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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起身告别,邻桌的客人都会跟过来递名片,要她签名。
一个服务生神速地脱掉围裙,掏出手机拍摄合影。
人们事先排练好一般说着同样的话:
喜欢你的节目。
但她最近常常不喜欢“她”。
尤其是李阳家暴事件那一期(9月25日《沉默在尖叫》),观众没看出什么异样,她打几个电话问反馈,朋友都说好,但“电视上这个人就是让我不舒服了”。
在那次采访中,李阳突然把话题引向柴静,试图寻求共鸣和佐证:
“在我心目中你是一个事业强人,我相信你会有大量时间扑在工作上,你没得选择的。
柴静未置可否:
“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办法对我身边的人尽到应有的爱和责任,我其实是没有能力来完成一个好的采访的。
“那不是,你只要完成你对你爸爸妈妈的责任,其实丈夫并不是最重要的人。
柴静笑起来,加码了自己的分贝:
“你知道伴侣是人类最亲密的关系!
”为了说明这个亲密,她把手心贴在一起。
看过播出,柴静对两个回合的口舌之辩耿耿于怀。
跟李阳悄然形成的对立,让屏幕前的她着实沮丧。
对面发来一个力,她急于用一套与之相反的价值观反击回去,她说这是在《新闻调查》时期的对抗性采访造成的习惯。
二
“我以前有一个特点是反问比较多,但我现在看到另一种可能,不去问‘难道不是怎么怎么样吗’,而是问‘你为什么这么想’。
他对家庭的看法跟我不同,但不同又怎样呢,你只需要去了解怎么不同,为什么不同,就这两个问题就够了。
对方的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让你意外。
“你想,要是托尔斯泰采访李阳,他会意外吗?
”她反问我。
托尔斯泰被柴静频频提起。
《安娜·
卡列尼娜》正被她视为自己当下的“圣经”。
来《看见》后,每次出差柴静都带这本书,在空白处做做笔记,慨叹“虚构可以比人生更真实”。
她说,这导致她现在的选题有一种“文学感”。
像一个特别挑剔指挥家的古典音乐唱片爱好者,柴静为读《安娜》专门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冲的是译者谢素台。
“文字中的教养太好,”她说,“好到让你觉得托尔斯泰天生就是在用中文写作。
除了这位俄国作家,柴静在4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还提及多位名人,引述其名言,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宾诺莎、歌德、梵高、赛德克·
巴莱、安德森·
库珀、顾准、胡适,也不时迸出一些书面语,如桎梏、轻慢、湍急、遇合。
“又说抽象了,好玄妙哦。
”她在聊天中两次主动中断思路,对我笑笑,“一个这样的人天天相处多累啊,所以平常就比较八卦。
“平常”的柴静多出现于和一帮“老男人”的饭局,采访的这周她刚好有些闲暇,连续五天安排的饭局是:
老六(张立宪,《读库》主编)、姬十三(果壳网CEO、科学松鼠会创始人)、何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译有《批评官员的尺度》)、罗永浩、土摩托(袁越,《三联生活周刊》撰稿人)。
饭局中时而有人喝吐,老六记得有一次在饭馆,喝醉的人不省人事,其他半醉的男人继续高谈阔论,他惺忪地看见柴静一会儿扫帚、一会儿拖把地清理现场。
柴静刚写完一本24万字的书,拿给老六修改,其中一个章节专门讲她的老家山西,融合了她之前在这里的一些报道和她自己家族的短史。
老六一上来就把这章拿掉,说:
“你知不知道这是一本书的题材,你滥用它。
要有大量的资料和大量的调查,才能不辜负这个题材,结果现在你把它作为一万多字的一章来写。
”柴静觉得有理。
今年,老罗把柴静与何帆都邀请到自己的英语培训学校,跟学生们座谈。
后来每次吃饭,老罗都当着柴静的面大肆吹捧何帆讲得如何之好,却一字未夸柴静。
她后来琢磨,何帆准备得格外充分,没有把演讲当成聊天,而是作为一个整理自己专业的机会,再系统地讲给行业外的人。
柴静与同学见面时也带了自己的片子,但因为播放器故障,最后的演讲无奈变成了漫谈。
她想邀请何帆来自己的节目组,跟她的同事们聊一次,何帆答,自己需要再做准备。
罗永浩这段时间与西门子的PK,在柴静看来属于“必然发生的事”。
“我很少见这世界上有人像他原则性这么强,非常纯洁,影响着我。
我在他们里面就像童年时被亲近的人环绕,可以嬉笑取乐,有一种放肆的天真。
但这种天真对外界关门。
我想参与一次他们聚会的请求被她一段话瓦解:
“托尔斯泰用不着跟一只狗去采访和交谈,但他仍然能够理解这个动物靠本能完成的思维。
你可以选择你的理解和提问,就像我采访一个人物,如果他呈现得比较单一,那我只能用别的方式去进入他,激发他的另外一面。
你可以假设,然后验证你的假设,提问就是完成这个功能。
三
柴静的声名鹊起于湖南文艺广播电台的一档周末深夜节目《夜色温柔》。
当时她刚从长沙铁道学院专科毕业,学的是会计。
在那个电台节目对学生群体有着巨大入侵力的年代,柴静读文章,读来信,播音乐,迷倒湖南众生。
节目的片尾曲是郑智化的《让我拥抱你入梦》,痴男怨女们常在其中落泪,难平。
柴静念出收信地址,“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
