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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革命情结的梁启超曾言:
“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
”[1](P5295)对文学的热爱使他关注和思考文学界的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便是这一思考的产物。
“文学革命”的口号是由五四时期的胡适首创的,梁启超使用的概念则是“文界革命”或“文学之革命”。
“文界革命”拥有多重内涵和诉求,不仅以输入新思想为宗旨,紧扣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启蒙与救亡图存两大时代主题,而且与他趣味主义的审美诉求密不可分。
梁启超最早提出“文界革命”,是在1899年12月赴夏威夷的海途中。
他的游记真实记录了提出“文界革命”时的思想状态和构想:
德富氏(日本学者德富稣峰,即下面的“苏峰”,著《将来之日本》——引者注)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苏峰在日本鼓吹平民主义甚有功,又不仅以文豪者。
[2](P1220)
自此,梁启超正式拉开了“文界革命”的帷幕,并且对这一革命保持持续的关注和探索。
就具体语境来说,此时的梁启超之所以对革命兴趣盎然,并将革命的阵营确定在“文界”,并不是偶然的。
1898年戊戌政变以百日宣告失败,梁启超也被迫逃亡日本。
中国向何处去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日本维新变法的成功更是令梁启超羡慕不已。
与此同时,他在日本接触到大量的西方学说,思想发生巨变。
他的革命思想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并且直接受日本影响。
他曾经坦言日本是自己的第二故乡,日本思想已经印入自己脑中,“文界革命”的提出印证了这一点。
可以看到,他提倡“文界革命”时从日本讲起,一面盛赞德富稣峰为日本“文界别开一生面”,一面倡言中国亦应进行“文界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德富稣峰在梁启超的眼中之所以能够引领日本的“文界革命”,原因有二:
一是“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一是“鼓吹平民主义甚有功,又不仅以文豪者”。
这明白无误地表明,梁启超选择德富稣峰作为日本“文界革命”的代言人,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文学家,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善于宣传新思想。
这预示着梁启超所呼唤和渴望的“文界革命”包括文字文体问题,也包括思想内容问题。
甚至可以说,思想比文笔更重要,文笔是为了更好地宣传思想,这正如德富稣峰的文体“雄放隽快”之所以被梁启超认定为好,是因为这种文体“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有助于输入、表达新思想一样。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梁启超强调,“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必须以文字文体为“起点”。
这意味着“文界革命”包括文体而不限于文体,最终目的是借生花妙笔宣传新思想。
换言之,中国通过“文界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像德富稣峰那样,不仅是“文豪”,而且有功于“鼓吹平民主义”。
1902年,梁启超专门作辨正、厘清革命与改良区别的专题性论文《释革》,文中提到了名目繁多的革命,“文界革命”亦在其中:
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
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
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
[3](P760)
对于这段文字,可以进行如下分析:
第一,梁启超认为,优胜劣汰是宇宙间不可逃遁的法则,革命并不限于政治界,思想界、文化界亦应有相应之革命。
第二,就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而言,革命一词已经成为流行语,出现了诸如“XX革命”、“XXX革命”之语,这其中就包括梁启超本人几年前首创的“文界革命”。
第三,文中提到的诸多革命即“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之间并不都属于同一层次,因而不都是并列关系,而是呈现出前宽后窄的态势。
其中,“经学革命”、“史学革命”中的经、史与子、集一样属于“大学科”,远非后面的诗、曲、小说、音乐或文字可比。
从前后衔接来看,“文界革命”紧随“经学革命”、“史学革命”之后,比后面的“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内容更为宽泛。
第四,这段话中不仅出现了“文界革命”,而且还出现了“文学之革命”和“文字革命”,弄清这三个革命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文界革命”显得尤为重要。
