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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其中国已经通过《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要求英国放弃鸦片贸易。
同年2月10日,维多利亚女王举行大婚典礼,时年21岁。
沉浸在新婚快乐中的女王并没有耽搁国务,她签署了一份文件,同意拉姆内阁任命56岁的懿律(义律的堂兄)为英国全权代表和英军总司令,准备率兵远赴中国作战,并将配合内阁说服国会,通过对华战争法案。
4月7日,英国议会下院对此进行激烈辩论,59岁的国会议员斯当东男爵(12岁时曾随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以鸦片贸易不违反国际法和保护英国“人权”为名,支持对华开战。
4月10日,英国下院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对华出兵及军费法案,要求英商在华损失必须得到赔偿。
一个月后,议会上院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最终决定发动鸦片战争,对中国进行“远征”。
5月9日夜,林则徐派火舟10艘主动出击,焚毁英国船艇11艘。
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8艘及陆军4000人、海军3000人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广东海面。
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远征军封锁广州、厦门等处的海口,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
英国舰队攻击厦门时,被闽浙总督邓廷桢击败。
见福建沿海防范严密,7月6日,懿律趁着其他省份疏于防范之机,率舰队北上浙江,攻陷定海县城(今舟山市),作为前进基地。
7月12日,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讹诈清廷。
原本主战的道光帝,见英舰威胁京畿,连忙派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赴天津大沽议和。
8月20日,道光令琦善明确对懿律表示:
只要英舰返回广州,朝廷一定查办林则徐、邓廷桢等人。
英国军舰于是撤回广州。
道光随即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谈判。
9月28日,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问罪(后充军新疆伊犁)。
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通过私人翻译鲍鹏与义律谈判,提出重开商埠、赔偿烟价和兵费、订定税则和治外法权等14项要求。
消息传至京师,道光十分愤怒,要求停止谈判,英国人决定以战迫谈。
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攻占虎门大角、沙角炮台,清守军死伤700余人,船只损毁11艘。
琦善见英军船坚炮利,被迫派鲍鹏去穿鼻洋(广州虎门口)向英军求和。
1月25日,琦善与义律擅自拟订《穿鼻草约》,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并未盖章生效)。
道光视琦善擅自割让香港为奇耻大辱,令抄家革职问罪(抄出白银1805万两,田地2561217亩),然后命奕山、隆文继续增兵广东。
但英国人先下手为强,于2月23日进攻虎门靖远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部奋力抵抗,最终不敌。
南京条约——百年瓜分盛宴开幕
1841年5月21日,奕山令水陆军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夜袭火烧英船。
次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
清军溃退。
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1.8万清军尽退城内,秩序大乱。
奕山竖起白旗求和,签订《广州和约》,不但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光是伍秉鉴就捐了110万元。
英军收钱后也撤出广州。
期间广州反英情绪炙热,爆发三元里抗英事件。
而奕山为了不被皇帝惩罚,便虚报战功,甚至将该战役的惨败说成大胜。
英国政府则认为《穿鼻草约》所获权益太少,割让的香港被批评为“鸟不生蛋之地”,没有达到开放商埠的目的,义律因此遭到撤换,英国政府决定扩大战争。
8月27日,英军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屿、厦门、定海、镇海(今宁波)及乍浦(浙江平湖)。
定海总兵葛云飞及四千将士战死,英军也损失惨重。
该战平息后,英军短暂休兵。
1842年1月,转攻台湾中部,遭台湾道姚莹及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击退。
此后英军再度重兵集结,攻打长江门户吴淞(上海),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军坚守西炮台,两江总督牛鉴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
牛鉴逃走,东炮台被攻陷,陈化成与部下死守西炮台,孤军作战,直至战死。
吴淞失守,使英军军舰开入长江。
7月21日,英军6600余人击败镇江城外绿营守军,越城而入,与1500蒙古八旗兵巷战,英军死37人伤129人,旗兵死约600人,副都统海龄自杀。
全城惨遭焚掠,废墟一片。
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向英军交纳五十万两赎城费,免受军事占领。
镇江被占领后掐断了清廷漕运咽喉。
