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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
快一点就会好些”(同上P809)
中国的强大,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并且缩短这一过程,是摆在新中国领导面前的重大挑战。
在对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改革过程中,各级党政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形成了地方促中央的局面。
在对苏联经济体制进行检查时,中央也对自己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建设反思。
毛泽东已对高度集权表示不满并对受苏联影响形成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建设方针开始质疑。
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开始对中国经济建设作理论上的探索,与中央34个部委座谈,写成了《论十大关系》,并在以后的讲话、批语中又表达了许多经济思想和经济策略。
毛泽东既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一国的最高领导,和其他思想家不一样,他可以按照他的思想领导一场思想实验。
一场在新的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经济建设已是呼之欲出了。
《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中央开始了对经济体制的第一次改革,重点是把中央集中的权力下放给地方,以此克服苏联模式的僵化和由此产生的官僚体制,解决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这一措施的效果是地方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支配权和决策权,打开了经济运行的封闭状态使竞争进入了经济生活。
各地加大投入,客观上形成了跃进态势。
加之合作社实现了对农村的组织,改变了几千年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习惯,使得组织人力、财力取得了行政和理论上的合法性,这样,群众和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建设积极性得到空前释放。
比如:
1956年春农村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至1958年达到一亿人。
另外,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奠定了大跃进的物质基础,同时也给了信念上的动力。
一系列的巨大成就提升了精神的力量。
从经济现状看,这一时期原材料长期紧张,特别是钢材供不应求引起了钢材市场混乱:
脱销、涨价,从事实上提出了投资的重点方向。
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最大瓶颈是资金稀缺。
如何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积累呢?
苏联社会主义时期,斯大林于1927年3月1日谈到苏联工业化的积累政策时说:
“英国整整用了200年靠掠夺殖民地建立了自己的工业。
德国从战败的法国勒索了50亿法郎。
俄国沙皇所走的道路……是举借外债和签订牺牲工人农民利益的奴役性的条约的道路。
我们有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靠自己积累的道路。
”苏联的工业化也没有按照这个过于理想的图式施工,相反是农业的巨大破坏轻工业的牺牲。
应当提到的是苏联并非不清楚这点,它采取了补救措施,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卫星国,甚至要中国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用这些原料换取苏联的机器和设备。
很清楚苏联想通过意识形态的同一把中国等纳入支撑苏联经济发展的轨道,实现社会主义阵营政治经济的一体化。
中国与苏联分道扬镳过去夸大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其实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是更深刻地原因。
通过群众的奉献精神和精神转化为物质力量,解决工业化的积累,也可能是大跃进的另一个原因。
这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
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倡导在经济科学技术上与资本主义展开和平竞争,由此社会主义阵营中开始了“赶超”比赛。
这无疑是党内高层普遍接受“大跃进”的有力因素。
这样长达两年的冒进与反冒进之争就成了大跃进的导火线。
二、理论、政策、策略之争
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经济生活中的三个问题就凸现出来。
最大的特点是供不应求;
最大的瓶颈是资金稀缺;
最大的问题是发展。
中国的经济建设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展开的。
同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是新的课题。
虽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领域已有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但苏联、东欧的经济弊端已日益暴露,基本国情差异也很大。
当时毛泽东已决心开辟中国式的道路,国内的经验并不多,既是有的也没有形成共识。
这就导致了对经济建设方针、经济建设理论的争论。
其核心是:
农轻重的次序、计划的协调性、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路线与速度、是坚持开辟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还是按照苏联的意图,进入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经济分工体系。
早在1950年就出现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观点,主张首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发展重工业。
有人甚至提出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完全依靠苏联。
毛泽东批评了这种观点,坚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周恩来支持毛泽东,他说:
“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站起来了,但要完全独立,就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否则还要依靠人家。
工业不发展,甚至已独立了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苏联搞重工业、国防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行不行呢?