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她后来写了书,取名《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小女生的文艺气总是吃香的。
柴静在博客里写她1998年刚来北京时的经历,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
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教授于丹告诉我,逢年过节,她的手机里总有看不过来的长长祝福,但柴静的短信令她独钟,常常就是六个字:
姐姐,岁月静好。
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杨禹看过不少柴静的节目,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把柴静称作“电视人里少有的有逻辑思维的人”。
“她跟采访者的情感碰撞是很丰富的,虽然表面上冷静,但有比较强烈的情感信号传递出来。
”杨禹说,只是有些时候,柴静的情感投入偏多,“我能感觉到她的问话,外松内紧。
她自己绷得比较紧,需要缜密地推动她的谈话,表面上当然是微笑,倾听,平等沟通,但有时候显得刻意。
《看见》采访药家鑫父亲药庆卫时,药父讲述了一个细节:
在父子短暂的最后一次见面中,药家鑫提出捐献自己的眼角膜,但他没同意。
“我希望你把你的罪恶都带走,不要再连累别人。
”药庆卫向柴静复述他的原话。
这时柴静没有看他,也没看镜头,低着头说了一句:
“那个话可能他听了也很难受。
在摄影机取景框以下,观众看不见的位置,柴静正用笔尖扎着自己的手背,以求克制。
“我有情动于中、不能自已的瞬间,而且流露了。
”柴静说,“我大致能体会药家鑫当时的心情,他想有最后的救赎,或者留点什么,但是被用一种挺刺激的方式拒绝。
我也理解这个父亲,他一直在激愤的痛苦中,所以我当时的感受是一种很深的无奈:
这就是人的悲剧的来源。
柴静的博客和刚写完的书中,有相当内容是对自己工作的反思。
好在如今的社会尺度对记者足够包容,甚至“将记者的情感流露视为亲切,觉得他们挣脱了面无表情的模式化,体现出了人味”。
但这个阶段也会过去。
柴静说起自己与一个理想中优秀的采访者的差距: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但她也有自己的倔强。
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读专升本时,她在一家知名文化类杂志实习,月工资300块。
她去中科院植物所采访,被研究员对物种的天然喜爱打动,交上的稿件题为《棉田里的守望者》。
编辑看了很快回复: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你去编译一点国外的资料。
”柴静不解,作了点小抗争:
“我觉得国内的困境也提一下。
”编辑还是说不需要,“你改不改?
”柴静说不改。
电话挂断了,她也没再去。
她也不惮批评同行,以不点名的方式。
11月9日下午,她比我们约定的采访时间晚来了一些,就为了在家写完一篇博文《没忍住》。
她看到在对深圳杨武事件的报道中,有报社记者直接对妻子被强奸时没有出来施救的杨武说“你太懦弱”。
随后,又有大批媒体跟进采访,她看到同行们用话筒堵住躺在床上的杨武妻子,要求对方揭开隐私。
“我以为,中国媒体这么多年了,在基本的新闻伦理上还是有共识的。
”柴静愤愤地说。
在总结会上,柴静从《60分钟》说到《TheDailyShow》,都是美国知名电视栏目,又从唐·
休伊特(《60分钟》主持人)说到拉里·
金,并在合适的时机引用龙应台和张爱玲。
几个80后编导在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上出现分歧:
做不做林青霞。
主编的意见是,考虑到稀缺性,这个人物只要能约到便做。
柴静并没附和,“我不太想追逐明星。
我担心他们已经对媒体习以为常,然后觉得你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分子。
我觉得与其花这样的时间,不如去关注当下最需要关注的那些人群。
她在会后对我解释,理论上,每个人都能够成为采访的对象,她只是觉得采访明星那条路最好走,如果思想上懒惰,就很容易走过去。
柴静说,这是自我对自我的抵抗。
南都周刊:
采访完李阳之后,你怎么看这个人?
柴静:
我觉得他是一个必然,包括现在他跟妻子的演变都是必然,这在当时也看得到。
我后来问过他,这轮媒体采访中对谁的访谈印象深刻,他说柴静。
“毕竟人家是柴静。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作这个评价。
可能他在这个采访中感觉出不一样的状态是在结尾的时候,他说“我会把你的话当成一种正面能量”,我说“因为我们在看着你”。
我刚入行的时候觉得那种相互交锋的采访最精彩,后来觉得可以交锋,但不要当模式。
采访李阳的妻子前,我列了很多问题,之后我重新合上本子,说我现在不思考了,我试着去感受一下她的创痛。
我当时的直觉是,我那些问题可能是个障碍。
第二天发现果然是这样,她从来没接受过采访,积郁已久,那时候只要给她开一个小口,她慢慢慢慢就流泻出来。
流泻的轨迹可能是紊乱的,因为她急于喷泄而出。
但是你不要急嘛,你不要总想证明你的存在。
电视里,和采访对象谈话的你很有特点,和你平常时一样吗,你喜欢那个时候吗?
