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思维与霸权战略选择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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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全球治理理念的发展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大国安全关系将逐步向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迈进。

　　一、竞争性合作是大国安全关系的主要特征和走向

　　冷战结束至今，在大国安全关系中，一方面冷战时期的西方大国间联盟关系整体性延续并发生转型，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种既非对抗又非结盟、以协调与合作为基点的大国战略伙伴关系。

在传统西方大国安全联盟中，北约和美国的亚太联盟，作为冷战时期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联盟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体，联盟的性质、目标和任务随着形势变化不断进行调整。

2010年的北约新战略概念提出要以“新能力”、“新伙伴”应对新威胁，宣称要更高程度、更大范围地建设与其他国家或组织的伙伴关系，将“寻求与俄建立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

[1]美日同盟也从一个双边军事关系的组织向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支柱转变，从而弱化同盟的目标针对性，增强其集体安全性以维护共同安全目标。

与此同时，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间，以及新兴大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普遍建立并发展，如中美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俄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美俄从“和平伙伴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中法从“全面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英“全面的伙伴关系”、俄法“优先伙伴关系”、日俄“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俄印“战略伙伴关系”、日印“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不论是在传统联盟关系还是在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下，协调与合作成为大国安全关系的总体特征与走向。

导致大国间安全合作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共同安全威胁的增加和共同利益的扩大。

全球化的全面而深入发展加深了大国间的相互依存，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而相比之下，二战结束之初美苏共同利益的严重不足是导致双方由合作走向对抗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如著名的凯南“长电报”中所分析的，美国之所以可以与苏联对抗、决裂没有什么风险，是因为同苏联的“利害关系微乎其微”，“在那里，我们没有投资需要保卫，没有确实存在的贸易机会的丧失，也没有同胞需要保护，没有需要维护的文化联系。

”[2]大国相互依存度的不断增强也使得武力解决争端越来越不可行，协商与合作成为必然选择。

全球化广泛而深入发展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不断显现，像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问题增加了大国的共同威胁，也提高了大国合作安全的共识。

在全球性问题面前，大国认识到只有通过协调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利益。

由此，国际安全体系中大国之间协调合作的空间变得更大，合作意愿更迫切，从而使得合作共赢的思想、合作协调的机制、全球治理的理念有时强于或压倒了传统大国间的权力争夺。

　　第二，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增加了大国间战略需求的必要性，促进了大国间的战略合作。

冷战后，以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力量中心为支点的世界政治格局继续向多极化方向演变。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迅速崛起，俄罗斯加速复兴，以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政治领域中的这些新变化加速了世界政治的多极化趋势。

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单独行事，都离不开其他大国的支持与协作，尤其是在安全领域。

多极化格局增强了大国相互间的战略需求预期，从而有助于促进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

　　第三，核威慑造就了“共存亡”局面，制约大国间发生冲突乃至战争。

冷战时期核威慑在制约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冷战后尽管军事因素在大国关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它仍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核武器的威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使得军事关系中的“零和”关系法则在冷战后大国关系中仍发挥着“观念的”作用。

核武器的发展及扩散虽然对世界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但其毁灭性的后果也客观上形成了核国家的“共存亡”状态，从而成为制约大国关系发生冲突乃至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各大国虽然战略取向和政策目标不同，但都有避免对抗、加强合作的愿望。

俄罗斯奉行“国家利益至上、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的务实外交路线，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伙伴、互利、非对抗关系”，把为俄罗斯经济复兴和实现国家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

[3]（P171）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发展与各国的友好伙伴关系，并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机制建设和国际事务的处理，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欧盟在谋求欧洲和平与发展的同时，努力争取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

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的道路上，虽然有军国主义因素掺杂其中，但因其生存环境和国际政治地位的脆弱性，在全力维持世界强国地位的同时也不太可能出现与其他大国全面对抗的局面。

就连超级大国美国也已深刻认识到，自身已无法单独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必须加强与其他大国的伙伴关系。

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提出，要强化美国的传统联盟，同时培植与新兴影响力中心的伙伴关系，在互利和相互尊重基础上深化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的合作。

