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生平和事业Word文档格式.docx

陈独秀的生平和事业Word文档格式.docx

《陈独秀的生平和事业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陈独秀的生平和事业Word文档格式.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编辑在安庆，印刷在上海，发行在芜湖。

办了不久，为了便于发行，陈独秀搬到芜湖长街，住到汪孟邹大亚东图书社小楼上办公。

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以后，安徽省都督孙毓筠邀请陈独秀回安庆，帮助自己治理安徽。

于是，陈独秀回到安庆，住在宣家花园（现在的安庆六中西边）。

1913年夏天，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逃到了芜湖，生活异常困难，后来不得已，到日本帮助章士钊编《甲寅》。

他在《甲寅》上发表文章，第一次用了“陈独秀”的笔名。

二、发起新文化运动

1915年初夏，陈独秀自日本回到上海，开始编辑一本刊物，叫《青年杂志》。

为了办好杂志，陈独秀到处物色人才，经王孟邹介绍，联系上了胡适。

一年以后，《青年杂志》办得很好，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为中国的青年指出了救国的方向，销路大增。

上海青年会就去干涉，说《青年杂志》跟他们办的杂志名字雷同，要陈独秀改名字。

陈独秀不得不停了半年刊，后来把杂志改名《新青年》。

这个杂志曾给毛泽东很大的影响。

1936年，他跟美国记者斯诺说：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

我还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

我特别喜欢胡适、陈独秀的文章。

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做了我的崇拜人物。

”

《新青年》杂志当时在全国的影响非常大，并影响到陈独秀后来的命运。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派蔡元培到北京与袁世凯谈判，留在北京做了教育部长。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蔡元培到了法国。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请蔡元培做北京大学的校长。

陈独秀到北京筹备扩大书社的款子，被朋友推荐到北大任文科学长。

陈独秀当时不想去北大就职，因为他要在上海办《新青年》。

蔡元培做他工作，说北京大学邀请一批有才华的人过来，你可以到北京来办《新青年》。

所以，蔡元培虽然不是《新青年》的同仁，但他是支持《新青年》的。

陈独秀到北京以后，租了一个小院子，这里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

1919年春天，陈独秀遇到了一场风波，报纸上说，他逛八大胡同，多家报纸炒作这个绯闻。

经过这个风波，陈独秀的文科学长的职务被拿掉了。

为了给他体面的下台，蔡元培取消文科学长和理科学长，以教务长代替。

经过投票，马寅初成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

就在陈独秀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发生了五四运动。

陈独秀积极地投身进去，写了许多鼓动的文章。

1919年6月10日下午，陈独秀在新世界游艺场的顶楼上散发传单，被警察抓到。

后在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的营救下出狱。

陈独秀出狱以后，到武汉去做了几场演讲，后来李大钊把他送到了天津，在路上商讨了秘密创立共产党的话题。

三、创立中国共产党

1920年8月，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人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小组与李大钊在北京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

这个时候，孙中山的陆军将领陈炯明统一了广东，建立了南方政府。

他们请陈独秀做南方政府的教育委员长。

因为陈独秀曾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又是五四运动的主将，刚被捕释放，在全国影响非常大。

陈独秀在广州期间，国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上海催大家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有13个人参加。

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被选举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当时马林认为共产党人太少、影响太小；

又认为国民党是一个人民的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所以马林建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一开始，遭到了陈独秀的强烈反对。

但是马林做了共产国际和布哈林的工作，确定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策略，对中国革命的命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在全世界开了两个党混合的先例。

所以，中国大革命后来失败，马林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马林怎么处理与陈独秀在加入国民党问题上的矛盾呢？

1922年8月，马林带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西湖开会。

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命令，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入国民党。

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等中共二大新中央局成员都反对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后来在回忆时说，当时马林作报告时，要求共产党全体服从。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会议，是导致五年后大革命失败的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以后，陈独秀想到苏联去了解一下情况，出席了1922年年底的共产国际四大。

知道共产国际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要加入到国民党里去的策略以后，陈独秀回到国内，召开了中共三大。

这次大会主要是统一大家的思想，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

由于陈独秀到苏联去了一趟，回来后态度发生了改变。

1923年春天和冬天写了两篇文章，宣传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后来，这两篇文章被认为是他的二次革命论的代表作。