稍加思考可以看出,“文学之革命”与“宗教之革命”、“道德之革命”、“学术之革命”、“风俗之革命”、“产业之革命”一起出现,此处之文学与宗教、道德、学术、风俗和产业等是并列关系,属于同一层次的概念。
“文学之革命”的出现是就日本学界(翻译界)的用语而言的,“文界革命”是就中国思想界的用语而言的。
这是两套不同的话语结构。
“文学之革命”与“文界革命”作为两套话语结构同时出现在文中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表明“文界革命”相对应的日本表达就是“文学之革命”。
与此相一致,在梁启超对中国思想界所用革命的描摹中,“文界革命”与“文字革命”同时出现。
这证明了“文界革命”不同于“文字革命”,“文界革命”与“经界革命”、“史界革命”相连,范围较大,“文字革命”范围较窄。
梁启超不仅比较了中西学术,而且将中国的文学不发达说成是二者的最大区别之一。
沿着这个思路,通过文学界的革命,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成为振兴中国学术的必经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界革命”既表达了梁启超对文学的重视和期待,又包含着他对中国文学界状况的不满。
他在书中对中国文学不发达原因的揭示由文字问题讲到文体问题,并以“国语新文学”释“新文体”[4](P3107),为人们理解“文界革命”提供了佐证。
在对清代学术的审视中,梁启超将之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由此断言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启蒙期,并对中国的学术前景充满信心。
在此过程中,梁启超一面肯定清代学术的价值,一面对清代文学界的状况表示不满。
在他看来,中国的清代学术与西方的文艺复兴之间存在着诸多相同之处,而两者的最大区别则在于中国的美术、文学不发达。
如果说相同点促使梁启超断言清代学术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并由此对中国学术信心满满的话,那么,中国的美术、文学不发达则不仅使中国与西方的文艺复兴之间呈现出绝殊的态势,而且被他视为妨碍中国学术发展的瓶颈:
前清一代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相类甚多。
其最相异之一点,则美术文学不发达也。
……要而论之,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价值极大;
清代文艺美术,在中国文艺史美术史上,价值极微;
此吾所敢昌言也。
[4](P3106)
这就是说,如果说中国文学的不发达源于文字掣肘的话,那么,文学不发达则成为妨碍中国学术发展的关键问题。
接下来,梁启超对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如是说:
欧洲文字衍声,故古今之差变剧;
中国文字衍形,故古今之差变微。
文艺复兴时之欧人,虽竞相与研究希腊,或径以希腊文作诗歌及其他著述,要之欲使希腊学普及,必须将希腊语译为拉丁或当时各国通行语,否则人不能读。
因此,而所谓新文体(国语新文学)者,自然发生,如六朝隋唐译佛经,产生一种新文体,今代译西籍,亦产出一种新文体,相因之势然也。
我国不然,字体变迁不剧,研究古籍,无待迻译。
夫《论语》、《孟子》,稍通文义之人尽能读也,其不能读《论语》、《孟子》者,则并《水浒》、《红楼》亦不能读也,故治古学者无须变其文与语。
既不变其文与语,故学问之实质虽变化,而传述此学问之文体语体无变化,此清代文无特色之主要原因也。
重以当时诸大师方以崇实黜华相标榜……所谓“纯文艺”之文,极所轻蔑。
高才之士,皆集于“科学的考证”之一途。
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者,皆第二派以下人物,此所以不能张其军也。
[4](P3107)
梁启超认为,文学文本是通过文字表达呈现出来的,中西文字的迥异造成了中西文学的绝殊。
一言以蔽之,西方文字衍声,古今变化巨大;
中国文字衍形,古今变化甚微。
受衍声的文字影响,西方的新思想必须借助新文体表达出来,思想的变化与文字的变化同步进行。
受衍形的文字影响,中国的思想与文字的变化无涉,由于新思想甚至可以通过旧文字表达出来,新思想并不能带动新文体的出现。
这样一来,即使是有新思想也不会伴随有新文体的出现,久而久之,造成中国的文学不发达。
循着这个思路,文字的差异造成了中西文学和中西文化的最大差异,也使文字、文体成为妨碍中国文学发达的瓶颈。
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重视文字问题,提倡新文体,同时希望通过培植中国本土文学的根柢与吸收西方文学双管齐下,打造富有文学内容和意蕴的新文化。
他写道:
我国文学美术根柢极深厚,气象皆雄伟,特以其为“平原文明”所产育,故变化较少。
然其中徐徐进化之迹,历然可寻,且每与外来之宗派接触,恒能吸受以自广。
清代第一流人物,精力不用诸此方面,故一时若甚衰落,然反动之征已见。
今后西洋之文学美术,行将尽量收入,我国民于最近之将来,必有多数之天才家出焉,采纳之而傅益以己之遗产,创成新派,与其他之学术相联络呼应,为趣味极丰富之民众的文化运动。
[4](P3108-3109)
上述内容显示,尽管“文界革命”的口号是梁启超率先提出的,然而,他本人对于这一口号所涉及的领域和内容并没有进行过明确界定或具体阐释。
