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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领的共振
朱萍是一家外资银行的职员,从上班那天起她就把自己划归为小资一族。
“衣着考究,神情淡然,经济独立,有固定社交圈子,生活品位高。
”是她对小资的定义。
朱萍会把这些定义固化到自己的生活中。
她的衣橱里并没有很多衣服,但每一件都是高级面料的名牌服装。
每个周末,她都会去咖啡馆参加“姐妹淘”聚会。
“姐妹淘”是朱萍看来最有情调的,三五个知心好友每周见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精心打扮,相约到高档咖啡厅或是美甲店坐上一个下午,聊时尚也聊男人,无话不谈。
朱萍说自己很节俭。
她的工资税后每月六千多,在北京并不算高,所以她不能大手大脚,省钱才能让她井井有条地享受高品位生活。
即便朱萍觉得地铁配不上她三千块钱的新裙子,她也不会狠下心去打车。
在北京,朱萍几乎没怎么打过车。
现在过年回老家,朱萍都带家人下馆子去吃饭,她喝不惯家里的白开水,要买瓶装水喝,用不惯卫生间的蹲坑儿。
家乡的同学们经常说:
“小朱出息了。
”
朱萍花心思经营生活,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个小资。
“同学围着我问这问那时,我很有成就感。
”但是朱萍没有告诉老家的同学们,刚工作的时候,为了省钱买包,她连中饭都不吃,因为在CBD附近吃中饭很贵。
这些事情,只有在最私密的姐妹淘时,她们才会讲出来自嘲,然后彼此安慰。
处在不同位置的人,会找到符合自己的姿态,很多时候,人在其位就会很容易迷失。
比如时尚圈里的“晒富”。
某知名时尚杂志编辑说,她的圈子就是一个比吃比穿比男人的圈子。
有一个圈内的段子。
二十来岁的美容编辑在微博里晒高档化妆品,说自己除了LaMer不用,除了依云不喝。
LaMer是一款贵妇级化妆品品牌,适合年龄是中年以上,根本不适合年轻女孩儿。
有一些人借这个段子讽刺时尚编辑,拿着几千块的工资,用名牌赠品装贵妇。
“我们会有很多出国机会,参加秀或者晚宴。
有些刚入行的小编就会迷失。
他们晒出国照片、晒五星酒店、晒时尚晚宴,吹嘘自己过着奢华、高品质的生活,甚至迷失在这些奢华之中,以为这样的生活就是属于自己的。
其实做时尚记者很辛苦,没有所谓的慢节奏和享受,体验这些高品质只是工作。
”上述时尚杂志编辑说。
在时尚圈子里,即使大家看出有人装高贵、装富有,也很少有人会说出来。
“有的时候,摆出一些姿态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殊需要,大家司空见惯。
“其实,无论装愤青、装小资、装文艺还是装贵族,都是个人的选择,无伤大雅。
但各种‘装’越来越多,身边的兄弟也总喜欢把自己架在某个位置上生活。
我就是想讽刺一下他们,给他们敲个警钟。
”2010年7月,Jay在人人网上建了一个“装”小组,给兄弟敲警钟就是他成立小组的初衷。
装族指南
和Jay的小组一样,社交网站上流行着各种各样与“装”有关的小组。
这些小组里,成员们喜欢调侃、挖苦身边的装,最火的是各路“装指南”。
《去星巴克里装大蒜》:
“在星巴克冒充一个有身份的人,是行为艺术的一种。
装蒜也是艺术!
首先你必须带一本杂志,啥?
《读者》?
