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悲情性探讨吴书才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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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宋明理学影响,以明末清初陈祚明为代表的明清之际一部分封建卫道士的看法。
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认为刘兰芝被遣是因为刘兰芝“礼义未至”和“未闻孝道”,而且是“母不先遣而悍然请去”的。
其二:
五四运动以来,受强大的反封建思潮影响,评论者普遍认为是“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一手造成的。
偶有认为是焦母的门弟观念。
正是这一罪恶的封建制度导致了悲剧,所以刘兰芝的自杀被赋予了一种崇高而又伟大的“反抗”光环。
其三:
到了二十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里多了一种“大胆假设”却缺乏“小心求证”精神的方法。
于是为求新起见,对于刘兰芝为何被遣的原因,有人干脆以为惟一的答案是刘兰芝没有生子女。
其四:
当近代西方文艺思潮和各种思想涌入中国后,国人也开始搬西方的理论来套我们的文学,其中最惊世骇俗的莫过于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①来从事文学研究。
他们认为正式由于焦母的“恋子情节”具有不可避免的排他性,所以驱遣了刘兰芝。
以上各家观点,笔者不敢妄下断语,认为他们不正确,但也不敢完全苟同。
笔者认为焦、刘悲情性命运体现在诗中共有三个层面,其1:
焦母的蛮横所体现的法律儒家化;
其2:
焦仲卿的性格缺陷;
其3:
社会角色的分工和角色执着冲突。
笔者将从三个层面来分析焦仲卿、刘兰芝二人悲剧原因,结合自己了解的一点情况提出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焦母的蛮横所体现的法律儒家化
在《孔雀东南飞》中焦母不具备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福德,焦母聚焦了人性最丑恶的一面:
暴躁、冷酷、刁蛮、额度,极端的权力欲和控制欲。
同时,患有严重的恋子情节。
焦母,按其长辈的身份,焦仲卿和刘兰芝都得听从与她,她是这个家庭中惟一的长者,她又是父权的代表,父亲死后“母代父职”历代封建国家,家长制的特权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家长的权利是不可挑战的。
“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看看历代的“皇太后”,《红楼梦》中至高无上的“贾母”便知。
“小子无所谓,何敢助妇语。
吾以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
”这正是焦母这个典型的专职家长极具个性化的语言,她是断送两个年轻人爱情和生命的直接凶手。
诗中焦母所说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
然而总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是“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
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妇”;
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
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一段掏心置腹的表白:
“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
奉事循公老,进止敢自专?
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
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
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
”纵观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
我们透过诗歌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有礼、温柔贤惠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幸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
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
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难道刘兰芝不美吗?
我们结合诗歌文本刘兰芝,人美、心美、行美。
具体言之:
长相美:
“腰若流丸素“(说明苗条,轻柔而苗条,娇而娆),“指如削葱根”(修长,白嫩),“口如含朱丹”(红宝石)健康、性感、貌美。
后来县令、太守之子的求婚也间接说明兰芝之美。
衣着美:
“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当时心烦意乱,仍不失礼仪之范),“足下蹑丝履,(用丝镶边的鞋子,而不是丝绸的鞋子),头上玳瑁光(发光的簪子)。
”、“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步态轻盈、有淑女之风范。
心灵美:
有才学、通音律、会织布、善裁衣“十三能织素,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尽守孝道、工作勤劳(效率高):
“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
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孤单、受苦受累)、“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
对丈夫贞爱不渝:
“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
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意为君为官在外,忠于职守,很少回家;
妾经常独守空房,辛勤操劳家务。