这为后人对梁启超“文界革命”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埋下了伏笔。
总的说来,“文界革命”既指表达的形式——文字言,又指表达的内容——思想言;
在文字上,以俗语代替古语,也就是以白话文代替文言;
在内容上,以新思想涤荡旧思想,向国民灌输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
仅就“文界革命”所追求的新文体而言,内容及所指并非单一的,既可以理解为针对桐城派古文的报章体,又可以像梁启超本人那样理解为“新文学”,即“所谓新文体(国语新文学)者”。
梁启超声称自己爱诗,尽管并不擅长作诗,却喜欢评诗、论诗和品诗。
这使“诗界革命”成为他开辟的最早的革命阵地,并由“诗界革命”进一步引发了对“文界革命”的思考。
“诗界革命”的口号是梁启超1899年冬在赴夏威夷的海途中提出的,时间上只比“文界革命”早几日。
其实,早在1898年的戊戌政变之前,“诗界革命”已经拉开了帷幕,谭嗣同等人都是新诗派的代表。
梁启超之所以大声疾呼“诗界革命”,具有双重动机。
梁启超一贯重视情感而轻视理性,故而关注情感之抒发和表达。
在他看来,诗是人之情感的最好表达。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具有以诗来表达人之情感的强烈意图。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动机和宗旨,那就是输入新思想,启迪民众。
他认为,陶养情操、抒发情感的利器是美术和文学,美术的价值在于培养情趣,文学则不仅可以培养情趣,而且可以引导人之思想。
这就是说,文学可以通过对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的引领,塑造人之灵魂。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梁启超不仅对文学寄予厚望,振臂高呼“文界革命”,而且对诗和小说倍加关注,率先发起了“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梁启超提出的判断好诗的标准集中而直观地展示了“诗界革命”的宗旨,现摘录如下:
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
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
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
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
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
……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
此固不足怪也。
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
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2](P1219)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古人所作之诗不可谓不多,然皆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之语,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进行“诗界革命”。
所谓“诗界革命”,具体要求是不再学人之语,而力图做诗界的哥伦布、麦哲伦。
进而言之,能否成为诗界之哥伦布、麦哲伦,标准有三:
一是要有新意境,二是要有新语句,三是要入古人之风格。
梁启超呼吁新诗要有新意境、新语句,主要是为了输入新思想,迎合新民的需要,这是可以理解的。
需要注意的是,他强调,无论新意境还是新语句都必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只有如此,才能确保诗作为中国诗之情趣和韵味;
否则,固然有新意境、新语句,亦不成其为中国诗(“支那诗”)了,正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
由此可见,梁启超之所以提倡“诗界革命”,目的在于打破传统的诗风,将诗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在这方面,他提出的判断好诗的三个标准,也就是“诗界革命”的三个目标——或者说,是“诗界革命”的根本宗旨和具体途径。
梁启超认为,处于过渡时代的中国亟需革命,但革命的实质是“革其精神”,而非“革其形式”[1](P5327)。
这落实到“诗界革命”上便是,新诗要有新意境,以抒发、表达新思想为要。
至于新语句,尚在其次;
若表达新意境,夹杂新名词固然好——当时新诗家包括梁启超崇拜的黄遵宪和谭嗣同等人的诗都是如此;
如果只是热衷于满纸堆砌新名词而无新意境,则徒有其表而无其实。
这样的诗不仅不能算作好诗,反而具有与满洲政府之变法维新一样的挂羊头卖狗肉之嫌。
这用梁启超的话说便是: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
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
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
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
