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概论第二章 历史研究的对象汇总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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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事件与个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为偶然性在历史上其作用的突出表现。
2、必然性的内涵与特征
必然性是确定的、稳定的关系,必然性法则就是规律。
通常将必然性与因果关系放在一起。
因果关系揭示的是前后相继、彼此制约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依赖关系。
因果关系的存在保证了必然性的实现。
必然性有两种,一是充分必然性:
只要如此,就会这般。
二是非充分必然性:
“只要如此,就可能这般。
”必然性不是天生的,二是由可能性转化而来的。
最初的历史向各个方面发展,最后只有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其他的可能性都夭折了。
由于曾经存在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了,人们只看到了那种变为现实性的可能性,就意味只有一种可能性或只有一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必然性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历史条件。
历史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必然性也就有了相对性。
必然性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条件是否具备,而这些条件不少是偶然的因素。
偶然因素的出现常常使一种必然发挥作用的条件消失,必然性随之中止。
人们常习惯将个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都归之于历史的必然。
3、如何认识偶然性与必然性
有两种态度,一是否定必然性,将历史上的一切重大事变都归根为偶然因素的作用。
一是强调必然性,否定偶然性的作用。
前一种认识最鲜明的例子就是17世纪法国思想家巴斯迦提出的一个命题:
假如克丽佩脱拉的鼻子生得短一点,世界的整个局面将会随之不同。
重视必然性,轻视偶然性根基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
康德说:
“我们构想这个世界,就仿佛它那存在和内在规则都是由一个至高无上的理性而来的。
”(《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51页)理性是历史的目标和推动力。
霍而巴赫认为,一切都是必然,“自由意志是一种不现实的幻想。
”因为“人在他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是必然性掌握之中的一个被动工具。
”斯宾诺莎说:
“自然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反之一切事物都受神的本性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以一定方式存在和动作。
”(《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7页)黑格尔认为,历史是世界精神通过理性支配世界的过程。
“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
”偶然性属于感性幻想,其背后隐匿着必然性,必然性作为“理性的狡计”在本质上不是给偶然性任其摆布,确是万物绝对的决定者。
偶然性不过是必然性的一种表现,是实现必然性的外在的机缘,偶然性不能独立存在。
恩格斯说:
“偶然性只是相互存在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作必然性。
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存在着这种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超出人们的自觉控制,愈是超出他们的支配的范围,愈是显然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
”“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
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发现这些规律。
”(《马恩全集》第21卷第199、34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在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出现的。
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
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
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
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
”(恩格斯《致瓦·
博尔吉乌斯》)
最极端的例子:
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被一块落下的屋瓦砸伤,也是必然的。
二、决定与选择
人类历史是如赫尔德所说的“世界好像是一个卷着的巨大的毛毯,图案花纹早已织好,只是在随着世界的推移在逐渐展开而已。
宇宙又好像是一本早已写好了的书,时间老人在一页一页地翻着,但每一页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早已确定了的”(意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对一个预先设定计划的实现),还是何兆武所说的自由人所创造的自由事业?
这涉及到历史理论中的一个命题:
自由意志与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关系。
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亦是对这个问题的探讨。
1、历史发展中的制约性因素
1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活动的舞台,主要指自然环境,包括岩石、地貌、土壤、水、气候、生物等自然要素。
其中地形、地貌土质的变化较缓慢,气候变得显著。
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第一,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对地理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
生活在干燥的高地及其广阔的草原和平原的人们只能过游牧生活,他们的财物时随他们漂泊的畜群。
生活在大江大河流过的平原流域的人们因土地肥沃,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处于沿海地区的居民主要从事航海与商业。
在沿海、大河地区的人们发明钓线与钓钩,成为渔民,生活在森林地区的人们发明弓箭变成猎人和善战的人,在平原地区的人们发明种植也,成为农夫。
司马迁在《史记·
货值列传》中已观察到中国不同地区因地理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域。
第二,地理环境对政治制度起着制约作用。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亚洲因其平原的广阔而建立了专制国家,如果不实行专制制度,就会出现割据,使国家陷入一盘散沙,而这种割据的局面是与地理性质不相容的。
欧洲的领土天然地划分为一些不大不小的国家,这种自然环境成为欧洲国家实行法治、人民爱好自由并保持独立的前提。
一个国家疆域的大小也影响其政治制度。
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家适于君主治理,大国多实现专制制度。
土地的肥瘠也影响政治制度。
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不太肥沃的国家是多数人统治的整体。
这种认识有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嫌。
