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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张之洞是晚清名臣,关于他的研究开始于同治二年,近年来学界对张之洞的教育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和新的成果,这对于我们进行教育改革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研究中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对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总结不够全面,片面的抨击其地主阶级的立场,对其做出的近代化教育的贡献不是充分肯定。
我们应该看到张之洞作为那个时代一个缩影的这样一个人,引领了中国近代化教育,其所作的改革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对我国的教育发展有重大意义。
我们相信,随着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一定能取得更多的进展,能更好的利用其教育改革思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因此很有必要继续研究下去。
一、张之洞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
张之洞之所以能提出他开创性的教育思想,是多种因素积聚在一起的结果。
归根结底,以下三个方面对他教育思想的产生有着很深的影响。
首先是张之洞有着深厚的封建思想根基。
张之洞(1837-1909)出生于官宦世家,祖上多为科举仕途之人,其父张锳由于在科举上不得志,所以对子侄们管教很严,希望子侄们能够在仕途上顺利发展。
张之洞从他的业师那里学到了传统的宋明理学、经史子集、小学音韵、诗文策论之类的学问,还使他形成了他博采汉宋诸学的治学态度,视野比一般固执于汉宋门户之见者宽阔。
正是这种兼收并蓄、讲求实务、折中调和的学风对他一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其既能对中国旧学有精深的见解,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地吸纳西方新学中的有益成分。
他深知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他说“窃维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认为教育的发展不仅能为国家培养人才,还能安定封建社会秩序。
在其一生的政治活动中,对教育一刻也没有放松过,也尽其所能地为清政府“储才”,训导百姓成为“合格之国民”。
其次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程度的不断加深。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渐发生着巨大变化。
西方列强的入侵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格局,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往封闭、平静的体制环境被打破,民族危亡的警钟被敲响。
张的一生先后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进京和日俄战争,其看到洋人船坚炮利,军事实力强劲,而中国因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故受制于敌。
因此,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模式的转变势在必行,这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张之洞之所以能终其一生始终热衷教育,把兴学育才视为其职责和本分,关键在于他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顺应社会的需求,并且把为国尽忠,救国于危亡当作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决心学习西方,大办洋务,兴办学堂,运用西方的知识和技能挽救中国和濒临崩溃的清朝统治。
其向清政府一次次地提出了教育救国的方案。
再次是张之洞的个人经历。
张之洞的官宦生涯对其后来的思想和行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张之洞的仕途始于1863年,其在殿试中列一甲第三(探花),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又先后当过湖北、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两江、湖广总督,于1906年调任军机大臣兼学部大臣,成为统治集团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
在其涉足宦海的最初的十年中,两次充任乡试副考官和学政,主要负责科考、教育方面的工作,为清政府选拔人才。
在此期间他不辞劳苦,多有建树。
这十年的经历使其对晚清教育管理之废弛、科场之腐败、学风之空疏有了深入的了解,从而激发了他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志向,从此他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是其自觉的行动,兴办教育是他的亲身体验。
二、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宗旨及其实践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宗旨
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先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冯桂芬,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将其系统化,使之最终完形的。
《劝学篇》充分反映了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在国内外均产生了不小的反响。
在国内,光绪皇帝极为称赞,当时命令“广为刊布”。
国外则译成了英文和法文出版,并改其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
书中说:
“学堂之法约有六要,一日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
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在这里,张之洞表明了洋务派的基本观点,即封建统治秩序是根本,西学的某些制造工艺仅仅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而已。
但其“中体西用”思想与早期洋务派有一定不同之处。
早期洋务派对于“西用”的理解基本上局限于“师夷之长技”的水平,这里的“长技”主要是指西方列强的船炮、机器。