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
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
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
[1](P5327)
梁启超提出的判断好诗的三个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新思想入旧风格。
例如,梁启超对黄遵宪的诗推崇备至,原因在于其擅长将新思想融入旧风格之中。
梁启超声称:
“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
……生平论诗,最倾倒黄公度。
”[1](P5296-5297)他之所以如此说,道理很简单:
输入新思想是“诗界革命”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宗旨,理应恪守不悖;
只有保持中国古诗之旧风格,才能保证所作之诗是中国诗。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既重视新诗之新境界的营造,又要求这种新意境必须以旧风格表达出来,于是被人讽刺为不新不旧、不伦不类。
其实,换一个角度思考便不难理解,诗之新旧在于内容(即梁启超所讲的意境),而不在体裁(即格律诗还是白话诗)。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要求新诗要有新意境,并且将之置于评判好诗的三个标准之首,已经最大程度地彰显了新诗对表达新思想的重视。
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古人之风格”则是中国之诗的特质所在,五言、七言诗由汉字的特点所决定,是中国诗所独有的,绝非其他国家或民族的语言可以写成。
梁启超坚持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立场,落实到诗界就是强调中国诗的中国意蕴和神韵。
这使“古人之风格”成为中国诗的必要条件,也是梁启超所看重和恪守的评判好诗不可或缺的标准之一。
如果说“诗界革命”既强调对情感的抒发,又强调对新思想的表达的话,那么,相比较而言,输入新思想、启蒙民众则是“诗界革命”的第一要务。
梁启超对古诗的评价直观地流露了这一立言宗旨和价值旨趣:
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颃西域。
然长篇之诗,最传诵者,惟杜之《北征》,韩之《南山》,宋人至称为日月争光;
然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
古诗《孔雀东南飞》一篇,千七百余字,号称古今第一长篇诗;
诗虽奇绝,亦只儿女子语,于世运无影响也。
[1](P5297)
正如当初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是由于不满意中国人作诗人云亦云、缺乏独立精神的状况,力图借助“诗界革命”将“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作为“诗料”一样,梁启超对古人作诗的技巧和艺术造诣深信不疑,也肯定中国诗足以与西方分庭抗礼;
在这个前提下,他批评古人作诗所缺乏的是“精神”——“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精神是诗的灵魂,对于好诗至关重要。
好诗要有自己的真精神、真思想,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思想一定要对社会有所裨益。
对此,梁启超以《孔雀东南飞》为例分析说,全诗长达1700余字,号称古今第一长诗,从艺术的角度看,可谓“奇绝”。
然而,从内容上看,该诗表达的是儿女情长的主题,对于“世运”无所裨益,故而达不到好诗的标准。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且开门见山地写道: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
欲新宗教,必新小说;
欲新政治,必新小说;
欲新风俗,必新小说;
欲新学艺,必新小说;
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5](P884)在这里,梁启超明确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宗旨是创作新小说,并将新小说提到了新民第一要务的高度。
对于新民为什么必先新小说——甚至将新小说奉为新民的第一步,他一口气列出了七个理由,旨在强调欲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和新人格,必须先新小说。
这使新小说具有了毋庸置疑的必要性,难怪新小说成为新民“不可不先新”者,也使“小说界革命”势在必行。
基于这一认识,在各种文学样式中,梁启超对小说情有独钟,也对“小说界革命”寄予了厚望。
面对梁启超关于欲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和新人格,必须先新小说的论点,人们不禁要问:
小说何以具有如此力量、如此魔力,以至对个人、对社会产生如此广泛之影响?
对此,梁启超给出的说法是,“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
那么,他所讲的小说的“不可思议之力”究竟指什么呢?
