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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跨语际交际行为,文学翻译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其中风格再现是翻译的难点问题。
再现原作的风格,首先要认知和欣赏其风格。
语言是风格的主要载体,它体现作者特有的写作方式。
翻译风格的传递关键在于能够在转换不同语言符号的同时风格的重要性要求译者必须尽可能再现原作的风格。
一、风格的渊源
“风格”一词在英法两种语言中谓之style,并由此产生了“风格学”(stylistics)。
何谓“风格”,法国博物学家兼作家布封(G.L.L.Buffon,1707~1788)在《风格论》中认为“风格即人”。
①此处所及之“人”并非人这个实体,而是指人的性格。
事实上,人的性格这一现象本来就是模糊的,是一种虚的东西,但同时又是一种实的东西。
说它虚,是因为其中隐含一种无形的揣摸意味;
说它实,是因为它的确存在,能人为地进行某种程度的描述,令人使出一些权宜而又可行的对策,同时它又有利于提高译品的质量,并产生妙笔生辉的表达效果。
作家、艺术家各自具有不同的性格,因而就其作品而言,其风格是不尽相同的。
鲁迅的作品与梁实秋的作品,莎翁的作品与乔叟的作品,在风格上有较大的差异,有时甚至使人感到不可同日而语,但要真正用精确的或准确的数字加以描述又似乎显得力不从心,并感到没有必要与不可靠。
难怪俄罗斯语言学家兹维金采夫(1981:
38)说:
作家风格涉及的是语言成分(事实上不限于语言成分)在质上的价值问题。
用量的统计说明风格无异于用各种彩色的数量比例去说明伦勃朗和拉格拉西莫夫油画风格的差异。
②既然艺术家作品的风格不可量化,那么,作家们的作品就更不用说。
人们对风格的研究早就有之,对其阐释也各不相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性灵说和语言观。
前一种认为风格是人,是个性,是人品的表现,其代表人物是世界文坛赫赫有名的布封。
他认为风格属于本人的行文特点,是别人不能代替的。
后世所谓的“文如其人”大抵从此引申出来。
柏拉图从修辞学的角度研究风格,他认为风格是语言的特点,是语言美,语文风格怎样,要看心灵的性格。
另一种认为风格是语言对思想充分、准确的表达。
英国作家纽曼(Newman)说:
“styleisathinkingoutintolanguage”,斯威夫特的“properwordsinproperplaces”.这就是风格的语言现,主要是通过字词句法、篇章结构的巧妙配合而形成的,或者说是作者遣词造句、表达情感的手法。
中西方都有一系列的术语来表明风格是对思想内容表达的艺术性:
平淡(plain),典雅(elegance),凝练(terse),绮丽(ornate),直率(direct),自然(natural),明朗(clear),流畅(smooth)等等。
二、文学风格
文体学认为任何文体都有标记性的语体特色(语体风格)。
文学作品的风格同其他语体相比有一个重要的差别,那就是它的风格价值具有艺术性。
文学作者比普通的语言使用者更留心表达方式的选择,以造成艺术效果。
这主要是由其社会功能所决定的———除传达一定的思想内容,还要具有传情达意,给人以美的感受的功能。
利用语言文字的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实现不同的写作意图、交际目的。
文学作品的风格内涵宽泛,不是语言文字的风格所能包揽的。
它是作品的思想风格、艺术风格和语言风格的综合。
然而,由于文学是借语言文字来雕塑描写的艺术,高尔基也曾说过语言是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任何作品必须借助语言的表现才得以成为具体的作品。
作家的思想风格与艺术风格都是通过语言来表现的,所以整部作品的风格集中表现在语言风格上,对其风格的研究更多地是集中在语言风格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组成部分于总体风格的构成中毫无用处,只不过语言是其反映的媒介。
语言风格指的是人们在书面或口头语篇中运用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它是作家用语言表达手段所形成的各种特点的综合的表现,包括语言的民族风格、流派风格、语体风格和个人风格。
同一内容的不同的表达方式可以传达不同的表达效果;
同一思想内容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方式来表达,因此,表达方式的选择具有一种风格价值(stylisticvalue)。
这种风格价值虽然对语言的基本意义(sense)没有多大的影响,但对交际的总体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
语言风格适合它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时,就对交际起到促进作用,反之就起阻碍作用。
语篇的总体意义是基本意义和风格意义的综合。
