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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名为“平等”的理想，也只是在有人为“不平等”下定义之后，才逐渐取得了话语权。

在其他同类题材的革命文学作品中被事先豁免了的道德审判重新被作者严肃地提了出来。

　　共|产|党员施托克曼，作品中第一个登场的革命者，一战前执行上级组织的指令，来到顿河地区传播革命的“火种”，以钳工的身份来到鞑靼村，凭借高超的口才和煽动潜质团结了一批劳动的贫苦哥萨克，向他们播洒革命理论，点燃了贫苦哥萨克心中仇恨的火种;

当十月革命爆发后，正当顿河地区的哥萨克摇摆于红白两种势力的时候，他再次回到顿河，正当他当年培养的“革命人才”驾驭不了局面之际，他的出现起到了稳定局面的作用。

然而他一人的单薄力量最终无法扭转整个局势，最后被哥萨克的暴动大潮淹没，从而为自己的理想献出了生命。

“他们把你们引入歧途，叛徒们!

他们拿你们做叛变的见面礼……去换取新的官衔……但是共产主义将永远活下去!

同志们!

你们赶快猛醒吧!

”这是施托克曼在牺牲前对哗变的红军士兵说的最后一句话。

红色*经典所惯用的革命英雄主义式的语言并没能掩盖现实革命斗争的残酷，被仇恨和愤怒煽动起来的“群众”如同喷薄的岩浆，摧毁着一切道德防线，其势之凶也早已不在革命启蒙者施托克曼们的掌控之中。

最终还是为自己点燃的烈火所熔化，这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

　　施托克曼以宗教使徒般的虔诚来到顿河地区播种观念，将布尔什维克的“福音”洒向各个角落。

这种精神实质上的“布道”，虽然形式上延续了俄罗斯革命者扮演救世主的精神渴望，但是布尔什维克应对的是沙皇专制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工业礼貌相结合的俄国，从十二月党人到民粹派的革命经验告诉他们，仅有基督使徒的救世主义远远不够，甚至自身都难保，而是务必建立在钢铁般“党性*”基础之上才能保证革命斗争取得胜利。

对专制统治者、剥削阶级以及一切人民大众的敌人，都要毫不留情地加以铲除和消灭，超阶级的人性*只是统治者用来麻痹人民的虚伪台词。

于是才有了施托克曼富于煽惑的鼓动，他在劳动哥萨克心目中人为设立了一道鸿沟，用阶级将“人民”和“敌人”判然分离，遍地播下了仇恨的火种，以便被点燃的那一刻将一切阶级敌人燃烧殆尽。

在俄国革命者的眼里，人民与敌人之间只有谁消灭谁的问题，不存在互相妥协共同生存的可能。

　　回顾国际共运史，十九世纪的国际工人户外得到了德国两位天才理论家的理论建构，先后成立了第一、第二国际两个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无产阶级政党，使国际共产主义户外构成了令资产阶级政权不可小视的强大力量，但却都没有强有力的纪律约束，内部的思想分歧也错综复杂。

然而这种状况却在相对落后的俄国有了改观，列宁成了第二国际的异数，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掀起了一个反对派，并迅速壮大，成为“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正是这个突破才有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把马克思的理论第一次变成了现实。

然而也正是这种突破标志着从此国际共运分裂成了两条道路：

和平斗争和武装夺权，我们长期以来的政治话语从来都是将列宁的路当做世界革命的不二法门。

这天我们最后能够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运史，当年的世界革命中心早已土崩瓦解，烟消云散，而战后欧美各国左翼政党凭借议会斗争以及“资产阶级zheng府”顽强的自我修复机能，使当年列宁判定处于垂死挣扎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向延续到这天。

　　一种制度赖以存在并延续的基础，归到最表面的层次是对话语权的掌握和操纵。

我们这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无论处于什么文化背景之下的国家和民族，都或早或晚、不可避免地被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以及文化方式所同化或吸收，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都生活在了这种话语形态控制下，离开了它，我们将发现我们无所适从，甚至连准确表述我们这个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然而在上个世纪的前半期，这个话语权的归属还是未知数，以前有过一种理想和主义，设想过建立一种完全不一样于、甚至能够说超越这天这种形态的社会和生活方式，并曾在必须范围内变成了现实。

但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不能只建立在理想和信念的基础之上，它要受其本身规律的支配，任何试图超越甚至违背这个规律的尝试都难免失败的命运。

