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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认识郑州都市区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加快中原崛起,实现河南振兴,是中原儿女的共同梦想,是历届省委、省政府的不懈追求,也是中央对河南的殷切期望。
十六大以来的8年间,胡锦涛总书记先后5次、温家宝总理先后8次、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累计有200余人次到河南考察指导工作,明确要求河南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发展,在促进中部崛起中发挥更大作用、走在中部地区前列。
今年1月22日,温家宝总理在河南调研时说,“河南是中国的缩影,也象征着祖国的发展。
我对中原经济区建设,对河南发展寄予厚望。
河南这块古老的大地,一定能够通过中原经济区的带动焕发青春。
”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使命,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战略构想。
随之,围绕中原经济区建设,省委、省政府组织召开了一系列论坛、座谈会、研讨会,中原经济区迅速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热议,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认可。
今年元月,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中原经济区纳入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域,这是国家第一次将中原经济区写入国家文件,标志着中原经济区建设已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随之,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
“进一步细化和落实中部地区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的有关政策,重点推进太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原经济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区域发展。
”作为全国主体功能区和中部地区核心增长区域,国家已经给予中原经济区一个明确的肯定和功能定位,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将由此步入大规划、大战略、大效率、大成就的时代。
《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用“四个载体和平台”概括中原经济区的作用:
“中原经济区是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载体和平台,是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路子的载体和平台,是明晰定位、整合优势、凝聚合力的载体和平台,是河南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载体和平台。
”将中原经济区的发展方向定位为全国“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华夏历史文明重要传承区。
从中原经济区的视角来解剖和分析,目的是认识郑州在河南乃至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十分重视郑州的地位与作用,《中原经济区规划建设纲》要明确提出,要提升郑州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不断增强对中部地区的区域中心服务功能和对中原经济区的辐射带动能力。
我们提出建设郑州都市区,就是为了呼应中原经济区建设,进一步增强服务功能和提升辐射力,为中原经济区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郑州都市区是以中心城区、郑州新区为核心,以发达的联系通道为依托,以一体化的规划为指导,以组团发展、产城融合、复合型、生态型为发展路径,吸引带动其他区域快速发展,促进各功能区间相互联系与协作,构筑功能布局合理、空间利用高效、产业特色突出、社会和谐、环境友好、对周边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现代化大都市,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和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
郑州都市区的范围不局限于现有的城市规划区,而是将郑州周边的县(市)、镇统一纳入都市区的规划和建设,面积涉及全市范围。
郑州都市区是中原经济区乃至更大范围的区域性中心,具有龙头带动作用。
中心城市对其腹地发挥龙头作用,是指中心城市为其腹地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综合服务,以其巨大的技术经济能量向其腹地进行辐射和扩散,从而带动其腹地的区域经济更快发展。
中心城市可以概括为若干“中心”,如商品交易中心、交通运输中心、金融服务中心、物流商贸中心、医疗保健中心、信息交流中心、科教文化中心等,中心城市通过这样的“中心”对区域发展起带动作用。
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心城市带动,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是加快经济增长的一个中心环节。
我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主要有:
华北地区的北京、天津,华东地区的上海、南京,东北地区的沈阳,华中地区的武汉,华南地区的广州,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西北地区的西安等。
改革开放以来,郑州市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无论在经济实力、城市规模,还是在发展潜力、发展活力等方面,郑州市都具有带动一个经济区的集聚和辐射能力。
构建郑州都市区,就是要通过各种要素的有效集聚,从而达到最大辐射效应,努力做到辐射中原经济区,延伸我国中西部地区。
深入欧亚大陆桥的态势,从而打造支撑中部崛起的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
郑州都市区是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具有重心作用。
都市区属于区域经济发展范畴,其建设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
从现有区域经济学理论来看,把郑州都市区打造成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主要依据是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
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认为,区域内的高速增长点能够通过乘数效应扩展或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增长极,并产生“墨渍”和“虹吸”双重效应。
通过“墨渍”效应,生产要素将向外围渗透转移,从而带动和促进外围地区的经济发展;
通过“虹吸”效应,极点会将周围竞争力不强地区的要素吸引过去。
目前,我国区域经济板块中,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海西等发达经济区域多集中在沿海地区,中原地区比较难接收到经济能量的扩散和辐射,而周边的经济区如黄河三角洲和江苏沿海经济区、南边的武汉市圈和皖江城市带、西南部的成渝和西北区的关中—天水等经济区域,多数处于成长期,辐射能力不强,还不具备辐射和带动中原地区发展的能力。
在这种形势下,中原地区必须立足自身实际,加快培育自己的增长极,不断增强自身的“墨渍”和“虹吸”双重效应,才能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重要的增长极,构建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正是给予这一理论认识作出的合理判断。
根据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经验和相关经济理论,一般城镇人口达到10万人左右,才能实现投资的有序集中和投入的有效产出,达到城市集约型经济形成的临界点,才能对城镇第三产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人口规模达到25万人以上,才具备发展现代商贸业的基础。
人口规模达到150万人以上,才可能形成都市经济圈的核心,产生城市吸附力和经济影响力。
