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重点高中名师精编教案《四方异声普通话和方言》学习参考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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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课堂活动主要是通过比较“公鸡、母鸡、小鸡”这几个生活中常见的词在方言里的不同说法,了解汉语方言在词汇上的差异。
(1)各个地方怎么称呼“鸡”
下表列出了全国11个方言点对“公鸡、母鸡、小鸡”的不同说法。
请同学们观察下表并加以思考,总结其中的特点和规律。
地名123
1.北京公鸡母鸡小鸡儿
2.西安公鸡母鸡鸡娃
3.成都鸡公鸡母,鸡婆小鸡
4.汉口鸡公,公鸡鸡婆,母鸡小鸡,鸡娃
5.扬州公鸡母鸡小鸡子
6.苏州雄鸡雌鸡小鸡
7.长沙鸡公子鸡婆子鸡崽子
8.南昌样鸡,鸡公鸡婆鸡崽子
9.梅县鸡公,生鸡鸡(下过蛋的)鸡媛(未下蛋的)细鸡仔
10.广州鸡公,生鸡鸡(下过蛋的)鸡项(未下蛋的)鸡仔
11.厦门鸡角鸡母(下过蛋的)鸡赖(未下过蛋的)鸡仔
12.潮州鸡翁鸡母(下过蛋的)鸡媛(未下过蛋的)鸡仔
(2)“公鸡、母鸡、小鸡”的“别名”
先观察表示“公鸡,母鸡”的不同词语。
首先可以发现,北京、西安、扬州、苏州都是把表性别的成分放在“鸡”的前面的,如“公鸡、母鸡、雄鸡、雌鸡”,其余的地方则是表性别的成分放在“鸡”的后面,如成都把公鸡叫“鸡公”,母鸡叫“鸡母”或“鸡婆”。
有些地方两可,如汉口“鸡公、公鸡”并存,“母鸡、鸡婆”同在。
南昌、梅县、广州称呼公鸡时,“鸡”在词中的位置有前有后,对母鸡的称呼却只能“鸡”在前,表性别的成分在后。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结论:
北方方言表示动物性别时更倾向于把表性别的成分放在动物名称前面,而大部分东南方言则相反。
然而在两种情况内部,仍然存在着有趣的差别:
首先,表性别的成分说法各异,前置表雄性的有“公、雄、样”,后置的有“公、角、翁”。
前置表雌性的有“母、雌”,后置表雌性的就更丰富了,有“母、婆、媛、项、赖”等,有些还有拟人的色彩。
其次,梅县、广州、厦门、潮州还把母鸡里下过蛋的和没下过蛋的再分别命名,反映了各地在概念划分上的差异,这也是很特别的地方。
最后,长沙话在“鸡公、鸡婆”后面还加上了词缀“子”,这也是湘方言多用“子”作词缀的一个表现。
再观察表示“小鸡”的不同词语。
这些词也可大致分成两类:
一类是“鸡”在后的,如“小鸡儿”;
一类是“鸡”在前的,如“鸡娃”等。
把这些词语和“公鸡、母鸡”的词语对照,会发现各地在“公鸡、母鸡、小鸡”的称呼上基本上三者一致,也就是说“鸡”的位置要么都前置,要么都后置。
“鸡”后置时,前面是一个形容词,有些方言还要加后缀,如:
小鸡子(扬州)、小鸡儿(北京)。
“鸡”前置时,后面是一个名词,有的还是带后缀的名词,如:
“鸡娃”(西安),“鸡崽子”(长沙、南昌)。
至于广州、厦门、潮州的“鸡仔”,其中的“仔”本来也是一个可以独用的名词,但后来虚化成了构词用的后缀。
此外,也有“小鸡”的“鸡”位置与“公鸡、母鸡”不一致的,如西安话“公鸡、母鸡、鸡娃”,成都话“鸡公、鸡母/鸡婆、小鸡”。
(3)从“鸡”到别的动物的名称
请同学们想一想:
在自己的方言里“公鸡、母鸡、小鸡儿”分别叫什么名称。
进一步想想其他动物名称是怎么样的。
如果和上面列出的叫法都不同,请试着做些比较和分析。
三、课后练习指导
3.1 “小试身手”解析
一、本题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了解方言和普通话在词汇、语法上的差异。
从题目中给出的陕北民歌歌词中可以看出陕北方言与普通话的一些不同点:
(1)词汇:
普通话“说话”在陕北叫“拉话”;
普通话说“看、瞅”等,陕北话叫“瞭”;
