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译知性男人的劳模故事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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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译从小喜欢人多热闹。
前年,他带着妻子王海燕回老家的时候,王海燕掰着手指头算,他们家的客流量平均为每天30人。
有一次在西安,张嘉译和几个朋友在游戏厅玩儿,玩到老板要关门送客,才发现游戏厅还有三个自己的亲戚,他们都没看到彼此,忘情地玩着。
张嘉译的爱玩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
他记忆中的童年,大部分时间在疯玩儿。
张嘉译小时候住在在煤炭科学院的家属院里,爬树、弹球、自制木枪、弹弓,样样精通。
张嘉译感慨,那个时候的男孩子除了玩儿就是打架,现在的孩子太受罪了。
张嘉译小的时候不太参加文艺活动,高二时看到报纸上登载的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消息,竟然跑去报名考试。
父母对他并没抱太大信心,问张嘉译考得怎样,答曰一试过了。
过了些日子,家人又问怎样了,张嘉译回答二试过了。
初试有一千多人,到了二试结束,只剩下十几个人。
最后一试,张嘉译没有对手展示自己摔跤特长,于是做了一套广播体操。
“端正、好看、有个性”是班主任马精武对张嘉译的评价。
上学以后,他的摔跤特长终于得以展现。
第一节体育课,体育老师教大家摔跤。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巧,体育老师点名叫张嘉译上台做动作,张嘉译一使劲,体育老师一个大马趴摔在地上。
后来,全班男生被罚在操场上跑步一中午。
在宿舍里,张嘉译过的也是大家庭的生活。
宿舍里的几个哥们拍广告赚的零花钱都放在一个小饼干桶里。
哥几个经常月初下馆子,月末啃馒头。
那时候,几个男孩看《上海滩》中的许文强很帅,特地从西单扯布料,然后拿到学校附近专门给出国人员做衣服的裁缝那里,一人做了一件单排扣的黑色风衣。
几个人穿得齐刷刷刚出宿舍门,就被院领导看见,当场遭到呵斥:
“你们怎么这样穿?
回去换了,以后不允许两个人以上穿同样的衣服出现。
”上学期间,张嘉译还开过一次洗衣店,全部设备是两台老式洗衣机,一台单筒一台双筒,单筒洗衣机洗完了还要用手拧,拧完了还得晾,晾到最后学校都不让晾了。
洗衣房采用包月收费,每个同学一个月收10块钱,最后一算,发现欠的钱反而比挣得多。
几个人赶紧在水房旁边贴出告示,宣告洗衣房破产,帐也就赖掉了。
不过,刚上学的时候,张嘉译在舞台上是羞涩的,第一学期排小品找的都是男同学。
班主任马精武为了给张嘉译练胆儿,曾经勒令他抱着一个女同学上台演激情戏。
只要马精武不喊停,张嘉译就得一直演下去。
张嘉译硬着头皮把女同学抱进教室,放在床上就不动了。
据马精武回忆,张嘉译上学的时候很勤奋,基本上天天早晨起来出晨功。
二年级的时候,学校排大戏《赵氏孤儿》,班主任马精武特地给最小的张嘉译一个最老的大臣角色。
1991年,张嘉译顺利地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服从学校分配回到西安电影制片厂。
在西影厂,张嘉译并没有演戏,而是在团委打杂一年,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看碟和拉片上。
后来,张嘉译演出了《头发乱了》《埋伏》《给太太打工》等许多电影和电视剧,他也成了西安本地最有名的演员之一。
2000年,在离开北京九年后,为了结束西安北京两头跑的局面,也同时为了自己的事业再上层楼,张嘉译决定回到北京,过“北漂”生活。
据导演刘惠宁回忆,张嘉译刚来北京的时候很穷,所有挣的钱都放在裤兜里,也没有地方落脚,只能租房子住。
后来上学时候的宿舍老大告诉张嘉译,说他们家楼下有一套零首付的房子,不用首付就可以入住。
