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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包括文学在内,但主要是指关于政治道德方面的言辞。
一、儒家的文艺观
儒家代表孔子、孟子、荀子都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文学理论批评,形成了儒家的文艺观点,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批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孔子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是儒家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
他的文艺观点有:
1.孔子论《诗》
《论语》论《诗》18次,孔子是《诗经》学与《诗》学批评的实际开创者。
孔子主“仁”,重“礼”,崇“乐”,尚“中和之美”。
(1)《诗经》与修养相联系,文学的修身作用:
《论语·
泰伯》: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阳货》: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2)注重德行和伦理社会。
他主“仁”、“礼”,重视德行,《学而》:
“子贡曰: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
‘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他还主张社会的等级秩序,主张伦理,如《阳货》:
“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3)尚“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是儒家最基本的文学批评尺度和审美价值标准。
要求文学创作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合理地节制情感,含蓄地表达思想。
要去否去泰,防止过犹不及。
八佾》: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强调的就是中正、和谐的中和之美。
还主张“思无邪”,《论语•为政》载,“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
”“思无邪”之主旨是指《诗》之思想内容、语言音调的中和之美而论,强调“文质彬彬”。
(4)兴、观、群、怨系统的文学观念(也可名词解释)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在《论语·
阳货》里提出来的,文中说: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是孔子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的高度概括。
兴,是“引譬取类”,指诗之启迪、鼓舞、感染读者之艺术魅力而言。
朱熹注:
“感发志意”、“托物兴辞”。
观,指就文学的认识作用而言,侧重在诗歌所反映的社会政治与道德风尚状况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与感情心态。
郑玄注:
“观风俗之盛衰。
”朱熹注:
“考见得失”。
群,指诗能团结教育组织群众的社会功能,以引导群体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孔安国注:
“群居相切磋”朱熹注:
“和而不流”。
怨,就文学作品的干预现实、批评社会,促进政治改善的作用而言。
“怨刺上政。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文学的社会作用做了相当全面的分析,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诗的实用性,强调诗在政治、外交上的作用。
子曰: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
2.言辞的观点
(1)“辞达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
辞达而已矣。
”意思是说,文学作品的语言只要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即可,反对超出达意需要的浮词艳藻。
表面上看来,孔子似乎不重视文采。
但实际上,孔子又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情欲信”、“辞欲巧”,可见,他是重视文采的。
因此,辞达绝非简单地忽视形式。
(2)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质之辨
孔子论文主张“文”与“质”并重,要求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
雍也》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以“善”和“质”表示文艺的内容,以“美”和“文”表示文艺的形式。
“尽善尽美”和“文质彬彬”是孔子认为的形式和内容的理想关系。
它与“中和”之美的关系非常密切。
“尽善尽美”是在评论音乐时提出的,“文质彬彬”是在论述人的伦理品德和品质时提出的。
但二说都被引申为文学与形式关系的论述。
孔子不仅要求文学的内容真实可信,而且要求形式美赡巧妙,总体上是文质并重。
(3)德、言的关系
《宪问》“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一个人有德行,有修养,就一定会有好的言论、好的著作传世,可是反过来,一个有好的言论、好的著作传世的人却不一定就很有道德、修养。
(二)孟子
1.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说是孟子在《孟子·
万章下》中提出来的说法: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知人论世”,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防止主观臆断和片面偏颇。
涉及到了文学批评的社会学方法,较为客观和公允,成为中国文学批评方法论体系中的金绳宝筏。
2.以意逆志
孟子的“以意逆志”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
孟子在《孟子·
万章上》中说: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提出了“以意逆志”说。
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说诗者(即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死扣字眼,也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
必须根据作品全篇,用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来意图。