[4]（P40-45）因此，大国合作是有内在基础的。

　　尽管合作安全是世界主要大国的共识，但大国因在战略目标、安全利益和安全政策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其合作具有明显的竞争性。

在地区安全关系的整合过程中，各大国为了实现构建对己有利的安全环境，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以及力争地区安全主导权，加紧协调与争夺。

比如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美、欧、俄极力争取扩大各自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甚至主导欧洲安全事务。

美国通过推动北约东扩谋求维持其对欧洲的控制，防范俄罗斯崛起，主导欧洲安全，并力图进一步将俄罗斯纳入美国支配下的欧洲多边安全框架，建立起一个不分裂的、民主与和平的欧洲；

俄罗斯力主以欧安组织作为全欧安全的基本框架，阻缓北约东扩，在欧安组织的职能和作用被北约和欧盟边缘化的情况下，俄罗斯还力争挤入北约，成为北约“20机制”中的一员，争取成为北约的平等参与者与决策者，坚决维护独联体的军事一体化和安全边界；

欧盟一方面支持北约东扩，以便为欧盟东扩开辟道路，同时也注重在欧安组织问题上与俄罗斯的协调，以巩固中东欧的“西化”成果，并企图借助俄罗斯平衡美国的力量，保持欧洲安全与稳定。

美、欧、俄围绕欧洲地区安全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协调和角逐。

在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上，区域内大国之间和区域内与区域外大国之间围绕东北亚和东南亚安全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的同时，也进行激烈的竞争。

美国一方面继续将美日联盟作为其亚太战略的基石，另一方面根据其“新太平洋共同体”设想，谋求建立起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

日本则力图在保持日美安全合作机制的同时，建立以日本为核心和主要倡议国的亚太地区安全保障机构，增大其在本地区事务上的发言权；

俄罗斯则谋求建立利益和影响力平衡的地区安全结构，加大与中国在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问题上的磋商与合作，以制约美日对该地区安全事务的操控，争取自己在该地区安全利益的最大化。

进入21世纪以来，由朝鲜核问题引发的大国关系互动和利益博弈，凸显了大国关系的复杂局面和大国的外交智慧。

　　在国际裁军与防扩散领域，大国在保持总体合作态势下争夺对己有利的国际制度安排。

美俄作为世界主要核大国，在冷战后经过多年的裁军谈判，已签署通过了《美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二阶段战略武器条约》，以及多项裁军协议和限制实验条约，但这些条约充其量只是稳定了美俄之间“相互确保摧毁”基础上的战略稳定，而并没有真正对它们军备和核力量的发展起到实质性的限制作用，更没有妨碍它们之间战略核力量的均衡地位。

从2009年3月美俄关系好转以来，由于旧版《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武器条约》于2009年底到期，美俄于2010年4月签署了新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武器条约》，该条约于2011年2月生效。

虽然条约对双方的核弹头和运载工具做了进一步的限制和裁减，但双方在该条约的执行上各执一词，美国宣布该条约将不会限制美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而俄罗斯则表示如果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威胁到俄罗斯战略核力量或国家安全，俄罗斯将退出条约。

两国针锋相对的表态说明，双方实质性矛盾未能解决。

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方面，大国间虽然签订了《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各自出于自身利益，对核扩散问题存在重大分歧。

美国等西方大国在核扩散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美国违反国际条约一意孤行，导致了核扩散有恶化的趋势。

　　此外，在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核不扩散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虽然大国合作是共识，合作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但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大国间因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的不同，在总体合作的框架下围绕着“权”与“利”在进行激烈争夺。

因此，竞争成为大国合作主题下的利益博弈。

　　二、大国间战略防范仍然突出

　　大国间因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差异所导致的互不信任是国际政治的常态，尤其随着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各国对其权益的认知和诉求差异增大，由此大国间安全竞争与战略防范仍然突出。

　　冷战结束后，美国依仗其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并坚持“霸权稳定论”，认为美国霸权是阻止和平和国际秩序遭受破坏的惟一可靠的防御手段。