若是一个小国,是可以的。
但我们是一个近六亿人口的大国,地下资源很丰富,如果不努力建设工业,特别是建设重工业,那就不敢设想了。
”(《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王骏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P42)这条“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阚存一语)道路被后来直到今天的事实证实了:
毛泽东的选择高屋建瓴、远见卓识、完全正确,用二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路,不仅大大缩短了中国工业和科技与西方的差距,而且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下,改变了世界格局,形成了大三角,打开了开放的大门。
这种战略决策奠定的基础,夯实的发展平台在今天尤为可贵。
然而,由于XXX多少放弃了这条路线,在某些重大领域再次重搞“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买船”,在“科技无国界”的幻觉下,推行“市场换技术”,靠合资汽车、房地产(土地热)、城市扩张、“世界加工厂”为“人家”打工等,单纯追求含有泡沫GDP增长,正如阚存一所说:
“但其后的发展却脱离了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建设,雄鹰折翼,经过20年的GDP高速增长,成为落后国家。
”如果再不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那就不敢设想了。
”
另一种观点以陈云为代表。
陈云五十年代的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做好商业工作》《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这两篇文章中。
陈云认为:
1、
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
这种平衡包含两个意思,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既是常常有些东西不够,但是绝不能紧张到是平衡破裂;
组织供需平衡。
他担心搞建设过多,过快,会使社会购买力提高,破坏紧张的平衡。
2、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超过了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
3、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
财政赤字,物资供应就不平衡。
4、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应首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有余再搞基本建设;
5、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
6、农业制约着经济建设规模。
7、要讲究比例和协调。
比例问题是薄一波提出的。
如何做到信贷平衡,李先念有个说明:
“只要在正常的范围内安排支出,不要赤字、不要向银行透支,保持这个限度,大体就可以做到信贷平衡”。
(决策第281页)。
陈云等人没有看到当时中国的问题首先是坚持工业化道路的发展,并抓住供不应求的机会大力发展经济,而过多的强调了资金紧缺,把重点放在经济和市场的稳定上,也无法实现发展速度。
显然是想通过控制投资和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实现供需平衡,只在结余的基础上投资于发展,但基本不重视发展的速度。
这种理论把平衡解释为收支相低有结余,并把保护平衡当作经济生活的核心,这就把平衡庸俗和绝对化了,在此基础上因受控制而形成的人为的经济秩序恰恰掩盖了需求的矛盾。
在五十年代商品紧缺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居然还出现了商品“多”的现象就说明了这点。
过度地强调平衡,而不敢讲或制造供需的缺口,其结果是阻止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延缓了经济的增长。
对消费和投资的过度限制,把两者完全限制在预算编制内,人民消费没有按生存的需求作为标准,基建投资也不按实际需求安排,最终是限制了生产,使商品长期供不应求,陷入了以产定消的循环。
这个问题是十分突出的,主要采取一般不增加工资总额或只能小量增加;
一般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达到有计划地控制社会购买力的目标,并把它定为国策。
从1950年至1976年全国工资增长幅度很小,农产品的收购价也只小幅度增加。
这项政策还造成了农业人口无法向城市转入,城市就业缓慢。
综合平衡还坚持面面居到的方针,以求得协调其实是平行发展,使有限的资金过于分散。
从两年的反冒进和周恩来多次会议上对各级地方领导包括中央各部委“用冷水洗洗”的讲话中可看出地方和中央一些部委“总想把工业多搞一些的想法”与最高层决策者产生了难以消除的矛盾,集中体现为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的焦点上认识各不相同,反映出了放权后中央高层的一些人加大控制地方的心理和在农业的发展上发展工业的思想。
这是鉴于苏联、东欧、特别是匈牙利事件。
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使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经过39年产量仅高于沙皇时代最高年产量,轻工业也受到影响。
的确,这是个两难选择。
中国国力受限,要想快速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建立重工业体系势必牺牲消费,农业也应适当为工业让路,而且代价会较大。
但这又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及所处的国际环境、地缘政治的长期目标的内在要求。
这种客观性的要求反映出来既是主观上优先发展重工业并由此产生的急切心态。
从短期看就蒙上了悲剧色彩。
当然这并非不要人民,或许是按马克思“类”牺牲的思想,要求人民承担当下的牺牲而更多的着眼于综合国力提高。
生活消费的提高与政权的巩固联系。
人民对政权的拥护不仅在于福利,更在于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显然当时中央的一些高层对波匈事件更偏重经济问题,而忽视了政治及政治体制。
另外也许还受了苏联发展重工业,中国主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苏联战略的影响。
反冒进有个重要特色,既放慢工业的发展速度。
这种经济政策,或许人民可以吃饱点穿好点,但是在1976年中国是建不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不会成为世界第六工业大国。
从现在看,中国工业体系主要完成于三个时期:
三年恢复期(156个项目);
大跃进时期;
1966----1976年。
这对综合国力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这与其说是稳健,倒不如说是保守的经济方针。
它提供的是不断地然而却是缓慢的增长图式。
不可能有扩张的冲力。
并且一旦收入减少,经济就会下滑,也保证不了缓慢的增长,它缺乏有效的增长机制。
就像只会管理好自己收支的企业得不到快速的发展,而那些敢于贷款投资的企业才能实现扩大的再生产。
这种思想似乎不清楚凯恩斯《货币论》探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经济的运行总是如此不平稳--有时繁荣得亢进不止,有时则萧条得迟滞不前,没有多余的投资,便没有扩张的冲力。