忠贞、和顺)。
对小姑亲善有加:
“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
”(无情未必有泪)“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可见,姑嫂之间轻易很深,十分要好。
二人分别,誓言不相违。
“新妇谓府吏:
‘感君区区怀,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
君当做磐石,妾当作蒲苇。
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
刘焦二人以黄泉、磐石、蒲苇为誓不相违,可见二人情深意笃。
后来太守家提亲,刘兰芝明为充婚,暗作死计的不去。
可见她不为富贵所动的节操,以及她对焦仲卿的爱和忠贞经得起任何的考验。
由文本可知刘兰芝是一个外表柔顺而内心刚烈的女子,也是一位美丽、善良、聪明、知书达理的女子,更是一位忠于爱情、追求幸福和自由、藐视荣利的妇女。
这么好的女子被休,最后以死为解决方式,也就发生了一曲感动千古、至今令人荡气回肠、思之哽咽的悲剧。
鲁迅曾说过:
“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在《孔雀东南飞》中,作者就是将美作为价值对象进行悲剧性加工,从而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此,作者有意识地将任务形象的审美价值做出适当的突出与夸张,使其更加趋向完美,任务形象塑造得愈是完美,嘟着就会感到美的事物毁灭的可悲,从而,在情感和心灵上形成的冲击力也就愈大。
悲剧的制造者是焦母,焦母逼子遣妻行为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
我们从焦母对儿子之爱,对“夺爱”者儿媳之恨,对自身心理失去平衡之悲,看到了她心灵的战栗。
焦母的心理显然与她多年寡妇生活有关的。
封建时代的妇女,没有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她们是依附于男子而存在的,“三从四德”的信条死死地捆绑着她们。
她们没有工作,丈夫就是她们的职业,丈夫一旦早死,儿女就成了她们精神上寄托。
处于这种境地的妇女,一种人是在宗教里寻找解脱,他们吃斋念佛,苦度今生,渴望来世的幸福。
譬如《祝福》中的祥林嫂,花了毕生的积蓄就是为了给自己捐一个“赎罪”的门槛,另一种人则被强大的封建礼教和法规所征服,甘心做一个顺民,争取能立个贞节牌坊,她们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
这些人虽然也尝尽苦味,暗中流泪,婆媳之间也难免有些小的摩擦和小的摩擦和小的风波,但最后都能度过危机,不致酿成悲剧。
而像焦母这类人,一则性情剧烈,对儿子过于溺爱,二则媳妇太聪明乖巧、活泼漂亮,儿子对她过于顺从,但从儿媳如胶似漆感情甚笃,这些焦母都清楚地看在严厉,作为母亲她感到儿子正一步步地在感情上远离自己,而造成这一切的“元凶”正式刘兰芝,便迁怒于刘兰芝,容不得儿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婚姻悲剧的直接原因是焦母与刘兰芝之间的矛盾,这是平常的婆媳矛盾。
千百年来,这种矛盾并不少见,无论在旧社会,还是在新社会。
然而,正式这种矛盾导致了无数婚姻悲剧,并非焦、刘二人而已。
南宋陈鹄《耆旧续闻》卷十说:
“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然不当夫人意,因出之。
”正是唐婉“不当母夫人之意”而出现了婆媳矛盾,最终导致陆游、唐婉两人的婚姻悲剧。
读陆游七十五岁做的《沈园》诗两首: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士,犹吊遗踪一泫然。
”字字皆泪,七十五岁的陆游这里哀叹的正是自己四十年前的婚姻悲剧。
焦母迫使儿子休妻总要找到理论依据,我们在“七出”中找到根据。
“七出”在如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大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锁。
查阅《礼记本命》:
“妇有七去:
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
”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堂而皇之的去弃。
刘兰芝似乎触犯了“不顺父母”(第一条)的大过。
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
不同时代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封建礼教为绳墨的。
《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咸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
《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
”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应的,可以休弃。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儒家立交观念即“法律的儒家化”。
中国妇女地位,尤其在法律上地位,决不能简单地,笼统地以“男尊女卑”的公式化概念来理解。
“男尊女卑”的确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大格局和基本原则,但要真正了解中国妇女的社会与法律上的地位,还需要进一步把握儒家“孝”的文化逻辑以及“长幼有序”的礼教观。
在刑法构成原理中,“孝”与“长幼有序”的“例外条规”冲淡甚至排除了“男尊女卑”原则的适用。
因此,中国社会和法律上出现了一种可以名之为“母权”的现象,而妇女地位就不能一概以“卑下”视之了。
此为中国文化造成的特殊现象。
到了汉代,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统治阶级不仅推崇前朝的礼仪,而且开始奖掖贞节的妇女。
社会上也有人以理法来裁定女子生活的标准,西汉刘向的《烈女传》、东汉班昭的《女诫七篇》成了讨论女子问题的模版,两书系统地把压抑女子的思想编撰出来,使它成为一把枷锁,牢固地套在妇女们的脖子上。
就这样,礼法越加越重,妇女的地位越来越低下,命运越来越悲苦。
汉乐府民歌与《诗经》中的名额一样,对妇女的歌唱占着重要的地位,但很少有描写男女见自由相爱、情绪欢快的诗,往往都笼罩着一层不幸和悲惨的阴影,这就是因为汉代妇女的命运更加可悲。
二、由于焦仲卿性格缺陷造成了悲剧的结果
焦仲卿是封建守法制社会中传统男性。
品行善良纯正,为人处事恭顺温和,审慎克制。