为维护“单极霸权”的战略目标，美国极力保持自身“无与伦比”的军事优势，不允许其他国家谋求与其平起平坐的军事地位。

为此，美国政府通过持续不断地增加军费来保障其绝对的军事优势，即使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军费开支仍呈现上升状态。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所（SIPRI）统计，自2008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军费开支一直占全球军费开支40%以上。

[5]巨额的军费开支使美国保持着强大的军事能力。

美国不但在全球始终占据绝对的核优势，而且还拥有具战略主导性的空军与海军。

早在2002年，美国国防部就在向国会提交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提出了建立新的“三位一体”战略力量，大大扩大战略武器的范畴，使核武器、导弹防御系统、高技术常规武器、太空武器、信息战手段都纳入战略力量范畴。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更凸显了新兴大国的崛起和西方传统大国的衰弱，并使得国际社会长期所推崇的西方发展模式受到质疑乃至摒弃。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金融危机是冷战后一直拥有绝对优势地位的美国衰落的开始。

[6]（P2）在此情形下，美国社会文化传统中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增强，“美国衰落论”在美国舆论界开始盛行。

有学者提出，当前的全球政治正在经历过去500年来的第三次权势转移，即非西方世界的兴起。

[7]（P18-43）受冷战思维的影响，许多美国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是对美国构成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挑战、政治挑战和心理挑战”。

[8]美国对自身“及其盟友正在丧失其军事优势”[9]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为实现继续领导世界的战略目标，美国一方面努力强化其“全面军事优势”，另一方面在战略上加紧防范有可能对其地位构成挑战的崛起中大国。

　　对迅速崛起的中国，美国视为安全威胁和挑战。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表现出的强劲发展势头更增强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

美国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国防开支的增长，加上中国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对亚太地区和全世界构成的潜在威胁。

[10]（P22-41）2011年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指出，中国数十年的经济增长会促进其继续进行军事现代化，中国利益也会在地区内外拓展。

[11]（P2-3）因此，遏制中国在世界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确保美国的军事优势和全球战略主导权，成为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的总体目标。

为此，2010年，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地区，制定新的亚太战略，试图构建以美国为领头雁的“雁型安全模式”（FlyingGeeseSecurityModel）①，利用地区争端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从而形成针对中国的遏制态势。

美国利用中日钓鱼岛争端强化美日同盟；

借助朝鲜半岛争端在加强美韩同盟的同时进一步磋商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

借助南海领土主权争端启动与泰国的《创造性合作伙伴协议》和与菲律宾签署《千年挑战和约》；

还与澳大利亚以“2+2”会议机制的方式强化军事与防务合作关系。

2011年11月，美国宣布了在澳大利亚的永久性驻军计划，虽然奥巴马总统否认该计划是针对中国的，但对中国的战略防范意图明显。

美国在强化其亚太军事同盟的过程中，还通过军售、军援和联合军事演习等方式高调显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地区主导权。

如，2010年12月，“天安”号事件、中日撞船、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的韩美日联合军事演习；

2010年7月，美国牵头举行的一场由14个国家参与被称为“世界最大海上演习”的“环太平洋2010”多国联合军演；

在2011年6—7月短短2个月中，美国联合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南海地区展开了5场军事演习……美国的这些军事行为使得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正经历严峻考验。

此外，美国还用政治手段攻击中国的民主制度和人权政策，利用国际舆论频繁地制造中国的“坏”形象。

　　对于复兴中的俄罗斯，美国实施所谓“零距离”遏制战略。

通过持续不断的北约东扩，并借反恐之名大规模进驻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建立一些永久性军事基地，使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和战略缓冲地带被蚕食殆尽，国家安全利益遭到严重伤害。

而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行动，更是把其核武器搬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这对于安全神经十分敏感且已非常脆弱的俄罗斯来说自然是难以接受的。

针对美国的进逼，俄罗斯毫不示弱，2010年2月颁布的新《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明确指出，俄罗斯主要外部军事威胁，包括以违反国际法的形式扩大北约的全球责任潜力，包括以扩大联盟的形式使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基础设施扩大到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企图破坏个别国家和地区的战略稳定；