四、指导中国大革命及其失败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标志。

1925年1月，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杀，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所隐藏的危机，就一步步暴露出来了。

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污蔑中山舰的舰长李之龙绑架他，以此为由，将一批共产党软禁起来了。

这件事情是蒋介石叛乱的一次预演，后来觉得自己羽毛未丰，草草收场。

之后，汪精卫离开广州出国了。

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反对共产党员做国民党的部长，并限制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人数。

为了执行共产国际关于稳定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陈独秀采取了让步的方针，遭到了包括其子陈延年在内的许多同志的反对。

在北伐中，蒋介石的新右派势力迅速发展。

为了支持北伐，同时发展共产党的武装，共产党在上海领导了三次武装起义，陈独秀参与了领导，并于3月21号取得了起义的成功。

受到上海起义胜利的影响，陈独秀建设社会主义的情绪大增，写文章提出“行向”社会主义。

表明1923年陈独秀讲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上海工人起义胜利隔日，蒋介石在安庆策划了“3•23”事件，捣毁了安徽国民党左派省党部。

为了夺取上海工人起义的果实，蒋介石急忙离开了安庆，路上不再停留，直奔上海。

1927年4月5日，汪精卫绕道莫斯科回到上海，陈独秀为争取汪精卫抑制蒋介石的叛变革命，与他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一致性，支持国民党的决议等。

这个声明完全符合当时共产国际的不使统一战线破裂的精神。

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声明以后，同船离开上海，蒋介石于4月12号发动了反革命的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

蒋介石“4•12”政变后，陈延年被派到上海，任江浙区委书记。

陈延年和赵世炎在共产党里有比较高的威望，称“南陈北赵”。

“北”就是北京区委书记赵世炎，“南”就是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

陈延年在广东反对蒋介石非常坚决，被共产国际远东部追究，甚至打算免去其职务。

蒋介石叛变后，他临危受命，到最危险的上海，领导那里的工作。

6月，由于叛徒告密，陈延年被逮捕，7月4日牺牲。

陈延年牺牲后，斯大林称他是“天才的政治家”。

毛泽东说：

“像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

”董必武也称赞陈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时刻，苏联人派了印度人罗易到中国来指导中国革命，加快了大革命的失败。

1927年5月，罗易接到共产国际的几封电报，内容涉及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进行土地革命的绝密内容，罗易居然把这个电报拿给汪精卫看，据罗易解释，他是为了赢得汪精卫的信任，才拿给他看的。

汪精卫将“抄件”给陈友仁、唐生智看，当天，江西省省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方志敏等164人“礼送”出境。

毛泽东后来说：

“谁促成同国民党的分裂？

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

”邓颖超晚年也说：

“罗易这个人很不守纪律。

”

罗易回到苏联以后，斯大林庇护了他。

斯大林为了回击托洛茨基的批评，强调共产国际在中国没有犯错误，中国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陈独秀的错误，是中国共产党的错误。

既然共产国际在中国没有犯任何错误。

因此，共产国际的全部代表，包括罗易就没有犯错误。

大革命期间，苏联给共产党的钱加在一起是26万，给国民党的钱是1400万。

苏联人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钱，仅仅是印刷资料、开会，而给国民党的钱，是帮助他们扩充部队，建立武装，建立黄埔军校等。

所以，蒋介石、汪精卫杀共产党人的枪弹，大部分是苏联给的。

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前，共产国际提出调整陈独秀。

陈独秀因为一方面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防止统一战线的破裂，一方面要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独立的武装，开展土地革命的指示，由于地主多半是国民党军官家属，无法开展土地革命，正处于困难时期。

于是，陈独秀写了“我实在不能工作”的条子，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

五、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及开除党籍

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夕，斯大林就强调，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负主要责任。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履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但陈独秀认为，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没有办法履行。

因为土地革命的对象，就是汪精卫的部下，就是国民党的军官。

核心问题，还是马林把国民党的性质搞错了，以致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国革命的最后时刻，暴露了无法执行的矛盾。

马林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人民的党，没有看清它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党，甚至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性质的政党。

直到最后时刻，斯大林还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党，是进行土地革命的执行者，而不是对象。

