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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弱势群体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公民正在向“从朴素的政治热情为主的情绪化参政模式向较注重理智参与模式转化”的良性方向发展,但仍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对政治发展的要求,反映了现阶段我国普通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参政的水平还比较低,影响和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
1、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权利边缘化。
由于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利益需求分化,社会分层,产生了大量弱势群体,这部分人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竞争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生活在社会底层,参政权利难以被社会普遍重视。
在政府主导的各种价值分配以及相关的政策制定中,他们影响决策的手段、途径、能力等的弱化,使他们的利益意志和诉求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和真实的反映,繁琐的办事程序和较高的参政成本,使他们对高层次的参与渠道缺少了解或望而生畏;
法律赋予他们的合法权益由于各种原因又难以通过法律渠道得到有效保障和实现,除了利用他们比较熟悉的村委会、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等权威性不强的基层组织外,更多的时候采取了直接的非制度化参政形式。
2、弱势群体参政成本和代价很高。
参政成本包括法律成本、经济成本、政治成本。
具体来说:
一是法律成本。
对弱势群体而言,南于我国法制建设的某些环节薄弱,导致弱势群体在面对外来侵入力量的非法侵入时不得不选择上访、检举等方式,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政府。
上访闹事、自杀自焚,其目标不是打破现有政治秩序或取而代之的野心,而是希望通过这些手段引起多方面的关注,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和解决。
上访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在现实中,上访的制度与过程对弱势群体来说,充满着悖论和矛盾:
国家一直强调打破官僚主义的阻碍,不能对上访者搞阻拦,同时,国家又一再强调要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尽量减少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和重复上访等。
然而基层政权往往把集体上访行动的组织及参与者“刁民”、“暴民”化,这样上访的集体行动在官方看来是破坏社会秩序的非法行为。
因此,等待上访者的不是“善良愿望”的实现,而是被拖延、冷落,或者被遣送、惩罚,甚至遭到报复乃至被关押。
二是经济成本。
对弱势群体而言,参政也是一种冒险行为,可能付出对其本身和家庭都难以承受的沉重经济代价,弱势群体由于上访、反映情况产生的各种相关费用,包括所受到的打击报复而产生的经济损失,这对弱势群体来说,有些是难以承受的。
三是政治成本。
近年来,我国对弱势群体参政实行了政策上的调整,拓宽了合理的政策基础空间和渠道,引导弱势群体有序参政。
而弱势群体参政是与政府沟通的政治行为,是为维护自己权益并期望政府做出政治“正义”、“公平”的努力,是基层群众希冀于政府为自身权益的实现“做主”。
但基层政府的行为与群众的愿望时有违背,并由此导致一方面群众对这种政治参与失去信心、耐心而灰心;
另一方面由于灰心而采取暴力等非法行为的参与方式减少维权成本。
促使政府让步,一旦这种暴力和非法的方式被反复使用,必然使政府做出愤怒反应,导致政府加强其专政的威慑作用,从而使弱势群体参政活动进一步受到压制。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问题上仍存在一些问题。
无论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当代我国弱势群体的参政的现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显然是不相适应的。
诚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参政意识、主体意识、法律意识、民主意识等都有所增强。
但是这些变化同建设民主政治的要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这些变化没有整体而根本地改变现实参政生活的基本面貌,没有改变大多数人参政水平依旧落后的现状。
二、影响和制约弱势群体均衡参政的障碍因素
在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分化的社会现实是一部分人的参政能力增强,而另一部分人的参政能力被弱化并忽视。
这种弱势群体参政落后的现状是传统政治文化、社会政治制度和参政机制缺失、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等客观因素影响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
首先,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参政作为一种弱势群体政治社会化的实现形式,必然受到弱势群体自身的心理动机的支配,而弱势群体这种参与心理的形成,又是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氛围密切相关。
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借助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教育的等各种政治社会化机制和途径被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并最终积淀为个人的政治性格和社会的政治参与认同,直接支配着社会成员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所作所为。
而弥散在中国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道德中心主义、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等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在这些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熏陶下所产生的崇圣心理、草民心理、权力欲求与惧怕的二元矛盾心理、狭隘的顺从心理,既是传统政治文化的表现,也是传统政治文化被普遍内化为社会成员政治心理的结果。
这些政治文化的影响使得弱势群体的自主意识比较差,对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认识,阻碍了弱势群体认识自身的利益需求和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不利于弱势群体通过参政保护自己的权利。