上个世纪初那次曾被宣传为“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的革命，其背后是在被一种理想所支撑，《静静的顿河》正是记录了那个年代人们对于理想的执著以及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

以施托克曼为代表的这个理想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人类历史，以前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如今当这一切已经随着历史而烟消云散的时候，我们或许能够凭借那个时代的文学重温那段悲惨的人类足迹，凭吊以前的光荣与梦想，以前的迫害与杀戮。

　　本丘克（旧译彭楚克）和波乔尔科夫（旧译波得捷尔珂夫），这是两个出身于哥萨克、自觉走上革命道路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很好地诠释了暴力革命的“真理”，如果说施托克曼更象一个善于煽动革命的演讲家的话，那么这两个人物则完全是“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实干者形象，本丘克塑造得更加有血有肉、鲜明立体，给读者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与作品中描述大部分亦农亦兵的哥萨克不一样，他很早就离开了顿河流域的家乡新切尔卡斯克，来到首都彼得格勒当一名工人，不一样的社会阶级处境使他的生活和思想都和原来的哥萨克阶层渐行渐远，个性是在理解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宣传鼓动之后，本丘克开始从思想上彻底和原来的生活决裂，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在一战中，他以志愿兵的身份公开活动，为了“世界革命”的理想，利用俄军在东线战场上屡战屡败之后士气不振的时机进行革命宣传，煽动前线士兵倒戈，与交战国德奥等国的士兵联欢。

第四卷第一章中本丘克在战壕里与几个死心塌地效忠沙皇的“反动军官”的一番唇枪舌剑的精彩辩论宣告了布尔什维克对于国家与革命、阶级和民族的观点：

“日俄战争引起了1905年革命，这次战争势必以新的革命收场。

而且不仅仅是革命，还要发生国内战争。

”随后在战壕里发现的宣传单则更为露骨：

　　“你们醒醒吧，劳动者们!

你们的敌人不是那些也和你们一样被欺骗的奥地利和德意志士兵，而是你们自己的沙皇、工厂主和地主。

掉转你们的枪口去反对他们，跟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兵士联合起来!

”在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看来，国家和民族都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迟早是要消亡的。

广大受压迫的工人和农民只有泯灭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团结起来共同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资产阶级和地主，才能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

这些观点在列宁的一系列经典著作中都有详尽的论述。

为了革命，能够牺牲国家的利益，能够忽略民族的鸿沟，全世界劳动者都是亲如兄弟的一家人。

　　革命家的理念永远是手段高于目的，无论他们的纲领多么富于理想色*彩，一旦将其付诸实施都会不约而同地转向对现实功利的考量，国家、民族和阶级等名词概念都但是是革命家玩弄于股掌的工具而已。

苏俄为了政权的稳固能够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条约，以获得暂时的喘息镇压国内叛乱和国外武装干涉，然而当政权稳固后民族依然要生存，领土仍然要扩张，外兴安岭中东路权不但不会归还中国，反而还要策动外蒙古独立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理想碰到现实总是会不堪一击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前夕，这条理论却不失为一个克敌制胜的法宝，它既能够使布尔什维克获得道德上的优势，使他们更加真实地扮演着工兵利益代言人的主角*;

又具有强大的心理攻势，促使前线士兵更多地投奔到红色*阵营里来。

在人心惶乱无所适从之际，早就从前线开小差的本丘克又适时出此刻“士兵同志们”的面前，他的出色*表演赢得了士兵的认可，以至于把他当成了值得信赖的人。

对待“死不悔改”的“反动军官”，尤其是知晓其底细并当面揭穿他的卡尔梅科夫，本丘克则会毫不留情地露出牙齿，用子弹消灭这个沙皇的忠实“走狗”。

　　作者并没有将本丘克简单地塑造成一个不是人间烟火的布尔什维克，还着重写了他的亲情和感情，使这个人物更加丰满。

在硝烟弥漫中，本丘克和犹太姑娘安娜坠入了爱河，而孕育他们感情的环境却是制造杀人和死亡的机枪队，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反讽，感情是完美的，杀戮是恐怖的，然而即使在戕害人性*的岁月，也仍旧不能泯灭人类爱的本能，这对革命的青年还是无可挽回地相爱了。

他们的相爱，就像地狱里的一盏明灯、坟墓上的一个花环，使这充满了死亡恐怖的气氛有了些许温馨。

本丘克幸而有了安娜的那份爱，才使他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残存了一丝人性*的温暖。

