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社会保障的经济效应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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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
退休职工人数
:
人均养老金
Ne:
在职(缴费)职工人数
W:
平均工资
θ:
费率
Wθ:
在职职工人均缴费
即:
退休待遇总额=在职人口缴费总额
变形为下式:
·
=θ
这是收支平衡式。
从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在平衡状态下,如果人口结构保持不变,通过代际之间的转移支付实现的收入再分配是公平的。
如果在职的时候人均缴费高,退休后人均待遇就高。
⒈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代际间收入分配的公平。
比如,
变大了(即老年抚养比提高了),要保持平衡关系,
就需要变小,如果
不变,Wθ就得变大。
这意味着,下一代的养老负担就要加重。
如果人口不断的老化,各代人的负担就会不断的加重。
反之,则相反。
影响人口结构
的因素:
人口出生率、就业率、退休年龄、平均寿命。
这些因素都要影响代际之间的分配。
⒉替代率影响代际间收入分配的公平。
比如
变大了,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要保持平衡,费率θ必须提高。
这意味着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将加重。
影响替代率
经济增长速度、养老金调整方法。
(二)现收现付制的代内分配功能
典型的现收现付制,一般是按职工工资收入的相同比例缴费,然后,按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相同标准发放养老金。
由于不同个人的工资收入不同,必然发生由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转移收入的情况,由此改变初次收入分配的格局。
设
为人均养老金,高收入者的人数及平均工资分别为N1和W1,
低收入者的人数及平均工资分别为N2和W2,不考虑收入代际转移的因素,则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Tr为高收入者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与其养老收益的差额。
低收入获得的转移收入也是这个差额。
以公式表示为:
Tr=N1(W1θ-
)=N2(W2θ-
)
影响代内分配的因素,工资水平的差异外,还包括工作人口参加工作时间的长短及退休人口退休后的余命的长短。
通常情况下,高收入阶层的家庭成员享受更长时间的教育而进入工作期较晚,缴费时间缴短;
同时,有较好的生活、医疗和保健条件,平均寿命要长于低收入家庭成员。
在美国,低收入者的死亡率是高收入者死亡率的5倍;
在荷兰,最高收入阶层人口的预期寿命比最低收入阶层人口的预期寿命长7年。
因此,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在进行代内的收入再分配时,有可能出现低收入者向高收入者的收入转移,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平的收入再分配。
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的代内分配效应取决于上述三个方面:
即工资收入差别、参加工作时间长短的差别和退休后余命的差别的综合影响。
由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口工作时间、退休后余命的差异一般比其收入差异小,因此,总的来说,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通常有利于低收入者。
当然,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有不同的具体实施方法。
从缴费看,有累进比例缴费或者类退缴费比例;
从受益看,有按退休前工资比例发放、按基本生活需求发放、按老年人的资产状况发放等。
不同的缴费和发放方法,对收入分配有不同的影响。
(三)现收现付制养老制度可持续运行的条件
按照萨缪尔森的分析,在退休年龄和平均寿命不变的条件下,老年人口的比例由人口增长率决定;
工资水平以经济增长率为基础,并直接影响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消费水平。
如果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都不发生变化,由下一代负担上一代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就可以无限地运行下去。
在这种条件下,参加现收现付的养老金计划,每代人都可以获得约等于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的“生物收益率”。
如果人口增长率或工资增长率不断下降(人口老化或替代率提高),要履行向原来缴费人口支付养老金的承诺,就必须不断提高缴费率,否则,就会发生支付危机。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生物收益率”概念和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制度可持续运行的条件,下面做一些简单地数学推导:
设第一代在职工作人口数为P,平均工资收入为W,政府对他们的工资课税税率为θ,则政府对他们征收的养老税金额Pt为:
Pt=PWθ
在现收现付制下,第一代退休后由第二代提供的养老保险税(费)供养。