梁启超从小说受众的广泛性与对民众价值观的熏染、引导两个方面阐释了这个问题。
首先,梁启超之所以在众多的文学样式和体裁中青睐小说,主要是看中了小说的通俗易懂,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拥有更多的读者和受众。
对此,他举的一个最经典的例子是,史书《三国志》和小说《三国演义》内容相同,然而,中国人对于罗贯中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创作的小说《三国演义》耳熟能详,对《三国志》却知者寥寥,读《三国演义》的人比读《三国志》的人要多得多。
这足以证明,小说在大众化、普及化方面具有其他文学样式或书籍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正是小说的这个特点迎合了梁启超旨在将所有中国人都塑造成新民的全民启蒙运动的需要。
于是,以“小说界革命”为号召,通过新小说来塑造新民成为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一部分。
问题的关键是,小说为什么备受欢迎和喜爱,拥有其他体裁无法比拟的普及程度?
换言之,小说能够达到新民目的的“不可思议之力”究竟是什么?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梁启超集中剖析、阐释了这些问题:
吾今且发一问:
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
……感人之深,莫此为甚。
……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
一曰熏。
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
……二曰浸。
……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
……三曰刺。
刺也者,刺激之义也。
……禅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
……四曰提。
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
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
……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极。
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
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
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有断然也。
度世之不二法门,岂有过此!
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
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
能兼其四,则为文圣。
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
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
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
……小说之为体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终不如其嗜小说。
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所得而易也。
[5](P884-885)
依据这个剖析,小说的魅力是必然的,其秘密武器是以情动人,这一点与人之本性相契合。
梁启超在哲学上恪守唯意志论,坚信情感高于理性,认为人的行为受情感的支配,而情感是超功利的。
因此,对于人的情感来说,理性分析或道德说教皆无计可施,而只能以情感变易情感,这使小说拥有了用武之地。
由于以情动人,以情感人,小说“感人之深,莫此为甚”。
通过熏、浸、刺、提四种方式和力量,小说让读者对于书中的描写犹如置身其中,感同身受,从而与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悲喜,共命运,产生巨大的心理共鸣和情感共鸣。
这便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也是小说感人的奥秘所在。
换言之,小说的魅力在于它不是采取说教的方式进行,而是以情动人。
因此,小说通过以情动情所达到的动人、感人效果,绝非说教甚至强制所能奏效的。
这印证了梁启超对小说的钟爱除了出于新民的需要之外,还有以小说抒发情感、引导情感的初衷。
事实上,正是由于将小说视为抒发、表达情感的利器,梁启超才将小说奉为以情感人、启蒙民众的法宝。
在梁启超的视界中,小说之所以能够达到新民的目的,在于小说的表达方式是以情感人。
基于对小说的这种认识,他一面亲自创作小说,引领新小说的创作;
一面在自己主办的报纸杂志上大量刊载小说,提升小说的地位。
当然,与对小说性质和作用的认定相一致,梁启超这样做既是新民、启蒙大众的需要,又是利用小说抒发、引导大众的情感,培养良好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情感的需要。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坚信,小说不仅具有培养情趣的审美功能,而且具有引领风尚的价值导向作用,足以成为熏染民众思想、塑造民众灵魂的精神导师。
他断言:
盖全国大多数人之思想业识,强半出自小说,言英雄则《三国》、《水浒》、《说唐》、《征西》,言哲理则《封神》、《西游》,言情绪则《红楼》、《西厢》,自余无量数之长章短帙,樊然杂陈,而各皆分占势力之一部分。
此种势力,蟠结于人人之脑识中,而因发为言论行事,虽具有过人之智慧过人之才力者,欲其思想尽脱离小说之束缚,殆为绝对不可能之事。
夫小说之力,曷为能雄长他力?
此无异故,盖人之脑海如熏笼然,其所感受外界之业识如烟,每烟之过,则熏笼必留其痕,虽拂拭洗涤之,而终有不能去者存,其烟之霏袭也愈数,则其熏痕愈深固,其烟质愈浓,则其熏痕愈明显。
夫熏笼则一孤立之死物耳,与他物不相联属也,人之脑海,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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