道光帝被迫派耆英和伊里布为钦差大臣,与英军交涉议和。
8月4日,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英国特使璞鼎查威胁限日定议,否则发炮攻城,耆英和伊里布只好全面接受英方提出的条款。
1842年8月29日,中英双方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签订《南京条约》,战争结束。
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被逼割让香港,赔银2100万银元,开放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大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英国人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等。
1843年10月8日,中英签署了《虎门条约》,重新规定了英国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
其他国家见中国软弱可欺,纷纷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
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
1844年10月24日,法国与中国签订《黄埔条约》,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等。
从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
而鸦片贸易更加难以控制,1850-1854年增加到每年50400余箱,1855-1859年又增加到每年64200余箱(3852吨)。
自此,中国——这个当年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由于清廷无力保护国家利益,成了欧美国家瓜分的肥肉。
贸易自由、国际公法、人权保护,成了西方国家瓜分中国的堂皇理由。
这场瓜分盛宴整整持续了110年。
直至1953年中国人有能力在朝鲜战场上击败美国人为止。
期间亿万人头落地,无数财富化为乌有,中国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跌至人尽可欺的深渊。
直至今天,欧美国家仍然横行世界各地,玩着这套以“民主人权”为旗号,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以“弱肉强食”为规则的灭国游戏。
上海开埠——欧洲强盗殖民中国的跳板
1832年2月26日(道光1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船“阿美士德勋爵”号,从澳门北上赴厦门、宁波、上海、威海、朝鲜、琉球等地,刺探中国沿海军事经济情报。
这是鸦片战争前,英国人最重要的一次侦查行动,历时长达半年之久。
船上有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大班林赛(中文名胡夏米,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前主席之子)和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Gutzlaff,两年后成为巴夏礼的表姐夫)等78人,配备有大批测量器械。
他们沿途以为人治病、诱人信教为掩护,分发《戒赌博》、《戒谎言》和《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等小册子,宣扬基督教教义和美化英国形象。
而船上的间谍们秘密开展测量河道水文、绘制航海地图等活动。
6月20日该船驶抵上海吴淞口。
他们换乘小艇潜入上海县城。
经过18天的侦察后,得出的结论是:
这个紧邻苏杭富庶地区的县城,将会成为超过广州的商埠。
面对清军松懈的守备,郭士立甚至提出:
只需50名全副武装的英军,便可占领上海县城。
林赛的侦查报告对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整整十年之后——1842年6月16日,英军对上海发动进攻,27艘战舰汽船径直冲向吴淞炮台。
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力战而死。
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亲自从南京赴上海巡视。
1843年11月8日黄昏,一艘名为“水怪”号的小火轮载着巴富尔一行,驶入黄浦江十六铺码头。
这个34岁的前英国马德拉斯炮队陆军上尉,如今成为第一任英国驻上海领事。
经过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协商,11月17日,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道台宫慕久在洋泾浜(今延安东路)江海关以北设置“西洋商船盘验所”,正式办理外国商船入关通商事宜,征收进口货税银(与英国协商议定税率),标志着上海重新开埠。
开埠,意为开设商埠口岸。
在很多历史书刊中,均将百年前的上海描写成一个小渔村,此为睁眼说瞎话。
五口通商前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没有一个是“渔村”,都是有着千年历史的通商口岸。
上海早在战国时期为楚国春申君封邑,又名“申城”。
唐天宝十年(751年)设置华亭县(今松江区),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因吴淞江(苏州河)上游不断淤积,苏州知府范仲淹疏浚河道。
每隔五里开挖一条支流水道,称之为浦,吴淞江两岸共有18个浦,其中两个分别叫上海浦、下海浦。
其后官府在这里设置管理酒税的机关“上海务”,上海由此得名。
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设置华亭市舶司,负责检查进出船只商货,这是上海开埠之始。