洋务派从事的大量“求强”、“求富”活动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张之洞的“西用”思想的发展,虽然也走过早期洋务派所走过的老路,但其并未停留在那一水平,而是大大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把“求强”、“求富”推向“求智”,并且具体贯彻到创办新学和发展近代教育中去。
这也是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特色所在。
在教育上,张之洞根据这一思想,提出了办学宗旨,即“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稗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渝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其用”。
也就是说,教育学生,首先必使其“务本”,领悟圣人之道,这是皇权忠实拥护者的首要条件,其次才是学习西方的技术知识。
换句话说,在不违背圣道的基础上,可以学习一些有助于与侵略者打交道所需的技能和技艺。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基本核心。
一言以蔽之,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二)张之洞与中国教育实践的近代化
张之洞对教育的贡献,起初主要在于整顿、改造和发展旧式传统教育。
其在教育上各方面的作为,推动了中国教育实践的近代化,也使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独居一席。
1.创建新式书院和改造旧式书院
1867年,张之洞奉旨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开始了其外省学官的政治生涯。
接着,他就任湖北学政,并于1869年在武昌创建了经心书院。
1873年,他奉命出任四川学政,次年在成都与前总督吴棠创建了尊经书院。
1881年,他出任山西巡抚,在太原创设了令德堂。
1884年,清廷调张之洞任两广总督,设立了广雅书局,接着又相继创设了广雅书院和北江书院。
1889年,他调任湖广总督。
次年,他又在武昌添建了两湖书院。
张之洞所创建的书院与旧式书院有很大不同。
新式书院的办学宗旨在于“培养贤才,贵得明体达用之士,以各国家任使”。
并越来越重视培养能使国家自强的技术人才、军事人才、科技人才。
在教学内容上不但注重经史古学的研究和封建纲常名教的传授,同时也开设一些有关西文、西艺的新学。
为达到教育目的,他还特别请名师来院充职任教,如令德书院的杨深秀、经心书院的刘恭冕、广雅书院的梁鼎芬、两湖书院的汪康年、杨锐等,都是一时名士。
其本人也时常抽暇到书院讲学。
另外,为了指导学子读书和应试,其亲自撰写了《书目答问》和《輏轩语》两书,教育诸生如何养德,为何读书,如何读书,读什么书,并明示科考的注意事项。
这两部教育著作,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梁启超说,他是在读了这两本书之后,才知道世间有所谓学问的。
时至今日,两书中的一些内容对国学研究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旧式书院只是作为科举考试的附庸,以时文帖为主课,各书院除八股试帖、诗赋经义之外,一无讲求,又明知其无用,而徒以法令所在,相沿不改,人才消耗,实由于此。
张之洞曾感:
“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希图膏奖,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因而对旧式书院实施了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一洗贴括词章之习,惟以选其才济时为用的改造方针。
他首先对经心书院和两湖书院进行了改制。
两湖之教,博约兼资,斟酌于书院学堂之间......乃后来学校之先声也。
1898年,他上书朝廷,提出将两湖书院改为学堂,加强实用科目,增设兵法、地舆学、算学、外政、格政、天文、制造等自然科学课程,汰减经史内容,以期文武兼习,学行交修,体现了以西学和实用为主的思想。
这些措施在当时全国产生了巨大轰动,各地书院纷纷效仿,相继改为学堂。
1901年,清政府下令各省所有书院均改为学堂,张之洞令全省州县的所有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并将广雅书院改名广东大学堂,两湖书院改名两湖大学堂,迈出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步伐。
2.创办新式学堂
创办近代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始于洋务运动。
张之洞虽不是首创者,却是这一改革的成绩最显著者。
1887年,张之洞在原广州博学馆的基础上,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
该学堂聘请了外籍教师任教,学生学习外语、机轮理法、制造、天文、轮船驾驶、攻战、枪炮等。
1889年,张之洞在水陆师学堂内增设了矿学、化学、公法学、电学、植物学等五个专科,被称为“洋务五学”。
洋务五学的开设,体现了张之洞拟将近代教育引向专业化发展的想法,为他后来开办各类专业学堂开了先河。
1891年,张之洞先后创设了湖北方言商务学堂和湖北算术学堂。
他于1893年,在武昌铁开办了湖北自强学堂,学习英、法、俄、德四国外语和我国国内方言。
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任两江总督,奏请设立陆军学堂,聘请德国教习任教,分教马、步、炮、工程等类。
1896年,张之洞在金陵创设了江南储才学堂,这是一所含括各学科的综合性近代学堂。
1897年张之洞设立了湖北武备学堂,次年创建了湖北农务学堂,聘请美国农学教习任教,购买美国新式农具和谷果优良品种作试验。
张之洞曾说:
“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然而“中国农民向多朴拙,其于地学、化学、制器、利用素末通晓,士大夫又多不措意于此”。
同年,张之洞在洋务局内创设了湖北工艺学堂。
聘请东洋教习教理化、机器之学,张之洞把师范教育放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他说:
“各屑开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
”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
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创建了湖北师范学堂,招募日本师范教员为总教习。
课程除普通学科之外,还有卫生学、教育学、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课。
其与温州师范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两所师范学堂。
1904年,张之洞将两湖高等学堂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而后相继创设了师范传习所和支郡师范学堂等,开了旧中国教师在职培训的先河。
