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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的景观及危机
用巨变来描述中国过去十年的景观变迁虽然带有修辞上的夸张,但仍然难以表达这一过程对中国物质空间造成的深远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所积聚的部分财富在过去十年中迅速转化为物质空间,这一度使世界范围内的设计师对中国设计市场趋之若鹜。
中国过去十年中的景观巨变,体现为旧城市空间的消解与演替、新城市空间的积聚、城市化波及的乡村空间格局的变化,以及因资源的索取而导致的部分自然空间体系的破裂,同时包含着工业生产和人们生活所形成的对环境的污染。
在过去十年中,城市的开放空间和绿色空间实现了快速的量变,以膨胀的姿态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作为综合的城市基础设施,未经积累和沉淀,几乎在一夜之间浮现出来的城市空间缺乏系统性,一方面缺乏对人性化的关照,另一方面缺乏基本的生态性;
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多以混搭的形式和错位的主题表达出现,同时存在着审美上的混乱和拙劣。
宏大尺度和堆砌,对华丽和奢华的追求是其典型的特征,展示性是其第一要诀。
这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时效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过去十年中,城市化进程大舞台的两个主角——城市开放空间和居住区环境,对中国城市面貌的改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超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速度,促生了时效性强、见效快的城市美化运动。
而房地产开发中的重要环节,房产交易更要求效率,居住环境的景观视觉效果是促成产品交易的良药,寻找瞬时视觉震撼和展示性是地产开发商不变的追求。
大量新空间在短时间内爆炸式的出现实际上积聚了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实现从自然到城市空间的转换。
物质堆砌背后的主要危机是生态性的缺失和可持续的忧患,一方面城市空间的人本合理性有待检验,另一方面这些新的景观缺乏生态过程的生产性和循环性,同时巨大的维护成本又持续地耗费着能源和资源。
就算有些空间被人们乐于使用,我们同样要警醒平民式的欢腾和集体主义式的自信背后所隐含的危险。
中国超城市化过程中新形成的城市景观背后存在着人本主义的缺陷,存在着文化上的错位和缺失,但最大的危机是生态的危机。
可持续发展这枚硬币的两面——需求与能源虽然是永远不可协调的矛盾,但景观这个事物本可以具有一定的自我循环和生产功能,却不幸沦为视觉展示的工具。
3、当代景观设计的产生极其普遍性特征
在以上描述的中国过去十年中景观巨变的过程中,究竟有多少设计的行为介入到了其中?
除生产过程和生活过程所造成的景观改变,与城市化进程有关的景观事件几乎都与设计有关,虽然不完全冠以景观设计的称谓。
而中国的当代景观设计就产生在过去十年或者泛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快速城市化促生了中国的当代景观设计,并同时性地介入到城市化进程中。
当代景观设计产生的重要标志便是设计突破了围墙的界限,从原有的浸淫园子的设计全面地介入到了城市空间体系当中。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大量的设计资源一下子出现在毫无准备的设计师面前,“景观设计”作为一个全新的词汇很快被人们使用,新的设计观念和方法在发达的媒介交流中被迅速效仿,并相互产生影响。
其中设计形式和语言得到最为快速的传播,而科学的方法却在高时效性的过程中显得奢侈而又无力。
所以说,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首要变化来自于语言和形式②。
生态性和人性化同样也被写进设计说明,并且以图面的形式得到适度的表达,但在普遍的设计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运用,对于快餐式的设计,深入的场地调查与科学的方法是一种奢侈的行为。
并且,大部分景观事件的决策者对生态和人性化的提倡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行为,真正的生态与城市美化的策略相去甚远,中国人发挥概括的智慧将生态等同于绿色,在某种程度上却走到了生态的反面。
从人性化的角度来看,以人为本曾一度成为唱得最响的口号,中国的改革开放被认为是中国新现代纪元的开始,其中最大的改变是人性化的释放,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变得具有个性和多元化。