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接近于还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
3.知言养气说
这是孟子在《孟子·
公孙丑上》中提出来的: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具有高尚道德品质而形成的一种崇高的精神气质蕴涵),才能有美而正的言辞。
这实际上就是说,作家要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然后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
孟子的“知言养气”说,被后人在文论中广泛引用,形成了中国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
养气说对后世影响很大。
后人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气与言、道德修养与文学的关系的。
如,曹丕之“文以气为主”,刘勰之“务盈守气”,韩愈之“气盛言意”,苏轼之“文者,气之所形”,南宋魏了翁之“辞根于气”,明方孝孺之“气畅辞达”等。
(三)荀子
荀子是战国后期的重要的思想家,荀子是儒家经典的主要传播者。
1.对道、圣人、经典的态度:
明道、征圣、宗经的先声
荀子主张宗经、征圣、明道三位一体,以“明道”为核心。
一切言论、行动,包括文学都应该合乎“道”。
“道”是最根本的、最高层的,要了解道必须通过学习圣人,以他们为榜样,同时要将圣人的经典世伟典范。
“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认为儒家的《诗》《书》《易》《礼》《乐》经书囊括了天地之间一切道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
在中国文学及其批评史上,荀子开创了中国古代宗经、征圣、明道思想的先声,对后世影响很大。
2.关于言辞辩说的议论:
(1)重视言辞辩说:
认为“君子必辩”,“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美好的言辞使人们注重道德风尚,“志好之,行安之,言乐之”
(2)重视形式:
荀子指出要以严肃诚实的态度对待言辞辩说,要加以譬喻、分析,应和美,愉悦地进行表述。
(3)内容要求:
A.荀子认为积累语词发为言辞是为了表述心态和事理,与人沟通足以相通即可,不应该故作炫耀其辞,反对徒事华辞。
B.将文辞分为圣人之言和小人之言。
圣人之言完美,“如珪如璋”,而小人之言“君子不听”,“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
C.特别强调道,道的实际内容就是礼仪。
辩须“法乎天,顺乎礼义”。
(4)言和政治密切相关,不同的言对政治起到不同的作用。
3.关于“乐”的理论
(1)关于音乐的产生:
音乐起源于人的灵感。
《乐记》: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声成文,谓之音。
”在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艺术是情感的表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2)音乐对人的教化感染作用:
“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音乐的巨大感染力就在于寓教于乐,“可以善民心”,“移风易俗”,促进“民和睦”相处。
(3)音乐与政治的关系:
音乐可以表现政治的治乱,可以改变社会。
它对整个社会的民情风俗乃至国家的安危治乱发生直接影响。
“故先王遵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修其形,正其乐,而天下顺矣”
(4)音乐对社会象征作用,能反映出时代社会的风貌。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4.提倡中和之美
《劝学》:
“乐之中和也”《乐论》:
“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荀子反复强调“中和”,也就是指将各种相异或对立的事物调和起来,达到一种和谐状态。
一方面是说,艺术是兼收并蓄的,而对于人来讲要懂得胸怀的宽容;
另一方面,艺术以和谐为美,对于人来讲要懂得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要协调运用而非将其极端化发展。
二、道家文艺观
先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文艺思想是与儒家并驾齐驱的一个大派别,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主要的文艺观点有:
(一)崇尚自由。
追求精神自有的生活态度。
老庄都主张自有的生活态度。
《庄子》书中特别体现出要求摆脱束缚、追求精神自有的生活理想。
《庄子·
秋水》宁愿“生而曳尾于涂中”也不愿“死而留骨为贵”。
《老子》《庄子》中都体现出追求真纯人格、反对虚伪矫饰的精神。
他们追求物我一体,天人合一,认为人只有“顺物自然”、自然无为,才能实现自由精神的张扬。
(二)崇尚自然无为。
崇尚自然是《老子》《庄子》中的核心观点。
老子认为“无为而无不为”是“道”的基本特征,强调顺应自然。
“以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庄子崇尚“天地之美”,就是自然之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天地之美”的本质特征,就在于自然无为。
他们都主张任自然、任真,这对后人崇尚本色天然之类有了重要作用。
(三)言意之辩
庄子对于言意关系的看法是“言不能尽意”和“得意而忘言”说。
(1)庄子的“道”具有非语言能认知的模糊性,所以庄子主张以“无言”来体悟“道”。
具体到文艺创作中,便直接表现为“言”与“意”的关系问题。
(2)庄子认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
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
”所以要从“言”外、“意”外去体悟“道”的形象性。
“言”既然不能尽“意”中之“道”,则“言”其实也就难以尽“意”。
(3)解决这问题的关键在于“得意忘言”。
庄子认为:
“言”是“意”的基础,领悟到“意”就是超越于“言”。
即不要拘泥于表面的语言文字,而应去探寻文字以外的真正意义,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启发人们运用比喻、象征、暗示等方法,来想象和联想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
它要求艺术形象必须是具象与抽象、确证性与模糊性的统一。
(5)庄子提倡“得意”、“忘言”的审美创造,以期达到“荒唐之言”与无形之道妙契无痕、自然弥合的艺术境界。
(四)虚静、心斋、坐忘(名词解释)
“虚静”说是庄子强调的体道的方法和途径,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
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认为实现虚静的方法是“心斋”、“坐忘”,必须在“绝学弃智”,从内心深入把握整个宇宙万物,洞察它的变化发展规律,进入到一个“大明”的境界。