然而这份可贵的人性*却使他备受煎熬，尤其被调到了行刑队的那段时刻，当看到需要处决的“革命敌人”中竟然还有手上长满了老茧的劳动哥萨克的时候，他的心也在惶惑、怀疑甚至痛苦，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不能有丝毫的手软和犹豫，唯有坚决执行党的命令，消灭一切党认为需要消灭的敌人，人性*和党性*的冲突此时在本丘克的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展示。

严重的折磨对他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甚至应对心爱的恋人都丧失了爱抚的潜质。

本丘克不是《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和娜塔莎，不会有贵族敏感的思维;

也不是日瓦戈医生那样的高级

　　知识分子，不会有多少深邃的思想。

作者对此时人物应对的巨大矛盾和痛苦，不是用细腻的心理描述来展现他的内心世界，而是以白描的笔墨勾勒出人物的言行和感触，反而能使人物得以更加鲜活和立体地表现，个性是透过对话描述反映此时人物内心巨大的痛苦，很好地凸显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我们在佩服肖洛霍夫如椽巨笔的同时，也更加深刻地体验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对人性*的摧残。

安娜最终也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随着爱人的凋谢，本丘克的生命也失去了这最后一点残存的人性*光辉。

　　波乔尔科夫的形象则略显简单苍白，作者没有像塑造本丘克那样多侧面地表现，而仅仅把波乔尔科夫做了类型化的处理，一个身材魁梧、穿着黑色*皮夹克、腰挎马刀的红军军官，这是那个时代苏联文艺作品时常出现的形象。

在描述这个人物的有限章节里，给人留下的印象无非就是那么几个片断：

与白军首脑的谈判、杀俘和最后的就义，倒是和主人公葛利高里的几次“对手戏”更加引人注意。

葛利高里和波乔尔科夫都是顿河哥萨克，相同的出身使他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和彼此间的亲近感。

正当国内爆发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的时刻，前线的士兵一下子失去了方向，各种政治派别都在拉拢军队，都在军队中散播自己的言论。

世代为沙皇当差打仗的哥萨克没有多少政治头脑，应对错综纷繁的政治派别和言论，年轻的葛利高里茫然不知所措。

这时他遇到了波乔尔科夫，被他简朴有力的语言所折服，迅速把伊兹瓦林灌输给他的那套哥萨克自治的论调抛在了脑后，逐渐对布尔什维克产生好感，满怀憧憬地加入了红军的队伍。

但是现实渐渐打破了葛利高里的完美期望，苏维埃政权血腥残酷的一面使他不寒而栗，尤其是对哥萨克报复性*的惩罚措施更为他所无法容忍，葛利高里与波乔尔科夫开始产生了隔阂。

在一次战役后，波乔尔科夫残忍地把俘虏的哥萨克军官全部砍死，葛利高里最后忍无可忍，从此与波乔尔科夫分道扬镳，离开了红军队伍。

他们的再次重逢是在处决波乔尔科夫等一批被俘红军指挥员的刑场上，此时在他们双方的眼中，对方都是以叛徒身份出现的，波乔尔科夫是哥萨克的叛徒，而葛利高里则是红军的叛徒。

革命造成了哥萨克这一延续了几百年特殊族群的分裂，以前的兄弟成了战场上的仇敌，双方无论谁最终取得胜利，这都是个杯具。

　　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战士本丘克和波乔尔科夫最终走向了刑场，在《静静的顿河》里，这不是以一个红色*经典所惯常描述的场面出现的。

它是一幕人类自相残杀的杯具，从这个好处上来说，双方没有胜者。

它在人们心灵中造成了难以弥合的伤痕，一切基于政党和阶级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结论在它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

　　科舍沃伊（旧译珂晒沃伊）和伊万·

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两个人物从严格好处上来说并非是完整好处上的革命者形象，他们在小说中有一个从朴实的贫苦劳动哥萨克锻炼成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的成长经历，作品的重大好处就在于揭示了这一变化的心路历程。

他们都是最初经常参加施托克曼家的“读书沙龙”的成员，也是施托克曼的革命教化最终发生效力、取得成功的仅有的两个人。

　　《静静的顿河》前苏联肖洛霍夫著,全书共4部,分别在1928、1929、1933、1940出版，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2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国内战争这一动荡历史时期为背景，通过顿河地域哥萨克在战争和革命过程中的遭遇，反映出由于革命和战争的结果，人们在风尚、生活和心理状态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动。

