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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在其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把组织列为一种能够强化知识作用的新的生产要素,其内容包括企业内部组织、同一产业中各种企业间的组织、不同产业间的组织形态以及政府组织等。
产业组织(IndustrialOrganization)指同一产业内企业间的组织或者市场关系。
这种市场关系包括:
交易关系、行为关系、资源占用关系和利益关系。
对产业组织研究主要是以竞争和垄断及规模经济的关系和矛盾为基本线索,对企业之间的这种现实市场关系进行具体描述和说明。
7.马歇尔冲突
“马歇尔冲突”:
大规模生产能为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性,使这些企业的产品单位成本不断下降、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其结果必然导致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因素不断增强,而垄断的形成又必然阻碍竞争机制在资源合理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使经济丧失活力,从而扼杀自由竞争。
8.SCP分析框架
市场结构:
对市场内竞争程度及价格形成等产生战略性影响的市场组织的特征。
决定市场结构的因素:
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程度和进入壁垒的高低。
市场集中度指标:
CRn、集中曲线和赫菲德尔—希曼指数。
产品差异化程度:
广告密度。
进入壁垒的原因:
规模经济性、进入时的最低必要资本量、产品差别化和绝对费用等。
市场行为:
企业在充分考虑市场的供求条件和与其他企业的关系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各种决策行为。
包括:
价格策略、产品与广告策略、研究开发、排挤竞争对手的行为、卡特尔、暗中默契行为。
市场绩效:
在一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条件下市场运行的最终经济效果。
评价标准:
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利润率水平、与规模经济和过剩生产能力相关的生产相对效率、销售费用的规模、技术进步状况与X非效率、价格的伸缩性及产品的质量水准、款式、变换频度和多样性等。
9.产业组织理论的芝加哥学派
代表人物:
施蒂格勒、德姆塞茨、布罗曾、波斯纳等。
芝加哥学派在理论上继承了奈特以来芝加哥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作用,强调新古典学派价格理论在产业活动分析中的适用性,坚持认为产业组织及公共政策问题仍然应该通过价格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力图重新把价格理论中完全竞争和垄断这两个传统概念作为剖析产业组织问题的基本概念。
以施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认为,即使市场中存在着某些垄断势力或不完全竞争,只要不存在政府的进入规制,长期的竞争均衡状态在现实中也是能够成立的。
芝加哥学派甚至认为,即使市场是垄断的或高集中寡占,只要市场绩效是良好的,政府规制就没有必要。
在这里,芝加哥学派特别注重判断集中及定价结果是否提高了效率,而不是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只看是否损害了竞争。
德姆塞茨等人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批驳了哈佛学派的“集中度——利润率”假说,指出高集中产业中的高利润率是生产效率的结果。
他们注重效率标准,坚信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由于芝加哥学派注重效率标准,因此信奉芝加哥学派理论的人通常被称为“效率主义者”。
芝加哥学派修改了进入壁垒理论,施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是新进入企业必须负担市场中的现存企业不需负担的成本,即新企业比老企业多承担的成本。
由于除了政府的进入规制以外,真正的进入壁垒在实际中几乎不存在,因此市场中的现存企业都面临着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
以施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是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他们坚信唯有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才是提高产业活动的效率性、保证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基本条件。
他们对政府在众多领域的市场干预政策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应尽可能减少政府对产业活动的介入,以扩大企业和私人自由的经济活动范围。
