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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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且不说千百年来的历史重负所造成的伤害，单说这五十年来的风雨沧桑，谁又能说尽其中的悲凉？

二、改造与转向有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

为什么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其表现与此前迥然不同？

这种大规模的、集体性的转向，不但表现在外在的政治行为上，而且表现在内在的思想学问上；

不但表现在人文科学家身上，而且表现在自然科学家身上；

不但表现在普通知识分子身上，而且表现在一流知识分子身上。

从话语到行为、从个人到群体、从思想到信仰，如此彻底决绝的转变，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一转变的是非好坏且不论，我要问的是，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

--empirenews.page--]弄清这一问题是不容易的，因为许多当事人仍在逃避责任。

但我认为情况正在好转，历史的真相正在显露，受到伤害的正义和良知正在恢复其固有的生气，曾经失落的理性精神正在回归之中。

学术界在争论冯友兰先生是否曾“失落自我”后又“回归自我”，这一争论的意义是重大的。

如果冯友兰确曾失去了自我，那么我们有理由追问这对一个哲学家是如何可能的。

一个哲学家不能保持自我，失去了清醒的自我意识，他还是一个哲学家吗？

而冯友兰先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哲学家，说他失去了自我意识而又没有发疯，是绝对不可能的。

如果冯友兰先生没有发疯，那么怎么理解他的那些低水平的文字呢？

难道都是在压力下写的吗？

这压力真的有那么大么？

你不可以不写么？

也许那年头真的就那么专制，你固然没有写你想写的东西的自由，也没有写你不想写的东西的自由。

但在我看来，即使是在绝对的专制底下，人仍然有自由的余地，仍然有自我承担的必要。

流行的哲学教科书过分强调外在客观环境的束缚作用，消解了人的自由意志，使任何人都不必为自己的过去负责，这是不对的。

话又说回来，冯友兰先生的问题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曾面临和冯友兰先生同样的困境。

即使是今天，我们有时也得写一些我们不想写的东西，说一些我们不想说的话。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针对知识分子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

这场运动旨在对出身不好又受过旧式教育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前后持续一年多时间，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先后卷入其中。

在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精心策划和领导下，思想改造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几乎所有的旧知识分子都被改造了过来，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

大量的自我批评文章出现在报刊杂志上。

学者们对自己或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从事的工作进行了总的清算。

他们“否定过去”，“从头学起”，“检讨自己”，批判自己的“崇美思想”、“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思想”、“反动买办思想”、“剥削思想”，检查自己的“清高思想”、“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等等。

他们按照所学文件的精神检讨反省自己，大量地重复使用着政治性色彩很强的官方语言。

他们用这种语言去批判别人或批判自己，去参加日常的政治学习或讨论，并进而去进行日常的思维与交流，去改变原来业已形成或确立的思维话语，从而也整个的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面貌。

同时，这些著名学人的自我批判，参与了在公众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勾画。

昔日的大师们自己承认也有这么多的龌龊思想，也需要“脱裤子，割尾巴”，等于在光天化日下自我羞辱，不管是自觉还是被迫，实际上都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堕落的历史行程。

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

尽管有胡风等人秉承着五四精神所进行的反抗，却无法扭转大局。

他们是少数者，少数人追求自由的行为在那个时代显得悲壮而无助。

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不仅是政治强权，还有失去气节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群体。

从舒芜的卖友求荣到扑天盖地而来的讨伐文章，从强横的逻辑到粗俗的语言，中国知识分子邪恶而自私的那一面暴露得淋漓尽致，他们落井下石、倒打一耙、声嘶力竭、不择手段，很难想象这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文明人，除了说明人性本恶以外没有别的解释。

这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残害同类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编执着网罗。