人口规模达到500万——1000万以上,必将对城市群甚至大都市区的发展产生示范和带动作用。
从现实看来,增长极理论对世界各国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法国8个大城市即“中型发展极”地定位、美国对落后的田纳西流域地区的开发以及英国英格兰和苏格兰增长区的规划及其实施,都是增长极理论在发达国家成功应用的典范。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城市发展,郑州市进行了积极探索,建设中心城市的思路不断清晰,目标日益明确。
2003年7月,河南省委七届五次全会通过的《河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建设大郑州,把郑州建设成为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发展的龙头,做大做强郑州,构筑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2006年,郑州市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把郑州建设成为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
2008年,郑州市委九届九次全会提出,用10-20年时间,使郑州跨入全国先进城市和世界重要城市行列。
2010年,郑州市委九届二十次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郑州都市区、持续推进跨越式发展、形成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使郑州真正成为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
经过多年的努力,郑州市城市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已经具备了构建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的基础和条件。
郑州都市区是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先行区,具有示范作用。
所谓“三化”就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
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就是要坚持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路径,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加快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新型城镇化构建现代城镇体系。
郑州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建设方面具备一定的基础,具备了打造“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先行区的条件。
郑州是中原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城镇化水平较高,工业化进程加快、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这些都为郑州都市区成为“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先行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设郑州都市区必须推进“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
从全省情况看,河南担负着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任务,考虑什么问题都要把它放在第一位。
河南的粮食产量占全国九分之一,其中小麦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现在可以说是“中原熟、天下足”。
河南省的城镇化、工业化水平在全国是低的,加快河南的发展出路在于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但城镇化和工业化不能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实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郑州市责无旁贷,应该在全省闯出一条出路,带一个好头,为全省做好示范。
(二)充分认识郑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经过多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十一五”期间的跨越式发展,郑州市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进入了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创新引领、跨越发展的新阶段。
建设郑州都市区,就是适应郑州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选择。
郑州都市区是经济集聚发展的必然结果,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都市区是在一定经济社会及自然条件是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取决于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内因和外因,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城市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城市是生产要素的空间聚合体、劳动力的集中地和商品流通的集散地,也是展示其经济作用的最重要场合。
都市区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经济发展和城市演变都是生产力直接作用的结果,二者之间存在同步互动规律。
在近代城市发展阶段,工业化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工业革命带来了规模巨大、内容繁多的制造业门类,城市产业日趋复杂。
到了现代城市繁荣阶段,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大量服务业在城市发展起来,城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呈现出双向互动作用。
多年来,郑州市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加快二、三产业发展,三次产业比重由1978年的20.1:
63.5:
16.3调整到2010年的3.1:
56.7:
40.2。
工业经济大踏步前进,全市工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12.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996.4亿元,增长164倍。
2000年至2010年,郑州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各有37%提高到49.9%,平均每年提高1.29个百分点。
在工业快速发展阶段,企业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客观上需要扩大企业规模,但受土地和地价的影响,在原地扩张难度加大,上世纪90年代,宇通公司、郑州锅炉厂、郑州车辆厂等一批企业退内进外,由中心城市向外围转移;
进入新世纪,几家纺织厂、众多的服装厂向周边的县(市)搬迁。
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异军突起,由1978年的3.3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605.5亿元,增长534倍,在中心城区初步形成了以商贸物流、旅游会展、金融证券、服务外包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
郑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都市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郑州都市区是城市空间的高级形式,体现了城市的发展方向。
美国学者比尔·
斯科特根据美国大都市区地理、经济和社会空间结构的演进,将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划分为三个阶段:
单中心阶段、多中心阶段、网络化阶段。
根据20世纪都市区的发展规律,即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疏散,形成郊区独立的城市次中心,最终构成中心城市和周边次中心城市共同组成的都市区。