反对政府以各种形式对市场结构的干预。
10.可竞争市场理论
1982年《可竞争市场与产业结构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该理论的形成。
鲍莫尔、帕恩查和韦利格
该理论认为:
良好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效率等市场绩效,在传统哈佛学派的理想的市场结构以外仍然是可以实现的,而无需众多竞争企业的存在。
可竞争市场理论是以完全可竞争市场及沉没成本(Sunkcost)等概念的分析为中心,来推导可持续的有效率的产业组织的基本态势及其内生的形成过程。
完全可竞争市场:
市场内的企业当其从该市场退出时完全不用负担不可回收的沉没成本,从而企业进入和退出完全自由的市场。
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的重要标志是对快速进入缺乏阻止力。
因此,完全可竞争市场条件下理想的竞争,可以作用于所有的市场结构形态。
市场是否是完全可竞争的,仅仅取决于是否存在沉没成本,而与产业内企业数量的多少无关。
沉没成本:
企业进入市场所投入的资本,当企业退出该市场时不能收回的部分。
在完全可竞争市场中,由于沉没成本为零,因此潜在的进入者为了追求利润会迅速地进入任何一个具有高额利润的部门,并能够在现存企业对进入作出反应前无摩擦地快速撤出,而且并不因此耗费特别的成本。
这种进入形式通常被称为“打了就跑”策略(Hitandrunentry)。
潜在竞争压力的存在迫使现存企业无论处在何种市场结构形态中都只能遵循可维持定价原则,而完全可竞争市场的均衡,就是在现存企业的价格和市场地位的可持续(Sustainable)条件下达到的。
这时,有效率的产业组织成为一种内生的结果。
可竞争市场理论依据的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并强调长期分析。
按照可竞争市场理论,在近似完全的可竞争市场中,自由放任政策比通常的政府规制政策更为有效。
在鲍莫尔等人看来,政府的竞争政策与其说重视市场结构,倒不如说重视是否存在充分的潜在竞争压力,而确保潜在竞争压力存在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地降低沉没成本。
第三章
11.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index)。
简称H指数,它是某特定行业市场上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用公式表示为:
12.产品差别化
涵义:
所谓产品差别化,是指企业在其提供给顾客的产品上,通过各种方法造成足以引发顾客偏好的特殊性,使顾客能够把它同其他竞争性企业提供的同类产品有效地区别开来,从而达到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目的。
13.进入和退出壁垒
进入壁垒的两种定义:
一是贝恩提出的,进入壁垒(barrierstoentry)是“和潜在的进入者相比,市场中现有企业所享有的优势。
这些优势是通过现有企业可以持久地维持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而没有导致新企业的进入反映出来的”。
二是施蒂格勒提出的,他认为进入壁垒是新厂商比老厂商多承担的成本。
进入壁垒的构成因素:
绝对成本优势、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政策法律制度、阻止进入策略行为。
市场进入壁垒程度的度量:
描述性指标、阻止进入价格指标。
退出壁垒(barrierstoexit)定义:
就是企业在退出某个行业市场时所遇到的阻碍。
退出壁垒的构成因素:
资产专用性和沉没成本、解雇费用、政策法律的限制。
14.斯塔克尔伯格模型
斯塔克尔伯格模型:
假定是主导企业知道跟随企业一定会对它的产量作出反应,因而当它在确定产量时,把跟随企业的反应也考虑进去了。
因此这个模型也被称为“主导企业模型”。
15.市场协调行为
市场协调行为,是指同一个市场上的企业为了某些共同的目标而采取相互协调的市场行为。
市场协调行为可以分为两大类:
价格协调行为和非价格协调行为。
价格协调,就是企业间关于价格调整的协定和共同行为。
最基本的价格协调形式是卡特尔和价格领导制。
在寡头垄断市场上,某一企业的利润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决策和行为,而且受到其他企业决策和行为的影响。
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使得追求企业利润的企业认识到他们可以通过结成同盟来避免竞争。
若干个企业为达到稳固地垄断市场的目的而结成联盟,这样的组织就是卡特尔。
卡特尔的经济学分析——合作型的寡头垄断模型:
MR(q1+q2)=MC1(q1)=MC2(q2)
卡特尔成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一个稳定的卡特尔组织必须要在其成员对价格和生产水平达成协定并遵守该协定的基础上形成。
第二,取决于垄断势力的潜在可能。
价格领导制,是指在某一产业市场中,一家企业首先改变价格,其他企业则跟随这个企业采取相应的行动。
价格领导的形式有三种模式:
主导企业领导定价模式、串谋领导定价模式、晴雨表式领导定价模式。
市场结构对企业之间的价格协调行为有很大程度的影响:
一般而言,集中度越高的市场上企业之间价格协调就越容易。
16.勒纳指数
勒纳指数:
L=(P-MC)/P