1906年,张之洞在日本东京创设了湖北铁路学堂。
它以培养铁路专业技术人才为目的,学制为三年。
此外,张之洞还设立了一大批普通学堂。
在武昌城内外创办初等小学堂60所,在城内建立了高等小学堂5所,并把原自强学堂扩充改建为湖北文普通中学堂,以原两湖书院的基础上,扩建成了湖北文高等学堂。
另外,张之洞还在湖北兴办幼儿教育和女学,先后创办幼儿师范及保育员性质的湖北敬节学堂和育婴学堂,并创建了湖北第一所女子高等小学堂。
在当时中国兴办新式教育的虽非张之洞一人,但就是办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较多的李鸿章在各方面较之事事也只能并驾齐驱。
张之洞办学门类之齐全,数量之多,制度之系统,在很多方面,洋务派他人只能望其项背。
张之洞所创建的这些学堂,从课程设置、办学模式、授课方式到教育宗旨等各方面已初步具备了现代学校的雏形,从教育实践上开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先声。
3.倡导推动留学教育
在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中,留学教育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张之洞把派人出洋留学游历看成是救亡图存的措施之一。
19世纪末,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甚嚣尘上,张之洞为了抵制殖民者对中国的瓜分,大力推动留学教育事业。
在推行近代留学教育的实践中,张之洞对洋务运动前期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病进行了革除,制定留学章程,提高了留学教育的质量。
他调任两江总督后,于1896年上呈《选派学生出洋肄业折》,提出“选派已通西文之学生出洋肄业,......就其所通何国文字,即派人何国学堂。
”1898年,在张之洞的努力下,清政府同意选派两湖聪颖子弟150名,赴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工、商诸学,揭开了两湖派遣留日学生的序幕。
此后,出国留学人数逐年大幅度增长,仅就留日学生来看,1903年为1300多人,1904年增到2400多人,1905年则猛增到8000多人,其中张之洞署理的两湖地区所占的比重相当大.以1904年为例,全国留日学生数为2406人,而两湖地区就有697人,占全国留日学生总数的29%。
又据1907年的统计,全国留日学生共有5400多名,湖北所派学生有1360余名,占了全国的1/4。
张之洞的留学教育不仅只是向国外派遣留字生,还包括官员的游历。
他积极推行文武官员出国考察以广见闻。
指出“游历之宗旨,以能考察其内政、外交、海陆军备农工商各项实业及章程办法为要义”。
1906年张之洞奏请除年老、曾任实缺、阅历已深的官员之外,所有两湖新补各州县的官员,须陆续派往日本游历。
官绅留学、游历经张之洞的倡导,得到了清廷的支持,逐渐形成一股风气。
1905年到1906年这种风气达到了高峰,确有广开风气的功效。
4.创立近代教育行政机构
随着教育形势的发展,清廷管理全国学校的最高机构---国子监及各省教育长官---学政已不能适应对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实业教育管理的需要了。
张之洞意识到加强学务管理的迫切性,于1902年4月率先在湖北成立了统辖全省教育厅的行政机关---学务处。
它下设审计、专门、普通、实业、游学、会计六个部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是现代各省教育的雏形。
张之洞鉴于“各国均设有文部大臣,专事其事”,因而主张在京师设总理学务大臣,以此统辖全国学务;
并指明它的任务是管理各省学堂,编订学制,考察学规,审定专门普通实业教科书,任用教员,选录毕业学生,综校各学堂经费,及一切有关教育之事。
1904年1月,张之洞的“请专设学务大臣”的建议被朝廷采纳。
1905年清廷设立学部,并入了国子监,其最高长官为尚书,下设五司十二科。
从此,中国有了正式的管理全国教育的行政机关,即相当于现代国家的教育部。
张之洞以军机大臣的身份兼管学部,直到1909年病逝。
从中央到地方系统地建立起中国近代教育的专管机构,张之洞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新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奠基人。
(三)张之洞与中国教育制度的近代化
张之洞对中国教育近代化所作出的贡献,莫过于他促使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并构建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从而初步完成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1.促使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
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为了废科举,张之洞费尽了心机,采用了循序渐进的方式。
首先,张之洞要变革的是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即由原先只重儒学,到增加实用科目。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张之洞上奏提出改考试诗赋小楷之法,指出八股文“纤巧苛琐浮滥,不能阐发圣贤之义理”,“小措则有艺而无文,其损志气,耗日力,废学问较之八股诗赋殆有甚焉”。
他说:
“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
”并建议以后的科举考试内容应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被清政府采纳。
接下来,张之洞要求朝廷递减科举中额。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上奏,向朝廷建议“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
光绪二十九年,他又与张百熙等建议清政府“自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
最后,他请求清廷废止科举考试制度。
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和袁世凯等官员联名奏请清政府立停科举,指出:
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
1905年8月清政府颁布诏书,明令废除科举制度。
从隋炀帝大业二年起,以选拔官吏为主要目的而设科举士的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至此正式宣告废止。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为中国教育近代化除去了一个最大障碍。
2.癸卯学制
1903年,张之洞入京与张百熙、荣庆厘定新学制。
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将修订好的学堂章程上奏并得到了皇帝谕旨的批准。