随着城市土地开发和旧城改造的不断进行,城市的空间布局及内部用地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城市次级中心的兴起,使城市布局由单中心模式向多中心模式发展,城市结构向组团式布局发展。
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通过对德国南部城市和中心聚落的大量调查研究后发现,一定区域内的中心地在职能、规模和空间形态分布上具有一定规律性。
都市区必须具有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支持的城市体系,城市间有严格的等级关系和明确的分工,在地域上形成合理网络,具有典型的圈层结构特征。
省政府提出的“一极两圈三层”,实际上是一种布局,具有圈层结构特征。
郑州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空间格局不断演化,呈现出以中心城区和外围组团为核心、中等城市为支撑、重点镇为节点、小城镇拱卫的城市发展格局。
也符合圈层结构特征,具备了都市区建设的条件。
郑州都市区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必将扎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交织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处于社会转型拐点。
教育、医疗、住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热点、难点问题比较明显,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已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工作。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今年2月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会,主题是“社会管理及其创新”,胡锦涛总书记在开班式上发表“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讲话,并就当前要重点抓的工作提出八点意见。
可以说,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央将社会管理创新作为一项紧要任务作出全面部署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省、市“十二五”规划《纲要》也对社会管理工作作出了专门安排。
郑州都市区建设正式顺应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在提高居民收入、调节分配比重、促进就业公平、规范房地产市场、加强社区建设、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基层政权建设、数字化管理、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有益探索与尝试,努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有力维护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
二、深刻认识郑州都市区建设面临的形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国际化、工业化、信息化等的共同推动下,必将演绎出一幅更为波澜壮阔的发展宏图。
未来10—20年是中国大城市向都市区过渡的关键时刻,都市化将成为城市发展的主题。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都市区还是一个新的理论,国外都市区大多是自然形成,发展中存在很多擎肘和问题,国内上没有系统的、完整的发展理论,都市区建设还没有成功的模式可以借鉴。
在新形势下,郑州都市区建设面临着重大机遇、存在一定困难,同时也具备突出优势。
(一)郑州都市区建设面临的机遇
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带来的机遇。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对一定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有关全局性、长远形、关键性的问题所作的筹划和决策,即在较长时期内,根据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估量,考虑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方面关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所要达到的目标、所应解决的重点和所需经历的阶段以及必须采取对策的总筹划和总决策。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几个阶段。
建国60年来,党和国家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提出并实施了各有侧重、各有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
第一阶段,建国以来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国家制定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政策基本以分析全球及我国地缘政治关系为基础,以从属于国防安全为目标,以平抑沿海和内地差距为方向,以接近原料地布局为方式,以国家完全计划调拨为手段。
这一阶段政策的实施结果是区域经济低效率平均发展。
第二阶段,自1978年后至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前,国家实施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
我国以沿海发达地区的优先发展作为撬动整个国家经济的杠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地区之间适度的经济差距,然后有次序的发展中西部地区,最终实现全国经济的共同发展。
这个时期,国家率先在沿海地区开辟经济特区、开放港口城市和经济开发区,赋予这些地区在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外资、外贸、价格等方面较大的自主权,并给予相应的特殊优惠政策,极大刺激了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
这一阶段政策的实施结果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并由此带动中国进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行列。
第三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阶段。
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已经起飞的基础上,中央相继提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
这一阶段主要的区域政策是在确保发展的前提下,消弱地区性差距,区域政策由注重效率向兼顾效率与公平方向转变;
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实施不同的针对性更强的区域政策。
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资本的流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国家经济发展的策略也有所调整,主要是扩内需,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增长,给我们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的内陆地区带来了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把中部地区推到了对外开放的前沿。
近年来,环渤海经济带、长三角、珠三角、皖江经济带、鄱阳湖经济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圈、太原城市群、关中—天水经济圈、成渝经济圈等20多个区域相继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从这方面看,中原经济区的概念如果不再提出,可能在新的竞争中失去机遇。
郑州都市区的建设是适时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了解和把握不住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可能会相对滞后10到20年。