按比例也是个模糊的概念。
指责大跃进破坏了农轻重的比例是站不住脚的。
二五期间农轻重的基建投资比重是11.3,6.4,54;
而“六五期间”是5.1,6.9,38.5,“七五期间”的1988年是3.0,7.4,44.8。
从中看到对农业的投资比重一直在下降,而且与重工业的比重比大跃进还大。
这种保守方针在“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的思想指导下,在实际操作中就更加小心谨慎。
实际上“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出现了低指标。
在毛泽东的干预下都经过了向高的调整,既是最后确定的指标也有许多超任务完成。
这种以“平衡”为中心,实现市场和经济的稳定,避免天下大乱的经济建设方针,或许是建立在一种缺乏政权和执政信心,低估了人民在创业时期的承受力的基础上的。
其实,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的政权和执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取得了全国人民公认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全国人民为经济建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只要共产党一心一意搞建设,与人民同甘共苦,不搞腐败,不欺压人民,即使在建设中犯了错误,人民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很好的证明。
坚持应当首先保证必须的生产,其中主要部分应当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建设规模超过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
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
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
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
不要赤字,不要向银行透支。
这是保守倾向的经济策略。
它因过分强调当前利益而忽视基建投资,用牺牲动态的速度换取几乎静态的平衡秩序;
它也不是完全的满足消费,而是以生产确定消费,最终使中国经济走向以消费定生产的路子;
它因为在财政信贷上过于求平衡,忽视了适当的赤字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
实践这种经济政策需要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即使如此这种比例与综合也很难实现。
其实,这种经济政策在改革前的经济活动过程里只是在调整时才使用,改革后也就不适应了。
对此毛泽东完全有理由提出质疑和挑战。
他五十年代的经济思想表现在许多著作和批示(批语)中,其中以《论十大关系》、《正处》为代表。
1、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上的202页)
2、
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旧的平衡一定要冲破,不平衡一定要出现,不平衡经过调节达到新的平衡。
(同上第171页)。
坚持打破常规平衡和比例,以适当牺牲一些行业当前的利益换取中长期利益;
3、保证重点,不能百废俱兴,分散力量,1957年12月4日毛泽东关于二五计划的指示:
重点:
煤、电、油等动力工业和冶金、化工等原料工业。
机械工业发面发展农业机械,另一方面要以发展原子能、飞机和无线电及精密机械工业为重点。
轻工业要跟农业走。
“充分可靠”不是越少越好,应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充分可靠,更多的向重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毛泽东在《农业大有希望》的报告上的批示:
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事。
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
三件中,粮食及其他产品又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十分注意农业问题。
(同上第224--225页)。
在工业方面,必须首先抓紧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因为这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基础。
4、强调发展速度,用空间换取时间,在运动的过程中逐步规范出秩序,。
生产与基建在好省的基础上尽可能越多越快越好,(同上第136页)
5、不赞成苏联高度的集权模式,下放权力给地方,
6、1957年12月31日毛泽东经济计划工作指示:
省市县要搞规划,培养工农知识分子;
协作、联省,逐步过度到经济中心。
如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同上第145页)、1958年8月10日--13日毛泽东提出“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同上第239页)。
7、以一种波浪式的方式前进。
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
1957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马鞍形”将来还会有。
(史记上下第346页)。
8、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
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设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提出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
(同上第196页)。
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9、毛泽东《一个教训》不能顾了生产,忘了生活(同上第289页)。
策略:
1、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用群众的主观热情和奉献精神弥补国力的不足;
2、自力更主,争取外援为辅;
3、两条腿走路;
4、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5、统筹兼顾、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
6、1958年1月11日--22日南宁会议要年1月31日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从1958年起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鼓励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
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政治与业务、及技术革命问题。
思想政治战线的革命还会有的,但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同上第159页)。
7、1959年9月10日--29日视察武钢时的讲话:
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综合性的联合企业。