但地理条件的确对政治制度有影响。
地理是国际政治的基础之一。
地缘政治学将地缘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
秦统一天下时采取的远交近攻策略即基于地缘因素。
第三,地理环境对人们的精神面貌、性格心理也有一定的影响。
孟德斯鸠认为,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
货值列传》中指出,中国南方地广人稀,生产技术落后而物产丰富,没有饥馑之患,结果人们懒惰而无积蓄。
“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子。
”而沂、泗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灾,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
一般说来,高原上的人粗犷、好客、易于冲动。
生活在平原上的人怯懦、守旧、呆板,沿海的人喜欢冒险。
炎热地区的人体格纤细、脆弱、力量萎顿、怠惰,寒冷气候下的人身材魁伟,精力充沛,勇敢、耐劳,有一定力量从事长久的、艰苦的、宏伟的、勇敢的活动。
中国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关系:
一、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中国地域辽阔,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地理条件的复杂是主要原因之一。
黄河流域在很长时间里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最发达的地区。
在史前时代,这一地区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分布最稠密的地方,也是夏商周先后星期与立国的地区。
这与其地理条件有关。
如根据文献记载,从西周到汉代,黄土高原土地平整,湖泊众多,植被丰富,气候温暖。
《史记·
货值列传》说:
“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为上田。
”黄河下游的齐、鲁一带也富庶。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邹、鲁一带也“颇有桑麻之业”。
而此时的长江流域远不如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发达。
如西楚“地薄,寡于积蓄”,东楚“其俗类徐、僮”,比较落后。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
无积聚而多贫。
”
后来与地理条件自身的变化和认为的因素造成地理条件的变化,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超过了黄河流域的发展。
二、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长出现分裂割据与大一统交替出现的局面,其原因很多,而中国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与整体的统一性特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中国地域辽阔有一些地理条件较好的天人区域,其区域的土壤、气候和物产可以形成若干个并立的经济、政治中心。
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条件下这种地理形势正是各地封建势力分疆割据的有利的客观条件。
如汉初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故有其政治上的原因,但地理条件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
”中国的地理条件从整体上看,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东与南滨海。
黄河、长江、珠江流域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
在这个领域中,局部的特点、局部地区与局部地区的差异所产生的结果都会受到整体所具有的统一性的约束。
这个整体的特点使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活动具有内向性。
一是因为四出受阻,一是为大河流域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吸引。
汉唐以来,丝绸之路、航海事业虽有发展,但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有限。
从秦朝以来,中国政治活动多在“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元史·
地理志》)这一区域。
大河流域需要重要集权政府执行公共工程职能,中国从传说中的大禹开始,历代都与执行这种公共职能有关。
三、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
都有在《通典》中已经讨论了地理条件与民族发展的关系。
“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中土,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
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
三五以降,代有其人。
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赍,实在于斯。
”而夷狄“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仪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
”(《通典·
边防典·
序》)少数民族一般居住在全国的周边地区,与主要居住在黄河、长江流域的汉族相比,在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和地理环境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而北方少数民族与南方少数民族在地理条件上亦有很大的差别。
北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气温低,多草原、沙漠,宜于牧业。
南方少数民族取多高山、丘陵,气温高,宜于农业。
这对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度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北方民族因交通便利容易走向联合,社会发展的进程较快,这与他们从事游牧活动,具有勇敢的精神有关。
南方民族往往局促于山地,交通不便,不利于联系与融合。
故他们虽然在数量上超过了北方民族,但社会发展上却落后。
北方民族不断进入中原地区,南方民族很少有类似的现象。
中国地理条件一方面孕育了就是个民族,另一方面也维系着各民族的联系。
汉族居住的黄河、长江流域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
四面受阻也使周边的少数民族向内发展比向外发展容易得多,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
这二者的结合,成为维系中华各民族联系的纽带。
四、地理条件的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黄河、长江流域地理环境的变化与经济中心南移关系密切。
水旱冰雪灾害、沙漠化造成文明的毁灭。
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基础、最长远的制约因素,但不能过分夸大。
人类文明在源头上的差异主要来自地理环境。
气候的变迁、河流的改道、资源的枯竭,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崩溃、一个民族的灭绝,或者一种文明的消失。
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影响递减,人类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然环境。
当然,盲目地相信人定胜天,则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如中国的“农业学大寨”。