中国公共城市空间在经历了群体集会的功能之后,转化为真正的日常生活的场所,但新的城市空间和景观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承载着新城市的梦想,极力改变现状的最好方法便是差异性的创造,创造新的气象是每一个城市进程的终端目标,所以说,真正的宜人的景观空间远远承载不了大尺度景观的梦想,这反向促成了以视觉形式的表达为主要目标的设计。
生态性和人性化的缺失、设计形式和语言的崛起,是过去十年中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普遍特征,中国速度导致中国景观设计表象的变化,却没有促成真正能够解决中国快速城市化矛盾的方法和实践的形成,中国当代景观设计普遍还是成为一种助推中国城市面貌改变的工具,而没有成为真正科学的介入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实践。
4、“当代性”探索群体的出现及其实践
在中国普遍的当代景观设计实践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以批判、反叛的方式,从对城市化进程中当代整体社会与环境的问题的思考出发,以实践的方式应对当代城市与自然中的矛盾。
在本文的语境中,将之定义为景观设计“当代性”探索群体。
这里的“当代性”探索,一如开篇的思考,即是对综合的当代社会、环境、自然和文化中存在的尖锐问题做出反应,并将之介入到景观设计实践的过程之中,其趋向是时代合理性的目标。
4.1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在于理清实践本身的范围以及实践的指向,首先在于对景观及其相关概念的思考。
在中国,景观在很多时候被做为一个地理学的词汇运用,同时它也在文学的语境中,作为一个抽象的词汇来运用,泛指可见的物质空间图像和不可见的联系性图景。
《景观设计:
专业、学科与教育》一书的编者导读将景观(Landscape)定义为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和物体所构成的综合体。
它是复杂的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在大地上的烙印。
并进一步解释到,景观是多种功能(过程)的载体,因而可被理解和表现为:
风景,视觉审美过程的对象;
栖居地,人类生活其中的空间和环境;
生态系统,一个具有结构和功能、具有内在和外在联系的有机系统;
符号,一种记载人类过去、表达希望与理想,赖以认同和寄托的语言和精神空间(俞孔坚、李迪华,2003)在当代景观设计语境中,景观很少是单指田园风光和园艺栽植——这些传统的意向。
相反,它的运用多元而丰富,蕴含着城市化、基础设施、策略规划和围绕熟悉的自然和环境主题的探索性意念。
建立一个新学科的构想出现在过去十年的教育实践中,同样是在《景观设计:
专业、学科与教育》一书中,作者将景观设计学定义为是一门关于景观的分析、规划布局、设计、改造、管理、保护和恢复的科学和艺术,景观设计学是一门建立在广泛的自然科学和人文与艺术学科基础上的应用学科。
迄今为止,这是概念引用较为广泛的著作。
俞孔坚在《生存的艺术:
定位当代景观设计学》一文中,详细剖析了中国景观设计的综合背景,梳理了中国景观实践的历史脉络,提出了中国景观设计学需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广泛的人地关系的危机,从可持续的角度将中国的景观设计学定位为“生存的艺术”。
对当代景观设计的认知在设计师的实践过程中有着自己的思考,并存在着差异,在《景观设计》杂志《走向新景观》专栏的系列设计师访谈中,反映了诸多设计师对当代中国景观设计的认识。
其中,庞伟认为景观设计学的关怀可以用蒙田的一句话“凡是人类的东西都是我关心的”来概括;
刘家琨将景观设计理解为塑造场所特质的重要手段,从广义来讲建筑也属于景观的组成部分,它们的任务都是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存环境;
刘滨谊将景观设计学的工作用“三元论”来概括,一元是关于景观形态的研究,第二元是关于环境生态的研究和实践,第三元是研究人对景观环境的需求;
吴钢则认为从根源上景观是不需要设计的,或者是没有景观设计的需求。
当景观需要被设计时,就说明这个世界开始有问题了。
URBANUS都市实践的刘晓都、孟岩、王辉认为“景观设计是意识形态的表达”,将景观理解为造景活动,认为较之于建筑活动,人类的造景活动更有文化色彩。
造景活动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它是超越了基本生存之外的享受,是人类内在精神在天地之间的释放。
并进而将景观设计理解为建筑之外的都市填空,关于“造景”和“填空”的观念与当代景观设计学的定位有着较大的区别,实际上,URBANUS都市实践的景观设计实践超越了他们表述的造景活动的范畴,城市开放空间的塑造承载了大量的造景之外的诉求。
4.2有关传统的讨论
任何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对传统的思考和辨析。
中国当代景观设计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思考表现为几种不同的方式。