式中:
L——勒纳指数
P——价格
MC——边际成本
第四章
17.产量决策——古诺模型
设在市场上有代号为1、2的两个寡头垄断厂商,他们生产相同的产品,消费者从中察觉不出任何差异。
市场出清价格由两家厂商的总产量决定。
设厂商1的产量为q1,厂商2的产量为q2,则市场的总产量Q=q1+q2。
设P为市场出清价格,则P是市场总产量Q的函数,即反需求函数。
在本例中,我们假定反需求函数为:
P=P(Q)=8-Q。
再假设两厂商的生产都无固定成本,且每增加一单位产量的边际生产成本相等,C1=C2=2,即他们分别生产q1和q2产量的成本为2q1和2q2。
最后,这两个厂商是同时决定各自的产量以达到各自的利润最大化,即在决策前是不知道另一方的产量的。
u1=q1p(Q)-c1q1=q1[8-(q1+q2)]-2q1=6q1-q1q2-q21
u2=q2p(Q)-c2q2=q2[8-(q1+q2)]-2q2=6q2-q1q2-q22
模型的规范数学表示及其解法:
得到反应函数:
q1*=R1(q2)=3-q2/2
结果分析:
这是两厂商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同时独立作出产量决策的古诺模型均衡结果。
这个结果有没有使两厂商真正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从社会总体的角度来看效率又如何?
我们首先来看古诺模型的结果。
在上述例子中,社会的总产量Q=4;
此时两家厂商的利润u1=u2=4,两厂商利润总和为8;
市场出清价格P=4。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
如果两家厂商联合起来像一个垄断者一样在市场上行动,以总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考虑市场的最佳产量,容易求出使得总得益最大的总产量Q*=3,最大总得益u*=9。
将此结果与两厂商独立决策、只追求自身利益时的博弈结果相比,总产量较少,而总利润较高。
尽管双方都了解这种合作的好处,但如没有足够强制力,这种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即这个合作是不能自动实施的。
这里再次呈现集体非理性。
但这个不合作的结果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效率的,因为其增加了产量,降低了价格。
这也就是为什么传统的西方国家的产业规制政策要严格限制垄断的原因。
古诺模型在现实中有很多例子。
如在一个偏远的农产品市场上的两大西瓜垄断种植商之间的产量竞争。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限额被突破。
第五章
18.罗斯托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和经济成长阶段论
罗斯托通过长期研究首先提出了主导产业及其扩散理论和经济成长阶段理论。
他认为,无论在任何时期,甚至在一个已经成熟并继续成长的经济体系中,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保持,是因为为数不多的主导部门迅速扩大的结果,而且这种扩大又产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对其他产业部门的作用,即产生了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包括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效应。
罗斯托的这些理论被称为罗斯托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
19.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
钱纳里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中考察了制造业内部各产业部门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动,揭示了制造业内部结构转换的原因,即产业间存在着产业关联效应,为了解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动趋势奠定了基础。
他的这些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特点的理论总结被称为钱纳里工业化理论。
20.霍夫曼比例
根据霍夫曼比例,即消费品工业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的比例,把工业化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20世纪30年代提出:
霍夫曼比例=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
21.赤松要雁行形态理论
产业结构演进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与国际市场相适应。
一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有完善的内贸与外贸相结合的全方位的产业结构。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对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雁行形态理论”。