朱学勤先生说得好：

“五五年卖友求荣者，五七年落网；

五七年漏网偷生者，六六年，一网打尽；

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

--empirenews.page--]永远不要忘记一九五七年的夏天。

那个炎热的季节里所发生的事情，至今让人不寒而栗。

一个世纪伟人策划了一个高明的“阳谋”，使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陷入灾难。

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苦难后，紧跟着就是整个民族的苦难。

在千百万知识分子被流放、关押并彻底沉默后不久，就是五九年到六一年的大灾难，再后来就是那场空前的“文化大革命”了。

从反右到文革的历史行程，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受难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受难史。

在这里没有必要回忆那些历史的细节，我只想指出一点：

当一个民族中受教育程度最高、最有知识的一部分人失去自由时，这个民族中就从整体上失去了自由。

三、自由的个体在整体失落的同时，当然也有一些不屈的个体。

这些个体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他们在艰难困顿、生死存亡之中捍卫[1][2][3][4][5][6][7]下一页着人类精神的尊严，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慧命。

他们是黑暗中的幽光，是绝望中的希望，是一个不自由的民族中的自由人。

他们为自由付出的代价，奠定了后来者重获自由的基础。

在这些不屈的个体中，我想重点提及三个人：

陈寅恪、梁漱溟和顾准。

陈寅恪是近世少见的史学大师，其学识之渊博精深一向为人所称道。

郭沫若曾宣称“我们要在资料占有上超过陈寅恪”，从这话一方面可见郭沫若之辈的极其可笑，竟然要用举国之力和陈寅恪一人在史料掌握方面作竞赛，另方面从反面证明了陈氏史料功夫实在非常人所能企及。

然而陈寅恪在九十年代的走红，并不只是因为人们对其学识的钦佩，而更多是源于其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

在政权更迭、时势变迁的大时代里，独有陈寅恪等少数人能独立而不改，坚守自己的一方精神家园，竭力维护着一种不合时宜的精神圣洁。

他毕生的信念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权威之时，他仍然主张不学马列，保持了一个学人所应有的气节。

陈寅恪的学问多已失传，陈先生的精神理应代有传人。

与陈寅恪先生类似的还有梁漱溟。

一九四九年以前，他始终拒绝国统区的权势诱惑，四九年以后仍然拒绝了毛泽东邀其入阁的要求。

他很清醒地认识到，“把我放在政府外边，监督政府，反而比我进入政府更为有利”。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顶撞毛泽东的事已广为人知，我认为这是现代史上最为精彩动人的一章。

对梁漱溟来说，当不当政协委员无关紧要，个人的荣华富贵无关紧要，紧要的是面对无理的指责和非难时维护自己的正当的发言权。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当一场历时半年多的针对梁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对批判斗争的感想，他脱口而出：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一时举座哑然，转而群情激愤，不可抑制。

梁解释说：

“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要人信仰自己的理性。

我只是信仰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相信别的什么。

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是启发我的理性。

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

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话。

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话。

‘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

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

什么都可以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这段话太精彩了，这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心灵的声音。

在举国上下一篇批林批孔的鼓噪和喧嚣中，只有梁漱溟敢于挺身而出维护孔子的精神，也只有梁漱溟保持了孔子的真精神。

梁漱溟是永远不朽的，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永远表里如一的人，一个真正自作主宰的人。

--empirenews.page--]第三位是顾准。

顾准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奇男子，在五十年来的历史中，他是独一无二的。

他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在无边无涯的苦难中思考着那些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达到了惊人的深度。

顾准说：

“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他就是那鲜血铸成的笔杆子，他用血书写的文字，终于穿透了历史的沉沉黑幕，在九十年代来到了我们面前。

顾准使我惊异，又使我安慰，有顾准这样的人在，中华民族就是有希望的。

顾准始终不屈服于专制的淫威，始终如一地维护真理与自由的精神。

他义正词严地痛斥荀况、韩非为专制统治者钳制舆论献策的言论，更激愤地指斥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独裁者。

他说：

“然而，当今天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顾准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实际上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保障自由、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

顾准打破了近代中国人对革命的迷信，把问题的重心放在革命胜利以后。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百分之百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不得不如此办，内心行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

”顾准严厉批判斯大林式的极权制度，主张建立英美式的代议制民主，只有这样的民主制度才能防止权力被独裁者所利用。

“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应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