文学作品中语言风格也不仅仅指的是语言表达形式的特点,还包含思想和内容的特点,并且思想内容对风格的构成起着内在的决定性的作用,它是形成风格的内在力量,离开了它,孤立地追求形式的美是不能形成动人的风格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篇文章的风格主要是由思想内容、主题思想所决定的,这也正是风格客观性、可感知性的理论基础。
如一篇抒情味浓重的散文则可繁丰、绚烂一些,给读者以艺术上的美感;
描写简单心理活动的作品在语言上也应简明一些,而描写复杂心理活动的作品则可隐晦一些,甚至来用“意识流”等手法。
如在乔伊斯的作品中为了揭示主人公内心纷繁错综、颠倒错乱不正常的精神世界,作者就借助于语域的混乱、词汇、语义和语法对传统小说规范语言的变异来体现。
就文学文体的艺术性而言,语体的适宜与得体远比语言的正确与规范要重要得多。
作品的思想内容是通过得体的语言形式来体现的。
风格的构建关键在于语言表达形式“适合”风格所反映的主题内容。
一定的内容用适合的这种内容的形式去表现,就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我们在理论上把作品的特色分为内容的或形式的,在具体的作品中却无法把它们分开,它们交织相叠、有机地融合在同一篇章中,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相互交融,相互补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分割开来,共同形成篇章的风格。
肯定风格的客观性并不否认作者本人的个性对风格的巨大影响。
作家的个性往往通过习惯的语言表达手段显示出来。
人们普遍认为,作品的风格是作家艺术个性的存在形式。
每个作品因所表现的具体生活不同,因作家自身的禀赋、学识、生活经历、对生活和艺术美感的理解不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面貌,它是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独特精神、气质和创作个性。
有的作家文笔清新淡雅,有的浓笔重彩。
作家的风格的形成是其创作趋于成熟的标志。
然而,尽管个人风格对作品整体风格的影响不容忽视,但它却总是受作者所处的社会现实、时代精神以及作品思想内容的制约。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文学风格下一个比较科学、全面的定义:
它是文学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各种特点的综合表现,是作家的思想修养、审美意识、艺术情趣、艺术素养和语言特质构成的艺术个性在文学作品中的集中反映。
它贯穿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形象的塑造、情节结构的安排、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的运用等各方面。
因此,风格主要是由主观和客观的两方面的因素形成。
作家的个性风格与作品的特色都具有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而不是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的东西。
无论什么样的风格,都有其独特的语言标志,风格的语言标志是语音、词汇和语法,这三者是构成风格的基础。
语音手段有强烈的民族特色,是作品音乐美不可缺少的表现手段。
词汇风格手段不仅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时代特色,而且有鲜明的语体色彩和感情色彩。
语法手段主要指句式的长短和结构的繁简,此外各种不同结构的短语也有明显的语体特色。
短句节奏明快,干脆有力,具有较强的表情功能,多用于谈话语体中;
长句结构复杂,内涵丰富,有严密的逻辑性,多用于政论、科技、公文等书卷语体中,在文学作品中,长短句的交错使用则是构成丰繁风格的重要手段。
风格也可通过各种修辞格来体现,如夸张、排比、反复等辞格能构成豪放、雄浑的风格。
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风格并非是无形的、无法把握的。
三、文学风格可译性研究
那么,风格是否可译?
目前,对此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种是风格不可译,一种是风格可部分地译出,但诗的风格不可译。
周煦良认为:
“风格离不开语言,不同的语言无法表达同样的风格。
”⑤由此可知,源语的风格是不可用目的语来表达的,具体来说,英文原著的风格是无法用汉译来解决的,按其逻辑就是源语优于目的语。
而世界上各民族的语言在长期的交往中相互融合、相互补充,无所谓优劣之分,只有译者对风格感悟的优与劣。
朱光潜则说:
“有些文学作品根本不可翻译,尤其是诗(说诗可译的人大概不懂得诗。
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译文也只能得到原文的近似。
”⑥朱光潜实际上是在说包括诗在内的某些文学作品的风格是无法译出的,大部分文学作品的风格是可以部分译出的。
那么,我们在讨论风格是否可译时,是否该将译诗的风格搁置起来呢。
笔者认为非诗人就该罢手,但相信诗人可讨论之。
王佐良曾经说过,不是诗人就别想译好诗;
当然,不是诗人怎能把诗的风格译出来?