“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深远,被广泛地运用于诗书画乐等领域。
“心斋”“坐忘”是庄子提出的体道的良好总方式。
人世间》:
“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虚。
虚者,心斋也。
”即文艺创作主体在感知事物的过程中由耳、心、气、虚的经验观照就是“心斋”。
大宗师》说: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即文艺创作主体在感知事物的过程中摆脱身心的欲求就是“坐忘”。
“心斋”、“坐忘”名虽为二,实则为一,其根本所在就是要求文艺创作主体通过直观经验去领悟、体验、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超越现实获得“道”的精神自由境界。
质言之,文艺创作主体的审美态度必须达到物我两忘、虚静空灵的精神境界。
对后来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五)浪漫风格的刻画
天下》是最早对于浪漫主义做出了论述: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
”虽然是庄子评价自己文章的风格特色,但却代表了浪漫主义的特点:
雄奇怪诞的艺术意境;
新人耳目的寓言故事;
炽热动人的诗人气质;
出乎寻常的夸张比喻手法等。
例如,庄子的“物化”观念,庄周梦蝶;
还有《逍遥游》中鲲鹏“扶摇直上九万里”,给人一种奇特可观的艺术境界。
一、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
“《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提出了“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发愤著书的产物。
在司马迁看来,主要是为了达义通道,一是作者的崇高志向与抱负不能施之于事业,没有在实际上实现,这才借“述往事,思来者”的著作作为寄托。
二是作者的志向就是要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提出自己的系统理论观点“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发愤著书”说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
二、历史上对屈原及《离骚》的评价
汉朝,围绕着屈原及其离骚的主要思想和艺术特色展开了一场讨论,主要有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和王逸等对此有不同的态度。
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次重要的文艺理论的针锋。
1.最早对屈原和《楚辞》做出评价的是贾谊,他在《吊屈原赋》序中曰:
“谊为长沙王太傅,既已谪去,意不自得;
乃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
”他充分地肯定了屈原的为人,赞扬了他不向黑暗现实妥协,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高尚精神,但是他并不赞成屈原过于执着,甚至自沉。
2.之后淮南王刘安也对屈原及其作品做了全面评论。
A.对屈原作品的评论突出了“怨刺”的观点,强调《离骚》是要通过回顾历史,“以刺世事”,继承了《诗经》的传统。
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稚》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B.赞扬了屈原高洁的品格,与统治者不合作,出淤泥而不染,“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
C.对《楚辞》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之处其特点是寄托深远的比兴手法。
但是他将《离骚》与《诗经》比较,使屈原的情感精神艺术笼罩在汉儒经学范围内,这在提高《离骚》地位的同时,又表现了一定的保守性。
3.司马迁继承了刘安对屈原的高度评价。
A.第一个为屈原立传,但不是站在汉儒的立场上附庸经意,而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眼光对屈原的人格精神和作品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推崇屈原的志气、赞美屈原的人格、同情屈原的不幸,认为屈原可与日月争光,出淤泥而不染。
B.高度评价《离骚》的艺术成就,运用了比兴、象征、喻托手法,方法,同时“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还对屈原的人品和诗品作了更为精当的批评,“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后,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C.挥刘安“怨刺”思想,进一步突出《离骚》“盖自怨生也”,“发愤著书”说即在此基础上形成,强调说明《离骚》乃因“忧愁幽思而作”。
司马迁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来论述屈原之赋《离骚》的创作缘由,显然是精到之见。
4.扬雄对屈原的品格和作品也做了较详细的论述。
A.扬雄肯定了屈原的高尚品格和作品的感人力量,说:
“悲其文,读文未尝不流涕也”。
他认为屈原“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即屈原高洁的人格表现在作品中是瑰丽多姿的言辞。
B.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屈原缺乏儒家明哲保身的态度,认为他不够明智,不应该对朝廷采取弃绝的态度。
他既表示同情,又对其自沉汨罗明确持批评的态度。
作《反离骚》以此开了反《离骚》之先河。
5.班固以是否符合儒家规范为标准对屈原及其作品做了不同于刘安和司马迁的评价。
A.他认为屈原是忠正之人,人格高尚。
但是,他又指出屈原不懂得明哲保身,而且“露才扬己”“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认为他“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
班固对他给予了批评。
B.在对屈原作品评价方面,在文学内容上,班固反对通过作品批评统治者;
在文学形式上,班固对屈赋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奇异想象和独特手法并不欣赏“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而以不合经典为由加以否定;
在艺术风格上,班固显然认为屈原诗风过激,不合儒家“中和”之美与温柔敦厚之旨。
6.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对屈原及其辞赋作了全面的肯定,并系统地批驳了扬、班对屈原的指责。
A.批驳班固指斥屈原“露才扬己”“全命避害”“明哲保身”之说。
认为人臣所具有的道义,应该以忠贞正直为最高尚。
以坚持气节为最贤德。
用正直的语言来保全国家而不惜杀身成仁是应该赞扬的,“绝世之行,俊言之英也”。