至此,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学制《奏定学堂章程》问世并颁行天下,那一年是农历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
它的诞生为我国近代教育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癸卯学制》记载着中华民族为摆脱屈辱而进行“教育救国”的心路历程,记载着中国教育走出中世纪艰难的一步,它是几代志士仁人努力的结晶,在中国教育近代化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块里程碑。
”《癸卯学制》以《学务纲要》为总纲,不仅对各类学校的办学宗旨、学生入学条件、课程设置、修业年限及各类学校的相互关系作了详明的规定,而且对整个教育宗旨、学校管理、学生的考试与奖励和教师的选用等方面也作了相应的规定,是清末教育立法之中内容最丰富的综合性法律文件。
它把全国学堂分为基础教育和专门职业教育两类。
其中基础教育分为三等七级:
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
中等教育即为中学堂;
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
专门职业教育分为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特别教育3种:
师范教育包括初级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
实业教育包括艺徒学堂、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初等农商实业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实业教员讲习所;
特别教育分为进士馆和译学馆。
可以说,《癸卯学制》开启了中国教育体制的近代化进程。
《癸卯学制》的颁行,标志着中国教育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全面启动,也标志着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初步进入了制度化、系统化的时期。
从此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基本模式确立了。
《癸卯学制》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块里程碑。
它的颁行,表明政府发展教育进入了法制化阶段,国家通过教育立法对教育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并进行具体管理,它不仅形成了各级各类学校相互衔接的近代学制系统,也把学习西方教育的意识体现在学制的课程设置中。
而且,根据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发展阶段,初步确立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近代教育的特点,在而后的辛亥革命那场政治大变革中,也只是主要对其中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进行修改,继承了它的基本体系和原则,可见这个学制确实拥有一个较为合理的内核。
尽管该学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宗旨,带有很浓的封建色彩,但是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三、张之洞教育思想的评价及现实意义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对当世及当代都有着很深远的影响,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的评价其教育思想,并总结其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使当代教育能够更好、更合理的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
(一)张之洞教育思想的评价
张之洞的一生寄居在一个旧的已经坍塌,新的尚未建立的世界里。
借用孔子的名言,几乎可以说是:
“泰山坏乎!
梁柱摧乎,哲人萎乎!
”。
晚年的他尽管位高权重,名满天下,但谤亦随之。
新潮的人物嫌他太陈旧,陈旧的人物又嫌他过于新潮。
这种新旧两边都不讨好的标志性人物,恰好写照了一个找不到方向的时代。
张之洞,堪称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
对于张之洞的以“中体西用”为核心的教育思想,以前的评价都是以否定为主调,通常总是在“为维护封建统治”这样一个否定的前提下,在具体事例上给以一点肯定。
这样的评价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
显然,对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我们也只有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状况中加以分析,才能作出中肯的评价。
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
虽然推动这一发展的原因有很多,但张之洞提倡“中体西用”教育的作用却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
在这一过程中,以“中体西用”为指导的教育,客观上起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在西学传入中国,受到顽固派的指责时,“中体西用”稳定了人心,比较合理的起到了消除西学传播障碍的作用。
张之洞以“中体西用”这一带有调和中西两学色彩的口号来提醒人们要重视西学,客观上起到了在“中体中用”的封建主义堡垒里开辟了一个“西用”阵地的作用。
西学的提倡必然要动摇中学的地位,西学的广泛传播必然会改变人们心目中对于中学的信念。
事实也是如此:
就是在“中体西用”这一旗号下,中国近代教育面向西方打开了大门。
这就是我们应该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给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以应有地位的根本理由所在。
西方资本主义科技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不仅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
辛亥革命首先在湖北地区爆发,不是偶然的。
原因之一,不能不说是张之洞种豆得瓜的结果。
湖北当时发达的新教育不仅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也为辛亥革命奠定了较好的社会基础,同时还培养了一批革命人才,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文化氛围,像黄兴、蔡愕、宋教仁、黎元洪等辛亥革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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