成的一个作家群体,体现出哪些与其他作家群体不同的审美倾向、文学主张、创作旨趣?
如何评价这些审美倾向、文学主张、创作旨趣?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考察:
是什么外在的和内在的原因,促使一群作家组成了一个群体?
这一群体的内在凝聚力是什么?
这一群体在外在的和内在的诸种原因推动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怎样发生变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作家群体的文学活动方式无疑是多样化的,如诗酒流连、宴席酬和、结社吟唱、聚会研讨等等。
高启《凫藻集》卷三《送唐处敬序》说:
“余以无事,朝夕诸君间,或辩理诘义以次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湮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
”在这种多样化的文学活动中,作家群体不仅在内部交流思想、陶冶情趣,而且俨然形成了一个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文化圈”。
而且,作家群体的文学活动方式往往有特定的组织,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特定的主旨,特定的内容,以及特定的效果,这些都是可以进行具体而微的研究。
跟作家群体文学活动方式的多样化相关,作家群体的社会功能也有着多重的指向。
就中国古代作家群体自身而言,它的社会功能表现为深次骨髓的宗法特性和党同伐异的宗派纷争;
就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则表现为引导文坛时尚,鼓动审美风气,甚至动关时局,影响政治。
总之,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群体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是不完全相同的。
辨析不同作家群体的不同的社会功能,这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作家群体社会功能的研究,可以参看郭英德写的《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第二讲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研究
我有一个想法,也可以说是我的文学研究观,就是文学研究必须首先坚持以文学为本位,因此文学研究者无疑应以话语性的文学文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我认为,从文学的历史进程来看,过去“曾在”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的创作心态、审美心理等等,本身已经不能再现,也无法还原了。
作为历史的遗留物留存下来,并且为研究者的意识所能直接把握的,仅仅是历史上的文学活动的结果。
而在所有的结果中最可信赖、最贴近文学活动的本来面目的,则是文学作品,也就是用文学话语构成的历史文本。
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文本研究的基本原则有三条:
第一,从文本与文本的关系看,必须探讨文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物的独特性——为什么是这一个文本?
这一个文本与哪些文本之间构成“互文本”?
在这种“互文本”的语境中,这一个文本有没有“唯一的”面目?
有什么样的“唯一的”面目?
第二,从文本与作家的关系看,必须探讨文本作为一个作家的生产品的独特性——为什么是这一个作家的文本?
作家的所有文本之间有什么共同特征?
在作家所有文本的链条中,这一个文本处于怎样的一个环节?
第三,从文本与时代的关系看,必须探讨文本作为一个时代的生产品的独特性——为什么是这一个时代的文本?
同一个时代的所有文本之间有什么共同特征?
这些共性特征与这一个文本的个性特征之间有什么关系?
文学文本的研究至少包括四个方面,这就是文学文本的定位、文学文本的定性、文学文本的细读和文学文体的解析。
一、文学文本的定位
文学文本的定位,主要是从文本的生成方式上去考索和证实文本的形态特征。
文学文本定位有两条基本原则:
第一,确定文学文本的时间性。
绝对地说,一个文学文本只能是某一段时间之内的产物,时间的推移必定会改变文本的面貌。
例如,有用电脑写作习惯的人都知道,当你在写作过程中,未能及时存盘而丢失了文件,这些被丢失的文件是几乎不可复原的。
不管你的记忆力有多么好,当你将被丢失的文件重新写一遍以后,你总会感到,新写的文件与原有的文件总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再如,作家对文本的每一度修改,实际上都意味着不同文本的出现和存在,因此作家的手稿本便具有无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第二,确定文学文本的空间性。
绝对地说,一个文本只能是某一个空间之内的存在,空间的变化也必定会改变文本的面貌。
例如,不同地域的文本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面貌,在这里,不同地域的风采构成文本的一种特定的文化语境空间。