《孔雀东南飞》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早期。
这个时候儒家文化已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正一步步束缚和禁锢人心。
儒家思想所重视的“上尊下卑”的社会秩序,“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深受汉代统治者的推崇提倡。
百事孝为先,焦仲卿自幼熟读经书,儒家思想中禁锢人性的一面不能不给他以桎梏。
因此,当个人的感情与家长的意愿发生碰撞时,淡化、压抑个人感情,屈从于专职家长的权威就成了他惟一的选择。
专察汉代政治、思想、文化,不难发现:
焦、刘之死,实际上是新兴儒学一手造成的惨剧。
汉代废黜败家、独尊儒术、维护帝制、禁锢思想、奴化百姓的封建制度及礼教从此滥觞。
种种清规戒律经过一帮帮闲文人的搜肠刮肚,纷纷出笼,肆虐人间。
汉代极推孝道,凡事孝为先,如汉时兴“举孝廉”,举涕成为统治者选拔人才的标准;
反之,“大孝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不孝者则收到最严厉的制裁。
孝经上说,孝是众德之本,也是教化的根源。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这是孝的第一步,而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使父母的名增添光彩,这才是孝的真谛。
也就是说,孝经强调:
孝是始终服侍父母,其次才是为君王效命,而终于立身。
可见儒家经义中的“孝”充当着捍卫封建秩序、维护封建家长制权威的伦理堤坝。
“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
”焦母的话点明焦仲卿出身于官宦之家,而且又在太守府中作吏,生活安逸稳定,他是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幼稚的个性;
他应该是熟读经书、谙熟儒家礼仪的,母亲的孤单和霸道又使他养成孝道和顺从的性格,焦仲卿是一个典型的孝子。
等级森严的家庭和枯燥烦心的官场生活使他渴望爱情和幸福,美丽、善良的刘兰芝视线了他的愿望,成为他全部生活乐趣和寄托。
当母亲和刘兰芝发生激烈冲突不可调和时,焦仲卿徘徊在孝道和爱情之间无法选择,他放弃不了任何一方,希望孝道与爱情能双双保全。
刘兰芝的“举身赴清池”击碎了他的美丽梦想,他毅然“自挂东南枝”,实现了他生前的誓言。
由于受封建宗法制社会道德理性和价值取向的极大影响和束缚,他失去了那种敢作敢为的勇气,失去了炽热旺盛的个性张力。
变得瞻前顾后,妥协逃避,表现出明显的性格缺陷。
岁爱妻子,但当专横暴戾的母亲刁难,迫害贤惠善良的妻子时,他把尊亲事孝——敬畏和侍奉父母放在了首位。
于是,他逆来顺受,妥协忍让,明知母亲不对,也不敢理直气壮地为妻子辩护,更不敢指责母亲的无理。
他与妻子的那一抹温情,就这样变得脆弱而不堪一击了。
当然,他也有一点抗争。
“府吏长跪告,抚惟启阿母。
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他长跪哀求显得无力,不起任何作用。
他既不敢忤逆母亲,又无法保护妻子,只好选择了逃避,扔下妻子独自面对凌辱和难堪,而他自己只得落个“自挂东南枝”。
让美丽的爱情化成凄美的结局。
当悲剧发生,双双殉情而死后,“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
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
”算是活人对死人的一种负疚的弥补:
“戒之慎勿忘”。
悲剧的魅力,在于它毁灭的美;
悲剧的不幸,在于它往往不仅仅是悲剧,而是永远的生活。
三、社会的分工和角色的执着冲突
悲剧可分为崇高悲剧(大人物),怜悯悲剧,批判性悲剧(因主人公自身主观的过失而导致的失败)。
有人说,古希腊索福克洛斯的悲剧是命运的悲剧②,莎士比亚的悲剧主人公性格的悲剧③,而易卜生是社会问题的悲剧④,我们的主人公是何种悲剧?
笔者认为是怜悯悲剧也是社会悲剧。
有人说,《孔雀东南飞》的思想价值在于:
它在中国社会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歌颂了焦、刘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寄托了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换位思考:
社会角色分工和角色执着冲突的社会悲剧。
普通小人物所经受的,既不崇高,也不可批判让人怜悯的社会悲剧。
悲剧是冲突的各方在彼此的理想无法调和情况下的解决方式。
《孔雀东南飞》中焦、刘二人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冲突而又不可调和,于是焦、刘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
因为她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
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
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
焦刘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形成第三种可能。
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她们自己决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
其实,每一人在自己所处的角色中都扮演了这个角色所赋予他(她)的角色或曰职责的使命。
当这个使命在伦理原则冲突不可调和的情况下,角色的悲剧意识,悲剧行为自身会导致悲剧的发生,每个人都是这个角色使命在核心原则不可调和下的牺牲品,因而打上时代的色彩和文化烙印。
从这个意义上讲,焦、刘的爱情婚姻是社会角色分工和角色执着冲突的社会悲剧,是普通小人物所经受的,既不崇高也不可批判的让人怜悯的社会悲剧。
注释:
1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心理学》第10页
2③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外国文学简编》第34页、83页、367页
参考文献:
《采菽堂古诗选》陈祚明
《汉乐府诗集》
《礼记本命》
《西汉文学史参考资料》1990年北京书局
《汉代妇女的法律地位探究》孙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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