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上海浦西岸设置市镇,定名为上海镇。
1292年(至元29年),元朝中央政府把上海镇从华亭县划出,批准设立上海县,标志着上海建城之始。
1553年(嘉靖32年),为了抵御倭寇袭扰,上海修筑城墙,周长达9华里,高8米,设6座城门。
到明朝中后期,上海(松江府)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中心,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有苏松财赋半天下之称。
自北宋以来,历南宋、元、明、清,上海均曾做过全国重要的通商口岸;
但其间由于政策转变,上海的发展历经波折。
1370年(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关闭太仓黄渡市舶司(靠上海西北),标志着明朝开始实施长达200年的海禁政策。
到1567年明穆宗“隆庆开关”解除海禁,全国的外贸中心转移到福建漳州月港。
1685年康熙重开海禁后,曾在江苏连云港设置“江海关”,1688年江海关迁至上海县城小东门,下辖24个关卡,遍布长江沿岸。
1757年乾隆实施一口通商后,只留广州粤海关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上海、厦门、宁波三处海关,便只准停靠本国贸易商船,直至鸦片战争后重新开埠。
上海此次重新开埠绝非好事。
因为它是被英国人用炮舰逼着敲开,目的无非是抢掠中国巨额的贸易利益。
上海开埠后短短一个月时间,从广州赶来抢占上海的英国洋行已达5家,包括英国鸦片巨头怡和洋行(原渣甸洋行)、宝顺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广源洋行。
到1846年,美国鸦片巨头旗昌洋行,也将总部从广州迁至上海。
洋人很快发现“上海具有良好的经商环境”。
从上海直接贩运丝绸茶叶出口,比转运广州再出口,至少可节省35%运费。
所创造的利润还可沿长江向中国内陆发展。
1844年,上海出口茶叶比重仅占全国2%,广州占98%。
六年后,上海跃升到44%,广州陡降至23%。
1846年上海出口生丝已是广州的4.27倍。
上海迅速取代了广州的对外贸易龙头地位。
但是由于上海海关监管乏力,货物进出口报关,全凭洋行大班们的良心来申报确实数量。
只要有利可图,洋行逃税、套汇、行贿、欺诈、收买兼并、盗窃情报活动猖獗,简直无法无天。
渣甸、宝顺、旗昌等三大鸦片巨头齐集上海后,鸦片贸易中心随之从广州迁移至上海。
三大洋行的武装飞剪快船,常年穿梭于中国沿海。
以1851年为例,当年上海进港外轮227艘,其中装载鸦片的为58艘;
上海进口货物总值1631万银元,其中鸦片为1200万元,几乎占去七成。
到1857年上海年输入鸦片已达22981箱(合1379吨),货值超过1700万银元。
大批鸦片通过长江水路西运,祸及中国西部内陆腹地亿万人民。
1845年11月29日,也是上海开埠两年后,上海道台宫慕久经两江总督璧昌批准,对外张贴《上海土地章程》23条。
经过与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长达两年的反复拉锯,清政府最终同意英国商人在上海县域内租地、建屋、筑路。
英国人由此在黄浦江西岸获得了第一块“英租界”,面积达830亩,每亩年租金仅1500文。
到1848年英租界已扩大至2820亩。
同年美国人开始在虹口购地,造成租界区事实。
1848年6月,法国人建立“法租界”,面积达986亩。
外国人在租界区立起界碑,一个个不受清廷管辖的“国中之国”就此诞生。
这些事件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很大的波澜,没人能想到它会对中国未来百年历史,产生多么深远巨大的影响。
英国租界——国中之国与金融殖民
租界区出现后,住在上海县城内的外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
为防止华洋纠纷,巴富尔与宫慕久协商规定:
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
到了后来,规定更加苛刻,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就连洋人雇佣的佣人也不得与主人同住。
那时租界里的外侨不多(1847年为134人),生活设施也不健全,建筑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
1846年英国医生洛克哈脱,在租界内建起了第一家西医院——仁济医馆(仁济医院前身)。
1847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前身为西印度银行,总行在伦敦,拥有英国政府授予的港币发钞权)。
直到1849年初,各洋行在外滩建起第一批砖木建筑,竹草棚子慢慢被淘汰。
随着上海贸易兴盛,到185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数量已经超过120家。
丝绸、棉花、茶叶、鸦片和兑换金银,是外国洋行在华获利的重要来源。
由此在江浙沪地区形成了三个势力庞大的资本集团——外资银行巨头、上海洋行买办、和浙江湖州丝商。
自丽如银行之后,外国银行如同过江之鲫,纷纷闯入上海租界区。
从1847-1865年的短短18年间,上海外资银行已达11家,它们分别是1847年设立的丽如银行,1854年设立的汇隆银行、阿加剌银行、有利银行,1858年设立的麦加利银行(渣打银行),1861年设立的汇川银行、法兰西银行,1864年设立的利升银行、利华银行、利生银行,1865年设立的汇丰银行;
其中英国10家,法国1家。
英资银行多来自印度,处理生丝、茶叶、鸦片贸易形成的中印英三角贸易结算业务。
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后,引起了世界棉花投机狂潮,价格暴涨3倍以上。
中国的棉花也成为外国洋行追逐的猎物,仅同治二年(1863)下半年,从上海出口的棉花即达36万担(1.8万吨),价值200多万英镑。
受棉花炒作影响,上海外汇投机高涨,获利高达30%以上。
1864年成立的利升、利华、利生三家英资银行,即因金融投机而生。
这些英资银行虚报注册资本,实际金库里空空荡荡。
空手套白狼的游戏岂能长久?