普通话的“泪珠”陕北话里叫“泪蛋蛋”。
(2)语法:
普通话中如果量词重叠,前面的数词只能是“一”或者没有数词,如“一个个、个个”,表示“每一个都”;
而陕北方言中量词都可以重叠,如“三道道蓝”。
普通话只能说“招一招手”,动量词前面不能加别的量词;
而陕北方言的动量词后还可以加名量词“个”,如“招一招个手”。
普通话里名词有时也能重叠,如“村村”,但表示的意思是每个村子,不能表示特定的村子;
但陕北民歌里表示一个特定的村子也可以说“村村”,其他名词也可以重叠,如“面面、话话”。
普通话里说“看得见”,陕北话说“得见”,“得”表示“能”。
二、本题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观察方言对普通话产生的影响,同时分辨哪些影响已经被普通话正式接受,哪些还没有被普通话所接受。
《现代汉语词典》里词条后标有“[方]”标记的,大都是来自方言而已经进入普通话的词语。
如何对待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
如果方言词语具有普通话词语所没有的意义,或者能使词语更准确、生动,并且为大多数群众了解和接受,那么可以吸收方言词进入普通话,丰富普通话的词汇。
例如“揩油(吴语)、硬碰硬(吴语)、吃不消(吴语)、咖喱粉(粤语)、巴士(粤语)、第一时间(粤语)”等;
如果方言词的意思在普通话中本来已能够表达,或者大多数群众不能接受和认可这样的词,那么就不应该吸收这样的方言词,例如:
葛儿(北京话,“死”)、歇菜(北京话,“结束、失败”)、拎不清(吴语,“弄不清楚”)、小赤佬(吴语,“小孩子”)、呔(粤语,“领带”)、上堂(粤语,“上课”)等。
而在语法方面普通话接受方言的影响比较慢,比如“你走先”,“给钱你”这样的说法就是一些年轻人受港澳、广东文化的影响刻意模仿的说法,但是还没有被普遍接受。
三、本题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了解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普通话和方言各自的地位作用,以及应该如何对待方言。
学生在辩论的时候可以结合当地的方言谈,正方学生要把论说的重点放在我国的方言差异情况,这种情况带来的交往障碍以及推广普通话带来的便利;
反方学生则要把论说的重点放在方言萎缩的现状以及方言对地方文化的代表作用。
正方可以使用的论点:
我国方言种类多,差异大,大到很多地方相互之间不能通话的地步,这种情形无疑给异地人们的交流带来了诸多不便。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应该考虑废弃方言,全国都说普通话。
这样做可以彻底消除方言隔阂,让人们之间的交流畅通无阻,从而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增加不同地区人们的民族认同感,有利于国家的团结统一。
反方可以使用的论点: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代表,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方言词汇、语法的特征都和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方言中还能折射出当地人的价值观念、当地的自然特点、经济特点。
此外影视作品使用方言还能让人倍感亲切,增加作品的艺术魅力。
3.2 补充练习题目
一、请大家猜猜下面①-⑤句中画线的方言词是什么意思,⑥⑧的方言句子是什么意思,然后分别换成普通话的表达方式。
①经过这一次遇难,世界我都睇淡。
(黄谷柳《虾球传》)
②蓑衣箬笠挂在金钩上,夹糖麦饼放在饭镬头。
(吴语)
③这就是李玉山的婆姨。
(杜鹏程《保卫延安》)
④我家今天来了人客,是我童年时的同学。
(闽语、粤语)
⑤这种人少跟他搭界。
⑥拨本书我。
⑦佢高过我。
(粤语)
⑧你格认得?