这一理论要求将本国产业发展与国际市场密切联系起来,使产业结构国际化。
他认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四个阶段来加速本国工业化进程。
雁行形态理论的基本内容
赤松要认为,在产业发展方面,后进国家的产业赶超先进国家时,产业结构的变化呈现出雁行形态,即后进国家的产业发展是按“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模式相继交替发展。
这样一个产业结构变化过程在图形上很象三只大雁在飞翔,故称之为“雁行形态说”。
其中,第一只雁是国外产品大量进口引起的进口浪潮,第二只雁是进口刺激国内市场所引发的国内生产浪潮,第三只雁是国内生产发展所促进的出口浪潮。
雁行形态理论的意义
雁行形态理论认为本国产业发展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密切,产业在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梯度转移和传递过程,一国产业结构如果国际化,则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通过国际产业间的梯度转移来实现。
这为后进的工业国或者欠发达地区加速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可能。
第六章
22.产业结构优化的涵义
产业结构优化是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的过程。
产业结构优化过程就是通过政府的有关产业政策调整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再配置,来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
第七章
23.规模经济并非自然垄断的必要条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的新理论对传统的自然垄断及其管制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自然垄断观点是不正确的。
自然垄断应该建立在弱增性性(Subadditivity,也译为弱或劣可加性)的基础上。
定义为:
在一个产业中,如果单一企业生产所有产品的总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这时,企业成本方程就是弱增性的,该产业便具有自然垄断性质。
见下面公式:
C(Q1)<C(Qk)(K≥2)
由该图我们可以引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图(b)中,可以明显看出即使产量在Q’—Q*区间,即存在规模不经济(因为平均成本上升),但是,由一家企业生产的平均成本仍小于两家企业的平均成本,因而,由一家企业垄断经营是更有效率的。
这就是说,规模经济并非自然垄断的必要条件,只有成本函数的次可加性才是自然垄断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第二,市场结构的动态性,即市场结构随产量的变化而变化。
当产量处于这一区间时即Q*<
Q<
2Q/时,自然垄断的成立条件崩溃,双头垄断是此时更为有效的市场结构。
当Q>
2Q’时,双头垄断也会崩溃,从而市场结构便向竞争型市场结构转变。
第三,自然垄断下边际成本订价中的矛盾也不再成为必然。
在图中可发现,即使政府强迫厂商1按P=MC定价,但当市场需求为D2时,垄断厂商不再出现亏损,市场需求为D3时反而出现盈余。
只有在市场需求为D1时,也就是Q<
Q’时,企业才会因为边际成本定价出现亏损。
现代经济学将后一种自然垄断称为强自然垄断,前面两种情况均称为弱自然垄断。
只有强自然垄断定价才需要政府管制,而弱自然垄断下的边际成本定价,可以同时保证社会福利最大化和企业利益的实现。
24.内部性问题
(一)内部性案例
某报报道:
一辆核载44人的客车,连司机在内,共有157人”,超载256.8%。
所载乘客多为从河南到广东打工的民工,因严重超载,在从河南开往广东的途中被武汉交警拦截。
为便于分析,我们对该案例特作如下假设:
(1)司机即车主和乘客都是经济人,司机追求的是收入最大化,乘客追求的是在既定票价下安全到达目的地,或者说安全到达目的地的条件下的票价最小化。
当然,这里还假设司机和乘客都是风险中性者。
(2)运客服务的市场是竞争性市场,因而,司机与乘客是自由交易,不存在强买强卖。
乘客购买的并由司机提供的服务产品,假定只有唯一属性,就是把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也就是说,在这里,民工没有其他的诸如乘车舒适等方面的奢望。
还假设票价是统一的,即不实行差别定价。
(3)为简化分析,假定超载是发生车祸的唯一原因,而舍去车况、路况、司机的技术和开车时的自然状况等因素影响。
因超载而出事故,应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但司机的主观概率假定为P。
再则,这里不区分超载的严重程度与出事故概率大小的区别,并假定车祸仅对每一个人造成中度损伤,且一样大小,即排除死亡;
另外,还假定发生车祸事故是这桩交易中的唯一违约行为,先暂不考虑其他的违约行为,例如司机为谋私利而绕道行车或中途停车等。