在邻近俄罗斯的地区或其盟友国家境内或周围水域部署或增加外国军事力量；

建立和部署反导系统等。

[12]（P49）该学说还宣布，俄罗斯在面临安全威胁情况下，将保留使用核武器的权力。

该文件引起了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响和不安，被普遍认为是俄罗斯对民主国家的威胁。

因此，美国所推行的对俄罗斯的军事战略挤压政策，随时可能恶化美俄关系，使美俄关系走向战争边缘。

　　与此同时，大国在一些国际热点问题上的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方面的差异使得大国间的防范意识提高。

目前世界许多热点问题仍看不到和平解决的迹象，有些地区的动荡和冲突存在失控的危险，而大国在这些热点问题上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导致了大国间的激烈博弈。

2011年的西亚北非地区局势实际上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某些大国出于自身利益推行干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在地区层面的体现，从目前发展态势看，该地区的动荡局面仍将继续；

朝鲜半岛地区在经历了10年来半岛局势最危急的2010年后，在“六方会谈”迟迟未能重启的情况下，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变更使该地区局势发展难以把握；

伊朗核问题在2011年不断凸显，美欧等西方国家与中俄在伊朗核问题的解决方面矛盾加深，西方与伊朗之间也出现了极度军事紧张状况。

同时，大国对世界能源和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金融危机加剧了世界的贫困化，国际恐怖主义进一步滋生……这一切不但是对大国安全关系的严峻考验，也增加了大国间在这些问题上的竞争与战略防范。

　　三、构建新型安全关系成为大国的共识和责任

　　历史证明，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化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深刻矛盾。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形势下，随着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制度与规范的深入发展，大国关系既要在不断平衡权力与利益的争夺与合作中艰难前行，又必须加大共同治理的力度，通过大国协调、多边机制、国际制度和规范等手段，改变大国自行其是的局面。

[13]（P107）这就使得全球治理理念的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大国安全关系的发展和走向，有助于构建“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仍在演进中的欧债危机，以及伊朗核问题等的解决，使得大国协调共治的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形成广泛的共识，并显示出大国协调合作的重要性，特别是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协调合作的必要性。

这不是西方大国的本质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国际体系和大国格局发展变化使然。

众所共知，民族国家体系自产生以来一直被西方大国所主导，但主导方式随着历史的演变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二战前，国际秩序主要以权力政治为主导。

二战后，伴随着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建立，国际制度合作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

但是，冷战时期的制度合作主要是西方大国间的合作，是一种俱乐部模式的治理，因为全球层面的制度是由掌握投票权的西方发达国家为核心构建的。

冷战结束后，随着新兴大国的快速发展，这种局面开始改变。

新兴大国的力量上升以及在解决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中的表现，使得西方大国不得不认识到新兴大国的重要性。

从八国集团的失势到“8+5”的出现，再到二十国集团成为解决全球问题和金融危机的重要机制，凸显了西方大国和新型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的新趋势。

[13]（P107-108）据此，有学者提出，对未来世界秩序要有新思维，今后既不是“美国世纪”，也不是“亚洲世纪”，而是日益向“全球世纪”发展。

尤其是面对复杂的相互联系的全球化进程，面临全球问题的治理困境，世界大国确实比以往更多地强调共同威胁和共同命运，强调开放和包容，主张大国加强协调与合作，大国的权力政治将被共同治理模式所取代。

因此，主张通过多边机制与合作共同分担责任，是全球治理理念对大国新型关系构建的价值追求。

　　为消除相互间的防范意识，减少斗争和摩擦，大国间在安全领域日趋强调采取双边和多边的对话与安全合作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冷战后国际冲突地区化的发展，大国围绕构建地区安全架构进一步加强多边和双边互动，推动地区性安全机制的兴起和发展。

比如，以建立亚太地区官方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为宗旨的东盟地区论坛，不仅是目前亚太地区涵盖范围最广的地区安全对话机制，而且是亚太地区惟一包含了中、美、日、俄等大国参与的常设地区安全合作框架。