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因素诸多,地理环境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与变化。
2济因素的制约
经济因素在社会作用。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人们不断发展的需求与有限的资源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解决这一问题的不同方式(经济活动)常使社会呈现为不同的类型。
列宁说:
“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
正是这种关系迫使他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2页)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指出: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③政治的作用
第一、政治制度、政策制约干预经济发展。
经济因素的作用是基础性的、支配性的,但就某一具体的历史时期来说,政治力量直接而强大,有时反过来决定经济。
如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的发展的消极作用,18世纪英国议会圈地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政治斗争的结局也直接影响经济的性质和形态。
第二、政治制度和政治设施规约着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
第三、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术文化的面貌。
如清代文字狱的出现时为了消除反满意识。
清代考据学的兴盛固然有学术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高压政策下学术的畸形发展。
第四、政治变动尤其是政治斗争使整个社会发生根本的变革。
革命时历史发展的火车头。
法国革命、辛亥革命等。
④文化因素的作用
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
文化思想能对政治变革其先导作用。
文化决定论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
如钱穆的文化本位观、马克斯·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说。
钱穆指出:
“全史之不断运动,其中宛如有一进程。
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
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
”“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
一项制度之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制度之一是与精神。
此种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弛,其制度亦即趋于腐化消失。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28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马克斯·
韦伯以新教伦理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精神解释修资本主义的起源,并说明东方没有成功地发展出资本主义主要是缺乏类似的新教伦理作为激励力量。
儒教、道教伦理使资本主义难以产生。
2、历史创造中的主体选择
社会历史是由有目的的人所创造的。
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历史的主人。
人的活动具有鲜明的目的性、能动性,因而人类历史也是主体选择的历史。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4页)因此社会历史运动不同于自然界的“原因——结果”发展过程,而表现为“原因——目的选择——结果”。
原因并不直接决定结果,只是为结果的实现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主体进行选择的依据有两方面,一是客观可能性空间(事物存在和发展中各种可能性、趋向性),一是主体需求的多层次结构(生存需要、利益)。
在可能性空间中,何种可能成为现实,取决于人的自觉的活动,人的选择。
现实的可能性空间并非无限的,而是在既有的条件和环境的制约范围内,主体也不能随意增加或减少。
人的需要是历史选择的主体因素和动力源。
生存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因而成为创造历史的初始动力。
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源于人的生存本能,具有某种客观性与自发性。
当人意识到这种需求时,就会派生出欲望、热情、利益。
欲望是人对需求的自觉意识。
欲望使人对需求明朗化,也是对某种事物既感到缺乏有期待满足的一种心态。
强烈的欲望激起人行动的热情。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的历史选择活动来自恶劣私欲的冲动,而非受高尚理想的导引.康德指出,正是人恶的本性驱动人民为了自我利益而奋争,促使他去追求荣誉、权利、财物和地位,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
“出于虚荣心、权利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他既不能很好地容忍他们,可又不能脱离他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
于是就出现了有野蛮进入文化的真正第一步。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5页)黑格尔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人们认为,当他们说人性是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更伟大的思想。
”对此,恩格斯进行了解释: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马恩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3、233页)当然,热情并非全都贪欲,还源自理想、正义、使命、责任等。
这种热情同样推动历史的车轮。
人的需要是社会性的需要,在社会生活中采取利益的形式。
争取利益、实现利益,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利益是基于人们的需要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以需要为自然基础,以社会关系为社会基础。
单独的主体可以有需要,但不能形成利益关系。
所以,利益是人们进行历史选择的原则。
人类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
物质利益方面的需求是劳动的目的和动力。
首要的利益就是生存的需要如充饥御寒,为了养活自己与家人,人们必须从事劳动或其他活动。
国家、法律等政治设施基于人民的利益而产生,并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
国际关系中,利益原则是最基本的。
政治、思想、道德上的分歧也往往基于利益的不同。
利益又分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
有着相同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的人们集结成一个利益群体。
使利益主体不单纯从自己的需要冲动出发,而是自己所属利益群体的需要冲动与自身的需要冲动融合起来,将两者的融合体转变为共同的欲望、动机、目的,最后导向行动。
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阶级利益等都是集体利益。
集体利益以普遍存在的无数个人利益为基础。
在对个体利益的追逐中逐渐产生集体利益、公共利益。
而人的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既定的客观条件、自身条件的制约以及他们选择的制约。
卢梭曾说: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
第二节历史研究的目的、作用
“历史有什么用?
