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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沉浮的背后,隐藏、叠加着因“历史的误会”而带来的种种人生坎坷与痛苦。
“他用自己的身心和血汗创造出了美丽的略带忧愁的‘湘西世界’,和在这个世界里呈现的自然的、健康的、真实的人生形式,为他赢得了现代文学大师的荣誉,这是他的杰出之处,悲剧也源于此。
……在强调不左就右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的时代,他被时代抛弃。
革命胜利之后他不能活跃在文坛,他的一些作家朋友也回避他。
沈老承受了淡出文坛,失去作家朋友的双重委屈。
‘十年一觉扬州梦’,沈老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一觉’就沉寂了30余年。
”[2]
沈从文怎能忍心割舍在他生命的黄金时期苦心经营的那个文学王国。
但他几乎从来不主动提起自己几十年来遭遇的不公与迫害。
倒是有不少好朋友及他的学生替他“鸣不平”。
巴金在回忆1949年北京召开首届文代会时说,文艺界似乎忘了沈从文,不让他出席文代会,不消说,沈从文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从文一定感到委屈,可是他不声不响,认真地干他的工作”,“他脸上仍然露出微笑”。
这就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他没有因受不公与委屈而沮丧消沉,而是“理解”包容了痛苦与磨难,心平气和地转入了自己以前有所涉猎并颇有兴趣的古文物研究,更让人惊讶与敬佩的是他通过几十年如一日的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工作实现了周总理的遗愿,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一批具有很高学术、艺术价值的文物专著,填补了我国文物研究领域的许多空白。
这些光彩的成就诠释了沈从文先生的赤子情怀,也正如他的《抽象的抒情》中所说到的,“只要求为国家总的方向服务,不勉强要求为形式上的或名词上的一律。
让生命从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世界文化成就的营养,也能从新的创造上丰富世界文化成就的内容。
让一切创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发展和应用。
让各种新的成就彼此促进和融和,形成国家更大的向前动力。
让人和人之间相处的更合理。
让人不再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的情感观念反映方法。
这是必然的。
”[3]可见,沈从文“被迫”离开文坛后是一种杂糅了新追求、无奈、痛苦的复杂心绪,沈老人格上的非凡魅力就体现于他没有在“沉默”中“灭亡”,而是在“沉默”中“爆发”了;
在于他没有“牺牲”自己的人格操守和艺术追求去迎合主流,而是把自己的新追求、无奈、痛苦转化为对一种理想的设计与实现上。
沈从文是一个勤于思考的文人,在文学作品、文物专著中都融入了他对人事、生命、宇宙等的思索与参悟,使得其作品附着了一层理性的光芒,增加了作品的美学底蕴。
身为一名写作者,他对“作家”这一职业有其独到的理解,“作家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较能够用开明脑子在客观上思索人生、研究人生,而且要提出一种意见表示出人生应有些事与普遍动物不同的。
他有思索,他要表现。
一个人对人生能作较深的思索,是非爱憎取予之际,必然会与普通人不大相同。
这不同不特要表现在作品上,还会表现到个人行为态度上!