按照小资圣经《格调》里面所说,连《国家地理》、
TIME(时政杂志《时代周刊》)之类的杂志都只会暴露出你庸俗的小中产阶级格调,起码得拿本Economist(有鲜明立场的商业财经杂志《经济学人》)……”
《十三人士必看》、《装小资的十招》、《白领们你会喝咖啡吗》、《伪球迷指南》、《贵族法则》、《如何伪装成经济学家》、《美利坚指南》、《不列颠指南》、《打造国际名媛》,各种指南大行其道。
这些指南不仅包罗万象,而且内容详实。
论坛常见这样的讨论——
楼主:
“我今天真的看见一个用酷我音乐盒放古典乐的傻×
。
一楼:
“你应该告诉他别用酷我这么民工的软件了。
二楼:
“介哥们一定没有认真研究指南就去装Bility了。
楼主回复二楼:
“装Bility是啥?
楼下众多回帖:
小资、非主流、小众、阳春白雪、高山流水、文艺、愤青……
开了“装”小组以后,Jay发觉并不是只有身边的兄弟们在装。
“互联网时代,各种信息传播途径让女生们看到了很多不现实的东西,跑车、香槟、咖啡馆。
女生们的价值观已经被这些玩意给引导的偏离了,作为男生,为了获得女生的青睐,只有让自己变得更符合她们的想法,所以就必须得装。
”Jay现在觉得“装”很悲哀很无奈,“谁不装啊,或多或少都会装。
《假装的艺术》就是一本教人不露痕迹伪装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劳伦斯·
怀特德·
弗莱完全没想到这本原意讽刺的书一夜之间成为小资圈里的畅销书。
转折的契机就是南方出版社把这本书引入中国。
劳伦斯把“装”分成电影、书籍、话剧、把妹等18个领域。
装的行当里,最关键的是自己的表演风格,之后,只需要一项一项拓展专业,最终就能成为看起来无所不知的人。
劳伦斯说,《假装的艺术》的写作初衷是为了讽刺一些爱面子的假装人士。
“有时候假装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不过,假装一个高品位的文化人或坚持前卫生活方式的时髦人士可是万无一失的。
Jay说:
“指南里令人哭笑不得的‘高招’,就是把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小伪装集中在一起。
”说起人们为什么装,Jay认为:
“人们普遍没有安全感,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通过小装一下来掩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时间久了,又开始夸大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借以获得虚荣和优越感。
从咖啡到红酒
要想装,必须借助某种工具。
“装指南”里一定会指出,要装某种身份,可以去哪些地方。
北京的后海、798、单向街书店,上海的田子坊、1933屠宰场创意园、红坊文化艺术区,南京的颐和路公馆区、先锋书店,广州的沙面、小洲村,全都榜上有名。
最流行的装小资去处就要数星巴克。
高级写字楼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我不在办公室,就在星巴克。
”在中国,星巴克咖啡和小资生活方式画上了等号。
早年港产电影里,白领们喜欢端着一杯咖啡疾步走进办公室。
“当它们(咖啡)到了上海,几乎成了一种时髦。
在咖啡馆里坐着,能够看到这个城市的风格。
靠窗坐有一个美人,鲜红的嘴唇,十指尖尖地捧着一张报纸在看。
而上海咖啡馆里的小姐们,那一季嘴上的流行是褐色,像犯病的哮喘病人缺氧时的颜色。
”陈丹燕在《上午咖啡下午茶》中用时髦概括咖啡传入中国的大都市。
诸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咖啡是白领、小资出场的最佳伴侣,这种香气浓烈的饮品被符号化了。
端着一杯咖啡就是一种姿态,潜台词是,你拥有某种身份和品位。
在星巴克,一杯拿铁咖啡的价格是25元人民币,没有昂贵到工薪阶级不能负担。
25元咖啡不能区隔社会地位和阶层。
于是,红酒来了。
《红酒指南》上劝慰那些新人:
“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不懂红酒,因为没有多少人是真的懂,所以装呗。
接到满是外文的酒牌,你当然完全看不懂,随口报出一个你好不容易记住的酒来,就好像你家里藏了几万瓶好酒似的。
《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描写过一对在中国做红酒生意的父子。
“在中国,红酒作为一种奢侈品,其消费具有显摆的功能。
”进口商处理卖不动的红酒,方法就是加价。
“消费外国酒是步入中产的标志,美国人六十年代之所以开始热衷于红酒,也是因为那时的电视广告和喷气式飞机服务都力图把红酒推销为一种所谓的生活品质,今日中国所发生的,也许是老调重弹。
“我在St.Estephe列级庄品酒会”、“品酒会开始”、“橡木酒窖的品酒会不错”、“今天的拉菲不对胃口”,表明“人在品酒会”的微博状态,让小资们享受于别人的羡慕嫉妒恨。
装到最后,不但别人分不清什么是装,什么是不装,甚至自己也会分辨不清。
如果一定要说伤害,装的伤害指向自己:
装得不好,显得可笑;
装得好了,却更可悲。
还有什么比做回自己,更爱惜自己呢?