唯一行的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力量比谁大”，而是给人民群众以选择政党纲领的投票权力。

顾准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彻底的经验主义，从经验主义出发，顾准对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的唯理论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这种唯理论哲学可能成为革命者的力量源泉，也可能成为专制主义的理论根据。

顾准选择了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近代实验主义、多元主义，以及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繁荣昌盛，总的说来，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后果。

可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列宁所误，却一直把它看做是贝克莱主义的‘一丘之貉’，悲乎！

”经验主义也是民主制度的哲学基础，在革命胜利以后，惟有以经验主义的态度才能合理地安排政治机制和社会机制。

“至于弊病，哪一种制度都有……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到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相信顾准的说法是正确的，是经验的而非思辨的正确的。

顾准的思想学问是宝贵的，然而更宝贵的是他的精神遗产。

顾准是精神界的骄子，他始终走着一条独立探索的道路。

他既不认同官方设定的价值标准，也不认同当时主流学术界的价值标准。

他不顾时代对他的遗弃，锲而不舍地写下自己的思想，既不是为了光辉灿烂的学术前程，也不是为了虚假的身后名声，这就是他为自己选择的生存方式。

在他最后的生命岁月中，他为了思想、真理而活着。

他是一个智识分子。

[!

--empirenews.page--]四、毕竟是书生大部分人不是陈寅恪，不是梁漱溟，更不是顾准。

那么他们是什么？

周一良先生写了一本自传，名曰《毕竟是书生》。

这里的“书生”二字可谓意味深长。

一些好心人常常劝告我：

“不要太书生气！

”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也理解他们的一番好意，在这个国家里，书生气十足通常是会招灾惹祸的，因为书生气意味着天真、不通世故，想到什么说什么，从不看人家脸色，只以真理为尚。

而周一良先生的“书生”二字我相信有着更为复杂的含义。

他自称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解放后又有着极为沉重的“原罪”思想，所以把自己早年的信仰完全埋进心底，变得平庸、听话，以至后来成为“梁效”写作组的顾问。

恐怕这其中的曲折非“书生”二字所能解释吧！

如果说外界的压力太强大了，象周先生这样软弱的人不得不屈从，我是相信的。

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

但软弱是指性格而言，并非指内在的精神力量而言。

在我看来，周先生等人的毛病出在内在的精神力量上，他们根本上就失去了自己的信仰。

那么，他们的信仰是如何失去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追究一番。

周一良先生所谓“原罪”思想很有意思。

这一原罪肯定不是人人皆有的基督教意义上的原罪，而是一批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培养起来的一种负罪意识，出身剥削阶级，接受资产阶级教育，没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对不起广大人民群众，而新政权仍然雇佣自己，给自己饭吃，于是在战战兢兢之余不免有些诚惶诚恐起来，慢上一页[1][2][3][4][5][6][7]下一页慢地有了些“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觉得自己应该相信党、相信人民，党叫干啥就干啥是自己唯一的选择，让党来代替自己思考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万一出现问题，那也不是自己的错，谁会说相信党是错误的？

但这样一来，用“毕竟是书生”来替自己辩解就行不通了。

书生毕竟读过许多年的书，古圣先贤的名言自然也知道的不少，学得的做人的道理肯定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对人对事对未来理应有比较好的预见能力，对自己当然也应该有比较多的自信，否则，那些书岂不是白读了，还好意思自称书生吗？

所以周一良先生充其量只是一种类型的书生，除此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书生。

钱钟书就是一种类型的代表。

钱钟书自称是一个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但我们从钱钟书的特立独行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深藏的悲愤。

钱有自己对人生社会的看法，但他几乎总是含而不露。

一九八八年，钱钟书给《光明日报》写了一则短文《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这是钱在四十岁以后关于社会问题的唯一一次公开表态，也是其书生气的一次发作，随后又是那种令人感到神秘莫测的沉默。