首先,对中国古典园林审美体系的批判是当代景观设计反思传统的重要特征,中国古典园林被中国人作为人工景观的经典范式,而一贯被冠以国粹的中国古典园林又成为大众对景观的某种精神寄托,这一审美取向导致了公众对石头的迷恋和对古树的偏好,石头和古树进城,这种古典园林元素在时空上的错位给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危险。
俞孔坚在《生存的艺术》一文中,批判了中国园林的审美体系,他将古典园林的病态美与具备生产性的农业景观相对照,提出在当代语境中景观的生态功能和生产功能的重要性,进而将当代景观设计在生态和能源危机的语境中定义为“生存的艺术”。
庞伟则在《花石纲析——中国古典园林辨析》一文中,通过解读花石纲事件的来龙去脉,将花石纲事件称为一场个人审美导致的国家浩劫,提醒在当代的语境中必须警醒审美先导所带来的危机,并映射了当代中国的城市美化运动。
对典园林的继承主要体现在空间结构的转化上,在中国当代建筑实践活动中,王澍在其对自宅的设计中关于“园”的理念的运用,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的设计中,设计师将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园”的理念运用在建筑布局中。
董豫赣在《稀释中式》一文中将他与百子甲壹工作室合作的清水会馆解释为:
试图以中国园林为起点,阐释发生中国式样背后的中国文化。
在景观设计实践中,王向荣的厦门园博园的竹园则在整体意向上实现了古典园林的空间及意境的转译。
对传统的传统思考不仅仅拘泥于中国精英文化主导之下的中国古典园林,大众对风水的讨论远远热过对传统园林的关注。
曾经主导了中国从皇家园囿到平民宅地,从城镇格局到乡村肌理的风水,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多次掀起波澜,并一度以技法课的形式走进大学课堂,引起哗然。
作为遗产研究,王启亨先生所著的《风水理论研究》一书分析了风水在中国古典建筑和皇家陵园等空间中的运用。
俞孔坚的《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一书从现象学和进化的角度阐释了风水的文化意义。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在2006年第一期中发表了《风水》专辑,在一个开放的语境中,将风水的讨论与当代城市与自然危机联系在一起。
乡土景观和地方文脉也被认为是传统景观的组成部分,对其关注超越了中国古典园林和风水在价值观上的限制,作为客观存在的,并与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乡土景观被当作研究对象,俞孔坚、王志芳、黄国平的《论乡土景观及其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一文,探讨了乡土景观的含义及其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
《城市环境设计》杂志的2007年第三期发表了《乡土景观》专题,俞孔坚的《田的艺术:
白话景观与新乡土》一文,倡导景观设计师从田的艺术中吸取营养,创造丰产健康的新乡土景观,庞伟的《方言景观——重新发现大地》一文阐述了景观将重新发现大地,并为差异性、文化生态打开通道。
王向荣、林菁在《鱼塘上的公园与城市新区——2007中国厦门国际园艺博览会园博园规划》一文中表达了保留并利用乡土景观肌理的理念。
4.3“当代性”理念的出现
作为对当代整体社会、环境、和文化问题的应对,新的景观设计理念从几个层面出现,同时这些理念也是景观设计的几个显著的“当代性特征”。
4.3.1生态学的崛起
生态学在实践层面介入景观设计,并作为景观设计的一个基本理论,是过去十年中中国景观设计发生转向的重要特征。
《哲学走向荒野》是霍尔姆斯·
罗尔斯顿所著的有关生态学及其伦理的著作,在此书中,作者阐述了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哲学转向,从人本哲学转向生态哲学,并探讨了生态伦理。
在过去十年中,设计师所关注的对象从人的需求转化为自然与人的双重平衡,并试图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同时更多地考虑自然的需求。
生态学在当代景观设计语境中表现为以下3个层面的实践:
生态学方法与技术的介入,生态设计依赖于科学的场地分析和对生态系统的研究,包括生态技术的运用。
在某种意义上,生态设计与艺术的表达存在着冲突,美国《景观设计学》第四版的合著者BarryW.Starke在《人类栖息地、科学和景观设计》一文中论述了当代景观设计应该“多一些科学、少一些艺术”的观点。
生态景观规划同样是现代生态学引导下的实践,俞孔坚主导的“反规划”理论,引起关注和讨论,其核心是景观安全格局的建立,在城市“正”的规划之前,首先进行反向的面向生态系统的规划,从几个不同安全级别的层面划定不建设的区域,“反规划”的出发点是物质城市的彼岸——自然,应对的问题是中国超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新空间与自然空间及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