等张嘉译住进去之后,才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零首付其实是半年内付清,张嘉译只好跟朋友们借钱凑够了10万首付,这是他在北京的第一套“蜗居”。
1000集电视剧和17部电影的收获和积累
与大部分演员类似,刚出道时的张嘉译也有过被换角的经历。
张嘉译上大学的时候,一部表现乡村教师的电影定他为男主角。
那时候时兴男生留长发,签了合同以后,张嘉译为了角色把一头长发剃成了一个乡村教师常留的锅盖头。
后天就要出发,第二天剧组打来电话,告诉出发时间要拖后一天。
又过了两天,剧组又给张嘉译打电话,说角色换人了。
张嘉译还没拍过一部戏,就知道了这个行当的艰难。
当时许多人已经知道张嘉译要去剧组了,他平静地告诉他们自己被换掉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得认。
因为你当时没有可以证明自己的作品,人家换掉你是应该的。
”
1990年,张嘉译出演了他第一部电影《魔表》。
第一次得到拍电影的机会,张嘉译格外珍惜,在剧组里逢人便请教。
《魔表》之后,徐耿导演又跟张嘉译合作了好几部戏。
那部戏的摄影师、照明、灯光师都成了他很好的朋友,一直联系到现在。
2000年,张嘉译初来北京的时候,也经历了一个适应的过程,虽然以前的同学、朋友都在这儿,大家对他演戏不错都有一定的认可。
张嘉译三十岁到北京演的第一部戏就是刘惠宁导演的电视剧《前世人生》。
刘惠宁一再坚持,苏云飞必须让张嘉译来演,其他人都不合适。
渐渐地,张嘉译凭借不懈的努力在北京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他主演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电视剧:
《干部》《立案侦查》《真相背后》《天下第一楼》《24小时警事》《变脸》《国家干部》《使命》《萍踪侠影》……每个常看电视剧的观众都认得张嘉译这张熟脸,但真正叫得出名字的,还是他演的那些角色。
拍戏的意外收获
演戏不只给张嘉译带来了名誉、朋友和钱。
2004年,在《国家使命》中,张嘉译扮演了一位为国家建设奉献终生的知识分子宋朝,演员王海燕扮演他的妻子。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是演“床戏”。
王海燕现在回忆起来依旧对那场床戏充满“恨”意:
“第一次见面,一上来就是夫妻俩的戏。
他躺在病床上,然后我趴在他那个床边上,跟他特别深情地说话。
导演正准备说开始的时候,他把导演叫过来说:
‘我觉得这场戏吧,这个台词写得不准确,删了吧!
’而我为这场戏已经准备了一个通宵,设计了自己的走位、动作和表情。
2007年,两人正式结婚。
因为先前都曾有过一段不怎么愉快的婚姻,所以对于这次结合,张嘉译格外珍惜:
“珍惜你的感情,珍惜你的家庭,读懂了就能看开很多事。
”爱打麻将的他和爱喝酒的妻子有不少趣事。
王海燕回忆刚认识张嘉译时的情景,张嘉译爱打麻将,经常一宿一宿地打。
“最可气的是你发现平时他对你特好,但他打麻将时你给他打电话,他就跟不认识你似的,变了一个嘴脸。
”张嘉译也曾在访问节目里毫不示弱揭发王海燕喜欢喝酒:
“她喝酒豪爽极了,什么酒都喝,而且还特别能喝,很喜欢张罗朋友喝酒。
一般都是老公喝醉了有媳妇扶着,我们家恰好相反,是我媳妇喝多了我扶着她。
《半路夫妻》之后,张嘉译已经成为新好男人的代名词。
2007年,张嘉译演完《前妻回家》以后,他却开始“怕”女人了。
《前妻回家》的故事围绕秦腔剧团的一对离婚夫妻展开,张嘉译扮演热爱秦腔的导演李想,陈瑾饰演李想的前妻韩青。
因为前妻的突然出现,李想和未婚妻彩梦的关系被弄得一团糟。
张嘉译演完这部戏,真的开始怕女人了。
他平时和谁都不吵架,但在戏中,他和陈瑾一见面就像火星撞地球般大吵。
张嘉译把一辈子所学的吵架经验都用到拍这部戏上了。
不过后来,张嘉译发现,男人在吵架上真的吵不过女人。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吵架很简单,生活中怎样吵,镜头里怎么演就是。
但这毕竟是拍戏,吵架不能太文也不能太武,能达到真实效果而又不会显得闹腾,并不容易。