钱钟书以他特有的沉默表达着他的愤懑和抗议。

巴金是另一种类型。

巴金同许许多多人一样，也曾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和鉴定力，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其生命的晚年，发出了沉痛而真切的忏悔，他没有替自己辩解，他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介书生而原谅自己犯下的过失。

还有傅雷，一位几乎完美无缺的人，一个内心里只有文学和音乐的人，一个真正无愧于书生称号的人，用自己选择的死亡捍卫了人性的尊严。

--empirenews.page--]当然，象周一良先生这样的“书生”太多了。

他们轻轻巧巧地打发了自己的过去，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人生。

他们不必对过去负责，即使是象舒芜那样引起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也不必负责，那一切都是历史、时代、社会造成的。

除了几个主要角色外，其他人都不必负责。

其实，按照决定论的逻辑，谁也不必负责，既没有错误也没有罪恶。

只有一种神秘的必然性在支配着一切。

五、大师何处去了有声明显赫的学者，有各种各样的名家，有旷古绝今的伟人，但就是没有大师。

如果我们从来就没有过，那我们也认了。

可公认的是，我们曾经有过为数不少的大师。

我们有文学大师、史学大师、哲学大师、佛学大师、戏剧大师等等。

我们有王国维、陈寅恪、章太炎、欧阳竟无、吕澂、太虚、弘一、鲁迅、沈从文、老舍、巴金、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张东荪、曹禺、费孝通、夏鼐、顾颉刚等。

早逝的且不论，其他许多人刚解放时正当盛年，理当有更卓越的贡献，但他们要么不写了，要么写出一些后人无法理解的东西。

大师消失了。

大师到何处去了？

以文学家为例，中国文学界一直为没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耿耿于怀，而在我看来，中国作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获得了才奇怪。

解放前的文学作品不在我的关心范围之内，但以解放后而论，我们的文学实在达不到世界文学的水准。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我们的文学艺术家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的一切写作活动都是在为政治服务，换言之，是在为政府写作，政府要他们写什么，他们就写什么。

而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为政府写作的。

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据说也才只有巴金和王朔两个作家不拿政府的工资。

今天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我想大部分作家还是在领着工资，即使这工资在他们的总收入中微不足道。

拿着政府的钱，自然要替政府说话，于是政府需要什么，作家们就写什么。

抗美援朝了，就写抗美援朝；

三反五反了，就写三反五反；

大跃进了，就写大跃进；

农业学大寨了，就写农业学大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就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就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他们所写的，不是自己观察、体验到的世界和人生，而是当局希望看到的世界和人生。

如果一时大意，写了些当局不希望看到的东西，那可就要倒霉了。

所以《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的东西大行其道。

即使是写古代题材，也得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

所以，姚雪垠笔下的李自成，象个红军游击队队长；

郭沫若的《武则天》里，唐高宗说出了“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类共产党干部的语言。

对新政权满怀热情的老舍，写出了《龙须沟》、《西望长安》之类的作品。

连胡风也写了《欢乐颂》，热情洋溢地歌颂毛主席，联想到毛泽东对胡风的态度，这是很有意思的。

也有一些人根本就不写文学作品了，如沈从文就去搞他的中国服饰史研究去了。

以作品的水准而论，我们根本就没有一部可与托尔斯泰或陀斯妥耶夫斯基媲美的东西，我们不但没有对人的灵魂的深刻剖析，甚至连自我标榜的真实反映现实生活也没有做到。

--empirenews.page--]与文学相比，哲学的命运更加奇特，也许可以说是更加荒谬。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在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工农兵学哲学的群众运动，千百万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士兵投身于学哲学的热潮之中。

全国各单位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断登载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解决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的文章。

在河南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广大农民坚持常年学习哲学。

南阳专区各县、乡抓紧麦收前的空隙时间，在广大群众中开展了农忙能不能坚持学习，怎样坚持学习的辩论。

当时，全区有七十八万农民在农忙时坚持学习，农民们下地时除了工具以外还带着课本、黑板、粉笔等。

这样的情景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有这样的壮举，并不表明哲学的幸运。

事实上，除了毛泽东的哲学外，再没有其他的哲学了。

除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外，其他一切哲学都成了批判的对象。

哲学本来是增进人的智慧，提高人的反思能力的，结果却被用来消除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泯灭人的智慧，抹杀人的自由。