(4)司机与乘客之间在超载出事故上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换句话说,假定乘客对超载会出车祸是完全无知的,因此,乘客对超载出事故的主观概率为零。
这里还假定,乘客是同质的,即所有乘客在信息、偏好、效用函数等等方面都是相同的。
根据以上假设,可对司机与乘客之间的交易行为作出如下分析:
司机的行为取决于:
票价(R)乘以乘客总人数N(在本案例中N为156人),再乘以不出事故的概率(1-P)所得之积,大于因超载而出事故所带来的损失价值(A)乘以出事故的概率(P)所得之积,即超载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
用公式表示为:
R·
N·
(1-P)>
A·
P
从公式中容易看出,即使按正常票价算(更不用说超载的票价通常要低于正常票价),超载所得总收入也大大小于出事故的损失,即(R·
156)<
A。
所以,只有在司机的超载出事故的主观概率P较低的条件下,从而使得(1-P)的数值足够大,司机的这一交易行为才能成立。
对于乘客来说,由于他们对超载出事故这一信息完全无知,即主观概率为零,因此,他们只需要所购票价F低于正常价格F这一条件满足,其交易行为便会发生。
即:
F-F>
0或F>
F
换句话说,如果乘客对超载出车祸的主观概率与司机相同也为P,即信息对称性分布,那么,由于每一乘客享受低价消费的剩余值S(=F-F)远低于司机超载的总收入(R·
N),第45名以后的乘客便不会购票上车,因为第45名以后乘客的成本收益计算必为:
S·
(1-P)<
P。
可见,该案例讲述的是一个因信息不对称而发生的内部性问题的故事,因而,乘客在这桩交易中承受着没有在合同条款中反映的额外成本,即出车祸的潜在危险。
从现代产权经济学来说,内部性问题的产生如同外部性问题一样,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产权问题。
根据以上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引出若干关于内部性问题及其管制的一般性结论:
1.由于内部性问题是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性所引起的交易者承受的未在交易合同中反映的成本,因此,它们在本质上即是交易中的产权未能完整界定清楚所引起的市场失灵,这就可以用现代产权理论框架来分析这一内部性及其管制问题。
2.所谓“交易者所经受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说明的交易的成本”,在产权理论框架中,即是交易中没有完全界定的、而被置于公共领域中的财富或资源。
对于那些具有信息优势的交易者来说,他们势必会在追租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前,过度攫取公共领域中有价值的资源,从而对其他的交易者造成损害,即给其他的交易者带来额外的未定价的成本。
3.在产权理论看来,由于交易成本为正,任何交易过程即是一个产权得到重新界定的过程,因此,只要信息对称性分布,交易双方都会在各自的约束条件下进入公共领域攫取未界定或未定价的公共财富,从而,使其产权博弈达到某种均衡点,这就不存在内部性问题。
所以,内部性问题总是在信息不对称性条件下有信息优势的交易者一方进入公共领域攫取公共财富,从而使交易者另一方承受了没有在合同条款中反映的额外成本。
由此得到的一个推论就是:
那些可重复多次交易的内部性问题,并非一定要政府管制;
但是,如果交易一方凭借其信息优势,过度攫取公共领域的财富,对交易另一方造成了极大伤害,并且这种伤害因交易成本太高而很难通过多次的市场交易过程即反复的博弈过程使其产权得到充分界定,那么,政府就应对这种内部性问题,如生产安全就属于这一类问题,进行管制,以降低充分界定产权的成本。
4.由此分析引出的必然结论就是,政府管制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人们获取有关信息的成本,也即降低产权得到充分界定的成本。
当然,由于交易成本为正,产权注定是不可能完全界定清楚的,因此,产权充分界定是指在既定的技术、制度、知识结构和偏好等约束条件下,交易双方攫取公共领域财富所达到均衡时的产权界定水平,亦即一定约束下的“产权博弈均衡点”,此时,交易双方都处于公共领域的边际状态。
从效率上来说,产权的充分界定,也就是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最优。
在统一的产权理论框架内,无论是内部性还是外部性,由于交易成本为正,产权便不可能完整地界定清楚,而必有一部分未界定的产权被置于公共领域;
它们如同公共财富,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此领域攫取这些财富,但约束条件取决于不同的人对这些公共财富即租的价值评价与追租成本的比较;
有成本优势的一方对公共财富的攫取,必对其他相关的人(在交易之内的人或者在交易之外的人)造成损害,即由于未经交易或者虽经交易但未在合同条款中反映从而未在价格上补偿的成本。
由此可见,在这里内部性和外部性的区别消失了,它们都是因产权未能完整界定清楚而使某一或某些经济主体承受了在价格体系之外的损害,即承受了未在价格上反映的成本。
所以,内部性和外部性形式上的区别,只在于遭受损害的经济主体,是处在此交易活动之内还是之外。
第八章
25.最高限价
第九章
26.双重加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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