其次,政治参与制度与机制不够完善的影响。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分化的变化,我国弱势群体政治参与制度与机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难以适应新变化的需要:
一是激励机制不完备。
现实政治生活中,各种不同的阶层集团或个人之间的利益不同,应当共同为实现各自的利益而积极投入政治生活中,通过参政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决策,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
但是南于没有建立广泛的利益激励机制,大部分弱势群体处于政治冷漠之中;
二是制度化体系不完备。
我国在公民参政方面建立了诸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舆论信访制度等,然而在保障基层以及弱势群体的政治意愿表达和诉求方面仍不够完善;
三是执行制度的具体措施、程序及过程还存在着很多的偏颇。
现实中弱势群体参政往往流于形式,参政的意愿难以实现,甚至可能与其愿望完全相反,这样必然影响他们参政的效能感,进一步导致他们对参政的心灰意冷乃至反感。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认为,“参政/政治制度化:
政治动乱”。
当参政渠道匮乏,民众对政府提出的要求无法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中得到满足时,必然转向非制度化的渠道,造成政治不稳定,出现政治动乱。
最后,政治参与形式与渠道的制约。
在政府支持下,我国各种社会团体开始大量出现,我国参政的途径还相对单一,有待开发。
例如中国工、青、妇、残联的组织网络还是比较健全的,是联系群众的桥梁,也属于弱势群体参政的基本通道。
通过这些群众性组织来带动“准组织化参与”,应该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弱势群体参政的特色之一。
但是目前这些组织在这方面的功能相对较弱,这些团体受政府控制,在财政上依赖政府,组织上独立性较差,因而在整体上看,他们的行政化、机关化倾向比较严重,亲和力不够。
社会民众对其依赖感也就不强,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和弱势群体参政的渠道,具有较大的发挥空间。
促进弱势群体均衡参政的建设性措施
毫无疑问,当前弱势群体参政与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相比相对滞后,而且客观上成为政治现代化的障碍。
如何铲除不良因素对弱势群体参政的制约,已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基于以上的分析,要完成此项重任,应加大政治社会化的力度,从政治强力促进与弱势群体自身提高两个方面下手,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加强对弱势群体参与型政治文化教育。
发展有序和理性的弱势群体参政,不仅需要国家有完备的参与机制,还必须有弱势群体的政治意识、政治热情和政治素质。
这些都依赖于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
具体而言,创建这种参与文化,需要弱势群体普遍树立以下几种观念意识:
一是现代弱势群体观念:
每个社会成员都独立自主而平等地成为国家主人,具有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因为“意识的平等自由与平等的参政不是并列的,前者是基础,是后者的保障。
没有意识的平等自由,平等的参与不具有实践意义。
”二是现代国家观念:
“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
国家的真正主人是人民,国家的权力来源于并受制于人民,国家在政治生活中的职责是保障和实现弱势群体的权利。
三是现代法制观念:
人民是法律制度创建的主体和合法性基础,依法参与政治是弱势群体行使自己的基本政治权利。
因此树立现代的民主观念,重要的就是要树立弱势群体的政治权力意识,树立争取、维护和实现自己权利的意识。
只有使“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作为整体以及体系方面的输入方面和输出方面具有强烈而明确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并对自己作为政治体系成员的权利、能力、责任以及政治行为具有积极的认识和正确的评价”,才能有利于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
第二,形成多元的利益表达渠道。
亨廷顿认为“组织是同通往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政治自南的前提。
”在社会分化日益激烈的今天,弱势群体或者利用工会等群团组织,或者按正规渠道成立各种利益群体组织,将个体在公共问题上分散的、模糊不清的意志转化为明确的、一致的组织意志,从而向政府决策者输入明确的利益要求信息。
通过利益群体组织载体,提升弱势群体自身参政的层次和有效性,降低弱势群体参政的成本。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和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各群体之间存在异质性的利益差别,其利益表达愿望强烈,因此,应创造条件以便于他们的利益表达。
第三,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发展经济,为提高我国弱势群体参政水平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外部环境来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将促进全社会利益水平的提高,为各种参政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和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促进社会政治均衡进而达到参政均衡;
从参政主体内部条件看,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影响弱势群体参政的价值取向、程度、能力、水平,“促进参政的扩大,造成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是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
因为严重贫困的群众,难有兴趣甚至根本无法获知公共事务的足够信息,也就难以参与对公共事务的有效讨论。
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改善后,在相对安逸富足的基础上,将会谋求稳定的政治环境,希冀与合法的、民主的渠道满足自己的要求,同时市场经济及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在客观上催生了主体的自南意识、竞争意识、平等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等,培养和锻炼了主体的竞争、参与能力。
这些意识和技能则是决定主体参政行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促进参政的有效合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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