(昆明话)
二、用你的方言读下面这几组字,看看同一组字或同一组词中加点字的读音(特别是声母)是否相同,并跟这些字或词在普通话里的读音进行比较,总结其中的规律。
①父亲,胡琴;
②脑袋,老戴;
③黄,王;
④街道,该到;
⑤鞋子,孩子;
⑥胡,吴;
⑦李姐,理解;
⑧轻松,青松;
⑨袜,骂;
⑩日头,一头;
姿势,知识
三、各地的方言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和普通话用词不同而意义相当的词。
比如“向日葵”,有些地方分别叫“葵花、朝阳花”;
“土豆”,有些地方分别叫“山药蛋、洋芋”;
“玉米”,有些地方分别叫“棒子、包米、包谷”;
“馄饨”,有些地方分别叫“抄手、云吞、清汤”;
“喜欢”,有些地方分别说“欢喜、中意”;
“这儿”,有些地方分别说“呢度、该搭、这旮”,等等。
请你在自己的方言中也找出一些有特色的词汇来。
四、重叠是汉语广泛使用的一种词汇、语法手段。
但重叠在方言中的形式不尽相同,比如普通话里说“香喷喷”,在上海话里却变成了“喷喷香”。
有的方言中能重叠的词,在别的方言里却不能重叠,如普通话里名词除了表示逐指是不能重叠的,而贵阳话却可以说“铲铲”(意:
铲子),“包包”(意:
手提袋)。
此外福建话有“白雪雪(雪白)”的重叠形式,厦门话还有形容词三叠形式,如“红、红红(很红)、红红红(极红)”。
请你找找自己方言里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重叠形式,并和普通话进行比较,找出其中形式和意义的差异。
五、普通话通常用“儿化”表示小称,由此还往往带来喜爱、亲切的感情色彩,如“小孩儿、皮球儿、手绢儿”等。
请说说你的方言里用什么样的手段表示这样的意义,并比较这种手段和普通话的异同。
六、讨论:
对于大力推广普通话,大家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异议。
然而对于普通话要学到什么程度,是应该只要不妨碍交流,能让别人理解就行了;
还是应该追求发音标准,尽量少带方言色彩,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
请说说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3.3 补充练习解析
一、本题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对普通话和方言的词语差异有更具体的认识。
参考答案:
①睇,看(“睇”是个古语词,东南方言都比普通话保留了更多的古汉语词);
②饭镬,饭锅(“镬”也是古语词);
③婆姨,妻子、老婆;
④人客,客人(一些方言词和普通话词的差别在于字的排列顺序刚好相反);
⑤搭界,搭理、联系;
⑥拨本书我,给我本书(吴语、粤语等方言的双宾语句是把表物的宾语放在表人的宾语前面,这和普通话的语序相反);
⑦佢高过我,他比我高(粤语的比较句格式比普通话更接近古汉语格式,如古汉语格式说这个意思要说“某人高于某人”);
⑧你格认得,你认识不认识?
/你认识吗?