”[4]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沈先生是一位集“思想家”与“实践家”于一身的文学者。
沈从文在自己20岁的时候以一个“乡下人”的角色带着“寻找理想,想读点书”的目标从偏处一隅的蛮荒之地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来到了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北京。
从此,他便开始了难以忍受的孤独和寂寞,同时,“窄而霉小斋”里也传来了沙沙的笔声,一个勇于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的文学青年逐渐成长、壮大起来。
的确,写作是沈从文先生的至高理想。
他对文学创造有着不竭的热情和永远的真诚,因为文学艺术有着“永恒”的意义,“宇宙万物有成有毁,人也有生有死。
古来多少人企求长生不老,白日飞升。
术士炼丹,海舟访仙,却终不过是徒劳之举。
……人为万物之灵,除分裂子嗣以延续生命外,还能通过精神文化产品,在自身肉体死灭之后,使生命获得长存。
其中的佼佼者,还可以在其创造性的产品中,刻下个体生命的鲜明印痕。
”[5]通过沈从文先生的一系列作品,我们“外界人”认识、了解了“湘西世界”的山水草木,人事习俗,深入全面地熟悉了生活在湘西及“生活在湘西印象中”的沈从文的成长、心路历程。
沈从文正是一位“佼佼者”,他“在其创造性的产品中”,将“个体生命的鲜明印痕”锲刻在清灵隽永、幽远古香的文字中。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
……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火,熠熠照人,如烛如金。
”[6]这是沈从文思索生命意义时说过的话。
他当之无愧为一位如水的“智者”,一位“大智如愚”的“智者”。
一真诚、豪迈的赤子情怀
于国家、民族。
沈从文虽然对“政治”始终保持着一种疏远状态,但他对国家、民族自始至终都抱以“赤子之心”。
他是一位“一生尽瘁于祖国文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与人与事无争的文学家”。
[7]他又是一位“富有时代责任感”的文人,在1933年秋冬到1934年春,沈从文先后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劝人读经》、《知识阶级与进步》、《打头文学》、《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表面上作者是在议论文坛不良风气以及社会政治方面的弊端,而深层用意是警示“民族特性的消失”和“国家政治制度的不良”,并探索“民族出路”,他关注的是一些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命题,这里面暗含了他的那份“忧国忧民”情愫。
他在《打头文学》中说:
“我们正需要打头文学”,如此,“方能把这个民族目前的危机与未来的恐惧揭发出来。
”在其两篇论海派的文章中,他把“海派”的地方性提升到民族劣根性的高度来审视、看待。
可以看出,他看待问题的角度不是从个人好恶和主观感受出发,而是从整个民族的前途、国家利益的角度批评文坛时弊,把文学的创新和诚实与民族的复兴联系起来,视野显得开阔。
沈从在《边城》出版时的题记中指出,他的这本书是给那些“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的,他期望自己的读者有很高的素质,“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这种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8]
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沈从文表现出超乎常人的热情与责任感。
“文革”期间有一件小事可作证实。
“……从湖北抱病回来后,一头又埋进他那‘琳琅满目’的斗室中,那间被‘文化大革命’‘革’剩下来的一小间房子……有一天,从院子到屋子都空前岑寂,那位好心的同志顿时紧张起来了,‘是不是……?
’他轻手轻脚地从门缝中往里窥看,原来老人家一手振笔直书,一手用大毛巾捂住正在流血的鼻子。
门开开了,进来的人没有说话,却满含眼泪地站在他面前。
沈先生看出来他的无言的嗔怪了,有如小学生逃学被发现了似的,歉意地笑了笑,说:
‘有什么法子,自己可用的日子不多了!
’”[9]为了完成自己制订的一系列文物工作,如对坛子、罐子,绸子、缎子,镜子、扇子,鞍子、鞯子,还有胡子、桌椅板凳等等的研究,沈从文只身忘我地工作着,“为了抢时间,照我们家乡话讲,这位古古板板的、山区农民型的老专家、老知识分子,正把他有生之年,无保留地投入无限的工作中。
”[10]沈从文视工作为生命,这里面浸透了、彰显出他热爱国家、民族的真挚感情,体现了他国家、民族做贡献的巨大热情。
他这种老有所为的精神,“是李义山的‘春蚕到死丝方尽’。
是郁达夫的‘犹吐青丝学晚蚕’。
是沈先生自己《喜新晴》诗中句:
‘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
’”[11]沈从文对工作、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
他深知,这既是文人的必备品质,也是国家、民族的需要。
“只要我心脏支持得住,手边有工具书,有材料可使用,工作还是可以用极端饱满热忱来完成。
”[12]我们不能不为沈从文的坚韧执着而感动,为他的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而感动。
于社会。
沈从文作为一个社会人,伴随着时局的变化,他不可能一直潜居于自己的“窄而霉斋”写作,他必然要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愈来愈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安宁。
诸多方面的因素促使沈从文开始开阔自己的视野,更多的社会现象、社会责任感浸入了他的血液中,“……我于是逐渐失去了原来与自然对面时应得的谧静。
我想呼喊,可不知向谁呼喊。
”[13]写于1940年12月的《云南看云》,当是时,中国人民八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也是沈从文九年避难昆明生涯的第四年。
面对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现状,沈从文有了与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的痛苦与喟叹。
此时,沈从文已逐渐提升为一位充满忧患感与民族责任感的现代思想家了,开始了发自肺腑的疾声“呼喊”,“最可悲的现象,实无过于大学校的商学院,近年每到注册上课时,照例人数必最多。
……就为的是这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使我们对于忧患之来,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忍受。
我们其所以能忍受,不特是我们要发展,要生存,还要为后来者设想,使他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好一点,更像人一点!