到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世界棉花价格骤跌,伦敦、孟买发生金融恐慌,29家银行相继倒闭。
上海也卷入其中,遇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金融危机,有6家英资银行集中倒闭。
经过这次大浪淘沙,上海的外资银行只剩下5家,分别是:
丽如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兰西银行和新成立不久的汇丰银行。
此后从同治五年至光绪十五年(1866-1889年)的23年中,上海新设立的外资银行仅有四家,分别是:
德意志银行(1872)、德丰银行(1875)、俄国对外贸易银行(1876)和东京第一国民银行(1880)。
在此期间,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英资财团实力迅速膨胀,甚至实际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主权。
汇丰银行——清政府最大的债主
汇丰银行于1864年8月6日在香港设立,主要股东包括英国鸦片巨头宝顺洋行、沙逊洋行,和美国鸦片商琼记洋行,及德国禅臣洋行等15家欧美洋行,开办资本金500万港元(银元),分为2万股,1865年3月3日正式开业,总部设在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沙逊洋行旗下的域多利大厦(仍是现今位置)。
一个月后(4月3日),上海分行在外滩的中央饭店开业(现和平饭店南楼位置)。
汇丰银行招股时曾向英国鸦片巨头怡和洋行,和美国鸦片巨头旗昌洋行发出过参股邀请,但因商业竞争关系,遭到两家拒绝。
由于怡和洋行的阻挠,直至1866年8月14日,汇丰银行才拿到英国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并获得了港币发钞特权。
按照“不能打败它,就加入它”的规则,美国旗昌洋行在当年12月参股了汇丰银行,并加入了董事会。
此时正处于世界金融恐慌的风口浪尖,汇丰银行也不例外,银行大股东宝顺洋行陷入财务危机,当宝顺向老对头怡和洋行求援时,怡和漠然视之。
1867年宝顺洋行宣告破产。
干掉一个竞争对手后,怡和洋行通过转型,变得更加强大,稳居英资财团龙头宝座。
而汇丰银行由于沙逊家族将所有在华鸦片贸易利润,全部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汇兑,终于挺过了金融危机,并且凭借雄厚资本,横扫香港和上海金融同行。
英国鸦片贩子,用从中国老百姓身上吸来的经济血液,再次挽救了大英帝国的金融系统。
有了沙逊家族的鼎力支持,开业短短8年,上海汇丰银行的汇兑业务,已从1865年成立时的1442.9万银元,增至1872年的7450.7万元;
存款从338.5万元增至1370万元;
资产总额从1339.7万元增至5367.3万元。
这种强劲增长,使其很快超越了其他老牌银行。
1872年,港英政府批准汇丰银行发行1元面值的小额港币。
此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迅速流通于华南和上海的金融市场。
汇丰实际已经成为香港甚至全中国最大的发钞银行。
此时的清政府,仍然在依靠本国古老的钱庄和票号体系维持商业运转。
票号于明末清初出现于山西,主要业务为钱款异地汇兑。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824年成立的山西日升昌票号,业务遍及全国,以“汇通天下”闻名于世(1914年倒闭)。
钱庄兴起于明朝,主要业务为熔铸兑换银锭。
上海开埠后,宁波绍兴人在上海开设了一批钱庄票号。
但是这些小本经营的钱庄,由于业务模式单一,在拥有雄厚资本的汇丰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当时上海钱庄为了获得流动资金,常常向外商银行借款,再借贷给大小商号以获取利差。
为了加强对钱庄票号的控制,自1869年起,上海汇丰银行在首任买办王槐山的运作下,对各家钱庄拆贷放款。
由于资金来源受到控制,各家钱庄实际沦为汇丰银行的附庸。
钱庄受到控制后,上海的大小商号也间接被外资银行控制,生死大权操之于人。
这种严密的金融殖民策略,对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与控制民间资金相比,汇丰银行的大手笔还在后面。
1874年(同治13年),海防大臣沈葆桢因日本入侵台湾(牡丹社事件),受命赴台湾加强防务,需要200万两资金。
由于清廷国库空虚,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借机与清政府成功签定了200万两10年期的“福建台防借款”(年息8%,以全国9个海关关税做保),开创了汇丰银行政治贷款的先例。
席正甫从此飞黄腾达,受到李鸿章和左宗棠等的赏识,获得二品衔红顶花翎。
从1874-1894年,清政府共向汇丰银行借款17笔,总额达2897万两,绝大多数是席正甫一手经办。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和发展实业,又陆续向汇丰银行贷款29笔,总额超过2亿两白银!