每次开机之前,张嘉译和陈瑾都会提前先吵一遍,一遍不行就两遍、三遍,有几次甚至连剧组工作人员都被吓着了,以为他们俩真吵架。
张嘉译是西安人,这部戏恰恰是在西安拍摄的,回家拍戏让他感觉很舒服。
张嘉译所扮演的李想是秦腔团团长,为此,他还专门学了秦腔。
在2008年热播的电视剧《大生活》里,张嘉译扮演的不再是好男人角色,而是一个名叫高明的极端自私的亿万富翁,是张国立所扮演角色的情敌。
张国立点名张嘉译演反派,张嘉译笑着说:
“张国立了解我,他知道我演好人演得太多了,演坏人反而能吊起我的胃口。
面对《蜗居》的突然蹿红
张嘉译演艺事业的转折,无疑是2009年《蜗居》里的“坏人”宋思明。
宋思明在引发无数口水的同时,也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女粉丝,甚至让他得到了“妇女杀手”的称号。
网上甚至还有流传甚广的“爱上宋思明的十大理由”。
对于现在的大红大紫,张嘉译没什么感觉:
“真正给我很深印象的是极不顺利、摸爬滚打的那些年,哪怕是回忆,到老也会有清晰的记忆。
”张嘉译坦言,生活中的自己和宋思明有那么点接近,生活中的他随性,没有太多讲究。
戏中的宋思明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而张嘉译本人在生活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模范丈夫”,拍戏所得的一切收入都会交给王海燕打理。
对此,他还颇为享受地说:
“我是用钱大手大脚惯了的人,交给她能替我管着!
”因为有的时候张嘉译会“乱花钱”,比如去超市买驱蚊器一次买五个,因为他觉得每个房间都需要。
张嘉译访谈:
朋友构建“江湖”
做演员时间长了,坐不住,歇半个月就觉得已经很长时间不拍戏了。
张嘉译接受采访时,提到最多的,就是“朋友”二字。
各行各业的朋友们给了他眼界、素材和灵感。
电视剧《蜗居》火了以后,张嘉译的片酬上涨得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因为都是多少年过来的朋友,他无论如何也不能随行就市,狮子大张口。
在张嘉译无数段友谊中,不得不提到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导演刘惠宁。
从1995年的电视剧《道北人》开始,两个人接连合作了《老房子》《迷雾》《半路夫妻》《好好过日子》《女人心事》《军医》《我是业主》等一系列作品。
张嘉译和刘惠宁的事业伙伴和朋友关系保持长达16年之久,此次拍摄电视剧《落地为兄弟》,已经是两个人第12次合作。
张嘉译喜欢把影视圈比喻成江湖,对于江湖上的朋友,张嘉译有着一套自己的看法。
《蜗居》里的朋友们
大众电影:
您当时拿到《蜗居》剧本的时候,觉得宋思明身上哪个地方最吸引您?
张嘉译:
我第一次看《蜗居》看的是小说,不光是宋思明这个角色,每一个角色都写得非常真实、深入。
具体到宋思明这个角色,他是一个悲剧人物。
人们感慨也罢,惋惜也罢,憎恨也罢,喜爱也罢,他身上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鲜明。
如果抛开以权谋私这一面,宋思明有知识、有文化、有修养、有权、有势,还是很有个人魅力的一个人。
您以前演过许多角色对社会问题都多多少少有所涉及,为什么单单《蜗居》会有这么大反应?
它之所以受到这么多关注,主要还是他的直面、直接,没有回避问题。
以前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影视作品都在绕过来、绕过去地讲,一些东西都是点到即止,不再往下表。
这个戏比较可贵一点就在这儿。
宋思明仪表堂堂,在任何人面前都是有修养、有气质的,但他生活中微观一面的特写毫不避讳,每一面都直接地呈现给观众。
有人评价《蜗居》是一群西安糙爷们儿在演上海小男人?
是这样的,后来故事的发生地由上海改成了江州。
这个戏三个男主演都是西安人,我、郝平、文章,包括摄影曹盾也是西安人。
我跟郝平16岁就认识了,跟曹盾认识的更早,可能15岁就认识了。
我跟郝平考学之前是一个老师辅导的。
曹盾跟我们两家住的特别近,就隔一条马路,他总来学校找我们玩儿。
您怎么看待影视圈的友谊?