”[14]
看到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怪现状”和一幅幅让人揪心的“苦难图”,沈从文痛在心中,随之又把那份难以言表的痛楚通过艺术的形式表达在自己的文字中,作品里。
“我们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煸起更年轻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
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15]在这些素朴直白的文字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文艺战士扛着理想的旗帜,喊着铿锵的口号,义无反顾,视死如归地行走在枪林弹雨之中。
“一个前进作家他活下来时,假若他对于人生还有一点遥想的理想,为了接近那个理想,向理想努力,于生活中担受任何不幸,他是不至于退缩的。
他看准了他应取的方向,他对于他的牺牲便认为极其自然。
他相信光明与正义所在,必不至于因为前面触目惊心的牺牲了,就阻止了后面赴汤蹈火的继续。
他明白一页较新的历史,必须要若干年轻人的血写成的。
……可是,他们却相信,他们强悍的生,悲惨的死,是永远不会为你们年轻人忘掉的!
”[16]这段饱含慷慨激昂情感的“豪言壮语”是沈从文评价丁玲女士的,然而我们可以体会出、察觉到作者心中蕴藏已久的那种“理想”,和对实现“理想”途中那种“牺牲”的“极其自然”的坦然,以及对更多年轻人“前赴后继”的召唤!
沈从文是个关心社会、积极为社会奉献爱心的“好心人”。
“我常常看到报纸上普通新闻栏说的卖报童子读书,补锅匠捐款兴学等记载,便想,自己读书既毫无机会,捐款兴学倒必须做到。
有一次得了十天的薪饷,就全部买了邮票,封进一个信封里,另外又写了一张信笺,说明自己捐款兴学的意思。
末尾署名‘隐名兵士’,悄悄把信寄到上海《民国日报·
觉悟》编辑处去,请求转交‘工读团’。
作过这件事情后,心中有说不出的秘密愉快。
”[17]“读书”、“兴学”是关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百年大计。
尽管“自己读书毫无机会”,却要“捐款兴学倒必须做到”。
这是一种包含着理性思维的人文关怀,是沈先生社会良知的最佳展现,也是他人格的一个闪光点。
于朋友。
沈从文喜欢交朋友,他对朋友总是热情、真挚。
也因此,他拥有一大批的好朋友,获得了朋友们的一致赞赏。
“沈二哥极爱朋友,在那小小的朴素的家中,友朋往来不断,有年长的,更多的是青年人。
新旧朋友无不热情接待。
时常有困穷学生和文学青年来借贷。
尤其到逢年过节,即使家中所剩无多余,总是尽其所有去帮助人家。
”[18]
巴金、胡也频、丁玲、季羡林、施蜇存等都是沈从文的老朋友。
他们或收到过沈先生的物质帮扶,或收到他的精神鼓舞。
“他爱他的老友,他不仅为她呼吁,同时也在为她的自由奔走。
也许这呼吁、这奔走没有多大用处,但是他尽了全力”[19]“最近我意外地找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写给从文的信,里面有这样的话,‘前两个月我和家宝常见面,我们谈起你,觉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
这是真话。
’”[20]
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的交往是现代文坛中难得的,充满戏剧内容的一个片段。
他们三人之间既有着“桃花潭水深千尺”所不及的深厚友谊,又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文学理想。
他们坦诚相待、患难与共。
好友胡也频不幸遇难后,沈从文冒着生命危险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常德丁玲的家乡。
在当时形势复杂、严峻的情形下,他的这种举动带有一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湘西侠气”。
这段佳话无疑为“沈二哥极爱朋友”作了最有说服力的注脚。
在工作、生活中,沈从文交往的朋友“更多的是青年人”。
细细想来,这是沈老“有意而为之”,他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他用自己的心灵和经验引领青年人前行。
“我觉得他在天津《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那两年,培养出了一批作家,今天大都成名,这个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21]沈从文在自己写作之余,积极努力地鼓励、提携、奖掖青年文学爱好者,为我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真心与力量。
“沈先生这样一位著名作家给我这个刚开始学习写文章的青年那样亲切热情的信,我的兴奋和感激可想而知。
沈先生一向注意培育学习写作的青年,我也是受他的教育与奖掖的一个。
‘七七事变’前,我写了六七十篇文章都是因为他的鼓励和督促写成的。
”[22]“先生为我改文章,并四处推荐使我的文章得以发表,终于把一家报纸的文学副刊交给我编辑。
让我有更多实践的机会。
先生就是这样提携、鼓励和培养一个青年学生一步步走向成长道路的……从文师离开我们倏已两年,重温先生旧文[23],宛如夫子自道。
我在感激和悼念先生之余,抱着无限遗憾的心情,写下这篇为时已晚的小文,并且说:
‘从文先生并不死!