青山承认自己在装孙子,“在中国,想成功的商人谁没有装过孙子呢?
”他反问。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北京报道
饭局,雕花红木餐桌上围坐的八九个人都身体前倾,向着主宾的方向微笑。
主宾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干部,靠在椅背上,声音雄浑、滔滔不绝。
忽然,他把目光转向了一个三十多岁身材矮胖的人,胖矮个儿立刻凑上去点头倾听,孰料是劈头盖脸的冷雨。
“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懂!
胡来!
有你这么做事情的吗……”胖矮个儿略一错愕,随即一边点头,一边笑着说,“您批评得对!
是,是!
我自罚一杯。
李青山坐在矮胖个儿的旁边,不自然地盯着自己的餐盘,假装吃饭。
这一桌,跟他一样,大多数都是企业家。
马上有人活跃气氛讲了个笑话,一切好像平静的湖面上荡起了一丝涟漪,什么都没发生。
“装孙子”似乎成了商人成功的必备基本功之一。
在生意场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你不装孙子,就当不了大爷。
“案板上的猪”
“我也装过。
”作为一个商人,李青山毫不掩饰。
“但是和小姑娘买个LV拎出去炫耀可不一样,她们是为了面子,我们是为了办事。
而且有时候没得选择。
上个月,他请一个“衙门里的人”吃饭。
一般而言,主宾会定地点,但请衙门里的人吃饭,自有一套规矩。
有的人比较敏感,会指定吃饭的场所。
“不知道出于安全或者别的什么目的”。
总之,李青山按要求把车开到了北京郊外的一个茶庄。
不过是仿古的中式建筑,装饰很一般。
一进包厢的门,他并不急着让官员坐主宾的位置,而是观察那个主宾的位置是否对着门开的方向,“他们不会坐到门开后一眼就能被看得到的位置。
我并不是来行贿的,但是现在官员和商人一接触就很敏感,大家都得懂事点。
落座,李青山小心翼翼顺着对方的话说,但又不能太刻意,诚恳是关键。
“擅长的领域就多说几句,不擅长的就听,千万不要自顾自个儿开心。
时刻关注对方的反应。
一般不会在餐桌上谈什么业务上的东西,不过是熟悉下人面,让人家记得有你这么个人。
点菜单上来后,李青山这才看出这个茶庄有些不一般。
越往后看,越不淡定了。
他算是见过市面的人,但是这一刻,一股无名火滋滋地燎着他的心。
以酒水为例,一扎木瓜汁,倒出来两个玻璃杯的量。
普通餐厅卖60到120元,高档餐厅卖200到300元,这里的价格是一扎980元。
他自带了一箱拉菲,服务员说每瓶加收百分之十五的开瓶费,一瓶拉菲的市面价值以两万元计算,开了四瓶,开瓶费要收一万二。
“此刻,就当我是一头案板上的猪”。
生气是免不了的,“我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是辛苦赚来的,这摆明了就是玩我,宰猪呢。
”但打狗还得看主人,他摸不清这家茶庄和眼前这个官人的关系。
抬起头来,一副淡定的微笑,他对服务员说,“行呀,怎么收费按你们规矩来。
这顿饭花了7万元。
宾主相谈甚欢,执手相送。
直到他上了自己的车,那张笑了一个多小时的脸才耷拉下来。
狠狠地从兜里甩出一包烟,拿了一根,他狠狠吸了一口,又狠狠地吐出来,好像这样才能把积攒的恶气给发泄出来。
“我真不是求他办什么具体的事。
你知道我们公司的业务要和多少个部门打交道吗?