影视行业是目前社会上为数不多的跑江湖的行业,我可能每两三个月就接触一个新团队,我总能跟大家打成一片,这跟我个性有关。
我觉得能处得来就是朋友,处不来就不处,下次不合作。
所以对于我来说,大家能够一起做一个事儿,挺不容易的。
相处几个月下来,基本上能成朋友的,就都成了朋友。
与刘惠宁长达十六年的合作
许多导演都与您有长达10年以上的合作,比如徐耿、何群,还有您的老乡刘惠宁。
我能与这些导演长期合作基于我们能把朋友和工作分开。
这很重要,比如说我认识这么多导演,从来没有一次跟导演说咱们是朋友,你必须让我演某部戏。
永远都是你觉得我合适,我就演,你觉得我不合适,我就不演。
朋友相处有一点很重要,一定是有距离的,这种距离在于你们之间的掌控,不是大家离得越远越好,或者越近越好。
和朋友相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可为难朋友。
如果明知道自己不行,还非要上某部戏,你会让朋友很为难。
朋友拼命帮你努力,真正上了,却没有一个好的结果,这对大家都不好。
比如说周有朝的电影《高原如梦》里有一个农村兵的角色,很多人都说让我演,他之前跟我谈过剧本,但我知道他脑子里面想的农村兵不是我这样子的人。
但是很多朋友都问他为什么不让张嘉译来演,周友朝就打电话问我。
我对他说,能不能演先放一边,你要说能演,我肯定能演,但是不是你脑子里面要的那个角色,我不敢保证。
因为我这个型出来以后,肯定不是你剧本里的农村兵,最起码是县城里出来的兵。
农村兵有很质朴的那一面,你如果愿意把朴实和过于愚钝的那一面修改掉,换成另外一种感觉,我就演。
如果你觉得舍弃那些,对于你来说很难受,你就找别人。
演戏这个事儿,一定是工作是工作,朋友是朋友。
您能谈谈跟您合作最多的刘惠宁导演吗?
我与刘惠宁合作有16年了。
刘惠宁前面有一些戏,比如《女人心事》《同一屋檐下》没什么大角色,就一点戏,都是他一个电话打过来,说你得过来一下帮我演一个角色,我立马就去,这都不用商量。
但如果比较重要的角色,男一号什么的,一定是合适的我才去。
我跟朋友相处,我可以给他们信心。
我觉得我能演,我可以跟他们谈,说服他们让我演。
大众电影:
您跟刘惠宁导演有这么长时间合作,您觉得他个人这十几年有什么变化?
刘惠宁是一个很坚持的人,也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他总是从题材到拍法不断地尝试新东西。
我们1995年第一次合作《道北人》,那个戏在当时质量相当高,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戏。
还有《老房子》。
1999年他叫我回去拍一部纪实题材的片子《121枪杀大案》,拍枪案用纪录片的手法,他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人。
与朋友拍戏有了分歧怎么办?
和刘惠宁有分歧是经常的事,我觉得这段戏这样处理不好,他觉得那样处理不好,我想按人物的性格走向处理,他坚持故事的精彩程度,为这个事儿我们俩能说半天。
从第一部开始合作就这样,我们俩这么多年经常有分歧。
比如像这部《落地为兄弟》,我演的老大马学武的后半段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赌博,还输光家底。
原剧本写老大就是要赌,但我觉得,马学武的性格变化要有一个支撑点。
后来,我们坐下来慢慢找原因,老大一辈子照顾他的几个弟弟,现在弟弟们翅膀硬了,老大下意识地想引起他们的注意。
您演了这么多年戏,还有什么能让您感到新鲜刺激吗?
演了这么多年戏,把人物挖出新意还会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
其实《落地为兄弟》开拍之前跟刘惠宁聊的时候,我认为这个角色应该是一个厚重的大哥形象,拉扯三兄弟长大。
但在演的过程中,我又觉得这个人物不应该着力表现质朴和宽厚,而是要突出他身为家长的那种感觉。
您行内朋友多,行外也非常多,您曾经说自己在这些朋友身上找到很多素材和灵感。
演员本身塑造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物,所以需要去了解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物。
以前开拍之前,我会去体验两三个月的生活。
1993年的时候,我需要演一个片儿警,我在西长安街派出所住了一个月,每天跟着警察们上班、出勤、下片儿。
有些警察不穿警服,但跟他们在一起,就会了解警察的工作流程和交流方式。
现在可能由于拍戏密度比较大,这种长时间的体验生活少了,但演员要在生活当中体验生活。
我交很多行业的朋友,特别注意留心观察,这些都是我以后的素材。
这里面不光有警察,还有各行各业的生意人、手艺人,甚至包括一些社会闲散人员。
演员上的第一课就是观察生活。
您演过很多警察,会不会感到重复?