现在大多数学者都对文学风格是否可译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自古以来,中西方对文章的认识就有着相通之处。
钱钟书先生在比较中西文学批评之异同时指出,:
“中国文章讲平仄,西洋文章讲轻重音;
西洋诗的禁忌,并非中国的四声八病,而两者遵守着声调和谐的原则;
虽不相同,可以相当。
(钱钟书,1989:
45)从风格的本义看,中西方有着共同的认识。
只要译者了解了原作者的气质与其作品的风格,风格是可以部分地译出来的,究竟能译到何种程度,这要看译者对源语的感悟与受目的语影响的程度,自身的个性、语言修养及对神韵把握的程度。
不过要完全将原著的风格译出则是不可能的。
因为就英汉两种语言而言,作为载体其各自所载的文化内涵不同,思维模式不同。
不过抛开这些,我们同样会发现,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只要有思维能力,都有喜、怒、哀、乐。
正如彭秋荣、沈新金所指出的,人的感情是万事万物中最复杂、最细腻、最丰富的,不同的语言是能够表达这些最复杂、最细腻、最丰富的感情的。
⑦正如语言学家巴尔胡达罗在《语言与翻译》中所指出的:
“任何一种语言的语义都反映周围整个外部世界及人类自己的内部世界。
”此乃风格能被部分译出的基础,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依旧得看译者对作品神韵的把握与对原作的感悟了。
我们以一个实例来证明:
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
女卑为婢,女又何妨称奴
这是汉语特有的析字辞格,钱歌川先生曾预言这简直是无法翻译的,可是钱先生的预言
很快便被后来者打破了(周仪、罗平,1999:
73-74),许渊冲先生将它译为:
ABuddhistcannotbudintoaBuddha,
Amaidenmaybemadeahousemaid.
译文巧妙地利用了Buddha和bud,maid和made之间的音韵和意义关系,而且反映出原文
的拼字特点,难道说这不是风格再现吗?
风格给人以虚实与模糊感,使其本身就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产生一种玄而又玄的感觉,其实并非如此。
人们之所以有如此感觉,是因为还缺乏对风格概念的了解与重视,或者说在翻译中未能自觉地注意,其次是译者本身不具备一定的语言修养,未能精通源语与目的语。
钱歌川说:
“大家都说翻译者须通两种语文,这似乎是起码的条件,否则是无从下笔的。
不过两种语文的通法是各有不同的,即他对外国语文的知识,必须是有判断力的(critical),而他对本国语文的知识则必须有实地经验的(practical)。
”⑧如果不是这样,译者就无法进行翻译,更不可能译风格。
因此说通两种语言是必备的条件,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译者不可能没有艺术鉴赏力,不可能没有掌握一定的修辞技巧,不可能没有语言艺术的底蕴与语言表达上的独特个性。
只有有了这一切,译者才能驾驭语言,才能在进行创造性翻译的同时,恰当地传达和再现原作的文化内容、艺术效果与风格,才能部分地译出作品的风格,才能产生并形成译者自己的风格。
但是译品中的风格有多少是从原著中传达出来的,有多少是译者自己本身独有的,这似乎难以界定,具有较大的模糊性,是值得令人深思与讨论的问题。
四、结语
风格视角在文学翻译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属于翻译的美学层次。
风格分析能帮助译者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把握原文,体会原文的精彩之处,正确把握和再现原文风格。
原作者的风格应通过译者的风格来表现,而译者的风格又应以作者的风格为归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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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语堂论译诗[A].诗词翻译的艺术[C].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
[6]转引自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49页.
[7]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8]钱歌川.《翻译漫谈》.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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