需要盖多少个章?
受多少个有关部门检查吗?
公司小的时候担心做不大,业务做大了更担心,不知道哪一环不得体就会卡住。
我这是广结善缘啊。
”他叹了口气。
商业教父也装过
李青山绝对不是最委屈的人,连开头提到的那个矮个儿胖子也不算。
现在,提起企业家的称呼,不见得有多高贵,原罪论、炫富说等等词汇就像泥巴一样粘在他们的脚底,怎么也洗不干净。
李青山不爱抱怨,起码现在政府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承认他们在解决就业、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和老一辈比起来,我能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个商人。
但跟国有企业、政府官员站在一起,李青山仍然觉得自己矮了半截。
“央企定义自己是国家长子,政府官员更得当长辈敬着。
”有时候,李青山开玩笑,搞民营企业的,就是那个庶出的孩子,有地位没有?
有!
地位多高?
得看人眼色。
他到过世界很多国家,看到当地合作伙伴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很不习惯”。
一次在欧洲,一个政府部门官员来企业,走时临近午饭时间,企业竟然也没客气,就让对方这么走了。
“他们社会发展阶段和中国不同,市场经济比较充分。
企业发展靠法来规范制约,靠市场机制优胜劣汰,而不靠人。
不需要讨好谁,比较轻松。
”他说。
“而在中国这种环境下谁能不装?
你说柳传志有没有装孙子的时候?
”他反问道,“比起他们,最早一辈下海经商的企业家,我们装的痛苦程度可能还不及他们。
这个一手创建“联想”的企业家,在最初的时候,也不得不“装孙子”。
《联想风云》里面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柳传志和王柯一同来到“中仪”公司。
这两人一个想卖电脑,一个想买电脑,而且是用自己的钱,现在却要低声下气地请求第三者“中仪”批准。
因为政策原因,“中仪”掌握着买家的购买指标。
“中仪”的工作人员是个小伙子,满脸不屑,一口京腔,瞪着垂手而立的柳传志问:
“你到底是外商还是中国人?
要不你就是代理吧?
“对啊,我就是代理。
”柳陪笑道。
“代理就是外商。
出去!
我这个楼不能让外商进来,你给我出去!
众目睽睽之下,柳传志灰溜溜地退出门外,站在屋檐下大口喘气。
多年后,想起当时的情景,柳传志仍记忆犹新。
“我实在受不了,”柳传志说,“这对我来说是很屈辱的一件事。
当时我也四十几岁了,当着那么多人……在科学院时哪里受过这个?
那是个靠批文、指标做生意的时代,商人的自尊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渺小得如同一棵小草。
如今的商业大佬们,不但自己要经常装,也遇到过很多装的人。
冯仑曾讲述了一个“感觉不太好”的学先进故事。
“海南泡沫最鼎盛时期也是信托公司最红火的日子。
信托公司的老总是当时最有钱的。
比如海南港澳信托投资公司,那是当时最有名的信托公司之一,牛到什么程度呢,所有人都找他们,排着队想见面,就是见不到老板。
我和潘石屹他们那时很年轻,有理想,要学先进。
好不容易有天见到港澳信托公司旗下一个公司老总了,人家离着好几米的距离跟我们谈话。
那时候我们就是几个小孩,想学点生意经,跟他请教公司怎么办。
他呢,说了一通,包括怎么打牌之类的。
见完他出来,我们兄弟几个面面相觑,感觉不太好。
当红的信托公司高层装神秘,小的创业者装谦卑装隐忍装好脾气,即使是同一个族群,在不同发展阶段,戴上的面具也不同。
“消灾避祸”
而实际上装低姿态,对某类人来说,不仅是成功的阶梯,有时还是消灾避祸的手段。
商人王彤,曾经盛极一时,后来锒铛入狱。
数年后,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在监狱里他有很多时间学习和反省。
有一件事,他断定和日后的命运轨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很大的官员在办公室等了我一两个小时。
当时我不懂得装孙子,自己觉得已经是大爷了……”现在想来,他觉得幼稚得好笑又可悲。
后来,他在监狱里研究胡雪岩,凝望铁窗,思忖良久。
发现了其悲剧更重要的一个引子。
“李鸿章要搬倒左宗棠就必须先搬倒胡雪岩,如果早读这本书,何至如此?