汪精卫叛变后，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第一次独立的掌握武装。

之后，举行了八七会议，共产国际派了一个新的代表，叫罗明纳兹，来中国处理大革命以后的事。

罗明纳兹不让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但陈乔年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到上海隐蔽，经常给《布尔什维克》杂志写短文章。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希望陈独秀到苏联去，但陈独秀不去，罗明纳兹不让他参加八七会议，是原因之一。

陈独秀自尊心很强，他担心到了苏联，苏联人要他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顶了面子，不好反驳。

1928年夏天，陈乔年在上海被逮捕了，6月牺牲。

陈独秀的女儿筱秀来处理弟弟的后事，受了刺激，也死在上海。

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参加六大，在六大上，王若飞为陈独秀说了几次话，受到了打击。

六大后，陈独秀被拿掉了中央委员，但仍给生活费。

就在这时，陈独秀外甥（大姐的儿子）吴季严自苏联回来，告诉他托洛茨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说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共产党，而是苏联人犯了错误，斯大林犯了错误。

陈独秀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至少是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同时都犯了错误，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单独犯了错误。

1929年7月，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中苏开战。

苏联人要求中国共产党拥护苏联，跟蒋介石对着干。

陈独秀写信给中国共产党，说在两国战争中，“拥护苏联”的口号有问题，不利于觉悟不高的群众。

同时，他批评了李立三等人的暴动主张，加上陈独秀与一些人组织了党内反对派，公开支持托洛茨基，这样，陈独秀与当时共产党领导的矛盾就加深了。

中央要求陈独秀承认搞托派的错误，然后给他安排一个编辑工作，但陈独秀拒绝承认错误，这样，1929年12月，就把他的党籍开除了。

陈独秀在被开除党籍之后，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强调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应该是共产国际和自己都负责任。

但斯大林要陈独秀承担责任，目的是不想给托洛斯基留下把柄，目的是想打击托洛斯基，而不是打击陈独秀，这一点，陈独秀也没有看到，而认为，斯大林打击的就是自己。

所以，斯大林在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以后，仍然希望陈独秀到苏联去，研究他的党籍问题，说明斯大林本人并不想把陈独秀的党籍开除掉。

实际上，斯大林的对手是托洛斯基，而不是陈独秀。

但陈独秀不理解斯大林这样一个很复杂的政治背景，而认为斯大林要他做替罪羊，要他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所以，陈独秀给中共写信说，“然而现在你们突又来电给我，要我到莫斯科参加你们的会议，专门讨论我们的开除党籍问题，你们这种思想，我很不容易了解!

陈独秀不了解斯大林的本意，拒绝去莫斯科谈自己的党籍问题，丧失了一个挽救自己党籍的机会。

也说明，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并不是非此不可的一条路。

六、在狱中

陈独秀的党籍开除后，没有了生活来源，加上在国民党的通缉之中，精神非常低沉，住在上海的石库门，过着贫穷潦倒的日子。

这时期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了托派组织，1932年10月被逮捕了。

逮捕了以后，胡适在北京希望蔡元培等人就近营救陈独秀，胡适本人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做了一个演讲，说陈独秀领导过文学革命，赞扬他在文学革命上的贡献。

他不谈陈独秀是共产党；

这是胡适在以他自己的方式支持陈独秀，可以看出他们的友谊是很深的。

由于许多人营救陈独秀，加上陈独秀被开除了党籍，蒋介石同意走法律程序审判陈独秀，这样，陈独秀的命就保了下来。

他被关在南京，很多名人都来看他，包括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铁道部长顾孟余以及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等。

三儿子陈松年来监狱看父亲。

陈独秀说：

“到了八年，我还不一定能出去。

”他见陈松年低头不语，又说：

“我要出去马上就可以出去。

”他的意思是办了手续就可以出去，说明陈独秀是很有骨气的。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上海，同时轰炸南京。

国民党和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提前出狱。

七、回延安的愿望及“汉奸”罪名

当时,陈独秀有一个机会回延安工作。

他请罗汉与共产党驻南京的代表博古、叶剑英、周恩来等人联系，自己也去见了面，并请罗汉去西安见了林伯渠。

林伯渠原是国民党员，后来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林伯渠和陈独秀是有私人感情的。

林伯渠给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发了电报，汇报此事，并表示自己也赞成陈独秀回党内工作。