这是哲学的悲哀和不幸，也是人类理性的悲哀和不幸，其荒诞不经之中透漏出的喜剧性堪称二十世纪中期的黑色幽默。

哲学家又在干什么呢？

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做注解，为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论证，辅导工农兵学哲学，批判一切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反动哲学。

这些就是哲学家们的日常工作。

除此以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大家，在遭到批判的同时，也高举其了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大旗。

他们不但严厉批判胡适、梁漱溟的反动哲学，而且狠批自己过去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贺麟先生的自我批判尖锐得令人吃惊：

“我宣扬唯心论，比胡适更公开，更放肆，我提倡直觉比比梁漱溟法更极端、更神秘。

我用唯心论和唯心论的辩证法直接去为旧三民主义辩护，直接去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服务，也到了公开无耻，亵渎哲学和辩证法的程度。

”金岳霖则完全否定了自己的《逻辑》和《论道》，开始积极论证起形式逻辑的阶级性来。

与贺麟和金岳霖相比，冯友兰的自我批判早在一九五零年便开始了。

尽管在五六十年代，冯对自己还有些自信，提出了独树一帜的“抽象继承法”，但到了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冯友兰跌到了自己的哲学生涯的最低点，抛出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和《论孔丘》一书，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地成了罪恶的帮凶。

不管我们怎样用客观历史条件替这些先辈辩护，但白纸黑字俱在，我们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洗刷掉中华民族精神史上这耻辱的一页。

别的学科的情况无须说了。

这是一个不需要大师也不可能产生大师的时代。

产生大师的社会政治土壤不存在，文化土壤也不存在。

当文化传统被否定，学术传承被打断的时候，没有大师是必然的。

当自由思想被禁锢，独立个人被扼杀时，没有大师是必然的。

没有大师，就意味着没有[!

--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5][6][7]下一页高质量的精神产品。

没有大师，就意味着没有好的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都是知识分子的失职。

李泽厚曾经希望：

“当中国作为伟大民族真正走进了世界，当世界各处都感受到它的存在影响的时候，正如英国产生了莎士比亚、休谟、拜伦，法国产生了笛卡儿、帕斯噶、巴尔扎克，德国产生了康德、歌德、马克思、海德格尔，俄国产生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中国也将有它的世界性的思想巨人和文学巨人出现，这大概要到下个世纪了。

”我也希望如此，但对此并不乐观。

六、当今知识界七十年代末以来，在持续不断的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八十年代初，我的故乡仍然在使用着从汉朝传下来的木梨，有的乡亲甚至没有走出距离村子十里远的地方，村民们生活在绝对贫困和封闭的状态中。

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人民公社废除了，实行了连产承包责任制，生活明显富裕了，家家盖起了两层小楼，有了摩托车、拖拉机和电话，人们也能比较自由地议论政府政策和乡村干部的好坏，姑娘们也开始自己选择对象了。

我一个山区农民的儿子，也考上了大学，这是我小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这是我的故乡的情况，其他地方的发展也只是程度不同的问题。

这表明中国已经摆脱了前现代的绝对贫穷状态，开始踏上了迈向现代国家的遥远征程。

知识界的变化也是巨大的。

在官方文件里，知识分子们重新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说法虽然在理论和实际上有许多问题，但至少说明他们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获得了某种正统的地位，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对象了。

大部分右派平反了，文革中被迫害的知名学者们，在控诉了一阵林彪、“四人帮”的反动罪行后，渐渐平静下来，开始为职称和住房而奋斗了。

老一辈的学者们在浪费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光阴后，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和能够得到的一切补偿。

年轻一辈渐渐成长起来，他们同样在为职称和住房而奋斗，或者为出国而苦苦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