从此他懂得装孙子,又懂得保持距离。
和他一样,对权贵望而生畏的商人不在少数。
在《革命与生意》一书中,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盛宣怀、胡雪岩是一类人。
他们亲近体制,又游离体制;
他们最大的成就依托于官权,可始终希望抹去权力对商业的烙印。
他们时时处于矛盾中,而政治的波谲云诡又岂是他们可控?
当他们搭上清王朝这条大船的一刻起,就注定玉石俱焚。
所以不难理解,一群人长袖善舞,拜倒在权杖脚下。
另一群人,读懂了胡雪岩、盛宣怀的宿命,谦卑地俯身拜谢,希望有一天能全身而退。
一个企业家在接受《中国周刊》采访时,讲述了一个拒绝的故事。
那时,他的企业已经做大,虽然他立志不攀附权贵,但那一次,是权贵找到他,希望合作。
在一个觥筹交错的饭局,他趁着酒酣耳热,很真诚向对方表示感谢,然后表示,自己确实实力不够,还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拒绝的要点在于,“态度要十分尊敬和谦卑。
”他已经年过半百,白发斑驳,但该装孙子的时候还得装。
这让他在发展中保全了自己。
李青山还没有遇到这样的痛苦,他的企业还没大到招蜂引蝶的程度,但烦恼总是有的,装孙子这件事情,一旦开了头,很难停下来。
“不仅在于眼前的殷勤谦卑,还在于持久的忍耐。
一个明媚的午后,办公室里,秘书带来一个穿着正装的保险推销员。
一脸自信而又神秘的样子。
对方跟他说,您的手机号是某人给我的,他让我跟您联系。
李青山一愣,而后笑着招呼他坐下。
“我不好为这点小钱去惊扰那谁吧,又不好轻易得罪”,于是他忍了,一年的保险费就买了好几十万元。
他管这些忍耐和付出叫做“善缘”,一旦遇到危险,他希望可以取出来兑现。
虽然这危险可能永远不会遇到。
“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后者大多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家张维迎这么总结。
商人们的假面,或许是应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最佳办法。
在官场上以真面目示人,似乎是个颇为危险的举动。
中国周刊实习生
陈俊宇北京报道
“大年初三,常委们携家属在警官俱乐部搞联欢。
互相拜年后,罗立山(市委书记)和廖天北(市长)饶有兴趣地谈起了春江花月液(一种保健品)……我(商政,廖天北的秘书)谦和地笑着说:
‘您在下棋时,是在用市委书记的身份跟我下棋,而不是您自己在跟我下棋。
’罗立山略显惊异地笑着问:
‘你觉得一个人真能做自己吗?