毛泽东提出了陈独秀去延安的三个条件：

“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

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要害是第一条，即承认错误。

说明陈独秀回党内，毛泽东是可以接受的。

陈独秀这个时候已经逃难到武汉，他告诉罗汉，自己早已被托派开除了，也声明自己不是托派了。

他是不想写书面的东西，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他的一生的性格。

就在陈独秀犹豫不决的时候，王明1937年年底从苏联回到延安，他认为斯大林正在打击托派，中国共产党不应该让陈独秀回到党内来。

但根据统一战线的政策，只要不是汉奸，就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因此，为了反对陈独秀回到党内，和王明一起回延安的康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称陈独秀和托派曾接受过日本的资金支持，这样，陈独秀就被定性为“汉奸”了。

王明、康生这样做，受到了一些民主人士和国民党人士的反对，认为这样做，没有依据，给任何人戴上“汉奸”的帽子，都可以成立了。

陈独秀也写信，叙述自己的态度，这在当时的武汉，引起了一场争论。

这场争论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劝说下，逐渐平息。

从此，陈独秀失去了回延安的机会，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回到党内的机会。

八、晚年

汉奸风波平息后，陈独秀经重庆到江津避难。

其间，胡宗南、戴笠来拜访过陈独秀，想拉拢陈独秀攻击共产党，陈独秀拒绝了。

张国焘叛逃后，想拉陈独秀一起反对共产党，也被陈独秀拒绝了。

托派刘仁静也来拜访陈独秀，也被陈独秀一一拒绝。

晚年，陈独秀住在鹤山坪，这个地方风景很好，陈独秀一度心情还好，写了一些诗。

当时，一些朋友送钱给他度日，加上自己写文字学书稿，给一些报纸写文章，心情并不算是太差。

陈独秀不去延安后，国民党教育部暗地资助陈独秀。

因为明地给陈独秀钱，陈独秀是不要的，他不愿意拿国民党的钱。

因此，国民党教育部把钱给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以北大同学会的名义，给陈独秀每月300元，维持了陈独秀的基本生活费。

晚年，陈独秀进行文字学研究，写了《小学识字教本》一书，得到国民党教育部编译馆五千块钱的资助。

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希望陈独秀把这个名字改一下，把“小学”去掉，但陈独秀不同意改，所以这个五千块钱也不敢花。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去世了。

他得了心脏病、高血压、肠胃病，只活了63岁。

1947年，第三个儿子陈松年把陈独秀的灵柩迁回安庆，葬在十里铺（文革时期叫卫东公社林业大队），立墓碑“先考陈公仲甫之墓”，文革中，该碑因林业大队种树，毁了。

九、历史评价

陈独秀在世时，毛泽东就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总司令。

1942年3月20日，毛泽东说：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延安说：

“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

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同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

“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同年5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批评了六大不选举陈独秀进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做法，说：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

结果是不是好呢?

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

……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

”虽然在解放后和“文革”中，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肯定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总司令、创党有功这两点，毛泽东始终没有更改过。

邓小平八十年代初谈到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

“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1985年，胡耀邦谈到评价陈独秀时，说：

“写陈独秀这种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

”不久后，《光明日报》、新华社根据胡耀邦的谈话精神，发表了王洪模写的对陈独秀的新评价。

1998年11月28日，江泽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说：

“中国许多先进分子和仁人志士，如陈独秀、周恩来、鲁迅、郭沫若、何香凝等，都在日本学习和生活过……他们同日本人民友好相处，留下许多动人的佳话。

”1998年6月1日，江泽民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部分院士时说：

“许多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他们的杰出功业也大都是在年轻时期就基本创立了……。

陈独秀当选党的中央局书记，是42岁，此前他早就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了。

2004年4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大会上说：

“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任弼时）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

”这句话含义非常丰富。

第一，没有提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只是犯了右倾错误。

第二，把共产国际的错误放在前面，把陈独秀的错误放在后面，肯定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问题上也犯了错误，且是主要错误。

胡锦涛总书记的这句话，言简意赅，揭示了陈独秀全部问题的关键。

（责任编辑：

理清）

来源：

《安庆党校学报》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