(有些方言中使用疑问副词来构造类似于普通话反复问句或简单问句的疑问句形式)。
二、本题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对受方言影响而容易混淆的声母加以区分,对普通话和方言的语音特点有更多的认识。
题目中的情况分析:
有的方言中唇齿音“f”和舌根音“h”相混,所以可能“父、胡”的声母相同,如西南官话部分地区、闽南语等。
一些方言中也有“胡、吴”声母相同的现象,即都变为零声母音节,如吴方言、粤方言等。
有的方言中鼻音“n”和边音“l”相混,造成“脑、老”同音,如西南方言、江淮官话、湘语、赣语等。
有的方言中“鞋、孩”声母相同,是因为部分舌面前辅音“x”读成舌根音“h”声母。
有的方言里“姐、解”声母不同,是因为在方言中“姐”是尖音字,“解”是团音字。
有的方言里“青、轻”声母不同,是因为“青”是尖音字,“轻”是团音字,如粤方言、闽方言等。
有的方言中原本是轻唇音和重唇音区别的“袜、骂”的声母变得相同,都是鼻音“m”,如粤方言、闽方言等。
有的方言中“日、一”同音,是因为用零声母代替辅音声母“r”,如东北官话部分地区、粤方言等。
有的方言中“姿、知”同声母,则是由于一些方言没有“zh、ch、sh、r”这一组舌尖后音(翘舌音)声母,如大部分南方方言。
三、本题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对本地方言的词汇有更多的了解,也帮助学生学会使用普通话的词语。
注意方言词不是指与普通话读音不同的字构成的词,而是用不同的字写下来的词。
有的词中字与普通话相同但排列顺序不同(如“热闹”和“闹热”);
有的词只有音没有相当于普通话的字,也都算是方言词。
还有的词虽然和普通话有同样的词形,但意思不一样,也是方言词(如湘方言的“蚊子”,既指蚊子,又指苍蝇)。
举例略。
四、本题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对自己方言中的重叠形式加以观察,由此对方言和普通话在词汇、语法上的差异增加了解。
五、本题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考察本地方言中怎样表示小称。
答题中除了找出当地方言表示小称的方式,还要注意这种方式的使用范围,以及与普通话“儿化”表达的意义是否完全相同(比如表达“小”的意义的同时有没有喜爱、亲切的感情色彩)。
例如:
粤语用后缀“仔”表示小称,如“刀仔、鸭仔、耳仔”等;
成都话是用单音节名词重叠表示小称,如“盆盆、罐罐、猫猫”等;
重庆话在单音节名词重叠后再儿化表示小称,如“刀刀儿、盖盖儿、网网儿”等;
浙江义乌话里把“n”作为一切东西小的标志,如“姊姊(zizi)/小姊姊(zinzin)”,“哥哥(gogo)/小哥哥(gongon)”。
六、本题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了解:
虽然在全国推广普通话是我国的一项国策,全国各地和各族群众都应该自觉学习使用普通话,但是对不同行业、不同人群来说,要求达到的普通话水平还是不尽相同的。
对不同的人群学习普通话应有不同的要求。
少年儿童和青年学生要鼓励学习规范的普通话。
对那些在社会上有示范作用行业的从业者,如教师、播音员、演员等,要求达到一定的普通话等级。
而对于农村地区的群众和城市中的老年人,使用普通话的要求就应该适当放宽,不必强求一致。
四、专题知识扩展
4.1 汉语方言的形成
北京人、广州人、上海人、长沙人、厦门人说的都是汉语,但是彼此说的汉语并不完全相同,甚至相互听不懂。
这种同一种语言由于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差异而在不同的地区形成的地域分支就叫作“地域方言”,简称“方言”。
方言是受社会分化和语言内部发展演变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语言自产生之初起,语音、词汇、语法各组成部分就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这些发展演变总是开始于某一人群,然后借助人们的言语交际向四方扩散。
原先在一起生活后来又分开居住的不同人群,如果彼此活动和居住的地点越来越分散,相距越来越遥远,互相之间的交往也就会越来越少,原本统一的社会就会逐渐发生分化,在地域上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言语交际频率很低,一个地区内语言发展演变也就难以借助言语交际的力量扩散到其他地区,各地区原本相同的语言,共同点就会不断减少,不同点就会不断增多,时间一长,不同地区的语言就会各自形成一系列自己的特点,不同的方言也就形成了。
造成说汉语人群交际的隔断和汉语方言产生的具体原因,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人群的迁徙。
古代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战争戍边、屯垦流放等,常常使大批居民背井离乡,长途迁徙。
这就使随他们分散到异地的语言发生各种不同的变化。
例如随着先秦以来北方移民陆续增多和北方文化的影响,到六朝前后形成了长江以南的吴语和湘语区。
粤语的形成则是从秦始皇在岭南“谪庶五十万”开始的。