”这是许多史学工作者碰到的尴尬问题,也是以历史学为专业的大学生颇为困惑的问题。
一位同学说:
“炒一堆别人炒过千百次的冷饭,接触的全是老皇历,碰到的都是木乃伊,没劲透了。
”又有同学说:
“历史:
现实中的虚幻世界。
我只对现实生活中的学问感兴趣,希望自己是一个有真学问,有实用技能的人,希望自己在大学四年能取得知识,学会立足于社会,而今却空学屠龙之术,迷失在这个现实中的虚幻世界里。
”当一门学问,人们对其存在的价值产生怀疑时,其研究者就有必要对这门学问进行一番深刻的反思,并对其存在的理由作出回答。
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4岁的儿子也曾向身为历史学家的父亲提出过这个问题,布洛赫并没有因为这是一个幼稚儿童的提问而忽视,反而认为他所提出的是一个有关历史学根本的问题,一个切中了要害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后来成为他的未竟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又名《为历史学辩护》一书的撰写契机。
布洛赫在书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他认为历史本身所具有的魅力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们有所作为,它的作用是至高无上。
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具有独特的美感,吸引着人们去研究、探索,它比其它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当伟大的数学家莱布尼兹从抽象的数学和神学转向探究古代宪章和德意志帝国的编年史时,他感受到了探幽索奇后的喜悦。
历史的这种魅力并不会因为系统严谨的研究工作的展开而大为逊色。
但是如果历史的作用仅仅体现在娱乐方面,如同桥牌和钓鱼一样,仅仅是一种有趣的消遣,那么人们绝对没有必要花上一辈子工夫去钻研,费尽心血撰写历史。
如果说娱乐几乎是历史唯一的存在理由,人们就会将历史研究斥之为滥用精力。
布洛赫认为历史对提高人类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一门分类适度、日益言之成理的科学,不是一个支离破碎、难以阐释的学科,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跻身于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科学之列。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历史可以开阔我们的想象世界,使我们在思想上和情感上超越日常生活的局限,成为一个世界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公民而已。
历史是每个人精神生活中值得向往的一部分,是受过教育的人的学问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还由于历史记载了杰出的人物,鼓舞着普通人超越平凡的日常生活,追求出色的人生,如普鲁塔克的《希腊和罗马名人传》曾鼓舞着许多具有非凡抱负的年轻人度过英勇的一生,否则,他们可能就不去冒险了。
由于历史学研究的是人类本身及行动,最终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因此人们要求历史能指导当前的行动。
每当谈到历史的作用和意义时,就会想到以史资政,以史教化,以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这种对历史作用的认识并没有错,却不全面。
在历史上,史学的确起到过这样的作用,东、西方的古代史学家都将惩恶劝善、为后世提供借鉴视为史学的功能。
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认为,其撰写《希波战争史》的目的是为了“永垂后世”。
塔西佗认为,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善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罚。
塔西佗的历史著作体现了他的这一宗旨,因而被人们称为“惩罚暴君的鞭子”。
波里比阿则认为,就政治生活而言,最好的教育和训练就是研究历史。
在我国很早就形成了以史教化、以史为鉴的思想。
周公曾说过:
“吾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
”《诗经·
大雅·
荡》中也有“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的话头。
历代史家莫不以教化、资治为己任。
《左传》中赞扬说:
《春秋》“惩恶劝善”,“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
”(《左传》成公十四年,昭公三十一年)提出史学的作用,在于向在位的和将来的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奖掖善人,抨击恶人,约束世人的行为,指导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转变。
刘知幾说:
“史之为务,申以劝戒,树之风声。
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史通·
直书》,《史通·
曲笔》)。
刘知幾对史学作用的概括,总结了唐以前史学家的认识,也是唐以后史家撰史的指南。
传统社会变化迟缓,一代又一代的生活环境基本相似,变化不大,因此历史经验和教训对现实具有较为直接的指导作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然而这种基于史学在传统社会所起作用的认识,主要是针对政治家、统治者一方的,对普通人很难有用。
特别在社会日新月异的今天,历史学无法提供解救燃眉之急的锦囊妙计,也不能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于是人们就感到愤慨,斥责历史学为无用。
特别是当人们沉溺于物质享受,不能直接创造财富的历史学在急功近利的人们的眼中无非是屠龙之术而已。
然而看来无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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