生态学法则的运用,在实践层面主要影响的是设计观念。
巴里·
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一书中阐述了生态学的四条法则:
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有关;
一切事物都必然有其去向;
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
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四条原则让人们重新思考在大地上的创造,生态学法则在景观设计语境中表现为人工元素介入自然空间的方式,其终端表现为“最少介入”,“最少介入”理念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现代社会的物质进步,批判过度的设计。
吴钢在其一篇有关“无设计”的访谈中表达了他对环境较少介入甚至不介入的观点,这是较为极致的表述。
在俞孔坚及土人团队设计的“红飘带”中,“最少介入”得到辨析性的运用,这体现了设计观念、立场与“策略性”。
生态学法则的延伸——对可持续中能源与资源的思考,在当代景观设计中,其中突出的实践是将景观赋予生产功能,将第二自然介入到景观中,俞孔坚设计的沈阳建筑大学稻田景观与厦门园博园中的蔗园、王澍的象山校园中对农地的保留和校园内普遍种植的燕麦,都市实践在深圳翠竹公园中对农作物的利用,庞伟和广州土人团队在阳朔设计的“建在稻田上的酒店”等实践体现了景观设计对能源和资源问题的思考。
4.3.2人性化的释放
人性化的释放表现为反精英与平民化观念的建立,以及人性场所的设计。
它批判的是寻常空间的政治化和纪念化。
“反精英”主张表现为“平常景观”③和“方言景观”④,所谓的平常景观,就是运用寻常的材料建立寻常的空间场所,这些寻常的元素来源于民间生活的空间,拒绝展示性,突出实用性和平常性。
而方言景观则试图保留地域文脉的多样性,就像保留方言这种非物质文化形式一样。
对平民化的关注源自普遍的城市开放空间从纪念性向实用性的转向。
刘晓都、孟岩、王辉在《景观设计是意识形态的表述》一文中谈到都市实践的“都市填空”计划的目标之一是针对当代城市政治空间,如何用景观设计的手段使之平民化。
俞孔坚等所著的《人民广场(都江堰广场案例)》一书解读了景观设计如何使城市广场成为市民寻常生活的参与空间。
对人性化的关注还表现为人性场所的设计,这依赖大量的调查、分析以及经验,表现为在空间尺度与结构的把握,场地色彩、微气候的营造,以及行走、逗留空间的设计,还包括不同人群的偏好和针对弱势人群的关照,及针对残疾人的无障碍设计等等,马特·
斯鲁格先生在多篇文章中批评了中国的盲道设计,并警示如果盲人依赖于中国的盲道系统,有可能失去生命。
4.3.3当代艺术的介入
“当代艺术”无固定形态,不仅仅作为一种形式存在,当代艺术创作同时也体现了一种观察和理解并反映当代问题的行为,当代艺术的创作以不拘泥于特定的艺术创作群体,同时也存在于设计师的实践过程,也即当代艺术介入空间的过程。
对景观设计而言,当代艺术承载了文化的附加和意义的表达,这与以理性为主导的现代主义特征有着巨大的差别,所以说,当代艺术介入到景观设计当中,是当代景观设计实践回应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手段。
当代艺术介入到景观设计中的同时,介入到了日常生活,体现了当代艺术生活化的特点。
当代艺术介入到景观设计中,一方面改变了单一的中国园林美学的古典范式,同时又在当代景观设计吸收现代主义运动营养的同时,以后现代主义的丰富性和多元化为表达要义,这使得当代景观设计具有了极大的创作自由度。
4.3.4新价值观主导下的审美转向
审美以较高形式反作用于实践过程,中国当代景观设计在颠覆和离弃传统美学的同时,在语言形式和建构的层面吸取了现代主义的营养,同时当代艺术的介入又增加了其丰富性,而当代景观美学的最大转变源于价值观的转变。
生态学的崛起和人性化的释放导致传统的带有精英式和永恒性的美学形式发生转向,通常,美是通过大量的重复与提炼的过程,最终使事物熟悉化和舒适化而获得的,它依赖于比例、色彩和语言之间的高度协调,和谐、稳定及平衡是其要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的“精致”也是美的重要特征。
但新价值体系的建立导致了美学的转向,其背后涌动着的是自然规律控制下的生态美,以及生态危机。
生态美被当代景观设计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可能是杂乱的、无序的,但是具有生命力的。
野草之美是被符号化了的当代景观美学转向的一个重要特征。
景观美学在生态伦理语境中的极端是伦理化美学的产生,一种被基朗与蒂伯雷克称作伦理化的美学,要求重新思考并设置设计的次序,认为美的产生次序来自于内而不是外。
设计先要探寻创立某一事物与物质世界之间的美学联系的深层内部结构,再利用这种美学去赋予事物以形式。
伦理化美学的形成依赖于从景观建筑的最深层到最表层来进行的彻底塑造。
4.412个团队及设计师的实践及作品评述
运用当代的设计语言,应对景观触及的当代社会、环境及文化问题,是景观设计当代性的体现。
