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管理思想Word文件下载.docx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Word文件下载.docx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Word文件下载.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

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

”（《孟子＆离娄上》）《管子》说：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

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

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

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

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

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

”（《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

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

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

“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

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

《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

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

“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

唐代陆贽说：

“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

西晋的傅玄说：

“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

（《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

《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

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

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

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

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

孔子说：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管子》说：

“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

“上下和同”，“和睦协辑”（《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

《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

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

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

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唐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

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

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

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

《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

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

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

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

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

他对弟子注重“四教：

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

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

“不行不可复”。

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

“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

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

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一个“信”字。

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

明代徽商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

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

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是进财之道。

5．利器

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

《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

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

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

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

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

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

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

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

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

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

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

（《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

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

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

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

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

韩非说：

“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事异则备变”。

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

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

我国有一句名言：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

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

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

《孙子》认为：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

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

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

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

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

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

（《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

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

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

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

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

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

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

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

墨子说：

“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

”（《墨子＆节用上》）苟子说：

“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

”（《苟子＆天论》）陆贽说：

“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

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

”（《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

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

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

司马迁说：

“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

（《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

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

张謇说：

“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

”（《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

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

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

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

”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

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

“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

“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韩非子。

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