当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分别为ρ和δ时,第一代工作人口退休后可从政府获得养老金收入Pr为:
Pr=P(1+ρ)·
W(1+δ)θ
当人口增长率ρ和工资增长率δ为正数时,第一代工作人口退休后可从政府获得的养老金收入Pr大于政府对他们征收的养老税金额Pt。
这个比率是:
Rp=
-1=
-1
=(1+ρ)·
(1+δ)-1
≈ρ+δ
其中,Rp=ρ+δ就是所谓的“生物收益率”,实际上就是上一代人缴纳养老金的回报率。
在退休年龄和平均寿命不变的条件下,ρ和δ为正数时,每一代参加养老保险的人都能获得大约ρ+δ的回报。
当ρ和δ下降时,要兑现政府的养老金承诺,就只能提高在职人口的费率,否则,就会发生支付危机。
1966年,亨利·
艾伦在萨缪尔森“生物回报率”概念的基础上,应用生命周期消费函数,进一步分析了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实现资源配置代际帕累托最优的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大于市场实际利息率。
即生物收益率大于市场实际利率。
按照艾伦的分析,一个人成年后的生活分为工作期和退休期,如果个人储蓄养老,并按政府的税率进行个人储蓄,个人储蓄的收益率为市场实际利息率r,当生物收益率大于实际市场利率,即Rp>r时,意味着个人参加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的收益率大于或等于个人储蓄养老的收益率,个人参加养老保险可以改进其福利水平,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
否则,当Rp<r时,个人参加养老保险的收益率不如个人储蓄的收益率,不但能改进其福利水平,还会使福利受损,不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
有劳动者或用人单位从各自的收入中向职工的个人帐户缴纳规定数目的供款,由一定的机构集中用于投资,将供款及投资收益作为参加保险的人的养老基金,谁供款谁受益,受益的多少与供款的数量联系。
如果不考虑财政补贴因素的话,这种制度体现的主要是个人在生命周期的收入再分配,起不到在同代人内部公平收入分配的目的。
从长期看,储蓄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相比较,突出的优点是不会造成代际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从货币形态上看,由于是自己为自己提供保障,不论人口比例如何变化,都不会发生强制性的代际收入转移。
正因为如此,被用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实施基金积累制的条件即局限性:
⒈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过渡过程中的两重负担问题
⒉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基金积累制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优于现收现付制。
从货币形态上看,如果集中投资的收益率大于市场利率,它可以实现帕累托配置;
如果集中投资的收益率大于生物回报率,它优于现收现付制。
由于投资具有风险性,因此,基金积累制也具有风险性。
从实物形态上看,无论何种养老制度,都不可能用自己创造的产品为自己养老,而只能以下一代创造的产品为上一代养老。
只有当储蓄积累制能够在微观方面实际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宏观方面有助于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时,储蓄积累制才有意义。
⒊基金制的管理和运营是需要成本的。
据米切尔等人的研究,基金积累模式的管理成本要比现收现付制高。
⒋基金积累制可能是有利于富人的政策。
它有利于增加高收入者老年期的收入。
一是高收入者缴费多;
二是国家的税收减免和承担通货膨胀风险。
三、部分积累制的分配效应
⒈代际、代内、生命周期三方面的再分配。
⒉兼顾代内公平分配和应对人口老化。
⒊双重负担问题
四、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社会最终产品价值——国内生产总值(GDP),从使用的角度看,最终形成消费和投资两大部分。
为了研究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我们把消费划分为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两部分,再把居民消费划分为在职劳动者消费(包括在职劳动者本人消费与抚养子女的消费)和老年人(退休人员)消费两部分。
设定下列符号:
α=
,β=
,γ=
这样,有国民经济总量的恒等式:
GDP=消费+投资
=在职人员消费+退休人员消费+政府消费+投资
=在职人员人均消费(在职人员人数+γ退休人员人数)(1+β)(1+α)
两边同除以在职人数,上式成为:
劳动生产率=在职人员人均消费(1+γ老年抚养比)(1+β)(1+α)
将上式动态化,以下标1表示报告期,下标0表示基期,则:
劳动生产率指数=
(1)
假设γ、β、α不变,且δ=
为在职人员人均消费指数,则上式可以简化为:
劳动生产率指数=δ·
(2)
如果劳动生产率不变,即劳动生产率指数等于1,则有:
=
上式表明,老年抚养比变大,在职人员消费就变小,且由于假定γ不变,退休人员的消费也要变小。
(一)现收现付制对储蓄的影响
⒈马丁·
费尔德斯坦的观点:
“储蓄挤出论”
哈佛大学的马丁·
费尔德斯坦1974年提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再分配功能,可能会挤出个人储蓄,从而,降低国民储蓄率,减少经济增长所需的资金积累,这种现象被称为社会保障的挤出效应①。