朗读者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浑厚有力。
他是王晓方,朗诵的内容来自他去年新出的小说《白道》。
轰动全国的“慕马案”之后,他不再是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秘书,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驻京办主任》更是揭开了一个特殊的官场的面纱。
虽说小说可以虚构、夸张,但在官员假面的披露上,再火爆的官场小说也远远赶不上现实的大戏。
“炉火纯青”伪装术
2008年11月20日上午,时任浙江省纪委书记的王华元接受某网络媒体的访谈,话题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服务保障科学发展”。
访谈结束后,王华元还专门为网友题词: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面对网友,他坦然和开放;
谈及反腐,他严肃而坚定”,公众面前的王华元有着光辉而又正派的形象。
然而半年之后的2009年4月16日,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一派“反腐斗士”面孔的王华元已被“双规”。
自1998年春节至2009年3月长达11年时间,公众背后的他一直收受巨额贿赂、生活作风腐化,上演了一出“台上是人、台下是鬼”的“双面人”大戏。
所以,一概都戴一顶特制帽子遮盖,甚为有意思的是,这顶帽子名为浩然巾。
“戴着假面的伪装官员,如今相当普遍,而且这种现象很可怕”,上海东华大学中国公共问题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秦德君说。
曾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过的秦德君对于“双面人”有着切身体会,因为他的顶头上司曾是前“上海第一秘”秦裕。
秦德君与秦裕在2003年到2005年间共事,在2006年夏“上海社保案”爆发之初,秦裕就被火线调任上海市宝山区区长。
但不到一个月后,中纪委就对秦裕“进行调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被审查前的8月22日下午,他还主持了宝山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
秦裕最终因为腐败被判无期徒刑,“一点都看不出他会贪污,并且生活腐化”,时隔五年秦德君依旧心有戚戚,“他平时都会严格要求我们作风正派,共事三年都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曾专注于学术的秦裕,在1994年出版的个人专著《忏悔与虔诚——论道德真诚》中这样写道:
由于多年从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自己也置身于这个“圈子”的缘故……对“伪君子”和“假道学”有着切肤之痛。
而在现实中,2002年2月“荣升”市长秘书的秦裕,最终抛弃了伦理道德沦为一名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贪官脑门上又没有写着一个‘贪’字。
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会想方设法来掩盖自己的腐败行径,用种种马甲来保护和伪装自己。
”四川省纪委一名资深办案人员说。
在王华元被“双规”两个月后,2009年6月8日,时任广东省深圳市长的许宗衡接受中纪委调查,有着“清廉市长”美誉的他,最终因收受达人民币3318万余元的巨额贿赂以及生活腐化被判死缓。
一名与许宗衡共过事的官员这样评价他:
太擅长作秀,表面一套,暗里一套。
在深圳为官的许宗衡曾许下“不飘浮、不作秀、不忽悠”,以及“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的承诺。
如今,许氏关键词已成为笑谈,一面强调“强势廉政”和“强势勤政”,另一面却在“强势贪腐”。
落马官员们如此精明的伪装术,“却只需二三年就可以把作秀、装假、恭维等恶行修炼到家。
他们凭点‘小聪明’,玩转官场。
”秦德君曾为此撰文。
“他们不学就有术,”秦德君这样认为,“这些官员有着一种内在本能,他们不把心思用在正道上,通过平时细心观察钻研,自然而然就能体悟到伪装的诀窍。
在揭露出来的大量的腐败案中,几乎所有的贪官都道貌岸然,有着自己的人格“假面”。
“他们把人性的阴暗面无限释放,伪装术也修炼到极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秦德君喟叹。
“假面”的土壤
同为领导秘书,王晓方与秦裕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
没有进入马向东的“圈子”的王晓方,在1999年马向东落马后选择了辞职。
八年后的2007年,他接连推出《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
(二)》和《市长秘书》三部长篇小说,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场作家”。
在《市长秘书》一书中,王晓方借着秘书“雷默”之口,说出了当前官场人士的“两面性”:
一方面有理想,想做一番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患得患失。
正因为如此,他们为了往上爬不敢直面腐败,但又不愿意自毁前程,同流合污,只好明哲保身。
这种“明哲保身”,成了“假面”的“正当理由”,为上至高官下至普通官员所效仿。
中国官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场所,也便诞生了独特的官场文化。
这种文化,到了清末民初,终于有一个初步的总结,却都是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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