’”[24]
沈从文对朋友热情关心,但他却很少去关心自己小家庭的“居家状况”,他把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给了文学创作和古文物研究。
他一直过着简朴清雅甚至简陋的生活,“这里距小羊宜宾胡同,有两里路远近。
虽然这里兼作工作室与卧室,吃饭问题却无法解决,沈从文只能每天返回小羊胡同一次。
”[25]“冬天尚可,夏天天气热,他屋子特别闷热,带回去的两顿饭很容易变馊的。
我们担心他吃了会害病。
他说: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因为我们家里也颇想学习保存食物的先进办法。
‘我先吃两片消炎片。
’”[26]在这样常人难以忍受、亲朋好友为之愤愤不平的工作环境中,沈从文却异常勤奋地工作着。
他心里只有一件事情:
尽快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定稿、刊印,一定要尽全力高质量完成它,以告慰周总理的在天之灵。
二淳朴、执着的人生追求
对待写作,沈从文自始至终都像一个虔诚的“信教徒”,他将自己热血澎湃的青春、严肃认真的思考、博大宏远的人文关怀、臻于完美的艺术探索等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自己最爱的“习作”中。
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美仑美奂、充满人性意味的“湘西世界”,一篇篇动人心弦、耐人寻味的诗意之作寄托了作者心中那份日夜企盼的社会理想。
他用自己独立高标的“自由人”形象弥补了“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的黯淡。
沈从文对写作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
“写作不是‘职业’,却是一种‘事业’。
这事业若包含一种国家重造的理想,与一切现有保守腐败势力的观念组织,都必然发生冲突,工作沉重与艰苦,就不是恋恋于职业上生活安定的人能办得好的!
”[27]“写作是要有信心,有热诚,不计功利,不问成败,正义感特别强,对人生充满悲悯博大同情,而又能坚持到死去干的一分庄严工作。
……实在说,写作是一种相当沉闷又不能从任何报酬取偿的事业。
他努力于新的经典的产生,却必须把整个生命放上去。
”[28]可以看出,沈从文具有一种崇高的写作意图,他“心怀正义,悲悯人生”。
“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29],他是一个“人性的疗救者”、“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30]他热情地充当“人性的治疗者”,如同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一样扛起“启蒙”的大旗,他为自己的“启蒙”、“疗救”选择了一种有自己特色的表达、抒写方式。
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
沈从文的作品无不彰显着其独一无二的魅力,可以被视为一部情态各异、内涵深厚的“人曲”。
沈从文说: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匀称,体形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31]在这座庙里,我们看到了各式各样的人,将军、士兵、“柏子”、“水手”、妓女……,他们都拥有一个合理的生存席位,都蒙受着一份沈从文给予的温爱、同情和关怀。
关心人、肯定人、尊重人,强调对人生价值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切是沈从文全部作品的内核和一生的执着追求。
他笔下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中,最光彩照人的是那群女性形象,如夭夭、萧萧、翠翠。
这些女性形象,美丽、朝气、活泼、生机盎然、健康、善良,构成“边城的人间生存自在形态,它是一种寄托着沈从文全部理想与艺术良心的艺术境界。
以《丈夫》、《边城》为例,我们探讨一下蕴藏在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性力量。
《丈夫》中的故事发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湘西。
当时,湘西人民(即汉族和苗族、土家族聚居地区人民)在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下,过着饥寒贫瘠的生活。
在困苦饥饿中挣扎的人民,使尽浑身解数也难以摆脱现实的困难种种,无奈之下他们“集体无意识”地想到了靠“送出妻子”挣钱,养家糊口的“古法”来。