警察所从事的专业不一样,气质肯定不一样。
片儿警能够应变各种琐碎事情,遇到任何鸡毛蒜皮的破事,都不能着急,需要用老百姓的心态来化解。
办案实际上是一个体现耐心和智慧的过程。
刑警给我印象是,他们从来不穿警服,放到人堆里面就没了。
刑警撒到社会上一般老百姓真看不出来,有的刑警像土匪,有的刑警像生意人,他们执行任务时,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隐瞒自己的身份。
刑警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细微的工种,所以每个刑警都不一样。
这些大概的警察职业我都能演,如果真让我演一个技术型的刑警,比如预审和刑侦,我还是需要更加深入了解这些人,找这些人身上的工作特点、心理特点,才能把握准确这个人物。
您早已经脱离了讨生活的阶段,为什么还这么频繁地接戏呢?
2007年,您接了7部电视剧,2008年也有5部电视剧和1部电影。
有的时候是朋友帮忙,今年压着没拍的戏都是朋友的戏。
我得开始还人情债了。
你不行的时候朋友都在帮你,觉得你好的时候,朋友需要你,你不能退后,要挺胸脯堵抢眼。
有的时候觉得这段时间该休息了,突然来一个本子觉得很有意思,马上又答应去演。
做演员时间长了,坐不住,歇半个月就觉得已经很长时间不拍戏了。
挤时间拍《左右》《夜店》
电影的周期长费用低,您为什么还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接演低成本的喜剧片和艺术片呢?
我和王小帅在学校就是同学,他比我高两届,没有合作过,但相互知道。
就这样过了多年,王小帅拍《左右》之前看了我演的电视剧《半路夫妻》,感觉特别好,就跟我说他要拍《左右》这部电影。
当时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正在拍一个电视剧,我说时间上有点悬。
他说男一号的戏一共需要40多天,我说时间有点问题,要么我先给你演一个小一点的角色,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他就考虑了半天,最后说你还是争取一下吧,我觉得还是你来合适。
我跟那个剧组协调了一下,两个组跑着拍,时间协调出来了。
拍电影和电视剧不一样,电视剧一天拍七八页纸,算下来怎么也有十来场戏,电影一天就一场戏。
《左右》拍得非常顺利,没有任何磕磕绊绊的事儿。
我觉得王小帅把剧本吃得很透,这是他自己写剧本的好处,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所以在现场基本没有浪费时间。
他清晰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自己想从演员那儿要什么东西。
他脑海中《左右》的男主人公肖路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其实不能说具体的某一个人,它是一个事件,是这个事件引发了人与人关系的突变或者突转,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用一两句话来概括,这个片子的中心思想表达的是一种大爱。
具体到肖路,他只是一个身处中层的、还算有良心的包工头。
以前我没演过包工头,我并没有太强调肖路的包工头的职业特点,但我抓住了像肖路这种人跟哪个层次的人都能打交道的特点,上面对投资方老板,下面对工地上的民工,包括怎么对付自己的女人,都有一套办法。
后来接拍《夜店》也是出于友情吗?
《夜店》是在拍《蜗居》的时候挤出来十天拍的,拍戏之前我跟导演杨庆见了一面。
见面的时候第一印象特别好,他是个80后,我们坐在一起,聊了一个下午,话题山南海北。
我觉得这孩子做导演很聪明,因为他知道可能不会有人给他投多少钱。
年轻人拍第一部戏很难,所以他就写了一个很讨巧的剧本,在一个小超市里面把一个电影拍完,这样成本节省很多,低成本的东西可能好发出去。
您能讲讲你们被劫匪逼着坐冰柜的那场戏吗?
那场戏当时拍的时候,剧情是劫匪想把我们这些人都给控制住。
原来剧情就是大家蹲成一个圈,后来我们觉得这种控制力没有效果。
大家聊着聊着,杨庆突然看到了墙角的冰柜,于是让所有人都坐进冰柜,一起冻着。
实际上那个戏拍摄过程非常愉快,因为《夜店》本身是一部喜剧,笑料都是非常规化的,我们一群人在现场碰出许多火花。
本文图片由张嘉译与金盾影视提供
责任编辑/辛加坡王陈冯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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