主人公葛利高里体现了中农阶层在革命进程中摇摆不定的特点，也体现了哥萨克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传统观念，他的悲剧命运与这些特点和他所处的历史潮流息息相关。

在小说中个人传记和个人感情波动相结合。

小说具有史诗与悲剧相结合的艺术风格。

风景描写洋溢着顿河草原的气息，衬托着人物的心境。

　　苏联20年代以国内战争与革命为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但大多是以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为主人公，歌颂他们高尚的品质、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英雄事迹。

这样一批文学，多有“应命”文学的痕迹，塑造人物上有“高、大、全”式的弊病，虽然自称“革命现实主义”，但都具有粉饰和拔高的不“现实”的通病。

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却是一个例外，这是“一部使世界为之惊异的书”，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肖洛霍夫从另外一个美学视角展现了战争与革命，伟大之处在于--如他自己所言，他是写“白军对红军的斗争，而不是红军对白军的斗争”，也就是说，是从“人”的角度来审视革命，而不是从革命的角度来批评“人”。

在这里，他的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肖洛霍夫继承并发展了托尔斯泰那种把道德意识与审美意识相结合的美学传统，以一个艺术家全部的良知，直面现实，怀着深厚的人道主义同情，谱写了一曲悲剧主题的伟大史诗。

为了实践这种人道主义追求，在《静静的顿河》中，作者运用了一种不同于“革命现实主义”的真正的现实主义原则，即：

不粉饰现实、不拔高人物、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几点说起来虽然简单，但在当时万马齐喑的苏联文坛却是非常勇敢和难能可贵的。

　　肖洛霍夫一贯坚持艺术真实要遵循生活真实的原则，他曾告诫年轻的作家：

“作家在小事情上违背真实，便会引起读者的怀疑，读者会想，在大的问题上可能他也会撒谎。

”敢于面对现实，敢于秉笔直书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这是肖洛霍夫艺术的良知，也是他在现实主义美学上的独创性。

　　相对于波澜壮阔的革命而言，个人不过是旋涡中的一滴水。

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在行进的路上，不可避免地要碾碎许多个人的美梦。

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正是以悲悯的情怀，通过描写主人公葛利高里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从普通人的角度反观大时代里的大变动，从而唱出了一首人道主义的悲歌。

　　《静静的顿河》全书四部八卷，140余万字，据统计共写了434人。

而在这样宏大的篇幅中，主人公葛利高里的命运始终处于小说的中心位置。

　　葛利高里有两大追求，一是爱情与婚姻，二是作为哥萨克的名誉。

而在这两个方面，葛利高里的结局都是悲惨的。

在个人生活中，他动摇于妻子娜塔莉亚与情人婀克西妮亚之间，两次回到妻子身边，三次投入情人怀抱，使这两个都深爱他的女人为他死得异常悲惨--娜塔莉亚痛恨丈夫的不忠，私自堕胎身亡;

婀克西妮亚在与葛利高里逃亡途中，被枪打死。

在哥萨克视为天职的战士生涯中，葛利高里徘徊于白军与红军之间，两次参加红军，三次加入白军，最后成了身处绝境的散兵游勇，年纪不到30却已鬓发斑白。

穷途末路之际，他把武器丢进顿河的冰水之中，回到家破人亡的故居，此时，他与巨大的、冰冷的世界的唯一联系只是他幸存的儿子了。

　　造成葛利高里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他的哥萨克身份。

哥萨克是俄国历史上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哥萨克”一词源于突厥语，意为“自由人”。

原指从中亚突厥国家逃到黑海北部从事游牧的人，后来泛指15-17世纪俄国从农奴制压迫下逃亡出来，迁移到边远各地的农奴、仆从和市民。

南方顿河两岸的大草原是这些“自由人”聚居的地方之一。

从16世纪开始，哥萨克因替沙皇政府镇守边疆，被免除劳役和赋税，并获得一定的奉禄和土地，同时哥萨克形成了带有相对自治性质的组织，他们是沙皇兵力的主要来源，18世纪开始成为特殊的军人阶层。

特殊的历史一方面使哥萨克保留了许多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又使他们酷爱自由，粗犷善战。