这种内外界所不齿,不能接受的“现实”在湘西那块“荒蛮一隅”的土地上却有着其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的“生存土壤”。
《丈夫》便是这种情形下以平静、淡远的笔法抒写了丈夫自然人性的悄然觉醒。
在其心灵变化的历程中,作者没有表述自己的主观评述,也未流露出任何感情色彩。
这或多或少打上了自然主义那种“尚自然、崇客观”的写作烙印。
二三十年代的湘西把这种送妻挣钱的行当看成是一种正常的谋生手段,称之为“生意”。
“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所以许多年轻的丈夫,在娶媳妇以后,把她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作品中的这位丈夫没有领媳妇回去的打算,而只是“象访远亲一样”,“背了整箩整篓的红薯,糍粑之类”去看看妻子而已。
对于妻子身上发生的“象城市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的变化,乡下来的丈夫感到极大的惊讶,只是在“女人问起钱”,“问起家乡豢养的猪”时,他才“胆子大了点”。
而当其烟管被女人夺去,塞给他一支“哈德门”香烟时,他更吃惊了。
当看到那“一上船就大声的嚷要亲嘴要睡觉”的客人时,“丈夫不必指点,也就知往后舱钻去。
”丈夫的一举一动中包含了多少辛酸与苦辣,让人为之痛心。
所幸的是丈夫已在慢慢地觉醒,“人性”在艰难的抬升,“如今和妻子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转去了。
”到文章的结尾处,长久被湮没、压抑的丈夫的尊严猛然抬头了,他获得了人应有的权利与尊严,“两夫妇一早都回转乡下去了”。
《丈夫》暴露了中国旧时社会经济制度戕害人性的罪恶,召唤、赞美自然人性的觉醒和复归。
[32]
《边城》同样有着丰富的人性内涵。
它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所展现的主要是作为中华民族性格的典型特征。
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其实深深地锲刻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在。
在老船夫和“船总”顺顺身上凝结的是中华民族生命生存意志中的顽强、坚韧、淳朴、勤劳的品格,在天保和傩送等年青人身上张显的是中华民族生命魂魄中既勇敢又超越洒脱的品格,而在翠翠身上更是充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对健康、自然、优美的理想人性的无限憧憬与向往。
《边城》中的人物形象身上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墨、道精神,它形象而不失深刻地揭示了儒家的刚健有为、仁爱雄强和认真为公的精神,墨家的热忱朴实的生活原则,道家的超脱潇洒的人生态度。
沈从文笔下的艺术形象启示我们:
生命之美可以超越现实和命运。
沈老所崇尚、追求的生命之美是未经社会文化、“现代文明”所浸染的自然的、朴素的、原始的“泛神”之美。
“人性美、神性美”支撑了沈从文的文学事业,为他获得了永恒的艺术生命力,同时,他对“人性”的坚守和探索使其获得了永久的人格魅力。
三深沉、恒久的人文关怀
沈从文是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
他的理想和“左翼”作家一样有着对民族、国家、民众的终极关怀,他给自己设计的路径是建筑人性的殿堂。
通过对人性的探寻、呼唤和赞美来实现“重造经典”的理想,即重构民族文化的思想文化资源,正如他在阐述其代表作《边城》创作目的时所讲:
“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到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青年人的血里或梦里。
”[33]沈从文“重造经典”的理想,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及文化中是最需要的精神资源,他对湘西世界原始的“生命”——人性的发掘与赞扬,对儒家、墨家、道家等民族传统文化中积极思想文化因素的肯定和书写,其最重要的意旨是民族文化的重构。
苏雪林是最早评论沈从文的评论家,她精准地发现了沈从文蕴藏在文字中的理想,“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使他兴奋起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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