在过去十年景观巨变的洪流中,当代景观设计不乏闪光的作品,但在媒介中展现出来,并引起关注和讨论的作品的确存在于一个小众的范围中,这里从“当代设计语言”、“生态性”和“人性化”三个角度,选择了十二个设计团队和设计师的十九个建成作品和一个展览,试图对其进行在当代语境中的剖析,进而呈现中国十年景观设计的“当代性”探索的图景,并思考这些作品在当下语境中的意义。
这些作品的选择方式和被选择的作品又同时具有缺憾,一个方面是“当代设计语言”这一要素对作品的过滤,而对当代设计语言的认知上,又被作者加上了形式上纯粹的要义,过滤掉了那些折衷主义设计手法的作品,某些设计语言上平庸的实践同样也很好应对了人性化与生态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被选择的某些作品缺乏对生态性的关照,这其中有其场地语境上的限制,亦有观念的差异。
但两者之间的矛盾恰恰昭示了中国十年普遍的当代景观设计实践,始于形式上的变革和设计语言上的探索,止步于生态设计,当然被选择的案例中不乏以生态设计为先导的作品。
同时,被选择的某些设计师或团队的实践并不具有典型性,某些设计师的实践也仅以少量的作品呈现,但选择的前提在于其作品在实践过程中所具有的严肃的思考性,并将思考性在作品中恰当地表达出来。
4.4.1俞孔坚及土人与北大团队的实践及作品
在过去十年中,俞孔坚及土人与北大景观团队的实践和探索对中国当代景观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团体不断以理论同实践结合的方式进行创作,批判性、颠覆性和建构性的并行是其实践的重要特征。
以下的四个不同阶段的作品体现了这个团队的实践过程及观念。
中山岐江公园、浙江永宁公园、沈阳建筑大学稻田景观、红飘带——秦皇岛汤河公园四个案例是不同年度的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奖(ASLA)获奖作品,四个案例被巧妙的冠之以四个带有诗意性的主题,分别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漂浮的花园、将稻香融入书声、绿荫中的红飘带。
中山岐江公园是俞孔坚及土人团队进入大众视野的第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岐江公园的主题理念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在中国开创性地将现代工业遗存定位为遗产,并使之以新的形象走入大众的日产生活,岐江公园将生态性、当代艺术和平民化的空间结合在一起,并建立起新的设计语言,纯粹的直线、斜线式的大构图打破了传统园林曲径通幽的意向,将空间的潜能向平民释放出来,系列盒子的运用表达了穿越与围合的场所魅力,设计语言和元素的重复运用强调了韵律之美,中山岐江公园是一个综合性的作品,是中国景观设计对当代性探索的完整体现;
漂浮的花园——浙江永宁公园是对城市水系渠化和工程化的颠覆与批判,将工程景观还原为生态景观,并且与洪水为友的理念赋予了景观的可变化性;
沈阳建筑大学稻田景观通过对景观绿化主体材料从需维护的观赏植物到农作物的置换,实现了设计观念的重建,赋予了景观以生产性,表达了对当代可持续发展中能源问题的思考;
红飘带——秦皇岛汤河公园,是观念与立场碰撞的升级,对环境的最少破坏原则形成了一条最少介入的、绕过树木的红飘带,同时又将人在环境中的创造做了极致的表达,在一个绿色的环境中运用了带有刺激性的红色,最少的介入和最大限度地运用话语即表达了景观设计应对自然环境的立场。
俞孔坚及土人与北大景观团队的实践指向中国当代的宏观问题,在反对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俞孔坚却以批判的方式致力于宏大理论的建构,将当代景观设计的实践引入到社会责任的范畴。
4.4.2王向荣及多义景观的两个作品
王向荣及多义景观的实践与探索得到了景观设计专业界的持续关注,从德国卡塞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王向荣回到母校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任教授与副院长,并成立自己的设计公司——多义景观。
王向荣在较早的中关村科技园的设计中,将极简主义的形式和带有工业化痕迹的设计元素相结合,并将之融入到生态的湿地环境中,其简约、严谨,呈现一种极简主义的生态性。
在厦门园博园竹园的设计中,王向荣将带有中国性特征的元素与其一向简约的设计手法相结合,以白墙、白沙地、钢格栅路径、黑色石条和被认为是中国精神的代表元素之一的竹子等元素,围合了一个具有强烈中国意味和当代性的开放性园子。
4.4.3朱育帆的两个作品
朱育帆任职于清华大学景观学系,其设计的香山81号院获得了2008年度的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奖的住宅类荣誉奖,香山81号院是一个联排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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