马丁·
费尔德斯坦认为,社会保障会通过两个方向相反的力量影响个人储蓄。
一个力量是“挤出储蓄”的,即人们既然可以从公共养老金计划中获得养老金收益.就可能减少为退休期消费而在工作时期积累财产的需要.这叫做“资产替代效应”;
另一个力量则是“挤进储蓄”的,即由于现收现付制提供了较为安全的退休待遇,可能会诱使人们提前退休。
提前退休则意味着工作期的缩短和退休期的延长,这反过来又要求人们在工作期有一个比较高的储蓄率,这叫做“引致退休效应”。
个人储蓄的净效应就取决于这两个方向相反效应的力量对比。
如果资产替代效应大于引致退休效应,个人储蓄就会减少;
如果引致退休效应强于资产替代效应,则个人储蓄就会增加。
①
挤出效应的实质在于:
一个公共养老金计划向个人提供了退休后有一定养老金收入索取权的制度化保证。
这就使个人有条件减少他在工作期间为退休后生活而积累的一部分个人储蓄。
关于资产替代效应的推导:
费尔德斯用简单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理论分析。
假设人们没有遗产,并把人的生命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工作阶段,收入为Y,其中,T为缴纳的社会保障税,所以,税后净收入应为:
Y-T。
其中,消费C1,其余被储蓄。
在第二阶段,人们因退休而失去收入,这时,假设人们的退休年龄不变。
第二阶段的消费为C2,是由社会保障和以往所积累的储蓄来提供资金。
如果B是社会保障的给付水平,r是第一阶段储蓄的净收益率,那么,C2可以表示为:
C2=(Y-T-C1)(1+r)+B
上式两边同除以1+r,得到:
C1+
=Y-T+
既一生消费的现值(左边)等于一生的财富(右边)。
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这种财富量应为Y,即T和B都为0。
如果有社会保障,财富量的变化由福利收入与支出的差的净现值决定,在现收现付制下,福利收入与支出的差的净现值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
由于社会保险
-T而引起的一生财富的变化量被称为“社会保障财富”。
对于那些在计划刚开始实施阶段就就退休的人来说,一定是正值。
从长期来看,社会保障财富的正负取决于GDP增长率g和私人储蓄收益率r之间的关系。
在按工资指数化调整的情况下,因为工资与经济增长率有很高的正相关性,所以,B=(1+g)T,社会保障财富将等于:
-T=(
-1)T
如果g大于r,社会保障财富为正,否则,社会保障财富为负。
社会保障财富为正的情况下,会增加一生的财富,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人们会增加年轻时候的消费,从而减少储蓄,这就是所谓的“资产替代效应”,即用社会保障资产替代了储蓄,从而使储蓄减少。
(参:
[美]鲍德威、威迪逊:
公共部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
挤出效应成立的前提条件是:
第—,个人储蓄的目的只是把自己工作时的收入转移到退休之后消费,不存在任何代际转移行为,储蓄仅源于消费动机,否则,挤出效应不能成立;
第二,个人在其生命周期收入一定的前提下,工作期消费和退休期消费的边际替代率(退休期增加一单位消费的效用/工作期增加一单位消费的效用)要小于1,他总是更偏好于当前消费,否则,挤出效应就不能成立。
⒉巴罗的观点:
中性理论
巴罗①认为,如果不同的人都具有相同的偏好、工作岗位、禀赋、税负及社会保障缴费率,那么退休年龄就不会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引入而受影响(事实上,如果所有人都提前退休,要维持一定的替代率,缴费率就的提高;
或者,不提高缴费率,替代率就的下降。
如果是这样,提前退休就没有什么好处了。
否认了退休引致效应)。
如果存在遗产动机,也就是私人储蓄并不仅仅为个人进行(否认了资产替代效应)。
因此社会保障对于个人储蓄的挤出效应应该为零。
因此美国的个人储蓄因社会保障而减少的比例也许不会有费尔德斯坦所估计的那么大(R.J.Barro.1978)。
人们对社会保障挤出效应的争论不仅存在于理论研究领域、同样也反映在大量的实验研究中。
费尔德斯坦等人的经验研究证明了挤出效应的存在;
但巴罗、科皮兹、戈特等人所作的研究得出的社会保障对个人储蓄没有影响,甚至有激励作用的结论,不同程度地否定了挤出效应假设;
斯特雷的实证研究认为,社会保障计划对私人储蓄没有显著影响,而且对不同国家的实证研究证明,在不同国家,挤出效应的大小及存在与否有巨大差异。
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证分析方面,对挤出效应理论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倾向于挤出效应的存在。
世界银行1997年的研究则表明,对发达工业国现收现付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证研究由于数据、时期以及模型的不同而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对发展中国家现收现付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虽然个案较少,但结果都显示,这种财务制度对储蓄的负效应可能也很小,原因主要有:
第一,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小;
第二,缺少可靠的储蓄手段,这就意味着储蓄和资产额较小;
第三,私人的家庭内财富转移会抵消公共转移;
第四,新的养老保险制度缺乏可信度。
所有这些都增强了年轻人为自己老年生活增加储蓄的愿望。
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对储蓄的挤出效应微弱。
(二)基金积累制对储蓄的影响
有不同的认识:
⒈从简单生命周期储蓄模型中得到的结论:
不影响
在基金积累制情况下,工人缴费支出的T将获得一个正常的收益率r,所以,福利收入为B=T(1+r)。
把T(1+r)代入式
(1),有:
=Y
说明该社会保障计划在人们工作时强制私人储蓄了T,但没有改变一生的财富量。
人们将发现,在一生的生命周期中,维持一个相同的有计划的消费水平是最优的。
当年轻时的可支配收入下降了T,消费C1不变,年轻时的私人储蓄因而会全额下降T。
而这种下降会被正好相等的公共储蓄所替代。
这样,在退休时,如同在没有社会保障计划时一样,该工人能维持恰好相同的消费水平C2。
这种消费水平是由一个较低的私人财富和恰好的社会保险的补偿所提供的。
结果,以福利支出形式的每元的公共储蓄代替了每美圆的私人储蓄,国家的储蓄总量不变。
⒉世界银行(1997)的观点:
增加储蓄
实行完全积累制的老年保障计划,—方面要求人们积累一定的储蓄额,另一方面会减弱现收现付制对储蓄的消极影响,从而增加完全积累制对储蓄的促进作用。
世行通过对美国、澳大利亚的职业年金方案及智利、新加坡养老保障制度的研究,认为积累制有增加居民储蓄、促成资本形成的潜力。
⒊戴维斯的观点:
不确定
短视行为是影响储蓄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方面,通过养老金基金的强制储蓄可以提高个人的储蓄率;
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强制储蓄计划都能这样。
如果养老金计划的信用太低或是比其他储蓄计划的风险更大,个人就会设法逃避缴费。
而且,年金市场也可能减少个人的预防性储蓄。
税收的激励作用,仅限于那些储蓄愿望低于公共或私人养老金计划所能提供的储蓄水平的人中位于边际上的那部分,对于储蓄愿望大于这一水平的人就起不了作用。
⒋艾伦的观点:
积累制也许可以促进储蓄,提高经济增长,但这个结果却并不一定发生。
老百姓也许会通过减少其他形式的储蓄来抵消部分或全部积累的储蓄。
政府可以通过大量赤字或者减少政府运行的节余来抵消部分或全部储蓄积累。
由于建立社会保障储蓄的成本很高,国有企业也许会减少对自身的投资。
可见,基金积累制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个人储蓄行为的影响比现收现付制要复杂。
假定一个既定供款的基金积累制养老金计划,作为一个对个人的部分收入进行延迟支付的机制,它强制工作期的个人进行储蓄,再假定个人的生命期收入和生命期的消费倾向一定,则这种强制储蓄也可能会减少个人的自愿储蓄,因为强制储蓄和自愿储蓄之间具有替代效应。
所以,它对总的个人生命周期储蓄的影响,首先取决于强制储蓄和自愿储蓄之间边际替代率的大小:
如果边际替代率是1,则强制储蓄对个人生命周期储蓄不会有影响;
如果边际替代率不等于1,则强制性储蓄会减少个人自愿储蓄。
(三)经济增长的“黄金律”理论①认为,如果经济是稳定增长的,那么其增长路径与储蓄率无关。
它表明,在——个封闭的经济中.只要资本收益的递减保持在一定水平上,那么经济的稳定增长将与储蓄无关。
因此,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的财务制度模式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即使挤出效应存在,也并不说明现收现付制会阻碍经济增长。
相反,即使基金积累制有增加储蓄的作用也不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因此,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基金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没有优劣之分。
二、不同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②
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离不开特定的经济条件。
经济条件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不同。
这些条件包括:
第一,一国的宏观经济背景,其中最重要的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比关系;
第二,一过积累与消费的现有比例;
第三,一国的文化传统和经济行为特征。
(一)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比状态
根据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比状态,现实经济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需求约束型经济(需求不足,供给相对过剩)和资源约束型经济(需求过剩,供给不足)。
⒈资源约束型经济中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等。
其中,资本由投资而来,投资来源于储蓄。
一国的国民收入等于消费和储蓄之和。
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消费和储蓄此消彼长。
在社会总供给不足的经济中,如何使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如何使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储蓄率,并有利于储蓄转化为投资,以及提高资本的产出率。
现收现付制没有储备基金,不能提高社会储蓄率。
甚至对储蓄有“挤出效应”。
尽管从理论上还不能肯定现收现付制会降低社会总储蓄率,但不可能通过现收现付制来提高社会总储蓄率,则是可以肯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总供给不足的经济,如果没有其他替代措施保证经济增长所必要的储蓄率,选择现收现付制是不民智的。