随着今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原经济区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区域经济形成了网格化动态协调发展的态势。
这些发展战略的实施必将对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崛起与腾飞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也将为郑州都市区建设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
国内外产业转移为都市区产业调整和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产业转移是国际间或地区间产业分工形成的重要因素,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自身产业进步,在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等因素发生变化后,将处于创新、成熟或衰退等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与行业的产品生产、销售、研发甚至企业总部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
产业转移是产业转移国或地区与产业承接国或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在客观上表现为产业在空间上的移动,目的是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促进分工结构的优化。
产业转移是国际化分工的产物,它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与发达国家的资本优势相结合的最佳方式。
加工贸易产业在世界上经历了三次大的转移,第一次是加工贸易转移到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日本超级经济大国和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亚洲四小龙”;
第二次是20年前,我国沿海地区通过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形成“海外接单、沿海加工、国际销售”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使沿海经济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本世纪初,国家为促进中部地区的发展,鼓励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企业向中西部转移,第三次产业转移成为必然趋势。
从世界历史来看,每一次经济危机带来的必然是一次资本的大流动、产业的大转移。
现在我们正面临后危机时代新一轮产业大转移的浪潮。
国际资本和产业向中国、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流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资本和产业向中西部流动。
据有关专家分析,东部沿海地区大规模产业转移估计5年左右完成,仅广东、浙江、福建、上海4省市需要转移出的产业产值将达到14000亿元左右。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急于让大家抓产业转移,招大商、大招商,这些项目5年内不放到郑州,就放到武汉、西安、长沙了,转移给谁就是谁的。
而且本轮产业将呈现链式,集群式转移的特点,是行业成建制大规模转移。
富士康之所以到郑州来,不是偶然现象,有其必然性。
但也需要我们有所作为,抓住这个机遇。
当前国家经济已经由出口为主导转向以扩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战略。
纵观国内,中部地区尤其是河南省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两种优势,这样看来,企业绝对不可能拿着我们的资源,到沿海地区去加工,然后再投放到广阔的中部市场。
由此,东南部沿海地区实施产业转移,把产品的生产环节摆在中部是一种必然,河南、郑州必将成为转移的主战场。
我们有优势,中部地区的武汉、长沙,西部地区的西安等城市也有优势。
可以说,国内外承接产业转移已呈现“白热化”竞争态势,机遇稍纵即逝,如果我们抓不住这次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短期内会影响我市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长期下去就要在下一轮的竞争中败下阵来,面对激烈竞争,我们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承接产业转移的重大意义,在郑州都市区建设中,紧紧抓住本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战略机遇,增强“等不起”的急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下定决心,增强信心,充分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谋划好、组织好、承接好本轮产业转移。
建设郑州都市区就是要把产业集聚区、产城融合这些平台搭建好,以更好地承接新的产业转移。
(二)郑州都市区建设面临的挑战
城市综合竞争力不够强。
2011年1月6日,中国社科院公布的国内城市综合竞争力前100强中,郑州居54位。
与中部省会城市相比,低于排名第17的武汉和27名的长沙。
和周边省会相比,低于排名第7的南京、第30名的西安、第35名的济南。
在城市经济竞争力前20名中,南京、武汉居第13名和19名;
城市文化竞争力前20名中,南京第2名,武汉第12名;
城市社会竞争力前20名中,南京第2名,济南第15名。
三个分项竞争力中,郑州均榜上无名。
在中部及周边城市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人才和区域核心增长极的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郑州市的核心竞争力亟待提升。
放眼周边城市发展,呈现你追我赶,百舸争流的局面,郑州面临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大,处在不进则退,小进则退的关键时期。
郑州发展面临的阶段性矛盾。
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城市,郑州都市区的影响力和辐射带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原经济区的发展水平和一体化程度,以及在全国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与其他经济区域中心城市相比,郑州的经济规模和实力较弱,辐射带动中原经济区的整体发展能力还不足。
同时,城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偏弱,仅占全市的45%左右。
物流、金融、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和新型产业发展不足。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还较薄弱,综合承载能力不够强。
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升级,高新技术产业亟待快速发展。
工业化尚处在初级阶段,现代工业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
为什么说工业化处在初级阶段呢?
因为我们的工业产品多数是初级产品,缺乏高端产品,我们还是以资源型、传统型的加工业为主,缺乏高新技术的终端产品。
民营经济发展还比较滞后,经济发展活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资产证券化率较低,还不善于利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
经济外向度较低,外贸依存度不到10%,还处于较封闭的市场状态,吸引外资的任务艰巨。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足,高层次人才相对匮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较慢。
城市发展受到土地指标的严重制约,生态环境面临局部恶化趋势。
因此,我们必须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必须化危为机,迎头赶上,担当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三)郑州都市区建设具备的核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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