(同上第253--256页);
8、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
9、加大投资。
可以明显看到毛泽东已在构建经济建设的模式,他作了几个努力。
一、内部运行模式。
在(农、轻、重)产业之间,产业内部之间,通过对重点的多投资拉开差距,打破常规平衡和比例,造成供不应求的对产品的紧张状态,制造经济的新增长点。
这就抓住了供不应求的机会,形成经济内部的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自我调节的动态模式。
二、共同增长模式。
通过放权使中央、地方、企业成为宏观、中观、微观管理者,形成条条关系,并运用计划、财政、税收等经济杠杆进行投资和分配。
又在各地区建立以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大区,发展不同类型的独立的工业体系,造成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格局实现竞争与协作。
从而形成各个层次的利益驱动和调节机制。
三、互相促进模式。
毛泽东已经看到经济增长并非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技术、文化的合力作用。
在这里又特别强调技术革命的作用,要求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
四、主观补偿模式。
强调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的能动性,变精神为物质力量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
熊彼德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里认为资本主义运用利己动机使劳工勤于工作,而社会主义则能够确保劳动大众的忠诚或认同感,其结果是能使国民恪守新的集团性规则,社会名声荣誉和社会评价等新的诱惑会驱使人们工作。
走群众路线的实质是让群众参与,做主人翁,自觉地以奉献的精神工作。
在物质奇缺的创业时期这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并不是否定物质刺激。
而哪个时代也有这样的客观环境和思想基础。
毛泽东既把人看作物又把物看作精神,是一种通过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物的潜力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的精神。
毛泽东在经济思想上与陈云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毛泽东不仅要站着或伸手,而且要跳起来吃苹果,当然,有时不仅吃不到还会跌倒,但在作下一次努力的时候会重新选择时间、地点和空间距离,因此吃苹果的机会要多得多。
陈云则是站着,最多伸手吃苹果,虽然很稳,但要失去很多次吃苹果的机会。
五、波浪式增长模式。
经济增长过程是高低相交的向上路线。
在一个时期,经济会获得快速的增长,并由适应到不适应,在此过程问题逐步暴露由快速到平缓进入调整。
这是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为大跃进后的调整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路线的基本点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
在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工业和中小工业同时并举;
通过这些毛泽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上的批示:
没有现代工业,哪有现代国防?
1958年毛泽东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的领导工作的重心需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移到工业建设方面来。
这是一种积极的经济政策,应当说它更加适合当时的中国国情。
这一条政策包含着中国特有的心理,因此对经济建设具有强烈的磁性以主线贯穿于1950年开始的经济发展,在三年恢复期、“一五”、大跃进时期、和1966年--1976年十年建设时期都是主导的经济政策,它的许多思想对1978年开始的改革发生了深刻地影响。
三、没有冒进的反冒进与反反冒进
按照超过国力就是冒了的观点,1956年开始了反冒进。
反冒进对大跃进的兴起也有直接的影响。
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要小心谨慎”。
提出了反冒进。
同年11月10日在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估价时周说:
“1953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
陈云也在同月说“1953年是小冒,今年又是小冒,比1953年的还大一点”。
1953年,工业总产值450万元,完成计划的118%,比上年增长30.3%。
钢177万吨,煤7000万吨,发电量92亿度,棉纱410.6万件,分别完成计划的109%、114%、101%、103%,比上年分别增长31%、6%、26%、13%。
农业因春旱秋涝,总产值510亿元,接近计划指标,粮食3337亿斤,只完成计划的95%,比上年增长1.85,棉花2350万担,只完成84。
5%,比上年下降9.9%全年财政收入222.9万亿元,支出220.1万亿元结余2.8万亿元。
1953年的小冒指的是这年的六月底大概赤字21亿元。
1956年主要经济指标:
工业总产值703.6亿元,比上年增长28.2%。
主要工业产品,钢447万吨比上年增长56.8%;
煤1.1亿吨,比上年增长12.2%。
农业总产值582.9亿元,比上年增长4.9%,但只完成计划的96%,其中粮食3855亿斤,比上年增长4.8%;
棉花2890万担,比上年下降4.8%。
国家基本建设实际完成148亿元,比上年增长59.1%。
人民平均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4.3%。
财政赤字18亿元。
陈云在解释1956年的冒进时说:
在财政和信贷方面多支出了近30个亿。
1、基建投资多用了15亿元以上;
2、工资多开支了6--7亿元;
3、农贷和其他贷款多支出了5亿元。
照这些看法,只要出现财政赤字,不管主要经济指标完成再好都是冒进。
这个观点有些太绝对了。
批评冒进批了两年,这样长的时间足以说明三大平衡不仅没有被普遍接受还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因为从实际情况出发也不存在冒进。
另一个重要事实是周恩来在对“二五”计划建议草案第三次修改时删除了在重要位置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没人再提这句话。
多、快、好,是周恩来、薄一波提出的,李富春加了省。
这句口号是没有错的。
一个好的理论(口号)在执行人手里根据不同的素质发生变形,这种理论指导实践的困惑是普遍的事实。
八届二中全会反冒进达到了高潮。
其原因很可能是各地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加大基建投入和建设速度,使得平衡发展的战略受到挑战。
可以推断中央一些部委及各地对反冒进表示了不满,这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对反冒进的看法。
两年的冒进与反冒进之争也迫使他作出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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