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城市民俗及对后世的影响_陈华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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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第5期
第25卷
(总第108期)
No.5,2000
GeneralNo.108
Vol.25
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ZHEJIANGNORMALUNIVERSITY
(SocialSciences)
论宋代城市民俗及对后世的影响
陈华文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
两宋是中国经济、科学、技术和城市文化高度发达的历史朝代,其中,城市文化中的民俗文化不仅传承了前代的内容,还有许多创新,如妇女缠足、居民火葬、结婚喝交杯酒、相亲等,对后代形成巨大的影响,一些内容至今依然在城市和民间盛行,成为中国汉族民俗的代表性形态之一。
本文探讨了宋代的城市民俗及其特点,尤其突出这种民俗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
宋代;城市;民俗
中图分类号K8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5035(2000)05—0109—05
⒇收稿日期:
2000—03—18
作者简介:
陈华文(1959—),男,浙江武义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赵氏宋朝从公元960年建都开封到帝投海而死,共经历了319年的历史,这之中,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尤其是后者,一直严重地困扰着两宋政权。
由于它在与辽、金、蒙古等国的用兵中,大都以失败告终,给人以一个积贫积弱、懦弱无为的印象。
这当中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原因,我们不予深究
(这是历史学家的事),但宋朝对社会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特殊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
像四大发明中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便在此期得
以完成和完善。
由于民族文化的交往,以及不断征
战而造成的人民迁徙、杂居则给民俗文化带来巨大
的碰撞、交融,使宋代的民俗不仅异彩纷呈,而且具有特殊的生命力。
一、两宋的时代特征
我们知道,经济文化的发展,往往能决定风俗
习惯的发展或个性趋向,原因是风俗习惯作为民间
生活形态的一部分,它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
没有经济文化的支撑,风俗习惯
既不可能沿袭,也不可能形成具有特色的内容。
赵宋政权是在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中脱颖而
出,并继而统一了大半个中国的封建王朝。
立国之
初,它接受了五代十国政权频繁更迭、战乱不已的经验教训,对军队和地方官员的控制都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中央集权被大大加强。
宋朝统治者还通过扩大科举考试来广收人才,为我所用;加上社会相对稳定,使宋朝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时代个性,并对宋代民俗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农业方面,多熟制的水稻和小麦在大江南北都得到了推广,并实行江北种水稻和江南种小麦免其租税的方式来鼓励民众发展生产。
而农业技术方面的改进,诸如踏犁、秧马、人力水车、牛转水车和筒车的发明和使用,也促使农业生产在提高生产力和抵御自然灾害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
当时两浙地区的亩产量达六、七百斤,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手工业方面我们从部分产品与唐代相比,就可以知道,它的发展是多么明显。
如唐宣宗时(847~859年)银的年产量是2.5万两,铜是65.5万斤,铁是53.2万斤。
[1]北宋时,银一般的年产量是二三十万两,最高达88万两,铜是400多万斤,最高达1460万斤,铁是600万斤,最高达824万斤。
从超过唐代几倍到几十倍的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手工业在突飞猛进地发展。
而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宋代的商业日益繁荣兴盛,市镇得到了空前的扩大。
我们从商税的增加,可以看到商业的极大发展。
宋太宗时,商税总额是400万贯,到宋仁宗时增加到2200万贯,后来也一直保持在1000万贯上下。
由于商业的发展和交易的需要,宋代还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它极大地刺激并方便了商业交易,并对后世的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加。
唐代以来的坊市制度得到彻底变革。
唐代以前,十万户的城市仅十多个,到宋代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已有40多个,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更发展到50多个。
以当时每户约5口计算,各大城市的总人口已在2500万以上,这当中有汴京(今开封)、临安(今杭州)等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有人计算,北宋人口最高额为一亿零四百万,则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还不包括那些城镇中的人口。
正是城市的不断发展,使商业获得了空前的繁荣。
唐代以来的坊市有别的制度,在宋代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的商业街市,临街随处可以开设店铺。
大城市如开封、临安等夜市也高度发达,营业时间可到四更,而到五更时,早市又已开始。
另外,在大中城市的四郊还分布着各种各样的商业集市,使商品的流通更快,人民生活更方便。
这种状况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商业文化的发展。
第三,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宋朝在生产力方面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得力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不管是农业、手工业、纺织业、制瓷业还是造船业等等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世界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四大发明,其中有三种即活字印刷、火药和指南针,是在宋代完成的。
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400年,给印刷业带来了一场革命。
指南针的发明使宋代制造的近千吨的坚固海船拥有可靠的航海方向,对海上交通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火药配方的完善并大量地运用于军事也是在宋代,经过南宋之后的改进,利用火药的爆炸性,发明了“铁火炮”、“震天雷”;它还制成炮仗,为节日增添喜庆的氛围。