可以说，哥萨克最大的矛盾是：

内心向往自由，身份上又是沙皇镇压自由的工具。

葛利高里就是在矛盾的哥萨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个青年哥萨克的代表，他有责任感、有良心，有哥萨克特有的群体归属意识，也有自己桀骜不驯的性格。

哥萨克自身的矛盾性决定了葛利高里的迷惘：

是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许诺给受压迫者以自由;

还是选择哥萨克，因为自己世世代代身为哥萨克。

就这样，葛利高里是千百万在红军和白军犹豫不决的哥萨克的缩影。

正如葛利高里所属的那个白军师的师参谋长考佩洛夫所说：

“一方面你是一个拥护旧时代的战士，另一方面--请原谅我说话尖刻，又有点象个布尔什维克。

”

　　造成葛利高里的悲剧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又不仅仅是个哥萨克，而是一个善良的、有良知的人。

与他那些甘心被白军挟裹的亲戚朋友不同，葛利高里除了哥萨克效忠沙皇的原则之外，还有自己的原则--良心，还有自己的独立意志--珍惜人类生命。

所以，当他第一次看白军滥杀俘虏，就勃然大怒，几乎杀了凶手“锅圈儿”。

此后的战役中，葛利高里目睹了双方的残酷行径，虽然为了生存，自己也要不断地杀人，并且获得过白军颁发的四个乔治勋章和四个奖章，升为白军师长，但在他的内心世界，他一直痛恨杀人、特别是无缘无故地滥杀俘虏--无论是对红军还是对白军。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战争渐生厌倦，几次想放下武器。

但是社会与时代的具体环境又迫使他一次次重新拿起武器。

于是，葛利高里的心灵运动始终建立在内心的矛盾与斗争之中：

他厌恶白军的腐朽反动，又对红军的过激行为不能容忍。

而在具体行动中又始终处于无可奈何、无法选择的状态：

在克里摩甫斯基战役中，他勇猛地挥刀砍杀，之后又趴在地上大哭起来：

“我杀死的是什么人呀?

为了上帝，砍死我吧。

”在1920年他回到家乡，却因为遭到红军政权的怀疑而再次当上了叛军。

--一个独立、渴望自由与真理的人生活在一个无法找到独立和孤傲的世界里，这便是葛利高里的悲剧之所在。

　　肖洛霍夫对葛利高里的毁灭表示了无限惋惜和同情，也对导致葛利高里毁灭的红军的错误政策和过激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在某种意义上，葛利高里的悲剧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革命的悲剧和历史的悲剧。

　　《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史诗性小说。

所谓史诗，是指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具有结构复杂、画面广阔、内容丰富、意义深刻等特征的优秀长篇叙事作品。

这部作品所涵盖的时间从1912年延续到1922年，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等重大历史时期，所触及的空间从平静的顿河的农庄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从混乱的白军司令部到小村子里的革命委员会，从列强伺机侵入的边疆到中心地带的城市。

而这种广阔的时空性质又不同于其他的史诗性作品。

　　专家指出：

“同样是规模宏伟、气象万千的长篇巨著，与〈战争与和平〉的开放性结构不同，〈静静的顿河〉具有的是一种纺锤性的网络结构，其纺锤的中轴乃是支配作品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历史潮流。

历史与人物命运的勾连处则是战火纷飞、狼烟遍地的国内战争，其主要网络体系乃是主人公葛利高里驰骋疆场的足迹。

”简单而言，作者没有如托尔斯泰一样，高屋建瓴地给历史的来龙去脉以高度理智的分析;

也不象一般的史诗性作品，把故事放在大事年表上，犹如在写什么历史的编年体讲义。

肖洛霍夫本人隐退在叙事之后，隐退在主人公之中，这样一来，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同命运、共呼吸，就象实际生活中一样，每个人都置身历史之中，而又未必理解历史的走向、原因与意义。

比如在作品中，对于俄国人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划时代的十月革命，作者“令人惊讶地”并没有正面描述，而仅仅是用一个段落中的寥寥数语，从哥萨克所听到的“传闻”这一侧面来略作说明。

关于这个时代的著名伟人列宁，全书也只有两处一笔带过。

　　作者的视角与主人公的视角一致，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艺术视角，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视角。

因为从真实的角度来衡量，人活在历史之中，但历史事件只有与个人命运相交织，方才显现出历史对于个人的真实面貌。

简而言之，《静静的顿河》之所以是现实主义杰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史诗性与独特个人视角相结合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