闽语发端于三国东吴汉人成批入闽之时。
我国东晋到明朝初年,原来住在中原一带的居民先后向我国南方进行的三次大迁徙,成了赣方言和客家方言形成的主要原因。
二是自然地理条件。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人群居住的地域越来越大,语言被不同地区交际受到限制的人群所使用,自然会发生不同变异。
同时,大山、大河、森林、沼泽作为地理障碍,可以阻断交通,阻隔社会交往,也为方言分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例如山西的太行、吕梁山区,海拔都在1000~2000米,因而形成了与其他北方话有明显差异的晋语。
福建山地占全省总面积90%以上,这样就使闽语成为内部差异最大的方言。
浙南为山地,因此南片吴语的内部分歧远远大于北片吴语,甚至可以达到相邻的乡镇不能通话的地步。
相比之下大江大河的影响就具有两面性:
一定程度上会阻隔两岸的交通,同时又给上下游带来舟楫之便。
因此长江一方面将吴语和官话分隔南北,另一方面却又沟通了江淮官话。
三是语言的接触和影响。
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导致的相互吸收借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方言的形成。
例如东南诸方言分布地域原本百越杂居,这些方言中一些难从汉语里寻根溯源的成分很可能就是百越语言留下的底层。
东北是满族发祥地,于是东北话里有不少满语词;
又由于东北和俄罗斯接壤,也曾吸收过一些从俄语译来的外来词。
粤语和闽语由于和海外的接触比较密切,分别吸收了一些英语和印尼语语词,尤其是粤语,普通话用意译的外来词它往往仍使用音译,这也是粤语的一个鲜明特色。
4.2 汉语方言的差异
方言之间一定有差别,像北京话和广州话、北京话和上海话之间的差别都是极其明显的。
但是究竟要有多大的差别才可以算是不同的方言,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比如汉语北方方言的分布地域很广,约占全国汉语地区的四分之三。
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内,不同地区的人所说的话并不完全一样,北京人和陕西人说话不一样,陕西人和四川人说话也不一样,四川人和南京人说话又不一样,因此在北方方言的内部又可以分出“华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和“江淮方言”四个次方言区,“华北方言”内部又可以分出“河北话”、“东北话”、“山东话”、“胶东话”、“河南话”和“淮北话”六个土语群。
一般来说方言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上。
两个说不同方言的人碰到一起,首先感到的就是对方说话时的发音与自己不同。
所以人们在进行方言分区时,通常把语音的差别作为主要的依据。
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主要就是根据不同的语音特点来确定的。
比如在声母方面,吴方言和部分湘方言中有浊塞音、浊塞擦音,其他方言一般只有清塞音和清塞擦音。
在韵母方面,北方方言和吴方言都没有以辅音[p]、[t]、[k]、[m]收尾的韵母,粤方言和客家方言里却有这类韵母。
在声调方面,北方方言声调较少,基本没有入声,其他方言的声调则大都在六个或六个以上,并且大都有入声。
方言间在词汇和词义上也会有一些差异。
这首先表现在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方言里可能有不同的称呼。
比如北京话说“月亮”,广州话说“月光”;
北京话说“家具”,广州话说“家私”;
北京话的“说”,温州为“讲”,南昌为“话”,湖南双峰为“曰”。
方言词里还有一些是借自外族语的异源词,例如东北官话从满语借来“埋汰(肮脏)”,从俄语借来“裂巴(面包)”;
上海话从英语借来“沙发,派司(通行证)”,广州话从英语借来“波(球)、恤衫(衬衫)、菲林(胶卷)”。
其次相同的词语在不同的方言里可能具有不同的意思。
比如苏州话的“馒头”,既指馒头,又指包子;
长沙话的“蚊子”,既指蚊子,又指苍蝇;
广州话的“房”指的是屋子,“屋”指的才是房间。
方言间在语法上的差别相对来说要比在语音、词汇上的差别小一些。
不过方言之间的语法差别会表现在语法的各个方面,而且差别是各式各样的。
如北京话人称代词单复数要靠加不加助词“们”来区别:
我/我们,你/你们,他/他们;
但在陕西商县话里,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却可以依靠声调变化来区别。
现代汉语各方言里的名词都可以跟量词结合,但哪些名词能跟哪些量词结合在一起,不同的方言却可能有不同的特点。
比如北京话说“一把刀”,广州话却说“一张刀”,潮州话说“一支刀”;
北京话说“一棵树”,广州话却说“一坡树”,厦门话说“一丛树”。
在语序上,不同的方言也可能各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比如北京话说“再等一下”,广东梅县话却说“等一下添”(“添”相当于“再”);
北京话说“给我一本书”,吴方言却说“给本书我”。