第四,科举制度的改革带动了书院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科举考试并非宋代的发明,但是,宋代在科举制度上的改革以及它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作用和影响,包括对后代的影响,则是非常明显和
不可否认的。
与唐代相比较,取士人数大量增加,宋
徽宗时每次考试取进士680多人,与唐代最多70人左右相比,增加了近10倍。
对于参加考试人员的身份要求更宽,士农工商,除工商者本人被禁止之外,其子弟均可应试。
这给平民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打开了宽阔的道路。
另外,像考生与考官不准结成师生关系,皇帝亲自殿试,考试实行糊名制和一经及第即可入仕及“特奏名”法等规定和制度的形成,既增加科举的公正性,也刺激了士人参加科举的积极性。
正是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极大地带动了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北宋初年,仅有官办的国子学一所,以后设四门学、太学,并于各府、州、县建府州学县学。
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全国学生曾达21万多人。
社会各阶层人士为仕进,都“诵文书,习课程”,因此,“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2]。
这种状况,还带动了宋代书院制度的极大繁荣,一批名流如吕祖谦、朱熹、陈亮等都聚众讲学,书院成为半官方的教育机构,使有宋一代读书成风,教育深入到封建社会的各个阶层。
另外,宋代还有崇尚理学等特征,它们在两程、朱熹等理学家的提倡和身体力行下,成为国家的主流学术,对后世影响极大;不过,对本朝人民的影响则具有相对的局限性,即使理学家非常强调的伦理纲常,宋代人民也有自行其是的一面。
像宋儒讲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观念,在民间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改嫁等习惯,上至士大夫下到平民百姓都一仍其旧。
二、城市民俗空前繁荣
城市民俗的繁荣主要取决于宋代时城市在不断地扩大和增加,形成了许多具有生命力的新兴城市。
随着这些新兴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城市居民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多彩,尤其是形成了一整套符合城市居民生活习惯的习俗惯制,使它与乡村农民的传统习俗有了明显的区别。
这种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城市商业的发达,形成了具有自己个性特征的商业习俗。
我们知道,唐代以来的坊市制度,在北宋时即逐渐被打破,沿街店铺和民居相混杂的经商方式渐渐成为城市居民习惯的商业形式。
因此,在北宋时的汴京(今开封)就产生了以某个中心街段为主的商业中心,许多个这种中心,构成了汴京有效的商业服务有机整体,满足所有市民包括衣食住行娱乐服务等各方面的需要。
这些城市中的经商户还依据不同的行业建立自己的行会组织。
南宋之后,像都城杭州,这种习俗取得了规模更加空前的发展,使杭州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商贸中心。
商贾云集,百业兴旺,甚至在城市的周围兴起了各种专业性的镇市和集市,使城市以及它的商业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其次,高度发达的城市服务民俗。
城市的发展,同类型的城市居民增加,乡村中那种人情性的无偿服务,已不再适应新的环境,所以城市的商业服务开始逐渐增加,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习俗。
当时都城汴京和临安店铺林立,尤其在饮食服务业方面,非常完美。
能满足上自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的一般饮食需要,也能完成他们在特殊节假日及喜庆日子的各种服务,酒楼、食店、茶肆和“四司六局”,把整个饮食业完整地贯穿起来。
城市还提供公益性慈善服务,像清晨报更、报告天气情况,官方还设有消防组织,以及提供抚孤养老等社会保险方面的服务。
而商务性的佣工,不仅形成市场,且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行会和行老,由他们统一安排,提供完善的商业服务。
这当中,甚至分出市内服务和远程服务等不同的项目内容,供需求者选择。
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大,还出现了交通出租业——把鞍马租赁给到较远地方去办事的人。
这些服务业有自己的行会组织,各按行业规定来经营和统一收费,形成秩序井然的城市行业和民俗规范。
第三,商娱业四季如新,已走出传统的节俗娱乐模式。
当时城市居民除了在节俗中参与各种娱乐活动,如元宵的点灯、清明的踏青、端午的龙舟竞渡、重阳的登高等等,不定期的一年四季不随时季节俗变化而增减的商娱活动极其繁荣,在北宋和南宋的都城还建立了称为瓦舍的专门娱乐场所,里面集中了当时所有的娱乐节目,如杂剧、傀儡戏、影戏、小说讲经史、诸宫调、叫果子、相扑以及大量的与现代杂技和武术表演相关的技艺。
他们分成不同的专场,于各个勾栏中进行演出。
北宋时瓦舍中有大小勾栏50多座,南宋后瓦舍的数目有了进一步的增加,达23座,而有的瓦舍中有勾栏13座,可知各种演出专场的勾栏有一二百座,确实是规模空前。
因为是室内的专门娱乐场所,所以一年四季不受风雨寒暑的影响,“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表明娱乐业的极其火爆。
第四,夜生活丰富多彩。
其中,商娱业的发展,成为当时城市夜生活空前繁荣的原因之一。
南北宋的都城,在一些热闹的商业街和娱乐场所,往往形成通宵营业的夜市,有些地方则三四更停,五更复又开张,加入早市的行列。
据说在当时夜市最热闹的地方,由于灯火照天,人物嘈杂,油腻熏天,连蚊蚋都绝了迹。
毋庸讳言,夜市的习俗与乡村中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它不仅成为城市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作息习惯、消费观念等,给商业经济注入一种新活力。
第五,攀比豪奢的城市习气日益浓厚。
奢侈的风气在古代的城市,尤其是在都城中都曾出现,在豪富与贵族间往往形成斗富竞奢的风气,宋代城市习俗的发展也不例外。
史载“辇毂之下,奔竞侈靡,有未革者,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遗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盛。
”[3]当时衣要鲜丽,质要高档,所谓“闾阎之卑,娼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3]。
凡有饰物流行,立即风靡全城乃至全国,以至统治者多次下禁令,禁止各类高档豪奢的饰品在民间通行。
这固然有统治者为了保持特权的一面,铺张浪费对国家的影响对于有识之士来说,时常加以警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面。
正是这些在城市中形成或定型的民俗,不仅对城市居民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流风所及,也对宋代的城乡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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