占外国对华贷款的三成。
通过政治贷款,汇丰银行实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债主,还取得了中国关税、盐税的收存权,实际控制了中国的国家金融主权。
直至1897年5月,盛宣怀筹办的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才在上海成立(资本金500万两)。
此时距外资银行闯入中国,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
如此,在19世纪的短短一百年里,英国人通过鸦片贸易和金融殖民,成功搞垮了中国的经济体系,并使中国成为其金融奴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犹太人在对华经济入侵中的作用。
1850年,印度孟买的犹太鸦片巨头大卫·
沙逊,派次子伊莱亚斯到上海开设(沙逊洋行)分行,成为中国最大的鸦片贸易商。
到1864年老沙逊病死时,沙逊家族的资产已经超过400万英镑。
也是在这一年,沙逊家族成为汇丰银行股东。
沙逊死后由长子阿尔伯特继承财产,1867年伊莱亚斯叛出家门自立门户,在上海开设新沙逊洋行,继续倾销鸦片和纺织品。
(据上海地方志数据:
1840-1914年,沙逊家族通过鸦片贸易获利高达140593780两白银,年均近200万两,控制了中国鸦片销量的70%!
)由于犹太人的抱团传统,到1874年,上海沙逊洋行已经雇佣了20多名塞法迪犹太人,形成了犹太人社区的核心。
此后有大批塞法迪犹太人,追随沙逊家族到了上海,形成了势力庞大的塞法迪犹太商团,其中包括哈同家族(鸦片地产)、嘉道理家族(地产电力)、亚伯拉罕家族(鸦片)、埃兹拉家族(地产)、安诺德家族(军火)、司带(美国友邦保险创始人)、克莱巴诺夫(皮货)。
到1940年代,为躲避德国纳粹屠杀,上海已经有超过3万名犹太人,他们居然操纵起了上海经济。
如上海地产业前三位均是犹太公司,股票交易所中有三分之一的经纪人是犹太人。
沙逊家族也成为上海首富,房地产大王,在上海核心城区拥有50多片高档地产,有房屋近2000幢!
犹太人这种寄居式经济殖民,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不言而喻。
直至二战后,上海犹太人遣返以色列,犹太巨富们纷纷将资产转移到了欧美和香港,至1958年仅剩84人。
(注:
截至2011年6月30日,汇丰集团全球总资产高达26910亿美元,与法国GDP相当,是全球第三大银行机构。
汇丰第一大股东现为1836年创立的英国法通保险集团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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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洋行买办——经济汉奸祸国殃民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群体是不得不提及的,这就是洋行买办。
买办是指外国洋行为降低采购成本,雇佣懂外语的中国人,担任采购及金融交易的中间人。
他们不但替洋人做生意从中获利,还负责打通官府、贿赂官员,同时自己也经营着买卖。
1851年将辑里湖丝送到英国伦敦参加世博会的徐荣村,即是英国宝顺洋行的买办。
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在华势力的扩张,买办阶层势力日益强大。
上海外滩建筑群中的买办家族互相联姻,结成集团互为倚靠,连李鸿章、左宗棠等晚清重臣都要对其争相笼络。
买办阶层由此进入官场,形成官僚买办集团,影响力足以操纵国家政治经济局势。
他们实际成为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的走狗。
在买办群体中,早期主要为广东人,还都是孙中山的同乡。
广州十三行没落后,大批粤人移居上海充当买办。
来自广东香山的唐廷枢、莫仕扬、徐润、吴建彰、郑观应,号称“香山五大买办”。
其中唐廷枢家族祖孙三代,在英商怡和洋行,担任买办长达50年;
莫仕扬家族祖孙三代,在英商太古洋行担任买办长达63年,其家族充当买办者多达千人,号称中国第一买办世家;
徐昭珩、徐润叔侄三人连任英国宝顺洋行买办长达16年;
吴建彰原为广州十三行行商,鸦片战争后成为美国旗昌洋行买办,在美英支持下,捐官得任代理上海道台;
郑观应家族充当买办者多达10人,势力遍布津沪(孙中山拜见李鸿章就是郑观应从中牵线)。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外资金融业的发展,江浙买办集团后来居上,其中苏州洞庭东山席氏家族祖孙三代——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世袭汇丰银行首席买办位置长达55年,号称中国近代第一金融世家,为“洞庭山帮”首脑。
连左宗棠收复新疆花费的1075万两军费,都是由胡雪岩通过席正甫向汇丰银行借贷所得。
从1874-1927年,汇丰银行共向中国官方提供贷款82笔,总计3.5亿余两,多数都是走的席家路子。
席正甫的舅舅,上海沈二园家族祖孙三代,继任新沙逊洋行买办长达35年。
据不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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