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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点与传统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点与传统
张海
2021-5-3013:
56:
08 来源:
《华夏考古》2020年4期
【英文题目】TheHistoricalCharacteristicsofChineseArcheology
【作者简介】张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市 100871
【内容提要】中国考古具有鲜明的历史主义特征,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考古学研究中以历史文献为线索,以考古为实证的证史主义倾向;其二,借助于文献史学的研究构建考古学的高层解释理论。
这个特征形成于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之初,并发展至今天,形成鲜明的历史传统,同时也决定了中国考古学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和学科建设的基本定位。
认清这一特征和传统对于全球视角下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Chinesearchaeologypossessesdistincthistoriographiccharacter,whichismanifestedintwoaspects:
Firstly,itsresearchestakeliteralrecordsastheircluesandarchaeologyasfactualevidence,showingthetendencyofhistoricalpositivism.Secondly,itshigh-levelinterpretingtheoriesareconstructedwiththehelpofhistoriographicstudies.ThesefeaturesaroseearlyinthebirthofChinesearchaeologyandhavebeendevelopeduptothepresent,formingastrikinghistoricaltradition,andatthesametimedeterminingthemaintasksandbasicpositionofChinesearchaeologicalresearches.TogetaclearunderstandingofthischaracterandtraditionisofgreatsignificancetothefutureconstructionofChinesearchaeologyattheglobalangleofview.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文献史学/历史主义Chinesearchaeology/historiography/historicism
似乎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学者们都不避忌如此一个事实,那确实是中国的考古学与历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曾有研究者对这种与生俱来的紧密联系进行过系统的深切论述①②③④⑤。
但事实上,如此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关系,而在当前中国考古学迅猛进展的今天,从头思索那个老话题却对咱们了解中国考古学的特点及其以后之进展方向都有新的意义,因此本文即尝试在先辈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另择冰山之一角,对此做一些粗浅的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若是说有关对人类过去的一切研究都是历史的话,那么显然那个地址咱们要讨论的并非是那个层次上的概念。
因此,在正式的论述之前,咱们第一需要界定在本文讨论的范围里,何为历史,何为历史主义?
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久远,近代以来由于受到欧风美雨的阻碍,史学研究与传统之间发生了专门大的转变。
章太炎在1924年曾撰文指出那时的史学研究存有五项短处:
“一曰尚文辞而忽事实,二曰因疏漏而疑伪造,三曰详远古而略近代,四曰审边塞而遗内治,五曰重文学而轻政事”⑥。
有趣的是,此虽为批评,但却也适当道出了近代史学研究的新动向和传统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中国的传统史学向来以二十四部正史为核心,讲求对史料的系统考证和以史为鉴的宏大表达。
咱们那个地址所谈到的历史即专指狭义上的中国传统文献史学⑦
。
而本文所谓的历史主义那么是指中国传统史学研究记叙历史的大体方式,也确实是上述传统文献史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特点:
考证式的研究方式和宏大的历史观看视角。
那么相较之下,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点是什么?
那个特点又是如何形成和继承进展并形成传统的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中国考古学史进行简单的回忆。
一
考古学在中国是近代化的产物,它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
最先在中国从事科学考古工作的是以安特生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但真正对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及其特点产生深远阻碍的仍是20、30年代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河南安阳殷墟的挖掘⑧。
早年安阳殷墟的挖掘具有其深层的社会背景。
在近代新史学运动中“疑古”风潮盛行,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中国的古史”观颠覆了传统史学对古史研究的基础,摧毁了传统的古史研究所依据的文献史料的靠得住性⑨。
但是在旧的古史体系崩溃瓦解的同时,新史学研究也面临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
对此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另一批新史学家,在“历史学即史料学”思想的引导下,以史料的扩充作为历史重建之首要目标和手腕,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并以此为宗旨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作为实践新史学的中央学术机构⑩。
在这种情形下,开展田野考古、挖掘“地下资料”,自然成为获取新史料的重要方式,同时也给予了开创之初的中国考古学以历史重建的学术任务和宏大使命。
史语所成立以后,便开展了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大规模挖掘。
之因此首选挖掘殷墟,主若是因为殷墟出土有甲骨,而近代以来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对甲骨的研究卓有成效,揭露了甲骨卜辞中的商王世系与《史记》等文献记载相印证的事实,从而确证了商朝为有据可考的信史(11)。