实行储蓄积累制,政府强制要求参保人进行储蓄,这对提高储蓄率无疑是积极的。
但有三个可能抵消社会总储蓄率提高的因素:
一是个人自愿储蓄减少;
二是企业因缴费而减少投资;
三是现收现付向基金积累制过渡时期政府对隐性债务偿还而减少的投资。
基金制对于资本产出率的提高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工作人口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其假设条件是对工作人口有更好的激励作用;
二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其假设条件是基金通过专业机构的投资运作,比一般的储蓄具有较高的效率。
当然,基金积累制的管理成本比现收现付制要高。
基金积累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上述综合因素决定。
⒉需求约束型经济中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这种经济中,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率,关键在于扩大社会需求。
社会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而且,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
他在社会总需求中占的比例大,且决定投资需求能否持续扩大。
消费需求的大小取决于收入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
投资需求是利率的函数,与利率反方向变化。
假设消费函数为c=α+βy,投资函数为I=e-dr,在储蓄S等于投资I的情况下,有y=α+βy+e-dr,则均衡收入的公式为:
y=
上式中,α、e为常数,y为国民收入,β为边际消费倾向,d为投资需求对于利率变动的反映程度,r为利率。
从公式可以看出,在利率不变或者投资需求对于利率变动缺乏敏感性,则均衡收入水平便主要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
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如何使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经济增长,不在于提高储蓄率,而在于能否扩大有效需求,其中,关键在于能否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状态(差距)和收入增长预期。
与以上两个因素呈反方向变化。
现收现付制不仅可以实现代际之间的再分配,还可以在同代人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这既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又可以起到稳定退休期收入预期的作用,
⑴代际分配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设工作人口的年总收入W,养老保险缴费率为t,工作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为β,退休人口养老金年总收入为P,假设养老金全部用于消费,即退休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则因养老保险收支增加或减少的消费需求量为:
Δc=P-tWβ
即将在职一代的一部分储蓄转化成了为消费。
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其他因素不变,消费需求的扩大,将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
设由养老保险制度增加或减少的国民收入为Δy,则:
Δy=
⑵代内分配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假设工作人口为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两类。
他们的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W1、W2和β1、β2。
由于W1>W2,所以β1<β2,设通过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由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转移的收入为W1t,则由此而增加或减少的消费需求量Δc为:
Δc=W1t(β2-β1)
由此而引发国民收入增量Δy为: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在总需求不足情况下,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扩大消费需求。
其他因素不变,则费率越高,再分配效应越大,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越大。
储蓄积累制不具有公平收入分配的功能,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对高收入者更有利。
如果不考虑对居民自愿储蓄的替代,实施强制性的储蓄积累制,会扩大社会储蓄,提高储蓄率。
假定养老保险费率为t,消费需求因实行养老保险制度而减少的数量为Δc,则:
Δc=-t(β1W1+β2W2)
即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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