它尽管不为大国所主导，但却为上述大国创设了安全合作的对话平台，在提高大国政策的透明度和行动的可预测性，加深各国间的相互了解，培养信任关系，从而加强共同安全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而中国为解决朝核问题而倡导的“朝核六方会谈”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孕育。

此外，中俄共同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已发展成为应对包括军事安全在内的多领域的新威胁和新挑战的多边机制。

另外俄罗斯参与欧安组织的活动、北约接纳俄罗斯参与决策、伊朗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等，都是大国协调合作走向多边机制的成果。

尤其要提到的是，2011年5月，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中美首次启动战略安全对话和亚太事务磋商，目的是加强了解、增进互信、探讨合作、管控分歧，从而避免对对方战略意图误读误判，服务于中美伙伴关系的建设。

因此，大国间的双边和多边对话与合作，特别是大国多边对话机制的日益发展，都有助于增进相互间沟通与协调，推动大国关系走向成熟。

　　大国协调、多边机制既是大国对相互关系的深刻反思和实践认知，也是大国关系走向新型关系的标志，但它不会一帆风顺的，内部充满了矛盾和斗争。

在外交博弈中，各方为维护共同利益不被损坏，都会努力防止因某一问题而阻碍关系的全局性发展，导致共同治理架构的破损。

因此，大国关系将继续维持在“斗而不破，合而不从”的框架内发展。

这种情况说明，大国关系不会因某一问题而导致破裂，像德、法、俄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采取“反战不反美”和中国的“反霸不反美”政策，将继续是大国关系的实践模式。

这既是大国关系走向成熟的表现，也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然选择。

　　俄罗斯的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已对国际安全领域的“西方强势”结构及其话语权构成挑战。

同时，一些发展中的地区大国，如印度、巴西、南非等，近些年来都在军事、经济、科技力量等方面能力大幅提高，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国际格局中定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为此欧盟也认识到，“我们需要和新兴国家分享权力，需要超越民族国家范式重新思考权力，需要通过将法治扩展到国际社会来约束权力。

”[14]由此可见，新兴大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国际安全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必将对未来新型大国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有利于大国关系向民主、平等方向发展。

冷战后，国际安全体系的和平转型超越了国家权势变动这一周而复始的纬度，正向全新的国际秩序发展。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安全体系结构将发生变化，不仅其主体增多，而且利益诉求和对安全目标的追求将更多元化、多维化。

这对一向崇尚权力政治的某些大国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

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强制性“硬权力”仍是一些国家维护安全的重要依托，但“软权力”也开始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

这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协商和共管提供了动力和可能，也必将进一步促进大国关系中的民主、平等理念的增长，有利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其次，增加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改革的动力，大国关系更趋规范。

新兴大国随着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在国际安全领域里的参与意识和话语权也日趋增强，对传统大国占主导的国际制度和机制改革完善的要求更加迫切，从而推动国际社会加快制度、机制的改革与调整，不断增加新兴大国的理念和主张元素，以满足自身的要求，推动大国关系在有序、规范的框架内互动和发展。

　　最后，有利于国际安全领域中共有价值观的生成与确立，增强大国关系中的相互包容。

大国间的分歧、矛盾和斗争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走向对抗和冲突，随着其共同利益的增多和“共同安全”意识的提高，加上反映不同文明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大国间共有价值观的内涵也在变化，由过去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价值观向多元包容共存发展。

这在2005年联大会议上通过的《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就有反映。

文件指出，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承诺将致力于增进世界各地的人类福祉、自由进步，鼓励不同文化、文明和人民之间的包容、尊重、对话与合作。

世界共有价值观的形成将减缓大国间的对抗和冲突，促进国际安全局势的和平与稳定。

　　2012年2月在中美《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前夕，基辛格博士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中谈到中美关系走向时指出：

“中美两国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我们应该更多地看到这一点，中美两国应视对方为伙伴和朋友，走出一条‘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为此努力，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

”[15]基辛格的这段话既寄希望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也指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

　　四、结语

　　历史证明，国际安全领域的大国关系具有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