从那个意义上说,挖掘殷墟本身就表现了诞生之初的考古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的紧密联系,也确实是说选择挖掘殷墟如此一个考古学的课题是从考据式的传统史学研究的题目中导引出来的。
但是另一方面,在重建古史的宏大目标之下,殷墟的挖掘绝不单单是为了甲骨,而是通过科学系统的考古挖掘和研究全面恢复殷商时期的历史(12),这与传统的金石学范围里的甲骨研究又有着天壤之别。
在抗战暴发之前,殷墟通过15次科学挖掘取得了庞大的成功,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陶、石、骨、角、铜等各类文物,揭露了殷商都城的宫殿和王陵,而且田野考古挖掘的技术与方式也慢慢成熟完善,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进展产生了深远的阻碍(13)。
为实现重建殷商古史的目标,对殷墟挖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也从不同的角度普遍开展,其中诸如涉及对人种和民族组成的研究、埋葬制度和祭祀礼仪的研究、陶器生产和铜器铸造技术的研究等等,尤其是董作宾对甲骨的分期断代更是给予了甲骨文研究的新气象。
值得注意的是,殷墟挖掘全面恢复殷商时期的历史还有着更高层次的学术目标,那确实是在与那时盛行的“仰韶文化西来讲”的对抗中,打听中国文明的本土源头。
殷商是那时确知的中国初期文明,傅斯年、李济等希望通过殷墟的挖掘,研究殷商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的关系,寻觅中国文明的真正源头(14)。
而同时期与殷墟挖掘前后的其他考古遗址的挖掘也都有相似的目标。
有趣的是,这些早年的考古挖掘地址的选择也都是以历史文献的记载为线索而指引的。
如李济选择挖掘西阴村是因为对“舜都蒲坂”地望的考察(15),而史语所挖掘城子崖除战争的因素外也在专门大程度上基于傅斯年“夷夏东西”的试探(16)。
总之,以殷墟为代表的早年考古挖掘工作在专门大程度上表现出中国考古学从诞生之初既具有明确的学术任务和研究目标,那确实是重建中国的上古史,这也决定了中国考古学鲜明的史学研究偏向性。
但是,从方式论的层面看,殷墟挖掘所表现出的史学特点还包括两个重要的层面:
一方面从对历史文献的研究中寻求考古工作的线索和实证;而另一方面由传统的文献史学研究所引导的宏大历史视角作为考古学研究的高层目标。
第一点多少带有一些证史主义的偏向,而第二点那么决定了中国考古学理论架构的特点和试探来源。
这两点也正是咱们前面所谈到的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的形势发生了专门大转变,要紧表此刻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史语所迁往台湾,考古队伍的人员流失严峻;第二,全国各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进行大量的抢救性考古挖掘工作;第三,政治形式的转变割断了与西方的正常学术交流,中国考古学开始了以本土化为主的理论和方式的探讨实践。
针对这些情形,夏鼐在主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时一方面强调坚持殷墟的工作传统,通过田野考古挖掘积存材料,在全国各地普遍成立工作站或研究室,在重要的考古遗址开展长期的田野工作;另一方面他十分重视考前人材队伍的建设,多次举行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17)。
尽管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的要紧任务是普遍积存材料,但学术研究并无停滞。
随着各地考古工作的普遍开展,大量新的考古学文化被发觉,本来即不清楚的史前文化的进展脉络变得加倍复杂。
比如,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一直就困扰着研究者,这一问题直到庙底沟遗址的挖掘才从地层关系上取得确切的证明,而真正意义上弄清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内涵仍是洛阳王湾遗址的挖掘和整理(18)(19)。
在如此一个进程中,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考古学重建古史的宏大目标无法一蹴而就,实属“骑上虎背”之举动,而考古工作第一面临的是如何处置日趋增加的考古材料的问题,如何判定它们的性质和年代关系。
由此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础,以探讨考古学文化时空关系为要紧目标的文化史研究慢慢进展起来,并成为一段时刻内中国考古学的要紧任务。
这种文化史式的研究俗称“分期排队”,后来进展成为“区系类型”
理论。
但事实上,分期排队的研究方式本身并非是从文献史学的研究中生发出来,并自上而下地应用到考古材料中,这一点与区系类型理论有所不同,而是一种从对考古材料本身的观看和研究动身,自下而上总结出来的如何正确处置考古挖掘材料的基础性的考古学研究方式,可追溯到殷墟的挖掘和苏秉琦30年代对宝鸡斗鸡台西周墓地的挖掘和对瓦鬲的研究(20)(21)。
文化史分期的目标是为考古学研究构建一个大体的时空框架,这是考古学学科进展的必然性要求,可是这一时期也不乏一些更高层次的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在政治思想的阻碍下,考古界也显现了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中国考古学的讨论,其中一项代表性的工作确实是1954年西安半坡遗址的挖掘(22)。
半坡遗址挖掘的目标是学习苏联特里波列文化遗址的挖掘体会,探讨一处史前母系氏族公社的全貌,全面恢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图景。
可是,半坡遗址不只是一个时期的聚落,要大面积揭露研究聚落布局还必需弄清楚哪些遗迹是同时期的,而在那时缺乏分期研究和对考古埋藏学熟悉不足的情形下,这也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宏大目标(23)。
另外一项具有重要阻碍的主动性考古工作是1959年夏徐旭生豫西夏文化的调查(24)。
他第一梳理历史文献,寻觅线索,然后据此开展考古调查,取得了庞大的成功,一次调查即发觉了后来证明对探讨夏文化极为重要的初期都城遗址二里头和王城岗。
这项工作揭开了新时期考古学探访中国文明起源的序幕,是有效利用文献指引田野考古的典范,充分表现了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点。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考古学的进展又显现了新的转变。
从外部条件上,文革终止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对外开放的深切,中国考古学从头成立了与西方的联系,大量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式介绍到国内。
从内部条件上,一方面各地的文化史研究已经普遍开展起来,并积存了相当丰硕的基础资料,为初步成立各地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奠定了基础;而另一方面,一些重大的考古发觉如各地的史前城址、贵族墓葬、大型建筑等,再次引燃了人们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热情。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考古学的理论试探和建设开始异样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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