尽管方言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是由于不同的方言都是从同一个语言里分化出来的,因而也总会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点。
各方言除了在词汇和语法上会有许多相同点之外,在语音上也会存在有规律的对应关系。
例如将现代汉语中的上海话和北京话的双唇塞音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非常有规律的对应:
上海话以[p]为声母的字,在北京话里也以[p]为声母,如“碑、臂、比”;
上海话以[p‘]为声母的字,在北京话里也以[p‘]为声母,如“怕、派、炮”;
上海话以[b]为声母的字,在北京话里可能是[p],也可能是[p‘],条件是仄声字是[p],如“别、倍、避”(在上海话里都是仄声);
平声字是[p‘],如“旁、袍、瓢”(在上海话里都是平声)。
这种方言之间有规律的非个别语音之间的互相对应关系就叫作“语音对应关系”。
由于这种语音对应关系涉及成批的词语,因而不可能是个别的或偶然的,只能用不同的方言具有共同的历史来源来解释。
五、参考文献链接
●胡明扬(语言和方言,《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
语言和方言就其作为某一社会群体的交际工具而言并无二致,就其结构系统而言也都是自足的,因此作为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没有任何差别。
语言和方言的差别事实上只在于社会政治身份的不同。
语言是和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方言是从属于民族语言的,和方言联系在一起的只是有关民族的某个地区。
所以,承认一个独立的民族就必然同时要承认这个民族使用的口头交际工具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而这个民族内部不同地区使用的有明显差异的口头交际工具只是从属于这种语言的方言。
反之,不承认某个社会群体使用的口头交际工具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而只是一种方言,也必然同时不承认这个社会群体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只是某个民族的一部分。
这样,在现实生活中,区分语言和方言就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和有关民族的独立地位息息相关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这一点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
●王力(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
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正确地解决了汉族标准语的问题。
“普通话”这一个名称是可以沿用下去的,不过应该回到它的原始意义去了解它。
远在两千年前,扬雄所著的《方言》里就有所谓“通语”。
“通语”是指全国通行的语言,等于今天所谓民族共同语。
普通话的原始意义也就是通语,即汉民族共同语。
汉民族共同语不能狭隘地了解为北京土话。
民族共同语应该以一个地域方言为基础,不应该以一个地点方言为基础,因此普通话应该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不应该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
普通话的词汇应该以整个北方地区通行的词汇为标准,不应该狭隘地以北京土话的词汇为标准。
这就是说,北京地方色彩极浓的俚语是不能算在普通话词汇之内的。
至于语法,更应该以地域方言为标准,因为地点方言不可能有自己的语法。
惟有语音不能不以地点方言为标准,因为在一个地域方言当中,各个地点方言的语音分歧还是相当大的,例如天津的语音系统就不同于北京的语音系统。
如果不规定一个地点方言作为标准,就会令人无所遵循。
文字改革会议提出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是斟酌尽善的决议,是值得我们拥护的。
后来在1956年2月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里再加上一句“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那只是一个补充,而不是修正。
现代白话著作实际上就是用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写出来的;
不过,如果以典范的作品作为语法规范,就更能保持汉语文学语言的纯洁和健康。
●许宝华、詹伯慧(汉语方言,《中国大百科全书·
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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