B.认为《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引类譬喻”,说屈原作品奇异的写法是有所比喻和寄托的对屈原作品来说,而屈原之词“其言博”“其识远”,是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
反驳班固关于屈原之诗多“虚无之语”“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之论。
不过王逸也是以符合儒家经义为标准尊《离骚》为经的。
王逸是汉代第一个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全面整理和研究的人,也可以说是秦汉以来楚辞研究的总结者。
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始祖。
从汉代文学的这场评论来看,各个评论者对屈原的浪漫主义特色的理解还缺乏明确的认识。
他们注重的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否定一方认为他荒诞、虚无,肯定一方却把他依附于五经六义,这说明在汉代,人们对文学的风格特点还没有明确的认识。
文学仍然处于经学的控制之中。
但是,评论者都高度赞扬了屈原高洁忠贞的爱国主义精神。
三、《毛诗序》
《毛诗大序》指《诗经》第一篇《关雎》的小序后面的一大段较长的文字,它吸收了传诗经生们的意见,产说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可以看作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
1.论诗歌的产生和性质
《毛诗序》进一步发展了荀子《乐论》、《礼记·
乐记》以来的情志结合的思想,比较明确地指出了诗歌通过抒情来言志的特点。
A.情志合一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道出了诗的性质和产生原因,将“诗言志”和“诗言情”统一起来。
B.同时,它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进一步深化了。
“发乎情”是好的,但是,“止乎礼义”影响到诗歌创作,成为了经学的附庸。
2.论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
在《荀子·
乐论》和《礼记·
乐记》强调过诗乐的教化作用。
《毛诗序》对其继承和发展。
A.《毛诗序》认为诗是社会的反映“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B.还认为诗对社会有着教化的作用。
“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进一步说明了政治道德、风俗和音乐诗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受到《左传》季札观乐的影响。
C.提出了“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讽谏说。
讽谏说的标准:
主文谲谏,就是用委婉曲折的语言来讽谏。
一方面认为统治者应当利用诗歌来教化人民,维护所需要的道德风尚、社会风气以巩固统治秩序;
另一方面认为臣下应当用诗歌对君上进行讽刺、劝谏,以改良政治,是对孔子“诗可以怨”的继承。
为后世文学家用文学创作批判社会黑暗提供了理论依据。
3.对“六义”“正变”的阐释
《毛诗序》沿袭了《周礼》中的六义提出的“六义”的说法,并对风雅颂进行阐释和论述,由此产生了“变风”“变雅”的提法。
A.“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是诗的种类,“赋比兴”是诗的手法。
《毛诗序》说: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对于赋比兴,《毛诗序》没有太多解释,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说: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今人比较认同朱熹的说法。
B.变风变雅说。
“变”,指时世由盛变衰,政纲大坏。
《毛诗序》云: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认为《国风》中《邶风》以下十三国风为“变风”,但《幽风》有描写西周初期周公东征之事;
《大雅》中《民劳》以后的诗与《小雅》中《六月》以后的诗为“变雅”,但其中亦有赞扬美政者。
正变说反映了汉儒将作品与政治、社会历史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的批评方法。
所以这种以时间为界而不以政教得失为准而论“变风变雅”的分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总之,《毛诗序》不但确立我国古代抒情言志的传统,而且还系统地论述了文艺所具有的美、刺作用,并且总结了诗歌的体裁与表现手法。
它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在先秦文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
这些,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四、扬雄文艺观点:
扬雄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倡导文学创作必须符合儒家之道,以圣人为榜样,以六经为楷模,并对司马迁和汉大赋做出了一定的论述。
1.对征圣、宗经的主张。
扬雄认为“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
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人们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应该以圣人为标准。
圣人虽然已经不在人世,但是他们的书依然存在,人们应该以圣人为经典的模范,以从圣人的书中懂得什么是圣人之道,从而找到自己言论行动的标准。
2.对赋的评价
扬雄本人是汉代大赋极为重要的代表作家。
他对汉赋的认识有个变化的过程。
A.他早年喜欢赋,后来,他发现辞赋是“劝百讽一”,它的讽刺效果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铺张华丽的描写却影响很大,结果是欲讽反劝,起到相反作用。
于是,他认为赋是“童子雕虫纂刻”“雾縠之组丽”。
B.他要求内容和形式上的统一。
把赋分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两大类,认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认为诗人之赋合乎法度,有利于教化;
辞人之赋不符合儒家道德规范标准,过分铺张扬厉,以缛丽淫辞去取悦读者。
扬雄反对形式上的铺张而忽略了内容上的针对性。
他对汉赋艺术形式之美的否定,出于一种文学批评标准的功利主义的狭隘性。
3.对屈原离骚的评价(见其他)
总之,扬雄站在儒学立场上对征经、宗圣、汉大赋以及屈原做出了论述,反映了汉代儒家的文学观。
五、王充《论衡》
故夫能说一经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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