谈话的时候,头盖骨就像是掀开的,神经裸露在外面,任何一个响动都会让我痛苦。
我的摄像师移动的脚步、喝水的声音,在我耳朵里都会变得特别大,不过我平常不说。
那是一种生理反应,你把全部生命都倾注在对方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这样,那两个小时里面,这个世界不存在,只有那一个人。
你电视中的神态总是那么平静,你自己怎么总结你的对话风格?
我是个小暴脾气,离真正的宁静还远着呢。
我觉得对话不太应该有风格的想法,实际上很多记者都是在这个想法驱使下走火入魔的,一旦认为自己的采访能形成风格的话,就会把它推向极端化,最后你的幽默、尖锐,甚至真诚都变成标签,这很危险。
对话的第一要求是准确,接近事实,风格往往是阻碍自己通往真实之路的东西,所以反而要卸下。
这是个大挑战:
能不能以朴素的心态去接近真实,去认识人理解人。
我到《看见》之后比较多的反思,就是在不断卸下前十年的采访经验,把技能上的蒙尘抖掉。
我到这个阶段也应该做这样的事了。
但你不能说你的对话风格不鲜明。
那我不知道。
你平常的阅读量有多大?
牟森(柴静友人,导演)每天三到五本书,何帆每天三到五本书,你的MSN上只要有3个这样的人,你想想你的压力有多么大。
他们每天会给我推荐不同的书,给你发电子书过来,然后过两个小时问你看完了吗,我的天,我还没开始呢。
我这几年的阅读都跟我当下的困惑有关,《安娜·
卡列尼娜》之前,我已经三五年没看过文学的东西了。
我们面对的是人,你如果只是报道他,而不是阅读他,不是去感受和进入到他的灵魂当中,你是做不出有深度的节目的。
这个就必须借助文学,文学可以培养对灵魂的感受力。
你小时候学习成绩怎样?
对课堂没兴趣,反抗的方式就是拿一个本子默写我喜欢的诗句,后来能考上长沙铁道学院已经不错了。
现在想起来,前18年的自己很没有生活经验,也没有常识,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我没学到什么东西,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你还比较空白,所以日后你学新东西的时候不用那么费力。
如果小时候我就是语文课代表、考试前十名、作文竞赛一等奖、学生会副主席、天天参加演讲比赛,那你日后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把这些经验忘掉。
都是好的经验,你会想要忘记它们吗?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里的这些经验,对现在做记者会成为障碍。
你在中央台报道过很多公共事件,现在它们越来越多,有没有人问过你:
中国怎么了?
“怎么了”这个事情,你要去探究当中的因果,不要放大一件事情的耸动性,耸动当中把它推向极端化,极端化中再用情绪去渲染,结果就全部是惊叹号,没有问号了。
新闻是问号的,新闻到最后应该一切是寻常的,现在只给你奇特不给你寻常,你就理解不了世界。
我给你一个建议,做人物的时候要把自己当成作家而不是新闻记者,记者总想发现最奇特的东西,文学是要写出寻常的东西。
你现在的知名度,你觉得有没有外形的因素?
外界也给过你“美女记者”的名号。
我外形平平吧,中央台有无数的美女。
女性化的外表会给人偏柔弱和偏脂粉气的印象,这两项都是新闻的障碍,的确如此。
我刚开始在《新闻调查》干的时候,有次采访穿了个白衬衣,左手上戴了一个非常非常细的小银镯子。
采访前,一个很资深的同事说停一下,然后把我叫到旁边,说“你不戴不会有人不喜欢,戴了可能会有人不高兴”。
从那以后我在节目中没有戴过任何首饰,也不会再作任何修饰,围巾可能是我能够接受的极限吧,起码能够保个暖啊,也不会让人反感。
新闻应该让一个人越来越朴素,你每天打扮得精巧无比,坐下来的时候两个腿还要拧成麻花,你忘不了自己,你怎么还能够关心对方。
女人天然会有一个自我意识在这儿,我是一个女性,我希望美丽一点儿,悦目一点儿。
我挺感谢新闻把我身上的这部分东西慢慢打掉。
相比之下,你会更喜欢“文艺女青年”?
这词挺好的,我只是还不够文艺而已。
文艺青年应该是有很多生活中的趣味啊,审美上的要求啊,我没有吧,我好像不足以匹配。
文艺是两个很好的字,现在很多配不上的人都在消费这个字,更不要说践踏这个字了,这也是对文艺的不敬重吧。
其实我们现在还根本称不上文艺呢,谢素台叫文艺,齐邦媛、朱光潜、丰子恺、周作人叫文艺,我们叫文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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