例如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的区别,就是一个热门话题,古往今来,常谈不厌。
有一本书,叫做《北人和南人——各地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北京:
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辑录了20世纪作家对作为整体的北人和南人以及北方与南方一些典型地域的人群特征的思考和描述,大家可以参看。
再如,文本的翻译总是意味着新的文本的出现,在这里,不同语言的表述构成了文本的一种特定的文学语境空间。
一般地说,文学文本的定位,应该研究文本的来源、文本的定稿、文本的流传与变异。
首先讲讲文学文本的来源研究。
我认为,文学文本可以有两种来源:
来源于社会生活和来源于别的文本。
过去咱们只说文学文本来源于社会生活,这是片面的。
根据现代阐释学的观点,任何一个文本不仅仅是从作家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而且也是从别的文本中产生出来的,既没有与世隔绝的文本,也没有孤立无援的文本。
这是研究文学文本来源的基本理据。
来源于社会生活的文学文本是一种原创性的文本,在文学史上,原创性的文本是很少的,犹如凤毛麟角。
绝大多数的文本来源于别的文本,是别的文本再生和裂变的结果;
同时,文本自身也不断地再生和裂变,从而衍生出新的文本。
因此,文学文本来源的研究,有助于研究者准确地判断某一文学文本的独创性,作为确定文学文本的价值与意义的客观依据。
文学文本的文本来源是多元性的。
有时是直接的承继关系,比如从元至正年间版《三国志平话》到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到毛宗岗《三国志演义》,三者之间有一种改编和被改编的关系。
有时是间接的影响关系,比如明末清初众多的才子佳人小说,相互之间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但却互相影响,形成一种创作模式。
有时是作家有意的采择前代的文本,进行新的创作,比如所谓“櫽括”文学,大家可以参看吴承学的论文《论宋代櫽括词》(《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
必须强调指出,并非任何文学文本的文本来源都是可以复原的,更不是任何文学文本的文本来源都是可以客观性地复原的。
假如没有作家白纸黑字的记录,我们往往缺乏切实可靠的实证,来证明作家创作某一文本之前和之时究竟参照了哪些文本。
在进行文学文本的溯源研究时,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尽可能地避免研究的主观性,更不允许天马行空地驰骋想象;
另一方面,有时主观性的复原也有助于说明文本中隐含的“割不断的红线”的传统所在,当然研究者必须说明这是一种主观性的想象。
文学文本来源的研究,既可以作横向的、共时性的文本比较,由此探讨不同时代的作家对同一题材、体裁、类型、意象、主题等共同的审美兴趣、关注方式、表达方式,从而分析和描述共性的民族特征或群体特征;
也可以作纵向的、历时性的文本比较,由此探讨不同时代的作家对同一题材、体裁、类型、意象、主题等不同的审美兴趣、关注方式、表达方式,这是一种个性的时代特征或个人特征。
其次,咱们讲讲文学文本的定稿研究。
文学文本从作家写作的时间链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固化的客观存在物,这就是文学文本的定稿。
犹如一个胎儿脱离了母腹,剪断了脐带一样,这时文学文本就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独立的存在了。
文学文本定稿之后,它就不再依赖于作家对它的生命的注入和面貌的雕塑了,同时,作家也失去了对它的客观存在方式和主观阐释方式的制导权了。
文学文本由此成为作家的“他者”。
因此,研究文学文本是什么时候定稿的(也就是文学文本的时间性),以什么样的面貌和形态定稿的(也就是文学文本的空间性),就成为文学文本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这既足以确定文学文本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物的客体特征,也足以确定文学文本作为一个光芒四射的幅射源的主体特征。
再次,咱们看看文学文本的流传与变异研究。
文学文本一旦独立存在,就进入了传播的渠道。
传播渠道有时是开放的,文学文本得以公开发表,不胫而走;
有时是封闭的,文学文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传播渠道有时是宽广的,文学文本尽可能地向各个阶层的社会受众开放;
有时是狭窄的,文学文本仅仅向某一阶层的社会受众开放。
传播渠道有时是多通道的,文学文本的抄写、版刻、张贴、售卖,各显神通;
有时是单通道的,文学文本仅仅以辗转抄写的形式流传。
没有进入流通领域的文学文本,虽然具有文学价值,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价值;
只有进入流通领域的文学文本,才既有文学价值,也有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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